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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生前曾作过一个布道词,题目叫"耶稣宽恕,你能吗?"我很喜欢这个布道词,它使我的心情变得平和,消除我的恼怒。
我还记得刚好在听过这个布道词后,我在那个意大利人开的电料商店里买了一个小灯泡,买回来发现是早已烧坏的,就问他退钱。他对我很凶,冲我大发雷霆,假装听不懂我的话。我的英语不够好,所以钱没退成。
我气得要命,但后来我就对自己说,宽恕,宽恕。我想起了你父亲说的话,让耶稣从十字架上流下的眼泪洗掉我的所有愤怒。还真管用,我不再生气了。
于是我竭力告诉电料商店的那个男人,我是怎么把一个小灯泡插进灯头中的。他马上打断了我,说,"你买了灯泡,自己打破了。"
我又气起来了。我对自己说,宽恕,宽恕。又管用了,我不生气了。但这时,那男人说,"夫人,我得照看生意去了。"我说,"你不该有生意!"我让火发出来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宽恕,可这男人一点也不接受!他算老几,也配对我说东道西?他的英语也好不到哪儿去,满口意大利腔。
所以你瞧,我就是这么个人,很容易生气,很难宽恕。我想这都是文福的缘故,我永远也不会宽恕他。因为那次车祸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能原谅他。我干吗非得原谅他?
我只是感到有点难过,也许你父亲会觉得我心胸不够宽大。
但我转念又想,耶稣一出生,就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了。我是一个出了丑闻而跑掉的人的女儿。耶稣受难的时候,人人都崇拜他。可没人因为我跟文福生活在一起而崇拜我。我就像那个灶神的妻子,没人崇拜她,他把所有的借口,所有的信任都带走了,而她却被人忘了。
大约就在文福出车祸一年后,1939年初,我又回到那同一家医院,这次我又生了一个孩子。是胡兰陪我去的。她看我从私房钱里掏出一百元,租了一间高级的单人病房,那时这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今天的一两千美元哩。
文福过了两天才来看我。那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又是个女儿。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就在我的身旁。她一开口哭,我也哭了。她一睁开眼睛,我希望她喜欢她看到的一切,她的微笑着的新母亲。她一打哈欠,我就跟她说,"呵,你多聪明呀,这么快就学说话了。"
文福来看我的时候,喝醉了酒,两眼红红的。他穿着空军制服,身上的酒气弥漫了整个房间。孩子正睡着。他费力地看看她的脸蛋,然后一遍又一遍地笑着说,"我的小东西,我的小东西。"他想掰开她捏紧的小手。
"呵,她长得多丑啊!"他开玩笑说,"头圆得像和尚,身子胖得像头猪。我怎么会生下这么个丑东西?又那么懒。醒醒,你这个小菩萨。"从他眉飞色舞的样子看来,他心情很好,居然想讨好自己的女儿!
然后他就用因酒醉而摇晃的双手把她抱起来。孩子晃着小手,哭起来了。他把她放在胳膊上抛上去又抛下来,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怎么回事?"他说,"到底怎么回事?"
"轻一点,轻一点。"我对他说,可他不听。他把她举起来又放下,好像她是一架小飞机似的。他给她唱一支很响亮的祝酒歌。她还是哭个不停。
我伸出手去,他把她放开了。过了一会儿,她就安静下来了。这时我看到了文福的脸,他脸上高兴的笑意不见了,他在生气,好像这孩子侮辱了他,好像这个生下才一天的孩子已经会挑选要谁来宠她似的。我心想,什么样的人会责备一个婴儿呢?什么样的人总是把自己放在首位,甚至放在自己孩子前面呢?
这时护士进来了,递给我一些药。文福马上跟她说他想吃东西:一碗牛排面,要热的。他订了这东西,要快,就像一个顾客进了饭店。他告诉她肉的分量要足,他去饭店的时候老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她来一瓶好酒,不要本地产的白酒,要最好的。
他还没说完,护士就打断了他:"对不起,我们不给陪客提供食物,只为病人提供。"
文福一时竟呆住了。然后他就用他的拳头猛敲墙壁。"亏你还有两只眼睛!"他指着自己那只因车祸而睁不开的眼睛,冲护士大吼道,"没见我是战斗英雄吗?"
我想告诉护士,他不是英雄!他的眼睛不是在战斗中弄瞎的,恰恰相反。但护士已经离开了房间。
这时我犯了个大错误,我跟文福说别胡闹了。实际上我没说"胡闹"这个词,我从来不会这么直截了当地对我丈夫说话,所以我说的或许是"她们够忙的了"。
文福见我为她们说话,气生得更大了。他破口大骂这个医院,嗓子提得很高。我求他冷静一下。"看在孩子分上,"我说,"孩子刚生下,不应该听到这种话。"可孩子已经哭起来了,文福这才停止他的吼叫。他两眼盯着女儿,对她的重新哭喊很生气。然后他就走了。
好了,我想,他走了。不到五分钟,护士逃进了我的房间,吓得浑身发抖,"这男的是你丈夫吗?怎么像疯子似的?"
然后她告诉我,文福下楼后进了医院的厨房。他把厨师全推出了厨房。他拿起一把大菜刀,就是你用来斩骨头的那种,然后——哇!对准桌子、墙壁、椅子乱砍乱斩。他把盆盆碗碗全都踢翻,他闻了每只锅子,把里面的东西全臭骂了一通,把他们正在做的菜肴全倒掉了。最后,当刀刃卷口了,他还威胁所有在门口张望的厨师和帮手:"谁要说出去,我就回来把谁的脑瓜劈成两半。"
我听到这里,真是无地自容啊。我想不出任何借口来为他开脱。我只能请护士原谅我给医院带来这么多麻烦。我保证再多付一百元来赔偿他们的损失,我保证以后亲自向厨房全体工作人员道歉。
护士走后,我寻思她向我提出的问题:这个疯子怎么会成为我的丈夫?这次我没有怪自己嫁给了他,只怪他的母亲!——生下了这么个儿子,从小对他百依百顺,好像她是他的佣人似的;总是把丈夫和儿子放在首位,还要我把粘在公公胡子上的残渣剩饭弄干净后才能吃饭;纵容她的儿子越来越凶,就像奇怪的食欲越来越大,老是渴望填饱他的权力胃口。
也许这是不对的,因为我自己的痛苦而责备另一个女人。但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来不会责备男人,或男人控制的社会;也不会责备孔夫子,那个造成这种社会的可怕的男人。只能责备另一个比我更胆小的女人。
干是我哭了,我的孩子也和我一起哭了。我把她放在胸口,她不吃。我轻轻摇摇她,没有用。我给她哼歌儿,她不听。她哭啊哭,哭了好久,直到没力气哭出来。她的哭声发自内部,发自她的胃。我知道她是受了惊吓。一个母亲很快就会知道她自己的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她是饿了还是累了,是尿湿了还是有病痛。我的孩子是吓着了。于是我就做了我以为是对的事情,我对她撒了谎。
"你将来会过上多好的日子呀,"我喃喃地在她耳边说,"那个大叫大嚷的男人是谁?我们一个也不认识。不是你父亲,当然不是。你父亲是一个绅士。你的亲生父亲马上就要来看你了,最好别哭了。"过了一会,她安静下来,开始打瞌睡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给她起了个名,叫怡苦,"苦尽甘来",两个反义词,意思好的在头里,消除了后一个不好的意思。我用这种方式,希望我女儿历尽艰辛后,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打这孩子一出生,我就爱上了她。她的耳朵跟莫愁一模一样。但怡苦一睁开眼睛就找我。她光吃我的奶,不要吃她的奶妈少奶奶的奶,所以我就把少奶奶辞退了。你瞧,怡苦知道我是她母亲。我把她高高举起来,我们一起笑呀闹呀。她也很聪明——三个月不到她就已经懂得把她的小手合起来,摸我的头发,从来不乱抓。
可只要文福一吼,她就哭,哭整整一夜,不肯停,我只好给她撒谎,"怡苦,乖乖,听话,你将来才会过上好日子。"我怎么知道,一个母亲这样做其实是在教她女儿胆子要小?
一天,大约是在怡苦出生半年后,小保姆来找我,告诉我她要走了。她是个小姑娘,才十四岁,总是很听话,所以胡兰也找不出碴儿来骂她。我问她干吗要走,她借口自己不是一个好保姆。
这就是中国人的方式,总是以自己作借口,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实际上是说自己很有价值。我猜想她干吗不高兴。就在几个月前,胡兰开始要这小保姆干些零活,结果零活成了重活。这可怜的姑娘不知道怎么回绝人家,干的是两家的活,拿的是我付给她一个人的工钱。
我不想失去她,于是就对她说,"你干得很不错,从来不偷懒,该得到更多的工钱。"
她摇摇头,还是说自己一钱不值。我说,"我经常给你加工钱,你还记得吗?"
她点点头。
这时我想,或许胡兰一直对她很凶,在我背后骂她,弄得这姑娘受不了了。哦,我真生气!"有人为难你吗?"我问这姑娘,"肯定是有人找你麻烦了,我说得对吗?别怕,告诉我吧。"
她哭起来了,点点头,不敢抬头望我。
"你在这里干活的时候有人为难你了,是这样吗?"
她又点了点头,眼泪更多了。然后她就说出来了,"太太,他身体不好,病得很重,我知道,所以我不怪你丈夫。"
"怪?这话从何说起?"我说。时候虽说是夏天,可我全身一阵发冷。我要那姑娘快说。小保姆求我宽大,打了自己两个耳光,承认是她的错。她说自己太没用,让他碰了自己。她哭着求我不要对我丈夫说。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把话从她口中一句句套出来,又怎么把这些话一句句连起来的。但那天下午我已经明白,正是在我住院的时候,我丈夫把他的手伸向了小保姆。她每次都挣扎,可每次都被他强xx了。当然,她没说"强xx"这个字,一个天真的小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个字?她只知道怪她自己。
我不得不一次次地追问她:她说是她自己不小心弄出的脸上的肿块,我问是不是他企图再来一次时弄的。她早上老是说身体不舒服,——我问是不是在这事发生后。
这姑娘每承认一点,就哭着打自己的耳光。最后我叫她不要打了,我拍拍她的肩膀,告诉她,这事我会处理的。
她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你要怎么样,太太?"
我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这时我感到很累,就上楼进了怡苦的房间。我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望着我正在熟睡的女儿,睡得那么安详。
多可恶的男人!我怎么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恶的男人!去年车祸的教训他一点也没接受!
然后我转念又想,这事如果张扬出去,别人会怎么想?如果我站在反对自己丈夫的立场上,为小保姆说话,大家会怎么想?我想象胡兰在指责我,说我总把事情、把大家朝坏的方面想。我仿佛看到别人在指责我没管好这个家。我想象人人都在嘲笑我——男人觉得自己的老婆不够味,就去追一个小保姆——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然后我又想到了自己。他固然做了错事,或许是犯了一个罪,可不是什么大罪。许多男人都和女仆有过这类事。再说谁能相信一个小保姆呢?我丈夫会说她在撒谎,他当然会的。他会声称是那姑娘勾引他,一个大英雄的。或许他还会说她早已和许多飞行员睡过觉了。他可以编出一大套话来。
再说我指责我丈夫又能得到什么呢?只会被他狠狠打一顿,只会看到胡兰和家国的同情的目光,丢尽自己的脸。所以如果我想帮助那姑娘,又会怎么样?我能得到什么呢?只会引起我自己床上的麻烦。那么的话失去的又会是什么呢?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我坐下来,想起了老阿婶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每当我因受冤枉挨骂而发牢骚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不要打老虎头上的跳蚤。"不要为了消除一个小麻烦而引出更大的麻烦。
于是我决定不动声色,装聋作哑,做出一副蒙在鼓里的样子。我让自己变得像胡兰和家国似的,他俩在文福打我耳光时,就一声不吭。
我给了小保姆三个月工钱,又给她写了封很好的推荐信。她走了,我不知道她上哪了,我想她对自己的平静离开会满意的。两天后,文福问小保姆上哪去了。我说,"那姑娘呀?她母亲给她找了个婆家,我就让她走了。"
过了几星期,我听说那姑娘死了。是胡兰告诉我的,当时我正在给怡苦喂奶。她说那姑娘去了另一户人家干活。一天早上,那姑娘发现自己怀上孩子了,就用了农村里的老办法,她从扫把里抽出帚条来,捅进自己的子宫里,结果就开始出血,可这血一出就止不住了。
"真傻呀,用帚条这类东西,"胡兰说,"用她的那户人家——啊哟!——气得要命,因为她给他们带了一个鬼来。幸亏她没死在我们这幢屋子里。"
胡兰这么说的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所有的耳光全打在我脸上,这房间里的人全都瞧不起我,全都说是我的错。我仿佛看见那姑娘躺在地上,血流遍地,人们悼念她,只是因为她身后还留下了一大堆肮脏的东西。
当然,胡兰不知道是文福作的孽。不过也许她是知道的,可她什么也没说。还有,她怎么能这么想!指责一个无依无... -->>
你父亲生前曾作过一个布道词,题目叫"耶稣宽恕,你能吗?"我很喜欢这个布道词,它使我的心情变得平和,消除我的恼怒。
我还记得刚好在听过这个布道词后,我在那个意大利人开的电料商店里买了一个小灯泡,买回来发现是早已烧坏的,就问他退钱。他对我很凶,冲我大发雷霆,假装听不懂我的话。我的英语不够好,所以钱没退成。
我气得要命,但后来我就对自己说,宽恕,宽恕。我想起了你父亲说的话,让耶稣从十字架上流下的眼泪洗掉我的所有愤怒。还真管用,我不再生气了。
于是我竭力告诉电料商店的那个男人,我是怎么把一个小灯泡插进灯头中的。他马上打断了我,说,"你买了灯泡,自己打破了。"
我又气起来了。我对自己说,宽恕,宽恕。又管用了,我不生气了。但这时,那男人说,"夫人,我得照看生意去了。"我说,"你不该有生意!"我让火发出来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宽恕,可这男人一点也不接受!他算老几,也配对我说东道西?他的英语也好不到哪儿去,满口意大利腔。
所以你瞧,我就是这么个人,很容易生气,很难宽恕。我想这都是文福的缘故,我永远也不会宽恕他。因为那次车祸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能原谅他。我干吗非得原谅他?
我只是感到有点难过,也许你父亲会觉得我心胸不够宽大。
但我转念又想,耶稣一出生,就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了。我是一个出了丑闻而跑掉的人的女儿。耶稣受难的时候,人人都崇拜他。可没人因为我跟文福生活在一起而崇拜我。我就像那个灶神的妻子,没人崇拜她,他把所有的借口,所有的信任都带走了,而她却被人忘了。
大约就在文福出车祸一年后,1939年初,我又回到那同一家医院,这次我又生了一个孩子。是胡兰陪我去的。她看我从私房钱里掏出一百元,租了一间高级的单人病房,那时这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今天的一两千美元哩。
文福过了两天才来看我。那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又是个女儿。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就在我的身旁。她一开口哭,我也哭了。她一睁开眼睛,我希望她喜欢她看到的一切,她的微笑着的新母亲。她一打哈欠,我就跟她说,"呵,你多聪明呀,这么快就学说话了。"
文福来看我的时候,喝醉了酒,两眼红红的。他穿着空军制服,身上的酒气弥漫了整个房间。孩子正睡着。他费力地看看她的脸蛋,然后一遍又一遍地笑着说,"我的小东西,我的小东西。"他想掰开她捏紧的小手。
"呵,她长得多丑啊!"他开玩笑说,"头圆得像和尚,身子胖得像头猪。我怎么会生下这么个丑东西?又那么懒。醒醒,你这个小菩萨。"从他眉飞色舞的样子看来,他心情很好,居然想讨好自己的女儿!
然后他就用因酒醉而摇晃的双手把她抱起来。孩子晃着小手,哭起来了。他把她放在胳膊上抛上去又抛下来,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怎么回事?"他说,"到底怎么回事?"
"轻一点,轻一点。"我对他说,可他不听。他把她举起来又放下,好像她是一架小飞机似的。他给她唱一支很响亮的祝酒歌。她还是哭个不停。
我伸出手去,他把她放开了。过了一会儿,她就安静下来了。这时我看到了文福的脸,他脸上高兴的笑意不见了,他在生气,好像这孩子侮辱了他,好像这个生下才一天的孩子已经会挑选要谁来宠她似的。我心想,什么样的人会责备一个婴儿呢?什么样的人总是把自己放在首位,甚至放在自己孩子前面呢?
这时护士进来了,递给我一些药。文福马上跟她说他想吃东西:一碗牛排面,要热的。他订了这东西,要快,就像一个顾客进了饭店。他告诉她肉的分量要足,他去饭店的时候老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她来一瓶好酒,不要本地产的白酒,要最好的。
他还没说完,护士就打断了他:"对不起,我们不给陪客提供食物,只为病人提供。"
文福一时竟呆住了。然后他就用他的拳头猛敲墙壁。"亏你还有两只眼睛!"他指着自己那只因车祸而睁不开的眼睛,冲护士大吼道,"没见我是战斗英雄吗?"
我想告诉护士,他不是英雄!他的眼睛不是在战斗中弄瞎的,恰恰相反。但护士已经离开了房间。
这时我犯了个大错误,我跟文福说别胡闹了。实际上我没说"胡闹"这个词,我从来不会这么直截了当地对我丈夫说话,所以我说的或许是"她们够忙的了"。
文福见我为她们说话,气生得更大了。他破口大骂这个医院,嗓子提得很高。我求他冷静一下。"看在孩子分上,"我说,"孩子刚生下,不应该听到这种话。"可孩子已经哭起来了,文福这才停止他的吼叫。他两眼盯着女儿,对她的重新哭喊很生气。然后他就走了。
好了,我想,他走了。不到五分钟,护士逃进了我的房间,吓得浑身发抖,"这男的是你丈夫吗?怎么像疯子似的?"
然后她告诉我,文福下楼后进了医院的厨房。他把厨师全推出了厨房。他拿起一把大菜刀,就是你用来斩骨头的那种,然后——哇!对准桌子、墙壁、椅子乱砍乱斩。他把盆盆碗碗全都踢翻,他闻了每只锅子,把里面的东西全臭骂了一通,把他们正在做的菜肴全倒掉了。最后,当刀刃卷口了,他还威胁所有在门口张望的厨师和帮手:"谁要说出去,我就回来把谁的脑瓜劈成两半。"
我听到这里,真是无地自容啊。我想不出任何借口来为他开脱。我只能请护士原谅我给医院带来这么多麻烦。我保证再多付一百元来赔偿他们的损失,我保证以后亲自向厨房全体工作人员道歉。
护士走后,我寻思她向我提出的问题:这个疯子怎么会成为我的丈夫?这次我没有怪自己嫁给了他,只怪他的母亲!——生下了这么个儿子,从小对他百依百顺,好像她是他的佣人似的;总是把丈夫和儿子放在首位,还要我把粘在公公胡子上的残渣剩饭弄干净后才能吃饭;纵容她的儿子越来越凶,就像奇怪的食欲越来越大,老是渴望填饱他的权力胃口。
也许这是不对的,因为我自己的痛苦而责备另一个女人。但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来不会责备男人,或男人控制的社会;也不会责备孔夫子,那个造成这种社会的可怕的男人。只能责备另一个比我更胆小的女人。
干是我哭了,我的孩子也和我一起哭了。我把她放在胸口,她不吃。我轻轻摇摇她,没有用。我给她哼歌儿,她不听。她哭啊哭,哭了好久,直到没力气哭出来。她的哭声发自内部,发自她的胃。我知道她是受了惊吓。一个母亲很快就会知道她自己的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她是饿了还是累了,是尿湿了还是有病痛。我的孩子是吓着了。于是我就做了我以为是对的事情,我对她撒了谎。
"你将来会过上多好的日子呀,"我喃喃地在她耳边说,"那个大叫大嚷的男人是谁?我们一个也不认识。不是你父亲,当然不是。你父亲是一个绅士。你的亲生父亲马上就要来看你了,最好别哭了。"过了一会,她安静下来,开始打瞌睡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给她起了个名,叫怡苦,"苦尽甘来",两个反义词,意思好的在头里,消除了后一个不好的意思。我用这种方式,希望我女儿历尽艰辛后,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打这孩子一出生,我就爱上了她。她的耳朵跟莫愁一模一样。但怡苦一睁开眼睛就找我。她光吃我的奶,不要吃她的奶妈少奶奶的奶,所以我就把少奶奶辞退了。你瞧,怡苦知道我是她母亲。我把她高高举起来,我们一起笑呀闹呀。她也很聪明——三个月不到她就已经懂得把她的小手合起来,摸我的头发,从来不乱抓。
可只要文福一吼,她就哭,哭整整一夜,不肯停,我只好给她撒谎,"怡苦,乖乖,听话,你将来才会过上好日子。"我怎么知道,一个母亲这样做其实是在教她女儿胆子要小?
一天,大约是在怡苦出生半年后,小保姆来找我,告诉我她要走了。她是个小姑娘,才十四岁,总是很听话,所以胡兰也找不出碴儿来骂她。我问她干吗要走,她借口自己不是一个好保姆。
这就是中国人的方式,总是以自己作借口,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实际上是说自己很有价值。我猜想她干吗不高兴。就在几个月前,胡兰开始要这小保姆干些零活,结果零活成了重活。这可怜的姑娘不知道怎么回绝人家,干的是两家的活,拿的是我付给她一个人的工钱。
我不想失去她,于是就对她说,"你干得很不错,从来不偷懒,该得到更多的工钱。"
她摇摇头,还是说自己一钱不值。我说,"我经常给你加工钱,你还记得吗?"
她点点头。
这时我想,或许胡兰一直对她很凶,在我背后骂她,弄得这姑娘受不了了。哦,我真生气!"有人为难你吗?"我问这姑娘,"肯定是有人找你麻烦了,我说得对吗?别怕,告诉我吧。"
她哭起来了,点点头,不敢抬头望我。
"你在这里干活的时候有人为难你了,是这样吗?"
她又点了点头,眼泪更多了。然后她就说出来了,"太太,他身体不好,病得很重,我知道,所以我不怪你丈夫。"
"怪?这话从何说起?"我说。时候虽说是夏天,可我全身一阵发冷。我要那姑娘快说。小保姆求我宽大,打了自己两个耳光,承认是她的错。她说自己太没用,让他碰了自己。她哭着求我不要对我丈夫说。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把话从她口中一句句套出来,又怎么把这些话一句句连起来的。但那天下午我已经明白,正是在我住院的时候,我丈夫把他的手伸向了小保姆。她每次都挣扎,可每次都被他强xx了。当然,她没说"强xx"这个字,一个天真的小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个字?她只知道怪她自己。
我不得不一次次地追问她:她说是她自己不小心弄出的脸上的肿块,我问是不是他企图再来一次时弄的。她早上老是说身体不舒服,——我问是不是在这事发生后。
这姑娘每承认一点,就哭着打自己的耳光。最后我叫她不要打了,我拍拍她的肩膀,告诉她,这事我会处理的。
她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你要怎么样,太太?"
我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这时我感到很累,就上楼进了怡苦的房间。我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望着我正在熟睡的女儿,睡得那么安详。
多可恶的男人!我怎么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恶的男人!去年车祸的教训他一点也没接受!
然后我转念又想,这事如果张扬出去,别人会怎么想?如果我站在反对自己丈夫的立场上,为小保姆说话,大家会怎么想?我想象胡兰在指责我,说我总把事情、把大家朝坏的方面想。我仿佛看到别人在指责我没管好这个家。我想象人人都在嘲笑我——男人觉得自己的老婆不够味,就去追一个小保姆——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然后我又想到了自己。他固然做了错事,或许是犯了一个罪,可不是什么大罪。许多男人都和女仆有过这类事。再说谁能相信一个小保姆呢?我丈夫会说她在撒谎,他当然会的。他会声称是那姑娘勾引他,一个大英雄的。或许他还会说她早已和许多飞行员睡过觉了。他可以编出一大套话来。
再说我指责我丈夫又能得到什么呢?只会被他狠狠打一顿,只会看到胡兰和家国的同情的目光,丢尽自己的脸。所以如果我想帮助那姑娘,又会怎么样?我能得到什么呢?只会引起我自己床上的麻烦。那么的话失去的又会是什么呢?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我坐下来,想起了老阿婶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每当我因受冤枉挨骂而发牢骚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不要打老虎头上的跳蚤。"不要为了消除一个小麻烦而引出更大的麻烦。
于是我决定不动声色,装聋作哑,做出一副蒙在鼓里的样子。我让自己变得像胡兰和家国似的,他俩在文福打我耳光时,就一声不吭。
我给了小保姆三个月工钱,又给她写了封很好的推荐信。她走了,我不知道她上哪了,我想她对自己的平静离开会满意的。两天后,文福问小保姆上哪去了。我说,"那姑娘呀?她母亲给她找了个婆家,我就让她走了。"
过了几星期,我听说那姑娘死了。是胡兰告诉我的,当时我正在给怡苦喂奶。她说那姑娘去了另一户人家干活。一天早上,那姑娘发现自己怀上孩子了,就用了农村里的老办法,她从扫把里抽出帚条来,捅进自己的子宫里,结果就开始出血,可这血一出就止不住了。
"真傻呀,用帚条这类东西,"胡兰说,"用她的那户人家——啊哟!——气得要命,因为她给他们带了一个鬼来。幸亏她没死在我们这幢屋子里。"
胡兰这么说的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所有的耳光全打在我脸上,这房间里的人全都瞧不起我,全都说是我的错。我仿佛看见那姑娘躺在地上,血流遍地,人们悼念她,只是因为她身后还留下了一大堆肮脏的东西。
当然,胡兰不知道是文福作的孽。不过也许她是知道的,可她什么也没说。还有,她怎么能这么想!指责一个无依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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