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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住的地方就在前面不远,于是我们一路走过去没说多少话。
"你干吗要等我?"我问,"我来得那么迟。"
"我以为肯定是你的鞋子又出毛病了,"他说,"我猜你跟昆明跳舞时那样又掉了鞋跟。"
我笑了,吉米也笑了。然后他又认真起来,"打那天起,我就爱上你了,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用没跟的鞋子还是赤着脚跳舞。你看上去很弱,但实际上又勇敢又坚强,无论谁也无法阻止你。"
真的,你父亲就是这么说的。他认为我很坚强。我自己从来不这么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相信我。在他往后的日子里,他就是这么相信我的。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不管怎么说,我把我婚姻的痛苦全告诉了吉米路易,我说我在抗战期间就想离开文福,只是因为淡若才没走成。
"可现在我想去问问我堂妹她是怎么干的。"我说,"我也想离婚。"
吉米路易说:"你瞧你多坚强啊!"
我说:"这不是坚强。我是没力气跟他斗下去了。有时我真不知道,怎么还能和他过一天?"
吉米路易说:"这就是你的坚强。"说着我们就到了花生住的宿舍前。吉米路易说他在书店等我。
"我可能要待很久。"我说。
"两三个钟头,三四个钟头都没关系。"他说,"我会等的,我已经差不多等了五年了。"
你瞧他可真够浪漫的啊!我一找到他,就觉得很难再离开他了。
我进了一个小小的公用厨房,地板上躺着两个婴儿。我问一个正在做中饭的女人,江华珍是不是住在这屋里。"啊?"她问道,"你找谁呀?"我走近一步,冲着她嘶嘶响的油锅又大声说了一遍。她笑了,在衣服上擦擦手,拉住我的胳膊,把我引到楼梯口。"从这上去,小妹妹,第三层,二号。最好先敲敲门,她已经有个客人了。"然后她回头做她的饭,笑着对自己说,"客人真多呀!"
我踏上黑洞洞的楼梯,每走一步,就越来越担心,不知道到上面到底会发现什么。要是花生已经成了一个街头女郎呢?那些失去丈夫和家庭的女人不都是这么干的吗?要不,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家庭的女人怎么活下去呢?
我走到二号门口停了下来。我听到屋里有声音,好像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像是花生的,还是那么不耐烦,完了在发牢骚。我敲敲门,说话声停下来了。
"谁呀?"花生粗声粗气地冲外喊道。
"江雯丽!"我回喊道,"你江姐姐!"
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门忽然开了,花生把我拉进去,乒的一声关上了门。她拉拉我的头发,摸摸我的脸,嚷道:"瞧你!到底还是来了!干吗等那么久?"
她看上去还是老样子,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同样撅嘴的微笑,同样淘气的眼睛。我放心了。
但我再仔细瞧瞧,发觉她已经变了一个人,要是在大街上碰到,我会认不出她来。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很随便地分了一下。身上穿了一件质地很差的纽扣衫,一点没什么样子,我甚至看不出她是胖了还是瘦了。她的脸上没搽粉霜,露出平常的肤色。你要是看见就好了。这就是那个以自己的白皮肤为骄傲的姑娘,现在她黑得就像个广东人!
"嗨!见见我的朋友吴。"她说着,把我像陀螺似的转了个身。我看到了一个戴副圆眼镜的年轻人,一头浓黑的头发,朝后梳着。他手里拿一枝画笔。房间里全是纸张,散落在地板上,挂在椅子上,摊在她的小床上。纸上说的都是同一回事,是关于一次学生集会,抗议新的土地改革的。所以这肯定是真的,花生是个共产党。
"这些已经干了,"她对那年轻人说道,"把它们拿走吧,剩下的我们晚上再来干。"她用命令的口气说,但那男的好像并不在乎。他很快卷起那些标语,跟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就把礼物拿给她,两份礼物都用纸包起来了。她看上去有些烦恼,叹了一口气,收下了。我以为她要先收下,一个人的时候再打开来。这是一种客气的做法,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要是你不喜欢这礼物,也没人看到你脸上失望的表情。但她等不及了。
她先打开了老阿婶送的那份。原来是一面老式的小镜子,是银制的,背面和手柄上还雕了花。
"嗨,瞧瞧这个,"花生说着,皱起了眉头,"上次见到她时,她对我说,'我以前认识的那位漂亮姑娘,她还在吗?'我告诉她我没镜子照,但不管是不是漂亮,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所以你瞧,她就给了我这个。哼,她以为这破东西能说服我回到我以前的生活去。"
花生朝镜子里望望。我觉得她还有以前的那种虚荣心。她拍拍自己的脸,张大眼睛,对着镜子笑笑。说真的,她还是有点漂亮的。她的皮肤很光洁,她的眼睛很大。虽然她的脸大圆了。当然这缺点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共产党。甚至她从小娇生惯养,对穷人缺乏同情,这一点也如此。她放下镜子,又转向第二个包裹。
"恐怕我的礼物也不合适。"我说。
她像孩子似的撕开了纸包。她拿起袜子,就咧开嘴大笑起来,笑了很久。
"我可以拿回去,"我不好意思地说,"来,给我吧。"
"不,不,"她喊道,紧紧地把袜子贴住身于,"这些东西可值钱哪。我可以拿到黑市上去卖个好价钱。这礼物好。"她看看我,然后很坦白地说,一点也不难为情,"我没什么东西给你。这些天我没时间来弄这些客套。"
"当然,"我说,"你不知道我要来。你怎么能"
"不,"她用严肃的口气打断了我,"我说了,哪怕我知道,哪怕我有钱,我也不会再用这些客套来烦自己了。这实在是太麻烦了——再说,有什么意思呢?"
我担心花生变坏了。她把袜子放在架子上。但当她转过头来时,她向我伸出双手,说,"堂姐"——糖姐,那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互相叫的友好的称呼。"堂姐,"她又叫了一声,紧紧握住我的手,"你能来我真是好开心呀。你瞧,这可不是什么客套话。"
那天下午,我们谈得很开心。我们坐在床上,彼此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对方,就像小时候那样,只不过这次我们不需要说悄悄话。我们坦然地谈着一切。九年前,我们为谁能找到最完美的婚姻而争个不休。现在九年过去了,我们争论的是谁的婚姻最糟。
"只要想一想,"我说,"你那时差点气疯了,因为文福娶的是我,而不是你。现在你知道你避免了多少后悔呀。"
"尽管这样,你的婚姻也比我的强,"花生说,"我的婚姻最糟糕!"
"你不知道,"我说,"你无法想象那么可恶、那么自私、那么凶恶的一个丈夫"
花生打断了我,"我丈夫是个雌婆雄。"
花生说到这儿,我还不相信她。我不知道你们英语是怎么说的,但在上海话里,雌婆雄的意思就是那种"不像公鸡也不像母鸡的一种鸡",所有公的和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生的蛋变成一只小鸡。老阿婶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我们一个远房亲戚生下一个雌婆雄,有两个器官,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老阿婶说那孩子的母亲不知把他当儿子养,还是当女儿养好。后来她不用费心思了,因为孩子死了。老阿婶认为是当母亲的杀死的,因为她要是把雌婆雄当儿子养大的话,他是决不可能生孩子的。
"你丈夫怎么会是雌婆雄呢?"我问花生,"我记得你信里说,他和死去的前妻生了五个儿子。"
"每年他家里人到一个小村子去买一个刚生下来的小孩。你要是看见就好了——没一个孩子像的。一个皮肤很黑,一个很白,一个长得胖乎乎的,活泼可爱,另一个又瘦又安分。明眼人一见就知道是买来的。"
"但喵喵怎么能把你许配给这么一个人呢?"
"她也不知道。做母亲的一直把这孩子当儿子养。结婚好几个月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不碰我,我还以为他对我不满意呢。"
"那你后来看到了两个器官?"
"我看到他和另一个男的躺在我们床上!他身上雌的方面勾引了一个雄的。我跑到他母亲那儿,告诉她我看到了什么。你知道她怎么着?她打了我一个耳光,叫我不要再提起有关她儿子的这种谎
"要是你没看到两个器官,"我说,"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是一个雌婆雄呢?"
花生叹了口气。"就是因为我告诉他母亲她儿子是个雌婆雄,她就一次又一次地打我耳光,好像不让我相信就能改变这个事实似的。"
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是按照花生跟我说的那样原原本本告诉你的。所以我不能说,她丈夫是否真像她说的那样。也许她这么说,只是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同性恋"这个词。要是一个男人一直不结婚,人家就会在背后说,"说不准他是个雌婆雄。"他们不会用这个词来说一个独身女人的。他们有另外一种说法,但我现在已经忘记怎么说了。
不管怎么说,花生说她成了守活寡的。"一年后,他母亲硬要我出去躲了五个月,"她说,"一个人也不能见。最后,他母亲就把一个新生下来的儿子抱出来给人看。我不得不假装这孩子是我自己生的。我跟你说,我对这孩子一点也没有兴趣。我对一切都没有兴趣,对我所有的漂亮衣服也没了兴趣。一切全是空的。我这辈子就像有一天我从书里读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虚假的世界中,社会就像在烂木头上刷了一层油漆。"
哎呀!她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活脱脱像个革命党。可她还是我所认识的我们一起长大的花生:骄傲自大,我行我素,喜欢借用别人发明出来的时髦话。
"那你最后是怎么离开的?"我问。
"你还记得我们学校那个叫小俞的姑娘吗?"
我点点头,"当然记得,不就是那个捣蛋鬼吗,老是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把大家的鞋调个包的。第二天早上全乱套了!每个姑娘的鞋不是左脚大右脚小,就是两只全是左的,或两只全是右的。弄得我们为了换过来,上课老是迟到。真是个坏姑娘。"
"是她帮我离的婚。"花生说。... -->>
花生住的地方就在前面不远,于是我们一路走过去没说多少话。
"你干吗要等我?"我问,"我来得那么迟。"
"我以为肯定是你的鞋子又出毛病了,"他说,"我猜你跟昆明跳舞时那样又掉了鞋跟。"
我笑了,吉米也笑了。然后他又认真起来,"打那天起,我就爱上你了,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用没跟的鞋子还是赤着脚跳舞。你看上去很弱,但实际上又勇敢又坚强,无论谁也无法阻止你。"
真的,你父亲就是这么说的。他认为我很坚强。我自己从来不这么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相信我。在他往后的日子里,他就是这么相信我的。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不管怎么说,我把我婚姻的痛苦全告诉了吉米路易,我说我在抗战期间就想离开文福,只是因为淡若才没走成。
"可现在我想去问问我堂妹她是怎么干的。"我说,"我也想离婚。"
吉米路易说:"你瞧你多坚强啊!"
我说:"这不是坚强。我是没力气跟他斗下去了。有时我真不知道,怎么还能和他过一天?"
吉米路易说:"这就是你的坚强。"说着我们就到了花生住的宿舍前。吉米路易说他在书店等我。
"我可能要待很久。"我说。
"两三个钟头,三四个钟头都没关系。"他说,"我会等的,我已经差不多等了五年了。"
你瞧他可真够浪漫的啊!我一找到他,就觉得很难再离开他了。
我进了一个小小的公用厨房,地板上躺着两个婴儿。我问一个正在做中饭的女人,江华珍是不是住在这屋里。"啊?"她问道,"你找谁呀?"我走近一步,冲着她嘶嘶响的油锅又大声说了一遍。她笑了,在衣服上擦擦手,拉住我的胳膊,把我引到楼梯口。"从这上去,小妹妹,第三层,二号。最好先敲敲门,她已经有个客人了。"然后她回头做她的饭,笑着对自己说,"客人真多呀!"
我踏上黑洞洞的楼梯,每走一步,就越来越担心,不知道到上面到底会发现什么。要是花生已经成了一个街头女郎呢?那些失去丈夫和家庭的女人不都是这么干的吗?要不,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家庭的女人怎么活下去呢?
我走到二号门口停了下来。我听到屋里有声音,好像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像是花生的,还是那么不耐烦,完了在发牢骚。我敲敲门,说话声停下来了。
"谁呀?"花生粗声粗气地冲外喊道。
"江雯丽!"我回喊道,"你江姐姐!"
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门忽然开了,花生把我拉进去,乒的一声关上了门。她拉拉我的头发,摸摸我的脸,嚷道:"瞧你!到底还是来了!干吗等那么久?"
她看上去还是老样子,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同样撅嘴的微笑,同样淘气的眼睛。我放心了。
但我再仔细瞧瞧,发觉她已经变了一个人,要是在大街上碰到,我会认不出她来。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很随便地分了一下。身上穿了一件质地很差的纽扣衫,一点没什么样子,我甚至看不出她是胖了还是瘦了。她的脸上没搽粉霜,露出平常的肤色。你要是看见就好了。这就是那个以自己的白皮肤为骄傲的姑娘,现在她黑得就像个广东人!
"嗨!见见我的朋友吴。"她说着,把我像陀螺似的转了个身。我看到了一个戴副圆眼镜的年轻人,一头浓黑的头发,朝后梳着。他手里拿一枝画笔。房间里全是纸张,散落在地板上,挂在椅子上,摊在她的小床上。纸上说的都是同一回事,是关于一次学生集会,抗议新的土地改革的。所以这肯定是真的,花生是个共产党。
"这些已经干了,"她对那年轻人说道,"把它们拿走吧,剩下的我们晚上再来干。"她用命令的口气说,但那男的好像并不在乎。他很快卷起那些标语,跟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就把礼物拿给她,两份礼物都用纸包起来了。她看上去有些烦恼,叹了一口气,收下了。我以为她要先收下,一个人的时候再打开来。这是一种客气的做法,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要是你不喜欢这礼物,也没人看到你脸上失望的表情。但她等不及了。
她先打开了老阿婶送的那份。原来是一面老式的小镜子,是银制的,背面和手柄上还雕了花。
"嗨,瞧瞧这个,"花生说着,皱起了眉头,"上次见到她时,她对我说,'我以前认识的那位漂亮姑娘,她还在吗?'我告诉她我没镜子照,但不管是不是漂亮,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所以你瞧,她就给了我这个。哼,她以为这破东西能说服我回到我以前的生活去。"
花生朝镜子里望望。我觉得她还有以前的那种虚荣心。她拍拍自己的脸,张大眼睛,对着镜子笑笑。说真的,她还是有点漂亮的。她的皮肤很光洁,她的眼睛很大。虽然她的脸大圆了。当然这缺点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共产党。甚至她从小娇生惯养,对穷人缺乏同情,这一点也如此。她放下镜子,又转向第二个包裹。
"恐怕我的礼物也不合适。"我说。
她像孩子似的撕开了纸包。她拿起袜子,就咧开嘴大笑起来,笑了很久。
"我可以拿回去,"我不好意思地说,"来,给我吧。"
"不,不,"她喊道,紧紧地把袜子贴住身于,"这些东西可值钱哪。我可以拿到黑市上去卖个好价钱。这礼物好。"她看看我,然后很坦白地说,一点也不难为情,"我没什么东西给你。这些天我没时间来弄这些客套。"
"当然,"我说,"你不知道我要来。你怎么能"
"不,"她用严肃的口气打断了我,"我说了,哪怕我知道,哪怕我有钱,我也不会再用这些客套来烦自己了。这实在是太麻烦了——再说,有什么意思呢?"
我担心花生变坏了。她把袜子放在架子上。但当她转过头来时,她向我伸出双手,说,"堂姐"——糖姐,那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互相叫的友好的称呼。"堂姐,"她又叫了一声,紧紧握住我的手,"你能来我真是好开心呀。你瞧,这可不是什么客套话。"
那天下午,我们谈得很开心。我们坐在床上,彼此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对方,就像小时候那样,只不过这次我们不需要说悄悄话。我们坦然地谈着一切。九年前,我们为谁能找到最完美的婚姻而争个不休。现在九年过去了,我们争论的是谁的婚姻最糟。
"只要想一想,"我说,"你那时差点气疯了,因为文福娶的是我,而不是你。现在你知道你避免了多少后悔呀。"
"尽管这样,你的婚姻也比我的强,"花生说,"我的婚姻最糟糕!"
"你不知道,"我说,"你无法想象那么可恶、那么自私、那么凶恶的一个丈夫"
花生打断了我,"我丈夫是个雌婆雄。"
花生说到这儿,我还不相信她。我不知道你们英语是怎么说的,但在上海话里,雌婆雄的意思就是那种"不像公鸡也不像母鸡的一种鸡",所有公的和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生的蛋变成一只小鸡。老阿婶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我们一个远房亲戚生下一个雌婆雄,有两个器官,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老阿婶说那孩子的母亲不知把他当儿子养,还是当女儿养好。后来她不用费心思了,因为孩子死了。老阿婶认为是当母亲的杀死的,因为她要是把雌婆雄当儿子养大的话,他是决不可能生孩子的。
"你丈夫怎么会是雌婆雄呢?"我问花生,"我记得你信里说,他和死去的前妻生了五个儿子。"
"每年他家里人到一个小村子去买一个刚生下来的小孩。你要是看见就好了——没一个孩子像的。一个皮肤很黑,一个很白,一个长得胖乎乎的,活泼可爱,另一个又瘦又安分。明眼人一见就知道是买来的。"
"但喵喵怎么能把你许配给这么一个人呢?"
"她也不知道。做母亲的一直把这孩子当儿子养。结婚好几个月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不碰我,我还以为他对我不满意呢。"
"那你后来看到了两个器官?"
"我看到他和另一个男的躺在我们床上!他身上雌的方面勾引了一个雄的。我跑到他母亲那儿,告诉她我看到了什么。你知道她怎么着?她打了我一个耳光,叫我不要再提起有关她儿子的这种谎
"要是你没看到两个器官,"我说,"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是一个雌婆雄呢?"
花生叹了口气。"就是因为我告诉他母亲她儿子是个雌婆雄,她就一次又一次地打我耳光,好像不让我相信就能改变这个事实似的。"
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是按照花生跟我说的那样原原本本告诉你的。所以我不能说,她丈夫是否真像她说的那样。也许她这么说,只是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同性恋"这个词。要是一个男人一直不结婚,人家就会在背后说,"说不准他是个雌婆雄。"他们不会用这个词来说一个独身女人的。他们有另外一种说法,但我现在已经忘记怎么说了。
不管怎么说,花生说她成了守活寡的。"一年后,他母亲硬要我出去躲了五个月,"她说,"一个人也不能见。最后,他母亲就把一个新生下来的儿子抱出来给人看。我不得不假装这孩子是我自己生的。我跟你说,我对这孩子一点也没有兴趣。我对一切都没有兴趣,对我所有的漂亮衣服也没了兴趣。一切全是空的。我这辈子就像有一天我从书里读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虚假的世界中,社会就像在烂木头上刷了一层油漆。"
哎呀!她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活脱脱像个革命党。可她还是我所认识的我们一起长大的花生:骄傲自大,我行我素,喜欢借用别人发明出来的时髦话。
"那你最后是怎么离开的?"我问。
"你还记得我们学校那个叫小俞的姑娘吗?"
我点点头,"当然记得,不就是那个捣蛋鬼吗,老是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把大家的鞋调个包的。第二天早上全乱套了!每个姑娘的鞋不是左脚大右脚小,就是两只全是左的,或两只全是右的。弄得我们为了换过来,上课老是迟到。真是个坏姑娘。"
"是她帮我离的婚。"花生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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