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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有本事不让另一个孩子出生,那我肯定就这么做了。但怡苦死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六七个月的身孕。所以我明知他的命运会很不好,也只能让这个孩子出世。不管生下来是男是女,我都要给他起名为淡若——"无动于衷"——一个很好的佛家名字,好像这孩子这辈子永远不与尘世的一切发生关系,连他自己的母亲在内。
孩子出生前我就是这么想的。但随即,淡若来了。胡兰望着他,说,"呵,他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文福乐得咧开了大嘴。我马上想为我的孩子而斗争,保卫他免受这种诅咒。
大家一走,我就仔细打量起淡若熟睡的小脸蛋来。他的头发笔直地竖着,像刚长出的青草。我伸出手掌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过了一会,他张开了眼睛,没有全部张开,只稍稍张开了一点。好像不喜欢这世界上的光明似的,他望望我,皱起了眉头,不是文福的那种凶相,而是一种担心的神情。他在我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担心。
所以你瞧,我马上就爱上了淡若,尽管我竭力想不爱他。我心中涌上了一种感情,要保护一个如此信赖你的人,找回一点你自己的天真。
我在医院里待了五天,文福只来看过两次,每次他都说他刚接手新工作,很忙。家国在空军司令部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训练他搞无线电联络。
当医生告诉我准备出院时,我没等晚上文福来接我,就叫奶妈收拾好东西,去找车。两个钟头后,就到家了。
时间还是下午。胡兰家的门关着。我叫奶妈上楼把淡若放在摇篮里,我自己在楼下问厨师家里有些什么吃的,然后吩咐他准备做晚饭。我刚想上楼,奶妈下来了,悄悄对我说,"呵,太太,楼上有鬼。"
每当佣人告诉你有鬼时,就是说出麻烦事了,她们又不好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叫奶妈进厨房去,然后我就到自己的房间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一眼就看见一个年轻姑娘躺在我的床上,身上穿着我的睡衣,正在打盹!我连忙关上门,站在走廊上,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文福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把女人带到我们家里来!我下楼,敲开了胡兰家的门。
"嗨,瞧你,已经回来了?"她说,"小宝宝在哪儿,睡了?请进,请进。你得见见我老家来的人。"她没提起睡在我房间里的那个女人。
于是我又见到了一个女人。她坐在沙发上,脸和手都很黑,龟裂了,就像烤焦的泥土那样。胡兰把她介绍给我,说这是她的阿姨,名叫杜琴,是从北边来的。乍看上去,她好像已经有九十岁了。但我后来才知道她五十岁还不到。
猜猜这女人是谁?杜阿姨!对了,就是你的杜姨婆!我就是在那时认识她的。
"从你们那儿到这里要多少天哪?"我客气地问。
杜阿姨大笑起来,好像我在开玩笑似的。"不是几天,也不是几个月,——走了七年多了,从热河出发,就是北平再往北。"她的神色既柔和,又悲伤。她拍拍胡兰的手,"哎!正是你叔叔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真是个好男人呀!死得早倒也好,没见咱们的村子都变成个啥样子哟!"
胡兰点点头,杜阿姨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他死的时候,小日本还没从满洲国下来,把什么都管起来——地上该种什么粮,集市上该卖什么价,报上该怎么说,连一只母鸡该生多少蛋也要管——什么都管!你想不出有多糟。当然啰,这种事还没发生,我和我女儿就逃出来了。我只是最近才听说的。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在昆明还有个侄女呢!"她朝胡兰笑了。胡兰给她续了水。
杜姨婆一提起她的女儿,我忽然就想到了那个躺在我床上的姑娘。我放下心来,气也全消了。"您老好运气哪,还来得及逃出来。"我说。
"那是因为我男人一死,我就无依无靠了,"杜阿姨说,"我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干吗还把土地留下来,让小日本抢得一干二净呢?我把所有的钱换了四根小金条。我把这东西全花在路上了,先是乘火车,然后坐轮船,再是坐卡车,最后瞧——用鞋子!"
她着了一双很厚实的黑布鞋,就是传教士常穿的那种。"你真该瞧瞧那路!"她说,"有些地方,造得很快,光靠双手在加宽。另一些地方呢,又在用炸药炸路,免得小日本进来。路上就像城里一样,挤满了人,穷人和富人全一样,全都想离开,从这儿迁到那儿去。"
她说着这些话,我又想起了那个躺在我床上的年轻姑娘,走了那么远的路,她肯定是累了。当然我也有点纳闷,胡兰干吗让她睡在我的床上?干吗不让她睡在自己床上?但我不敢问,问这种问题是不礼貌的。
出于礼貌又聊了一会天后,我找了个借口说,得照看孩子去了。
"那个小宝宝!"胡兰忽然想起来了,她转向杜阿姨,"可像他父亲啦。"
"不那么像。"我说。
"眼睛鼻子都很像,脑袋的样子也很像。"胡兰坚持说。
我就邀请杜阿姨自己去看。上楼的时候,我把孩子的名字告诉了她,还跟她讲了他有多重,他的脖子有多壮实,他刚生下来的时候是怎样把尿撒在医生手上的,这都是奶妈告诉我的。我们俩就这样说笑着,上了楼。我们肯定吵醒了那个睡在我房间里的姑娘。她开了门,露出一张还没睡醒的脸,一见我们,脸登时红了,一副尴尬相。她又关上了门。我就等着杜阿姨说,"呵,这是我女儿。"
但恰恰相反,胡兰问,"这是谁?"杜阿姨也问,"她病了吗,大白天睡这么晚?"
我告诉你,我当时差一点就摔倒在楼梯上!杜阿姨和胡兰看着我,还在等我回答呢。"一个客人。"我说。我当时能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我后来才知道,杜阿姨的女儿参加了越南共产党。杜阿姨对她女儿的选择既没同意,也没反对。她说,"至于说我自己,我已经穿惯了旧衣服,已经改不了啦,接受不了别人的新思想了。"
当天下午,我丈夫一回来,我就问他,楼上的姑娘是谁。我没用愤怒的口气问,我也没骂他趁我生孩子的时候,鬼鬼祟祟把一个女人引到家里来了。我把脸俯向淡若,这样文福就看不见我脸上的表情了。
文福几乎不假思索说,"哦,那个人啊?是我班上一个飞行员的妹妹。因为不能呆在他寝室里,他就问我可不可以让她在这儿呆几天。当然呷,我不好回绝。"
"那她干吗在我们的床上?"我问。
文福回答,"我也不知道,或许她累了。"我马上就听出他在撒谎。要是她真是一个客人,他肯定会暴跳如雷,"哇!在我床上?把她踢出去!"
开头我真是气坏了,他居然在我鼻子底下干起这种肮脏勾当来了。他把我当一个乡下傻女人看待!他居然让他的姘头穿我的睡衣!
但我转念又想,我干吗让他看到我很生气,好像我在和他吵架似的?我干吗在乎他跟她睡觉呢?这样不更好吗?说不定他就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了。
所以,最后我用相当友好的口气说了,"告诉我们的客人,她可以睡到另一个房间的沙发上去。"我说完就背过身去,让他在一旁发愣。
那天晚上,我早早上了楼,关上了房门。文福很晚才上床,我假装睡着了。早上,我还闭着眼睛,他蹑手蹑脚爬起来,进了另一个房间,我假装还在睡。每天早晚,我都如此。我睡得可真好啊!我不用再担心他什么时候会把手伸过来,掰开我的大腿。
就这样,我让一个小老婆进了我们的屋子。当然,我把她介绍给胡兰和家国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我说她是个客人,是一个飞行员的妹妹,跟文福说的一模一样。而那个叫敏的姑娘呢,还真把自己当作一位贵客了!她睡得晚,起得迟,下楼吃好多东西,常常吃两份,没等人家请,她自己又给自己添上了。她没文化,不会看报,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说话粗声大气的,亲热得过了头。
不久,文福对她的态度差起来了,就像对我一样,一点也不尊重。她说话的时候,他不睬她。她举止有点不恰当,他就给她看脸色。所以虽然我从来不有意要这样,但我开始觉得有点对不起她。
我心想,哪种女人会落到这般地步,来给我丈夫当姘头?他既不动人,又不温柔。看看他那只耷拉下来的眼睛和满脸的凶相,哪儿算得上潇洒?他一天到晚发脾气。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过以前在飞行员二班待过罢了,可现在他连这个也不是了。那么他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呢?——连一个糟糕的婚姻都不能!
我认定,把她和他勾搭在一起的,不可能是爱情,而是另外的东西:或许她只是在慢慢消磨她的生命,而不想一下子死去。这儿,她有地方好睡,有东西好吃。一切都无所谓。战争期间,许多人都这样,满怀恐惧,不问原因,绝望地活着。
我和敏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脸蛋漂亮,头脑简单,意志坚强,骨子里又胆小。当然,我们的背景不同,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我比她好不了多少。我们全都梦想着未来,或许是明天,或许是后天。可等它一到,我们又宣称我们的幸福已成了往事——幸福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
所以老实说,我并不讨厌她,或许还有点喜欢上了她,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她很好相处。
尽管她举止粗鲁,甚至有点傻乎乎,可看得出,她倒是非常真诚的。她盛饭总是把自己碗里的饭堆得高高的,把饭菜的味道夸上了天。她羡慕我的戒指和项链,问我是不是纯金做的。她说我的衣服很漂亮——值多少钱哪?她不像有些人,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希望以后给他们一点赞美过的东西作回报。
还有,她从不发牢骚,从不使唤佣人,不像胡兰。哪怕为她做了一点点小事,她都要感谢她们。淡若哭的时候,她就主动去抱他。她用自己满口的北方土话跟他说话。文福不在家的时候,她就跟我讲所有那些正经姑娘不愿谈的事情——旧日的男友啦,舞会啦,上海的夜总会啦,其中有几个她还进去干过活呢。我承认,我喜欢听她说话,我喜欢看她说话时眼珠子滴溜溜转,手舞足蹈的神态,就像演戏似的。
在和我们一起已经住了差不多两星期后,一天她告诉我,"我是个歌手,也会跳舞。总有一天,我要当个电影演员。"
我觉得她简直是在做梦。"那么你给自己起个什么样的艺名呢?"我出于客气而问道。我知道许多演员都有艺名,像胡蝶啦,梁莺啦,都是我崇拜的演员。
"现在还不知道,"她说着,笑了,"但不用我在上海时人家给起的名字。我在大世界干活那会儿,大家都叫我橡皮仙女。大世界,你知道这地方吗?"
我点点头。有一次我和花生偶然听叔叔和他的朋友们在走廊里提起过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有拱廊的娱乐场所,设在法租界里面,是一个专供洋人享乐的地方,对女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下流、危险的地方。叔叔说,里面全是希奇古怪的东西:畸形的男人和漂亮的姑娘一起玩游戏,动物和杂技演员一起在空中翻跟斗。各种各样过时的迷信都变成了表演。有身份的中国人是不去那儿的,叔叔指责这地方使洋人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看法,好像所有的中国人都抽大烟,敬鬼神,所有的姑娘在自己家里都光着上身,一面倒茶,一面唱歌跳舞。现在,我眼前的这个人居然真的在那儿干过活!
敏站起来,走到房间对面,"我的表演很通俗。我出场时戴很重的头饰,披一件古式的长袍,像个仙女,我的胳膊上缀满各种各样的东西。"她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然后一个法国人,我的老板,就出场了。他头戴一顶圆圆的学士帽,穿一身学士装。他的眼睛眨巴着,就像洋人常常模仿中国人的那种样子,难看死了。他的脸上粘了络腮胡子,一直拖到膝盖,像老鼠尾巴似的。"
敏慢慢走到房间另一头,摸着她想象中的胡子。"呵,小妞,"她模仿着老头的口气,"长寿的秘方在哪儿?快说出来吧。不说?那好,我要把它从你口中一点点榨出来。"
敏慢慢脱掉她想象中的长袍,先脱一个袖子再脱另一个。"我光穿紧身衣和超短裙,一直裁到这儿,膝盖以上。我的大腿和胳膊上涂了一层粉,白得像石灰。我穿一双大红拖鞋,戴一副黑手套。"她绞着双手。
这种事光想想就够吓人的。什么样的姑娘敢在洋人面前穿那么短的衣服?
"然后,那法国人就把我拖进一个魔术箱,这箱子是用木头特制的,像监狱里的笼子,有这个房间那么大。大家亲眼看见他把我的头塞进洞里,把手脚一段段切开,丢到箱子角落里。"她指指墙角。
敏坐... -->>
要是我有本事不让另一个孩子出生,那我肯定就这么做了。但怡苦死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六七个月的身孕。所以我明知他的命运会很不好,也只能让这个孩子出世。不管生下来是男是女,我都要给他起名为淡若——"无动于衷"——一个很好的佛家名字,好像这孩子这辈子永远不与尘世的一切发生关系,连他自己的母亲在内。
孩子出生前我就是这么想的。但随即,淡若来了。胡兰望着他,说,"呵,他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文福乐得咧开了大嘴。我马上想为我的孩子而斗争,保卫他免受这种诅咒。
大家一走,我就仔细打量起淡若熟睡的小脸蛋来。他的头发笔直地竖着,像刚长出的青草。我伸出手掌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过了一会,他张开了眼睛,没有全部张开,只稍稍张开了一点。好像不喜欢这世界上的光明似的,他望望我,皱起了眉头,不是文福的那种凶相,而是一种担心的神情。他在我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担心。
所以你瞧,我马上就爱上了淡若,尽管我竭力想不爱他。我心中涌上了一种感情,要保护一个如此信赖你的人,找回一点你自己的天真。
我在医院里待了五天,文福只来看过两次,每次他都说他刚接手新工作,很忙。家国在空军司令部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训练他搞无线电联络。
当医生告诉我准备出院时,我没等晚上文福来接我,就叫奶妈收拾好东西,去找车。两个钟头后,就到家了。
时间还是下午。胡兰家的门关着。我叫奶妈上楼把淡若放在摇篮里,我自己在楼下问厨师家里有些什么吃的,然后吩咐他准备做晚饭。我刚想上楼,奶妈下来了,悄悄对我说,"呵,太太,楼上有鬼。"
每当佣人告诉你有鬼时,就是说出麻烦事了,她们又不好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叫奶妈进厨房去,然后我就到自己的房间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一眼就看见一个年轻姑娘躺在我的床上,身上穿着我的睡衣,正在打盹!我连忙关上门,站在走廊上,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文福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把女人带到我们家里来!我下楼,敲开了胡兰家的门。
"嗨,瞧你,已经回来了?"她说,"小宝宝在哪儿,睡了?请进,请进。你得见见我老家来的人。"她没提起睡在我房间里的那个女人。
于是我又见到了一个女人。她坐在沙发上,脸和手都很黑,龟裂了,就像烤焦的泥土那样。胡兰把她介绍给我,说这是她的阿姨,名叫杜琴,是从北边来的。乍看上去,她好像已经有九十岁了。但我后来才知道她五十岁还不到。
猜猜这女人是谁?杜阿姨!对了,就是你的杜姨婆!我就是在那时认识她的。
"从你们那儿到这里要多少天哪?"我客气地问。
杜阿姨大笑起来,好像我在开玩笑似的。"不是几天,也不是几个月,——走了七年多了,从热河出发,就是北平再往北。"她的神色既柔和,又悲伤。她拍拍胡兰的手,"哎!正是你叔叔去世的那个时候。他真是个好男人呀!死得早倒也好,没见咱们的村子都变成个啥样子哟!"
胡兰点点头,杜阿姨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他死的时候,小日本还没从满洲国下来,把什么都管起来——地上该种什么粮,集市上该卖什么价,报上该怎么说,连一只母鸡该生多少蛋也要管——什么都管!你想不出有多糟。当然啰,这种事还没发生,我和我女儿就逃出来了。我只是最近才听说的。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在昆明还有个侄女呢!"她朝胡兰笑了。胡兰给她续了水。
杜姨婆一提起她的女儿,我忽然就想到了那个躺在我床上的姑娘。我放下心来,气也全消了。"您老好运气哪,还来得及逃出来。"我说。
"那是因为我男人一死,我就无依无靠了,"杜阿姨说,"我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干吗还把土地留下来,让小日本抢得一干二净呢?我把所有的钱换了四根小金条。我把这东西全花在路上了,先是乘火车,然后坐轮船,再是坐卡车,最后瞧——用鞋子!"
她着了一双很厚实的黑布鞋,就是传教士常穿的那种。"你真该瞧瞧那路!"她说,"有些地方,造得很快,光靠双手在加宽。另一些地方呢,又在用炸药炸路,免得小日本进来。路上就像城里一样,挤满了人,穷人和富人全一样,全都想离开,从这儿迁到那儿去。"
她说着这些话,我又想起了那个躺在我床上的年轻姑娘,走了那么远的路,她肯定是累了。当然我也有点纳闷,胡兰干吗让她睡在我的床上?干吗不让她睡在自己床上?但我不敢问,问这种问题是不礼貌的。
出于礼貌又聊了一会天后,我找了个借口说,得照看孩子去了。
"那个小宝宝!"胡兰忽然想起来了,她转向杜阿姨,"可像他父亲啦。"
"不那么像。"我说。
"眼睛鼻子都很像,脑袋的样子也很像。"胡兰坚持说。
我就邀请杜阿姨自己去看。上楼的时候,我把孩子的名字告诉了她,还跟她讲了他有多重,他的脖子有多壮实,他刚生下来的时候是怎样把尿撒在医生手上的,这都是奶妈告诉我的。我们俩就这样说笑着,上了楼。我们肯定吵醒了那个睡在我房间里的姑娘。她开了门,露出一张还没睡醒的脸,一见我们,脸登时红了,一副尴尬相。她又关上了门。我就等着杜阿姨说,"呵,这是我女儿。"
但恰恰相反,胡兰问,"这是谁?"杜阿姨也问,"她病了吗,大白天睡这么晚?"
我告诉你,我当时差一点就摔倒在楼梯上!杜阿姨和胡兰看着我,还在等我回答呢。"一个客人。"我说。我当时能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我后来才知道,杜阿姨的女儿参加了越南共产党。杜阿姨对她女儿的选择既没同意,也没反对。她说,"至于说我自己,我已经穿惯了旧衣服,已经改不了啦,接受不了别人的新思想了。"
当天下午,我丈夫一回来,我就问他,楼上的姑娘是谁。我没用愤怒的口气问,我也没骂他趁我生孩子的时候,鬼鬼祟祟把一个女人引到家里来了。我把脸俯向淡若,这样文福就看不见我脸上的表情了。
文福几乎不假思索说,"哦,那个人啊?是我班上一个飞行员的妹妹。因为不能呆在他寝室里,他就问我可不可以让她在这儿呆几天。当然呷,我不好回绝。"
"那她干吗在我们的床上?"我问。
文福回答,"我也不知道,或许她累了。"我马上就听出他在撒谎。要是她真是一个客人,他肯定会暴跳如雷,"哇!在我床上?把她踢出去!"
开头我真是气坏了,他居然在我鼻子底下干起这种肮脏勾当来了。他把我当一个乡下傻女人看待!他居然让他的姘头穿我的睡衣!
但我转念又想,我干吗让他看到我很生气,好像我在和他吵架似的?我干吗在乎他跟她睡觉呢?这样不更好吗?说不定他就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了。
所以,最后我用相当友好的口气说了,"告诉我们的客人,她可以睡到另一个房间的沙发上去。"我说完就背过身去,让他在一旁发愣。
那天晚上,我早早上了楼,关上了房门。文福很晚才上床,我假装睡着了。早上,我还闭着眼睛,他蹑手蹑脚爬起来,进了另一个房间,我假装还在睡。每天早晚,我都如此。我睡得可真好啊!我不用再担心他什么时候会把手伸过来,掰开我的大腿。
就这样,我让一个小老婆进了我们的屋子。当然,我把她介绍给胡兰和家国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我说她是个客人,是一个飞行员的妹妹,跟文福说的一模一样。而那个叫敏的姑娘呢,还真把自己当作一位贵客了!她睡得晚,起得迟,下楼吃好多东西,常常吃两份,没等人家请,她自己又给自己添上了。她没文化,不会看报,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说话粗声大气的,亲热得过了头。
不久,文福对她的态度差起来了,就像对我一样,一点也不尊重。她说话的时候,他不睬她。她举止有点不恰当,他就给她看脸色。所以虽然我从来不有意要这样,但我开始觉得有点对不起她。
我心想,哪种女人会落到这般地步,来给我丈夫当姘头?他既不动人,又不温柔。看看他那只耷拉下来的眼睛和满脸的凶相,哪儿算得上潇洒?他一天到晚发脾气。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过以前在飞行员二班待过罢了,可现在他连这个也不是了。那么他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呢?——连一个糟糕的婚姻都不能!
我认定,把她和他勾搭在一起的,不可能是爱情,而是另外的东西:或许她只是在慢慢消磨她的生命,而不想一下子死去。这儿,她有地方好睡,有东西好吃。一切都无所谓。战争期间,许多人都这样,满怀恐惧,不问原因,绝望地活着。
我和敏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脸蛋漂亮,头脑简单,意志坚强,骨子里又胆小。当然,我们的背景不同,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我比她好不了多少。我们全都梦想着未来,或许是明天,或许是后天。可等它一到,我们又宣称我们的幸福已成了往事——幸福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
所以老实说,我并不讨厌她,或许还有点喜欢上了她,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她很好相处。
尽管她举止粗鲁,甚至有点傻乎乎,可看得出,她倒是非常真诚的。她盛饭总是把自己碗里的饭堆得高高的,把饭菜的味道夸上了天。她羡慕我的戒指和项链,问我是不是纯金做的。她说我的衣服很漂亮——值多少钱哪?她不像有些人,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希望以后给他们一点赞美过的东西作回报。
还有,她从不发牢骚,从不使唤佣人,不像胡兰。哪怕为她做了一点点小事,她都要感谢她们。淡若哭的时候,她就主动去抱他。她用自己满口的北方土话跟他说话。文福不在家的时候,她就跟我讲所有那些正经姑娘不愿谈的事情——旧日的男友啦,舞会啦,上海的夜总会啦,其中有几个她还进去干过活呢。我承认,我喜欢听她说话,我喜欢看她说话时眼珠子滴溜溜转,手舞足蹈的神态,就像演戏似的。
在和我们一起已经住了差不多两星期后,一天她告诉我,"我是个歌手,也会跳舞。总有一天,我要当个电影演员。"
我觉得她简直是在做梦。"那么你给自己起个什么样的艺名呢?"我出于客气而问道。我知道许多演员都有艺名,像胡蝶啦,梁莺啦,都是我崇拜的演员。
"现在还不知道,"她说着,笑了,"但不用我在上海时人家给起的名字。我在大世界干活那会儿,大家都叫我橡皮仙女。大世界,你知道这地方吗?"
我点点头。有一次我和花生偶然听叔叔和他的朋友们在走廊里提起过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有拱廊的娱乐场所,设在法租界里面,是一个专供洋人享乐的地方,对女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下流、危险的地方。叔叔说,里面全是希奇古怪的东西:畸形的男人和漂亮的姑娘一起玩游戏,动物和杂技演员一起在空中翻跟斗。各种各样过时的迷信都变成了表演。有身份的中国人是不去那儿的,叔叔指责这地方使洋人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看法,好像所有的中国人都抽大烟,敬鬼神,所有的姑娘在自己家里都光着上身,一面倒茶,一面唱歌跳舞。现在,我眼前的这个人居然真的在那儿干过活!
敏站起来,走到房间对面,"我的表演很通俗。我出场时戴很重的头饰,披一件古式的长袍,像个仙女,我的胳膊上缀满各种各样的东西。"她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然后一个法国人,我的老板,就出场了。他头戴一顶圆圆的学士帽,穿一身学士装。他的眼睛眨巴着,就像洋人常常模仿中国人的那种样子,难看死了。他的脸上粘了络腮胡子,一直拖到膝盖,像老鼠尾巴似的。"
敏慢慢走到房间另一头,摸着她想象中的胡子。"呵,小妞,"她模仿着老头的口气,"长寿的秘方在哪儿?快说出来吧。不说?那好,我要把它从你口中一点点榨出来。"
敏慢慢脱掉她想象中的长袍,先脱一个袖子再脱另一个。"我光穿紧身衣和超短裙,一直裁到这儿,膝盖以上。我的大腿和胳膊上涂了一层粉,白得像石灰。我穿一双大红拖鞋,戴一副黑手套。"她绞着双手。
这种事光想想就够吓人的。什么样的姑娘敢在洋人面前穿那么短的衣服?
"然后,那法国人就把我拖进一个魔术箱,这箱子是用木头特制的,像监狱里的笼子,有这个房间那么大。大家亲眼看见他把我的头塞进洞里,把手脚一段段切开,丢到箱子角落里。"她指指墙角。
敏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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