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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说。
"小俞？"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花生说，"那是在我和那只阉鸡生活了四年后，他母亲老是找我的茬。我那时想，要毁了你的生活多容易呀，如果没有机会重新开始的话。"
"我也有同感，"我说，"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花生接着说："我想起了年轻时候，我梦想过的那些东西。"
"你所有的希望，你的天真。"我加了一句。
"让我说完，"花生说，"不管怎么说，我心里有了这想法，我就决定到学校走一趟，看看我们以前的老师。我就去了，你还记得嬷嬷吗，就是鼻孔一只大，一只小的？"
我点点头，"她总是很严厉的。"
"那时嬷嬷已升为督导了。她想领我看学校收到了多少捐款。她领我去看了新建的图书馆，有新的圣婴耶稣窗的小教堂。
"然后她带我到学校后面的小公墓。还记得每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嬷嬷就把我们送到这墓地吗？她以为这样就能吓住我们，让我们规矩些。这墓地新开了一条渠道，水从一个婴儿口中流出来。我对这个很欣赏，也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一块墓碑上有小俞的名字。我很震惊，就好像看到小俞已经变成了石头。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连声问嬷嬷。她说，'哦，这是个悲惨的故事。她刚刚结婚一年，就突然死了，是一次车祸。'
"嬷嬷没说是什么样的车祸。可我马上就有点怀疑。她干吗要葬在学校的公墓里？她的夫家应该把她葬在自己家坟地里才是。我就把这个想法跟嬷嬷说了。她说，'她在这儿那么多年都很开心，所以她母亲就觉得她应该和其他开心的姐妹在一起。'
"于是我心想，这是一个愿望，不是理由。我正为此事感到困惑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轻轻说，'去弄清楚。'我马上向嬷嬷要小俞家的地址，以便到她们家去问候。我不知道干吗要这么做，我身不由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推我。
"我离开学校马上往小俞家走去。这时我又大吃一惊，小俞不像学校里大多数姑娘一样，出身于有钱人家。她家原来在一幢老屋子的二层楼上，只有两个房间，比穷人好不了多少。所谓的家里人只有一个守寡的母亲。这可怜的母亲从她舅舅那儿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积攒起来给小俞交学费，留下一点给她作嫁妆用。所以你瞧，她一辈子全部的希望都放在女儿身上了，谁料想女儿结婚一年就离开了人世。"
"哎呀！"我喊出来了，"真是大惨了。"
"更惨的还在后面呢，"花生说，"她母亲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好像没人再提起她的女儿的名字。因为她女儿不是死于车祸，而是自杀的！"
"自杀！"
"她说是被她夫家逼得走投无路她才自杀的。我一听这话，全身都发抖了。就在那天早上我一直在想，要是我不能马上找到一条离开夫家的路，我也可以自杀嘛。"
"我也这样想过好多次了。"我轻轻对花生说。
"那做母亲的也责备自己，"花生说，"因为这场婚事是她给安排的——嫁的是她堂兄弟的朋友的一个外甥，家住苏州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人家告诉她，这未来的丈夫和他父亲一起做面条生意，可红火着哩。
"小俞的母亲从没见过这位外甥。举行婚礼的那天才第一次见到他。她说，他好像很紧张，人们不得不提醒他从哪儿进去，说什么话。他不合时宜地咧嘴哈哈大笑，弄得小俞的母亲还以为他喝醉了。他没醉。他是个痴呆，还要尿床。天上刮大风的时候，他还要哭。他还以为小俞是他的大姐姐呢。
"小俞回家告诉母亲，想请她帮忙了结这门亲事。她母亲说那样她的生活只会更糟。眼下至少婆家对她还不错，给她许多吃的东西。尽管丈夫是痴呆，但她已经听说他还是会生孩子的，他在村里跟一位姑娘有过那事。所以母亲就告诉小俞，'好好待着吧，忍一忍。'小俞就回夫家去了。她爬上院子的大树，在枝头打了个结，另一个套在自己脖子上，就上吊了。
"'整整一年，'那做母亲的说，'我只有一个念头，也想干同样的事。'小俞的母亲说到这儿就哭了，我也哭了。当她告诉我这个的时候，我脖子也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好像在说梦话似的：'那么一个姑娘要结束婚姻就只能走这条路了。'
"小俞的母亲哭着说，'不，不对。她是因为走投无路，无依无靠才走上这条绝路的。'
"那天下午，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来倾听我的种种烦恼。我现在想起来，是小俞在我耳边说话，要我去找她母亲的。因为后来就是在那一年，小俞的母亲帮我逃脱了我的婚姻。"
"她怎么做得到呢？"我说。我以为我能从这个答案中听到几个字，对付我自己不幸的婚姻。
花生站起来说，"你干吗不问她自己？"
"什么？"
"问她，"花生说，"问小俞的母亲。她就在楼下，正在为这幢楼里所有逃婚的女人弄中饭呢。"
所以这时我才明白，整幢房子是地下室，住满了女人和孩子。你想象得出吗？我又害怕又兴奋。我兴奋的是和这幢屋子里的九个女人在一起，她们都曾有过可怕的婚姻，而现在不必再服从她们的丈夫和婆婆了。
我们下楼的时候，小俞的母亲还在做饭。大家都叫她小俞妈。看看她的样子，你想不到这个正在煎鱼和炒苦瓜的小女人，竟会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但那时，大多数共产党人不再公开穿制服了。你要是告诉别人说你是个共产党，不是疯了，就是死路一条。
其他女人都从不同的工作岗位回来吃中饭了。一个在做法语家庭教师，另一个在鞋厂做工，还有一个做扫帚在大街上卖。她们的家庭背景各不相同。实际上她们就和你在上海大街上碰到的任何人一样。
所以没人跟我说，"我是个共产党，你呢？"但你从她们谈论的事情上可以听出。比方，当我们坐下一起吃饭的时候，小俞妈就对我说了："我希望吃苦瓜不会太为难你吧。我自己不经常吃，但吃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有东西吃够满足了。"她笑了，花生和另外几位女人也笑了。
她们全都喜欢吃苦瓜。不是喜欢它的味道，而是喜欢与它有关的话题。"噢，你还没吃过苦呢，"有个女人说，"冬天只靠一块煤砖取暖做饭，那才叫苦呢。"另一个就说了："这苦瓜比我从前给大户人家当奴隶的滋味可要甜得多了。"
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喜欢苦瓜，不光以前，后来，还是现在。我不想当一个革命家。但如果她们要我当，我也会当的。要是吃苦瓜就能离婚，我宁可天天吃苦瓜，顿顿吃苦瓜。要是改变整个世界就能改变我的生活，我也会干的。我觉得这屋子里的女人对生活的看法也和我差不多。
吃完简单的中饭后，她们七嘴八舌地问了我很多问题。尽管她们是陌生人，我却把一切全讲给她们听了，我讲到了文福的家庭，我的家庭，也讲到现在文福把一切捏在自己手中的情况。
"既然这样，那么，他是不会轻易同意离婚的。"坐在桌边的一个妇女说，"我也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我丈夫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因为放我走就等于放弃我家的财产。"
"你儿子怎么样？你想让他和你在一起吗？"小俞的母亲说。
"当然想。我丈夫对我们的儿子一点也不关心，只是把他作为阻挠我离婚的工具。"
"钱呢？"另一位说，"你有自己的私房钱吗？"
"还有一点点陪嫁钱，只够供日常开支。"
"别忘了你的首饰，"花生说，"你结婚时不是有两只金手镯吗——还在手头吗？"
我点点头，"还有两条项链，两对耳环，一只戒指。"
"你丈夫在外面有相好的女人吗？"小俞的母亲问。
"多着哩！"我说，"他就像一条狗，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一个接一个。"
"可有没有一个他特别喜欢的，经常和他来往的？"坐在桌边的那个妇女问，"有时姘头会强迫男人离开原先的太太的，要是他对那个女人的欲望特别强的话。"她苦笑了一下。
"他对谁都不会特别感兴趣。"我说，"以前，他的习惯是找一个女人，玩几星期，然后就把她抛了。现在我们住在我父亲的屋子里，他自己的父母亲也在。那么多眼睛盯着他，所以他不再把脏女人带到家里来了。我就不知道他去找谁了。"
"那么你呢？你有相好吗？"一个前排牙齿都掉了的女人问。
"当然没有！"我生气地说，"是我丈夫道德败坏，不是我！你怎么会这么想"说着我慌张起来了，然后又为我的慌张而感到难为情。当然，因为想到了吉米路易。我们不是情人，但我第一次感到了那种肯定是情人才会有的秘密的感情，害羞和保护这种害羞的需要。
小俞的母亲拍拍我的手，安慰我说，"这不是有意要和你为难，"她解释道，"有时一个女人为了保护自己，假装有个相好也是有用的。"
"尤其是当这个丈夫不想大丢面子的时候。"花生说。
"当初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帮你堂妹的。"小俞的母亲说，"捏造一个情夫出来。打那以后，她很快就离了婚。"
"可干吗要弄成是我的过错？"我说。
"那好，"那个缺牙的女人说，"挽回你自己的面子，保持你那痛苦的婚姻吧！那么漂亮那么骄傲——正是像你这样的女人抛弃不了老传统。只能怪你自己了。"
"别吵了，别吵了，"小俞的母亲说，"我们还是尽量想出最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她转向我，"同时，你得把你所有的首饰全凑在一块，钱能找到多少就算多少。等你准备好了，就带你儿子跑出来，不要让别人盯上了。你到后，我们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你自己能做到这一步，要不要人帮忙？"
"我能对付。"我马上回答。说这话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去实行呢。
生说。
"小俞？"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花生说，"那是在我和那只阉鸡生活了四年后，他母亲老是找我的茬。我那时想，要毁了你的生活多容易呀，如果没有机会重新开始的话。"
"我也有同感，"我说，"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花生接着说："我想起了年轻时候，我梦想过的那些东西。"
"你所有的希望，你的天真。"我加了一句。
"让我说完，"花生说，"不管怎么说，我心里有了这想法，我就决定到学校走一趟，看看我们以前的老师。我就去了，你还记得嬷嬷吗，就是鼻孔一只大，一只小的？"
我点点头，"她总是很严厉的。"
"那时嬷嬷已升为督导了。她想领我看学校收到了多少捐款。她领我去看了新建的图书馆，有新的圣婴耶稣窗的小教堂。
"然后她带我到学校后面的小公墓。还记得每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嬷嬷就把我们送到这墓地吗？她以为这样就能吓住我们，让我们规矩些。这墓地新开了一条渠道，水从一个婴儿口中流出来。我对这个很欣赏，也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一块墓碑上有小俞的名字。我很震惊，就好像看到小俞已经变成了石头。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连声问嬷嬷。她说，'哦，这是个悲惨的故事。她刚刚结婚一年，就突然死了，是一次车祸。'
"嬷嬷没说是什么样的车祸。可我马上就有点怀疑。她干吗要葬在学校的公墓里？她的夫家应该把她葬在自己家坟地里才是。我就把这个想法跟嬷嬷说了。她说，'她在这儿那么多年都很开心，所以她母亲就觉得她应该和其他开心的姐妹在一起。'
"于是我心想，这是一个愿望，不是理由。我正为此事感到困惑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轻轻说，'去弄清楚。'我马上向嬷嬷要小俞家的地址，以便到她们家去问候。我不知道干吗要这么做，我身不由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推我。
"我离开学校马上往小俞家走去。这时我又大吃一惊，小俞不像学校里大多数姑娘一样，出身于有钱人家。她家原来在一幢老屋子的二层楼上，只有两个房间，比穷人好不了多少。所谓的家里人只有一个守寡的母亲。这可怜的母亲从她舅舅那儿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积攒起来给小俞交学费，留下一点给她作嫁妆用。所以你瞧，她一辈子全部的希望都放在女儿身上了，谁料想女儿结婚一年就离开了人世。"
"哎呀！"我喊出来了，"真是大惨了。"
"更惨的还在后面呢，"花生说，"她母亲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好像没人再提起她的女儿的名字。因为她女儿不是死于车祸，而是自杀的！"
"自杀！"
"她说是被她夫家逼得走投无路她才自杀的。我一听这话，全身都发抖了。就在那天早上我一直在想，要是我不能马上找到一条离开夫家的路，我也可以自杀嘛。"
"我也这样想过好多次了。"我轻轻对花生说。
"那做母亲的也责备自己，"花生说，"因为这场婚事是她给安排的——嫁的是她堂兄弟的朋友的一个外甥，家住苏州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人家告诉她，这未来的丈夫和他父亲一起做面条生意，可红火着哩。
"小俞的母亲从没见过这位外甥。举行婚礼的那天才第一次见到他。她说，他好像很紧张，人们不得不提醒他从哪儿进去，说什么话。他不合时宜地咧嘴哈哈大笑，弄得小俞的母亲还以为他喝醉了。他没醉。他是个痴呆，还要尿床。天上刮大风的时候，他还要哭。他还以为小俞是他的大姐姐呢。
"小俞回家告诉母亲，想请她帮忙了结这门亲事。她母亲说那样她的生活只会更糟。眼下至少婆家对她还不错，给她许多吃的东西。尽管丈夫是痴呆，但她已经听说他还是会生孩子的，他在村里跟一位姑娘有过那事。所以母亲就告诉小俞，'好好待着吧，忍一忍。'小俞就回夫家去了。她爬上院子的大树，在枝头打了个结，另一个套在自己脖子上，就上吊了。
"'整整一年，'那做母亲的说，'我只有一个念头，也想干同样的事。'小俞的母亲说到这儿就哭了，我也哭了。当她告诉我这个的时候，我脖子也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好像在说梦话似的：'那么一个姑娘要结束婚姻就只能走这条路了。'
"小俞的母亲哭着说，'不，不对。她是因为走投无路，无依无靠才走上这条绝路的。'
"那天下午，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来倾听我的种种烦恼。我现在想起来，是小俞在我耳边说话，要我去找她母亲的。因为后来就是在那一年，小俞的母亲帮我逃脱了我的婚姻。"
"她怎么做得到呢？"我说。我以为我能从这个答案中听到几个字，对付我自己不幸的婚姻。
花生站起来说，"你干吗不问她自己？"
"什么？"
"问她，"花生说，"问小俞的母亲。她就在楼下，正在为这幢楼里所有逃婚的女人弄中饭呢。"
所以这时我才明白，整幢房子是地下室，住满了女人和孩子。你想象得出吗？我又害怕又兴奋。我兴奋的是和这幢屋子里的九个女人在一起，她们都曾有过可怕的婚姻，而现在不必再服从她们的丈夫和婆婆了。
我们下楼的时候，小俞的母亲还在做饭。大家都叫她小俞妈。看看她的样子，你想不到这个正在煎鱼和炒苦瓜的小女人，竟会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但那时，大多数共产党人不再公开穿制服了。你要是告诉别人说你是个共产党，不是疯了，就是死路一条。
其他女人都从不同的工作岗位回来吃中饭了。一个在做法语家庭教师，另一个在鞋厂做工，还有一个做扫帚在大街上卖。她们的家庭背景各不相同。实际上她们就和你在上海大街上碰到的任何人一样。
所以没人跟我说，"我是个共产党，你呢？"但你从她们谈论的事情上可以听出。比方，当我们坐下一起吃饭的时候，小俞妈就对我说了："我希望吃苦瓜不会太为难你吧。我自己不经常吃，但吃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有东西吃够满足了。"她笑了，花生和另外几位女人也笑了。
她们全都喜欢吃苦瓜。不是喜欢它的味道，而是喜欢与它有关的话题。"噢，你还没吃过苦呢，"有个女人说，"冬天只靠一块煤砖取暖做饭，那才叫苦呢。"另一个就说了："这苦瓜比我从前给大户人家当奴隶的滋味可要甜得多了。"
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喜欢苦瓜，不光以前，后来，还是现在。我不想当一个革命家。但如果她们要我当，我也会当的。要是吃苦瓜就能离婚，我宁可天天吃苦瓜，顿顿吃苦瓜。要是改变整个世界就能改变我的生活，我也会干的。我觉得这屋子里的女人对生活的看法也和我差不多。
吃完简单的中饭后，她们七嘴八舌地问了我很多问题。尽管她们是陌生人，我却把一切全讲给她们听了，我讲到了文福的家庭，我的家庭，也讲到现在文福把一切捏在自己手中的情况。
"既然这样，那么，他是不会轻易同意离婚的。"坐在桌边的一个妇女说，"我也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我丈夫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因为放我走就等于放弃我家的财产。"
"你儿子怎么样？你想让他和你在一起吗？"小俞的母亲说。
"当然想。我丈夫对我们的儿子一点也不关心，只是把他作为阻挠我离婚的工具。"
"钱呢？"另一位说，"你有自己的私房钱吗？"
"还有一点点陪嫁钱，只够供日常开支。"
"别忘了你的首饰，"花生说，"你结婚时不是有两只金手镯吗——还在手头吗？"
我点点头，"还有两条项链，两对耳环，一只戒指。"
"你丈夫在外面有相好的女人吗？"小俞的母亲问。
"多着哩！"我说，"他就像一条狗，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一个接一个。"
"可有没有一个他特别喜欢的，经常和他来往的？"坐在桌边的那个妇女问，"有时姘头会强迫男人离开原先的太太的，要是他对那个女人的欲望特别强的话。"她苦笑了一下。
"他对谁都不会特别感兴趣。"我说，"以前，他的习惯是找一个女人，玩几星期，然后就把她抛了。现在我们住在我父亲的屋子里，他自己的父母亲也在。那么多眼睛盯着他，所以他不再把脏女人带到家里来了。我就不知道他去找谁了。"
"那么你呢？你有相好吗？"一个前排牙齿都掉了的女人问。
"当然没有！"我生气地说，"是我丈夫道德败坏，不是我！你怎么会这么想"说着我慌张起来了，然后又为我的慌张而感到难为情。当然，因为想到了吉米路易。我们不是情人，但我第一次感到了那种肯定是情人才会有的秘密的感情，害羞和保护这种害羞的需要。
小俞的母亲拍拍我的手，安慰我说，"这不是有意要和你为难，"她解释道，"有时一个女人为了保护自己，假装有个相好也是有用的。"
"尤其是当这个丈夫不想大丢面子的时候。"花生说。
"当初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帮你堂妹的。"小俞的母亲说，"捏造一个情夫出来。打那以后，她很快就离了婚。"
"可干吗要弄成是我的过错？"我说。
"那好，"那个缺牙的女人说，"挽回你自己的面子，保持你那痛苦的婚姻吧！那么漂亮那么骄傲——正是像你这样的女人抛弃不了老传统。只能怪你自己了。"
"别吵了，别吵了，"小俞的母亲说，"我们还是尽量想出最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她转向我，"同时，你得把你所有的首饰全凑在一块，钱能找到多少就算多少。等你准备好了，就带你儿子跑出来，不要让别人盯上了。你到后，我们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你自己能做到这一步，要不要人帮忙？"
"我能对付。"我马上回答。说这话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去实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