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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年,文福还是一点没变。可我一点一点地变了。在胡兰和其他人眼中,我还是同一个人。但那只是因为我掩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我假装忙于照料孩子,没工夫操闲心思。
在1941年整个夏天,我喜欢坐在后院,把淡若抱在膝上,我们俩就这样等着雷电的降临。我告诉他,"听——嘭——响了。等着,等着——哗!多美啊!"才十个月大,他就知道鼓掌了。
那年夏天,上午总是很热,但还没热到受不了的程度。往往到下午,就打雷了,接着就下雨,溅起一阵阵好闻的泥土气,我就叫女佣人赶紧跑出来,收晾在外面的衣服。
听起来我的生活似乎变得轻松起来了,一切都静悄悄、懒洋洋的,就像过一个开心的暑假。但这只不过是我和淡若在一起度过的好时光。我用这种好情绪来忘掉一切另外的事情。
淡若很听话,很聪明。或许每个母亲说起自己的孩子来,都是这样的。但只要想象一下:淡若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我问他,"妈妈在哪儿?"他指指我,笑了:"淡若在哪儿?"他拍拍自己的肚皮,笑了:"爸爸在哪儿?"他指指文福,但没有笑。
淡若信任我,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信。要是他醒来饿了,哭了,我走进他的房间,说,"不哭,不哭。我下楼给你拿点吃的来。'等我回到他的房间里的时候,他已经从摇篮里站起来了,但没哭。
所以你瞧,我知道淡若大起来会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可信赖的、关心别人的人。他不像文福,一点也不像。文福是他父亲也没关系。
文福把敏赶走后,又回到我的床上来了。但同时他也和各种各样的女人睡觉:农村里来的女佣、街头的妓女,甚至还有小学教师。我认为在他眼中我们全都一样,就像一把椅子可以坐,一双筷子可以夹菜,每天都少不了。只要我说一个反对他的字,——或反对他喜欢的任何东西——就免不了大吵一场,总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尽可能闭嘴不说,以求平安无事。可我心里在和自己吵架,一点也不平静。所以到头来,我忍不住要说两句。
一次,仅仅是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字眼。文福要厨师做他喜欢的一道菜,加甜卷心菜的羊排。但那年夏天,卷心菜很不好,有一股臭水味。当文福问我喜不喜欢这道菜时,我就实话实说:"不好吃。"第二天晚上,他就吩咐厨师给我做同一道菜,别的一点也没有。
他笑着,又问我,"现在你喜欢它了吧?"我还是像头天晚上那样回答。一天又一天,老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回答,第二天还是同样的菜。我不得不咽下难吃的卷心菜,没别的。但我没有放弃。我等着文福自己玩厌这套卷心菜把戏。两星期后证明,我的胃比他的脾气还要坚强。
那么顽固地坚持吃坏卷心菜,或许看起来有点傻。我满可以撒谎说,"今晚的菜真好吃。"但我要是不抗争,不就等于承认我这辈子完了?
所以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差了。但我记得,当时整个国家都在走下坡路。我在饭桌上听人们这么说,那些通宵达旦打麻将的飞行员也这么说。他们谈起战争就像传染病一样,传播那种使人们互相撒谎、欺骗、仇恨的病毒。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开始于去年。那时缅甸公路突然关闭,满载军用物资的卡车无法开进来。人们嚷道,没有油,空军怎么开飞机?没有枪,部队怎么保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孤立无助。我们也很愤怒,因为关闭公路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人,是他们在控制它。他们关闭公路是因为拿不定主意,支持哪个政府好——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日本的还是中国的。他们拖了三个月才作出决定。当他们终于说,我们支持你,中国。谁还相信他们?当然我们假装欢迎他们回心转意。我们有什么选择余地?只求他们不要再关闭那条公路。
美国人也同样坏。有一天,他们吹牛说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中国伙伴,他们说。陈纳德将军在那年夏天回来过,说他要带很多飞机来支持我们。但第二天我们就听说了,美国公司正和日本人做一笔大生意,把油料和钢铁卖给他们——就是这些飞机正在中国土地上扔炸弹。你听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我们那么多的飞行员在死去,好些都是我们的朋友啊。三班有一半人战死了,后来六班和七班差不多死光了——全都是年轻人哪!晚上,飞行员就讲每个新战死的飞行员的故事,个个都是好样的。啊,我们哭得好伤心啊,伤心中又掺杂了愤怒。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们自己的中国领导人也向日本人磕头了。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就是这么干的。他说中国应该放弃抵抗,支持新上台的日本政府。这等于是要我们把祖坟挖掉,把骨头抛出去喂狗。谁会说这种话呢?可许多人都这么说了。这种事每发生一次,我们的心就凉一次,不知道值不值得为这种耻辱而战。
当然,市场上经常召开群众大会,群情激奋,痛骂汉奸。一天我去广场正赶上举行集会。一个军官用话筒号召中国人不应该放弃斗争。"我们必须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他说,"直到献出我们汉民族的最后一滴鲜血。"
这话说得很怪,因为除了我和胡兰,拥在广场上听讲的群众差不多没有一滴汉族的鲜血,全是少数民族——有苗族、白族、彝族、回族,还有缅甸人和其他各种各样穷苦的山民和难民。他们被迫下山或出郊区,献出自己的子弟来当士兵和苦力,帮助打赢这场战争。他们被当作最下等的人,像牲口一样光背东西。但他们站在广场上,听着一种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的关于爱汉人的祖国的口号,而且还鼓掌欢呼。我以为这些人肯定在山上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这使我想起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如果改变不了自己的命,就改变你的态度。"或许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怨天尤人,不再去想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相信他们已经变成汉人,此刻正在为某种东西而奋斗。我对自己说,瞧瞧这些人,要向他们学习。
那天从广场上回来后,我慢慢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我不去想我已经准备死,还没有。但我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得不马上去死,那么我也许不会再受这么多磨难了。如果我不是马上就死,那么或许我还能找到逃脱的办法。
那段时间,胡兰也开始改变了她的态度。也许改变的不是她的态度,而是她的胃口。她开始拼命吃东西,一天比一天吃得多。
开头我以为胡兰怀孕了,还要保密。我知道她很想要个孩子,她不隐瞒这个事实。每当我在她面前抱怨文福,或抱怨战争,或想家了,她就说,"我要是像你那样有个儿子,就够满足了,什么事都受得了。"
儿子没出来,但她还是拼命吃东西,总是吃不饱。我不是说她特别喜欢吃麻辣豆腐或带肥肉的排骨,自言自语"我就是喜欢吃这种东西"。相反,她喜欢看每天成群结队进城来要饭的乞丐。她喜欢看他们饿的样子,他们瘦得皮包骨头,嘴巴向下耷拉着,随时准备咽下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我想,她想象如果自己不吃东西就会变成他们这个样子。
我记得她特别盯住一个要饭的姑娘,那姑娘靠在通向老城区的墙壁上。胡兰看看她,她也看看胡兰,目光很凶。胡兰问我,"她干吗老盯着我?就像一头野兽想吃了我,救它自己的命。"
我们每次经过那姑娘身旁,胡兰总要说,那姑娘投在墙上的影子越来越瘦了。我想胡兰看到的是她自己过去在乡下的影子。我肯定这一点。因为有一次她跟我谈起了她的老家,她小的时候,全家差点饿死。
"每年都要发大水,"胡兰说,"总要淹掉一点,但有一年,洪水就像一只大茶壶倒翻了。洪水涌出来淹没了我们的田地,我们没东西可吃,只能吃干的高粱饼。也找不到清水把饼蒸得软一点,我们就这么干吃,很难咽下去。我母亲分吃东西,先切下一点给男孩子,剩下一半再给女孩子。一天我实在饿坏了,就把整块饼都偷来,一个人全吃下去了。我母亲发现后,就揍我,骂我,'这么自私!一个人把一块饼独吞了。'后来她三天不给我吃东西。我哭得好伤心啊,我的胃痛得好厉害啊——为了啃一块小小的高粱饼,我的牙都绷断了。"
你会想,胡兰想起自己吃高粱饼的往事,会在那个要饭姑娘的碗里放几个硬币,或给她一点吃的,我就是这么干的。我不是说我每次都这样。可胡兰一次也没布施过。相反,她把更多的东西往自己嘴巴里塞。她的体重在增加,就像一个人把金子或现钱存进了银行,以备不时之需那样。所以我说胡兰改变了她的人生态度。她本来很大方。可现在,看到别人在受罪,她就想起了过去,想到有一天她还会变成那样。
那年夏天,文福和家国到重庆去了。家国说他们去训练前来保卫新首都的军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可能要两三个月。
我丈夫离开前,吹嘘他的任务重要得很,发展无线电通讯,这样日本飞机来之前空军和陆军就都知道了。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就犯嘀咕,空军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这个老是在撒谎的人呢?我很高兴他走了。
他们一走,胡兰就担起心来,听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一天她说,"听说日本又要对重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轰炸,或许昆明也要遭殃呢。"说完,她开始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她一听到打雷声,就跑到外面去望天空,等着看飞机从乌云中掉下来。
我告诉她,"你得先听清楚了,再跑出去看。打雷总是从缅甸那边的大山传到西边来的,而轰炸机总是从北向东过来的。"
"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怎么想的?"她自作聪明地说,"他们的思路和中国人不一样。"说完她就跑出去看天,好像要找到证据,证明我错了。
我记得有一次她又出去看天了。我正在厨房里给谈若洗澡,忽然听到了她的尖叫声,"他们来了!我们死定了!"
我抱起淡若,水溅了我一身。然后冲出屋门,朝她指点的方向望去。原来是一大群乌鸦飞过,排成战斗机的箭状队形飞过。
我松了一口气,不禁笑了。"是鸟。"我告诉她,"它们只能在我们头上撒点鸟粪。"
胡兰很生气的样子。"你干吗嘲笑我?"
"我没嘲笑你。"
"我看见你笑了。"
"我当然笑了。你说我们死定了,我跑出来看我没死,只看到了鸟,我是笑这个。"
"哪怕现在看上去,它们也像飞机。你瞧。大家都有眼睛看花的时候。"
在我眼中,鸟就是鸟。打那时起我就想到,胡兰的眼睛不大好使。现在她还怪我老是看错。一开头,她老是喜欢开这种玩笑。
一次她的绒线针掉地上了,过了一会她就找不到它了。我帮她找到后,她就笑着说,肯定有个鬼把针吞了,后来又吐出来了。但又有一次她丢了绒线针,她就皱起眉头说,"肯定是你儿子捡起来,放错地方了。"
我就纳闷,一个人老是看不清东西,老是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可怎么活呀?过后我又想,她干吗自己心不在焉反倒要怪我儿子呢?她自己连鸟和飞机都分不清,干吗还要指责我呢?第二次,我和胡兰、淡若去市场,我就把她带到一个卖眼镜的地方。
这是在市场新区开的一家小店。战争开始后,这地方生意倒还兴隆。小桌子上摆了几副眼镜,篮子里还放着一大叠。店主告诉我们,桌子上的眼镜,是试镜用的,看看哪副最合适。
胡兰戴上第一副,望望我和淡若,马上就笑了,"啊,就像在云端里走路那样,头晕乎乎的。"
淡若望着胡兰,不说话,很担心的样子。"你不知道阿姨上哪去了?"我说。他朝我笑了,然后一把抓下了胡兰脸上的眼镜。
胡兰一连试了三副,我们都笑得同样开心。但她一戴上第四副,就安静下来了。她不让淡若把它摘下来。她朝上看看,又朝下看看,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她走到店门口,望望街两旁的各色各样的店铺。"我瞧见了一种好看的围巾,"她嚷着,"我瞧见了我想买的豆于。"
店主乐坏了,他告诉胡兰该从哪只篮子里面挑。有些是金边的,有些一眼看去就知道是用很便宜的铁皮做的。我看到有几副腿掉了,镀金也磨损了,露出下面灰不溜秋的金属。
"这些眼镜都是旧的。"我对店主说。
"当然是旧的,"他说,"如今哪儿弄得到新的?所有的铁器都用在打仗上了,不要说这些东西了。"他转过头去对胡兰说,"太太,瞧这儿,这一副特别好,英国造的。你戴的这副,便宜是便宜,不过我得老实告诉你,是日本货。"
这话对胡兰和淡若好像没起什么作用,他们正忙着在篮子里东挑西拣的。可我看到篮子里的眼镜感到很恶心。胡兰挑中了一副圆眼镜,没有架子,只要夹在鼻子上,把金边的腿挂在耳朵上就行了。这副眼镜式样已经过时了,一点也不好看。我告诉她说你看上去像个有学问的人,她听了这话好像很开心。
回家的路上,她不断地把眼镜取下来,戴上去,东瞧瞧,西望望。
"你看见那个了吗?"她问。
"一筐红辣椒。"我回答。
"你看见那个了吗?"她指指很远的路的尽头。
"一个卖木炭的。"
"还有那后面呢?"她好像在测试我的视力似的。
"一辆军车,外面站着士兵。"
她不停地望着市场上的东西,有时戴上眼镜,有时取下眼镜。但是我们走近时,我发现淡若的眼睛老盯着那些站在军车旁的士兵。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小孩能看到什么呢?
都是些小伙子,从他们穿在身上没下过水的军装来看,他们是新兵。许多人看上去很自豪,很兴奋,检查着新鞋子,他们马上要登上去的军车将把他们送到他们无法想象的地方。他们还有着淡若那份年轻的真诚。
一个年龄大一些的男人发布了响亮的命令。那些年轻的士兵马上立正,尽量显出严肃的神情。两秒钟以内,随着发动机的轰鸣,他们全都跳进了卡车的后车厢,背靠木头挡板站好,目视前方。
这时我看到了他们的母亲、祖母和姐妹,全都哭喊着,从马路对面向他们挥手致意。她们全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围着头巾,穿着五彩缤纷的裙子。她们从山上下来,为他们送行。有些新战士笑着,挥着手,还是很兴奋。但我也看到有一个士兵看上去很怕,他的大腿在发抖,他想忍住不哭,免得人家拿他当小孩看。汽车开走了,我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想他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
"你能看见那个吗?"胡兰又问了,她指着一篮子蘑菇,那正是我最爱吃的东西。我马上也把那些士兵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上午,胡兰简直成了蘑菇专家。既然什么东西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她很快就挑出了各种各样的毛病:有虫蛀的,有烂疤的,浸过水的。但幸亏蘑菇很多,品种也很多,全是新鲜的。昆明这地方,蘑菇一年四季不断,全生长在城市周围阴凉、起伏、湿润的坡地上。我挑了一些柄长头大的蘑菇。我记不得这种蘑菇叫什么名字了,但我还记得它的味道,用盐水泡了,放在热油里炒,又嫩又鲜,你会连头带柄全吃下去,一点也不会浪费。那天在市场上我很想吃这东西。我想着晚上把它们用热的胡椒粉炒一下,再泡很长时间,直到泡得发黑为止。我一面想象着这些香喷喷的发涨的蘑菇,一面就把手伸向了胡椒罐,就在这当儿,突然,警报和高音喇叭响起来了。当!当!当!注意!注意!响个没完。
每个人都像我和胡兰在南京飞机撒传单那天一样,撒腿就跑。我抱起谈若,把别的东西——蘑菇和胡椒罐全丢了。另外人也一样,把他们的东西全丢地上了。然后我们推揉着喊叫着,朝四面八方跑开了,一直往城门口跑去,因为高音喇叭告诉我们:跑到最近的城门口,到城外去!
"最近的!最近的!在哪儿?"大家都叫着。
胡兰把眼镜往脸上一推。"从这儿走!"她喊着,指向南面。
"这条路最近。"我回头喊道,指指北面。
"没时间争了。"
"所以我才说往北。要是跑得快,还来得及。"然后我就不再跟她争,管自己朝北门跑去。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胡兰追上来了。我们跑着,日本飞机已经到了,又投炸弹,又扫机枪。我们从地上可以看到它们来了。我们知道这些飞机飞那么高,能够看见我们跑。它们能看到我们胆小的样子。它们可以决定炸城区的什么地方,扫射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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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年,文福还是一点没变。可我一点一点地变了。在胡兰和其他人眼中,我还是同一个人。但那只是因为我掩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我假装忙于照料孩子,没工夫操闲心思。
在1941年整个夏天,我喜欢坐在后院,把淡若抱在膝上,我们俩就这样等着雷电的降临。我告诉他,"听——嘭——响了。等着,等着——哗!多美啊!"才十个月大,他就知道鼓掌了。
那年夏天,上午总是很热,但还没热到受不了的程度。往往到下午,就打雷了,接着就下雨,溅起一阵阵好闻的泥土气,我就叫女佣人赶紧跑出来,收晾在外面的衣服。
听起来我的生活似乎变得轻松起来了,一切都静悄悄、懒洋洋的,就像过一个开心的暑假。但这只不过是我和淡若在一起度过的好时光。我用这种好情绪来忘掉一切另外的事情。
淡若很听话,很聪明。或许每个母亲说起自己的孩子来,都是这样的。但只要想象一下:淡若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我问他,"妈妈在哪儿?"他指指我,笑了:"淡若在哪儿?"他拍拍自己的肚皮,笑了:"爸爸在哪儿?"他指指文福,但没有笑。
淡若信任我,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信。要是他醒来饿了,哭了,我走进他的房间,说,"不哭,不哭。我下楼给你拿点吃的来。'等我回到他的房间里的时候,他已经从摇篮里站起来了,但没哭。
所以你瞧,我知道淡若大起来会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可信赖的、关心别人的人。他不像文福,一点也不像。文福是他父亲也没关系。
文福把敏赶走后,又回到我的床上来了。但同时他也和各种各样的女人睡觉:农村里来的女佣、街头的妓女,甚至还有小学教师。我认为在他眼中我们全都一样,就像一把椅子可以坐,一双筷子可以夹菜,每天都少不了。只要我说一个反对他的字,——或反对他喜欢的任何东西——就免不了大吵一场,总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尽可能闭嘴不说,以求平安无事。可我心里在和自己吵架,一点也不平静。所以到头来,我忍不住要说两句。
一次,仅仅是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字眼。文福要厨师做他喜欢的一道菜,加甜卷心菜的羊排。但那年夏天,卷心菜很不好,有一股臭水味。当文福问我喜不喜欢这道菜时,我就实话实说:"不好吃。"第二天晚上,他就吩咐厨师给我做同一道菜,别的一点也没有。
他笑着,又问我,"现在你喜欢它了吧?"我还是像头天晚上那样回答。一天又一天,老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回答,第二天还是同样的菜。我不得不咽下难吃的卷心菜,没别的。但我没有放弃。我等着文福自己玩厌这套卷心菜把戏。两星期后证明,我的胃比他的脾气还要坚强。
那么顽固地坚持吃坏卷心菜,或许看起来有点傻。我满可以撒谎说,"今晚的菜真好吃。"但我要是不抗争,不就等于承认我这辈子完了?
所以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差了。但我记得,当时整个国家都在走下坡路。我在饭桌上听人们这么说,那些通宵达旦打麻将的飞行员也这么说。他们谈起战争就像传染病一样,传播那种使人们互相撒谎、欺骗、仇恨的病毒。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开始于去年。那时缅甸公路突然关闭,满载军用物资的卡车无法开进来。人们嚷道,没有油,空军怎么开飞机?没有枪,部队怎么保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孤立无助。我们也很愤怒,因为关闭公路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人,是他们在控制它。他们关闭公路是因为拿不定主意,支持哪个政府好——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日本的还是中国的。他们拖了三个月才作出决定。当他们终于说,我们支持你,中国。谁还相信他们?当然我们假装欢迎他们回心转意。我们有什么选择余地?只求他们不要再关闭那条公路。
美国人也同样坏。有一天,他们吹牛说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中国伙伴,他们说。陈纳德将军在那年夏天回来过,说他要带很多飞机来支持我们。但第二天我们就听说了,美国公司正和日本人做一笔大生意,把油料和钢铁卖给他们——就是这些飞机正在中国土地上扔炸弹。你听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我们那么多的飞行员在死去,好些都是我们的朋友啊。三班有一半人战死了,后来六班和七班差不多死光了——全都是年轻人哪!晚上,飞行员就讲每个新战死的飞行员的故事,个个都是好样的。啊,我们哭得好伤心啊,伤心中又掺杂了愤怒。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们自己的中国领导人也向日本人磕头了。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就是这么干的。他说中国应该放弃抵抗,支持新上台的日本政府。这等于是要我们把祖坟挖掉,把骨头抛出去喂狗。谁会说这种话呢?可许多人都这么说了。这种事每发生一次,我们的心就凉一次,不知道值不值得为这种耻辱而战。
当然,市场上经常召开群众大会,群情激奋,痛骂汉奸。一天我去广场正赶上举行集会。一个军官用话筒号召中国人不应该放弃斗争。"我们必须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他说,"直到献出我们汉民族的最后一滴鲜血。"
这话说得很怪,因为除了我和胡兰,拥在广场上听讲的群众差不多没有一滴汉族的鲜血,全是少数民族——有苗族、白族、彝族、回族,还有缅甸人和其他各种各样穷苦的山民和难民。他们被迫下山或出郊区,献出自己的子弟来当士兵和苦力,帮助打赢这场战争。他们被当作最下等的人,像牲口一样光背东西。但他们站在广场上,听着一种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的关于爱汉人的祖国的口号,而且还鼓掌欢呼。我以为这些人肯定在山上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这使我想起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如果改变不了自己的命,就改变你的态度。"或许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怨天尤人,不再去想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相信他们已经变成汉人,此刻正在为某种东西而奋斗。我对自己说,瞧瞧这些人,要向他们学习。
那天从广场上回来后,我慢慢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我不去想我已经准备死,还没有。但我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得不马上去死,那么我也许不会再受这么多磨难了。如果我不是马上就死,那么或许我还能找到逃脱的办法。
那段时间,胡兰也开始改变了她的态度。也许改变的不是她的态度,而是她的胃口。她开始拼命吃东西,一天比一天吃得多。
开头我以为胡兰怀孕了,还要保密。我知道她很想要个孩子,她不隐瞒这个事实。每当我在她面前抱怨文福,或抱怨战争,或想家了,她就说,"我要是像你那样有个儿子,就够满足了,什么事都受得了。"
儿子没出来,但她还是拼命吃东西,总是吃不饱。我不是说她特别喜欢吃麻辣豆腐或带肥肉的排骨,自言自语"我就是喜欢吃这种东西"。相反,她喜欢看每天成群结队进城来要饭的乞丐。她喜欢看他们饿的样子,他们瘦得皮包骨头,嘴巴向下耷拉着,随时准备咽下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我想,她想象如果自己不吃东西就会变成他们这个样子。
我记得她特别盯住一个要饭的姑娘,那姑娘靠在通向老城区的墙壁上。胡兰看看她,她也看看胡兰,目光很凶。胡兰问我,"她干吗老盯着我?就像一头野兽想吃了我,救它自己的命。"
我们每次经过那姑娘身旁,胡兰总要说,那姑娘投在墙上的影子越来越瘦了。我想胡兰看到的是她自己过去在乡下的影子。我肯定这一点。因为有一次她跟我谈起了她的老家,她小的时候,全家差点饿死。
"每年都要发大水,"胡兰说,"总要淹掉一点,但有一年,洪水就像一只大茶壶倒翻了。洪水涌出来淹没了我们的田地,我们没东西可吃,只能吃干的高粱饼。也找不到清水把饼蒸得软一点,我们就这么干吃,很难咽下去。我母亲分吃东西,先切下一点给男孩子,剩下一半再给女孩子。一天我实在饿坏了,就把整块饼都偷来,一个人全吃下去了。我母亲发现后,就揍我,骂我,'这么自私!一个人把一块饼独吞了。'后来她三天不给我吃东西。我哭得好伤心啊,我的胃痛得好厉害啊——为了啃一块小小的高粱饼,我的牙都绷断了。"
你会想,胡兰想起自己吃高粱饼的往事,会在那个要饭姑娘的碗里放几个硬币,或给她一点吃的,我就是这么干的。我不是说我每次都这样。可胡兰一次也没布施过。相反,她把更多的东西往自己嘴巴里塞。她的体重在增加,就像一个人把金子或现钱存进了银行,以备不时之需那样。所以我说胡兰改变了她的人生态度。她本来很大方。可现在,看到别人在受罪,她就想起了过去,想到有一天她还会变成那样。
那年夏天,文福和家国到重庆去了。家国说他们去训练前来保卫新首都的军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可能要两三个月。
我丈夫离开前,吹嘘他的任务重要得很,发展无线电通讯,这样日本飞机来之前空军和陆军就都知道了。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就犯嘀咕,空军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这个老是在撒谎的人呢?我很高兴他走了。
他们一走,胡兰就担起心来,听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一天她说,"听说日本又要对重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轰炸,或许昆明也要遭殃呢。"说完,她开始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她一听到打雷声,就跑到外面去望天空,等着看飞机从乌云中掉下来。
我告诉她,"你得先听清楚了,再跑出去看。打雷总是从缅甸那边的大山传到西边来的,而轰炸机总是从北向东过来的。"
"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怎么想的?"她自作聪明地说,"他们的思路和中国人不一样。"说完她就跑出去看天,好像要找到证据,证明我错了。
我记得有一次她又出去看天了。我正在厨房里给谈若洗澡,忽然听到了她的尖叫声,"他们来了!我们死定了!"
我抱起淡若,水溅了我一身。然后冲出屋门,朝她指点的方向望去。原来是一大群乌鸦飞过,排成战斗机的箭状队形飞过。
我松了一口气,不禁笑了。"是鸟。"我告诉她,"它们只能在我们头上撒点鸟粪。"
胡兰很生气的样子。"你干吗嘲笑我?"
"我没嘲笑你。"
"我看见你笑了。"
"我当然笑了。你说我们死定了,我跑出来看我没死,只看到了鸟,我是笑这个。"
"哪怕现在看上去,它们也像飞机。你瞧。大家都有眼睛看花的时候。"
在我眼中,鸟就是鸟。打那时起我就想到,胡兰的眼睛不大好使。现在她还怪我老是看错。一开头,她老是喜欢开这种玩笑。
一次她的绒线针掉地上了,过了一会她就找不到它了。我帮她找到后,她就笑着说,肯定有个鬼把针吞了,后来又吐出来了。但又有一次她丢了绒线针,她就皱起眉头说,"肯定是你儿子捡起来,放错地方了。"
我就纳闷,一个人老是看不清东西,老是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可怎么活呀?过后我又想,她干吗自己心不在焉反倒要怪我儿子呢?她自己连鸟和飞机都分不清,干吗还要指责我呢?第二次,我和胡兰、淡若去市场,我就把她带到一个卖眼镜的地方。
这是在市场新区开的一家小店。战争开始后,这地方生意倒还兴隆。小桌子上摆了几副眼镜,篮子里还放着一大叠。店主告诉我们,桌子上的眼镜,是试镜用的,看看哪副最合适。
胡兰戴上第一副,望望我和淡若,马上就笑了,"啊,就像在云端里走路那样,头晕乎乎的。"
淡若望着胡兰,不说话,很担心的样子。"你不知道阿姨上哪去了?"我说。他朝我笑了,然后一把抓下了胡兰脸上的眼镜。
胡兰一连试了三副,我们都笑得同样开心。但她一戴上第四副,就安静下来了。她不让淡若把它摘下来。她朝上看看,又朝下看看,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她走到店门口,望望街两旁的各色各样的店铺。"我瞧见了一种好看的围巾,"她嚷着,"我瞧见了我想买的豆于。"
店主乐坏了,他告诉胡兰该从哪只篮子里面挑。有些是金边的,有些一眼看去就知道是用很便宜的铁皮做的。我看到有几副腿掉了,镀金也磨损了,露出下面灰不溜秋的金属。
"这些眼镜都是旧的。"我对店主说。
"当然是旧的,"他说,"如今哪儿弄得到新的?所有的铁器都用在打仗上了,不要说这些东西了。"他转过头去对胡兰说,"太太,瞧这儿,这一副特别好,英国造的。你戴的这副,便宜是便宜,不过我得老实告诉你,是日本货。"
这话对胡兰和淡若好像没起什么作用,他们正忙着在篮子里东挑西拣的。可我看到篮子里的眼镜感到很恶心。胡兰挑中了一副圆眼镜,没有架子,只要夹在鼻子上,把金边的腿挂在耳朵上就行了。这副眼镜式样已经过时了,一点也不好看。我告诉她说你看上去像个有学问的人,她听了这话好像很开心。
回家的路上,她不断地把眼镜取下来,戴上去,东瞧瞧,西望望。
"你看见那个了吗?"她问。
"一筐红辣椒。"我回答。
"你看见那个了吗?"她指指很远的路的尽头。
"一个卖木炭的。"
"还有那后面呢?"她好像在测试我的视力似的。
"一辆军车,外面站着士兵。"
她不停地望着市场上的东西,有时戴上眼镜,有时取下眼镜。但是我们走近时,我发现淡若的眼睛老盯着那些站在军车旁的士兵。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小孩能看到什么呢?
都是些小伙子,从他们穿在身上没下过水的军装来看,他们是新兵。许多人看上去很自豪,很兴奋,检查着新鞋子,他们马上要登上去的军车将把他们送到他们无法想象的地方。他们还有着淡若那份年轻的真诚。
一个年龄大一些的男人发布了响亮的命令。那些年轻的士兵马上立正,尽量显出严肃的神情。两秒钟以内,随着发动机的轰鸣,他们全都跳进了卡车的后车厢,背靠木头挡板站好,目视前方。
这时我看到了他们的母亲、祖母和姐妹,全都哭喊着,从马路对面向他们挥手致意。她们全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围着头巾,穿着五彩缤纷的裙子。她们从山上下来,为他们送行。有些新战士笑着,挥着手,还是很兴奋。但我也看到有一个士兵看上去很怕,他的大腿在发抖,他想忍住不哭,免得人家拿他当小孩看。汽车开走了,我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想他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
"你能看见那个吗?"胡兰又问了,她指着一篮子蘑菇,那正是我最爱吃的东西。我马上也把那些士兵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上午,胡兰简直成了蘑菇专家。既然什么东西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她很快就挑出了各种各样的毛病:有虫蛀的,有烂疤的,浸过水的。但幸亏蘑菇很多,品种也很多,全是新鲜的。昆明这地方,蘑菇一年四季不断,全生长在城市周围阴凉、起伏、湿润的坡地上。我挑了一些柄长头大的蘑菇。我记不得这种蘑菇叫什么名字了,但我还记得它的味道,用盐水泡了,放在热油里炒,又嫩又鲜,你会连头带柄全吃下去,一点也不会浪费。那天在市场上我很想吃这东西。我想着晚上把它们用热的胡椒粉炒一下,再泡很长时间,直到泡得发黑为止。我一面想象着这些香喷喷的发涨的蘑菇,一面就把手伸向了胡椒罐,就在这当儿,突然,警报和高音喇叭响起来了。当!当!当!注意!注意!响个没完。
每个人都像我和胡兰在南京飞机撒传单那天一样,撒腿就跑。我抱起谈若,把别的东西——蘑菇和胡椒罐全丢了。另外人也一样,把他们的东西全丢地上了。然后我们推揉着喊叫着,朝四面八方跑开了,一直往城门口跑去,因为高音喇叭告诉我们:跑到最近的城门口,到城外去!
"最近的!最近的!在哪儿?"大家都叫着。
胡兰把眼镜往脸上一推。"从这儿走!"她喊着,指向南面。
"这条路最近。"我回头喊道,指指北面。
"没时间争了。"
"所以我才说往北。要是跑得快,还来得及。"然后我就不再跟她争,管自己朝北门跑去。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胡兰追上来了。我们跑着,日本飞机已经到了,又投炸弹,又扫机枪。我们从地上可以看到它们来了。我们知道这些飞机飞那么高,能够看见我们跑。它们能看到我们胆小的样子。它们可以决定炸城区的什么地方,扫射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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