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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和海伦谈起过南京发生的这件事,她抱怨她的手指头时常痛,这就使我想起了往事。
我说,"还记得日本飞机撒传单那天,你偷了一辆三轮车吗?"你瞧,我没感谢她救了我一命,当时我们光顾逃命,只想早点离开,根本没时间说客气话。五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感谢她,所以我打算现在感谢她。
海伦笑了,"我不记得了。"她说,"不管怎么说,你怎么能凭空说我偷东西呢?我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
我说,"可那是在战乱中,你推开了一个男人,把自己的手指头也弄破了,你的关节炎就是这个破手指头引起的。后来你找到了我,把我带回家,当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了。"
但海伦还是没想起来。对于在南京住过的那段日子,她只有一点点记忆了。她只记得在那儿吃过一次鸭胗干,后来就再也没去过,还有一张她舍不得丢掉的桌子。当然她还记得王贝蒂,她以为贝蒂是她的朋友。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里,住在同一个地方。对我来说,这是我这辈子最不幸的时刻之一,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对海伦来说,除了鸭胗干,就没什么值得记忆的了。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记得的只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最不幸的时刻,别人不会记得这个。这是一种非常孤独的感情。
不管怎么说,当海伦抱怨她的关节炎的时候,我告诉她,花圈上绕铁丝的事我会完成的。我说这话,并不是为了感谢她在南京救过我一命,她不会明白的,可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怎样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逃命的。
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这就是我们能带走的全部东西,而且一个小时内就得离开南京。当时就是这样的——留什么,扔什么,一切都必须在一个钟头内作出决定。没时间变卖东西,整个城市都处在逃难的疯狂中,我真是怕得要命。
但文福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当我跟他讲市场里发生的事情时,他挥挥手把我支开了。
"你没长眼睛吗?"我丈夫吼道,"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办,比你谈你买东西的经过更重要。"然后他走过去和卡车上的一个男人说话。他点了一根烟,吐了两口,然后看看表,把烟灭了,又点了一根,由此我知道他心里也很怕。
家国告诉我和胡兰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那我的新桌子怎么办?还有我的两把椅子呢?"胡兰哭了。我们刚到南京没几天,就去买了几样家具,满以为能在首都多待几天的。尽管胡兰买的桌子和椅子很便宜,质量不是太好,但它们肯定比她置办过的任何东西要漂亮。
"别为这些东西操心。"家国说道,然后把胡兰拉到一边去,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听不见,只见胡兰的脸像小姑娘似的,一会儿撅起嘴巴,一会儿眉开眼笑。
"快,"胡兰换了一种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没时间坐在这儿自寻烦恼了。"
我想告诉她,"不是我在发牢骚。"但我们没时间争吵了。
我们打包的时候,勤务兵出出进进的,替我们拿东西:文福的空军服,我的缝纫篮,这样我就可以光拿针,两只碗和两双筷,文福和我每人一副。
那勤务兵发神经似的不停地和我们说话。"你要是光听广播,光读报纸,就一点都不知道日本人要来了,一点也不会知道。"他说,"可你只要看看城里人的脸就知道了。"
他越说,我们就收拾得越快。他说逃兵在抢东西,甚至为了抢衣服而杀人,想赶在日本人进城前打扮成平民。那些有钱或是有关系的人早就逃走了,连市长也逃走了,随身还带走一大笔款子。这个人是蒋介石任命的,因为他保证说要永远保住南京。
"我们可不是逃跑,"胡兰很凶地对勤务兵说,"二班和三班到昆明去是有新的任命,有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要走。"
我不知道她自己是不是相信这个说法。难道家国就是这样跟她说的吗?昆明有什么样重要的任务呢?昆明从前是放逐贬官的地方,如果他们不砍你的脑袋,就把你送到昆明去。它差不多已经是中国边境,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然事情也许不是这样,但我还是想起叔叔有一次说过:"困境昆明"——"陷入困境就像到昆明一样"。意思是说你被现实世界推出来了。住在昆明就像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秘密地方一样,非常安全,我很乐意去。
收拾好文福的衣服后,我就开始收拾自己的箱子。我在底层的衬里下,放了十双银筷子,那是我嫁妆的一部分。在这上面,我放了一只装满我所有首饰的小饼干盒,一小瓶母亲老早给我的香水,我在这些东西上面压了几件高级服装。然后我见自己只放了一件冬衣,好像活不过一个季节似的。多不吉利的想法!所以在最后一分钟,我又抽出一件毛衣,放进两件夏天穿的单衣。
那些瓶瓶罐罐、炒菜锅和旧鞋子就送给厨师和她的女儿了。还有那些我带不走的东西,我马上就得考虑送给谁好呢?正好王贝蒂路过,我就叫她待一会儿。
"你打算上哪儿去?"我问她,"是回南京,还是到你婆家去?"
她很快摇摇头。"他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他们,"她说得又坚强又勇敢,"我就待在这儿。"
"那就帮我拿几样东西吧。"说着,我就叫勤务兵把我理剩的衣服、文福的收音机、我的黑色的小缝纫机拿来,我叫他把这些东西全放在那辆还停在我们门口的三轮车上。
"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吧。"我对王贝蒂说。这时我看到胡兰咬住嘴唇,眼看着勤务兵把缝纫机拿出去,我看到她是很想要那台缝纫机的,哪怕我们没地方放。
王贝蒂开始推辞。我打断了她,"我们没时间说这种客套话了。"
于是她笑了笑说,"那好。我要用这缝纫机为我自己和我的小宝宝挣钱过好日子。"她拉起我的手,紧握着不放。"我永远欠你的情,"她说,"就算我能还你十倍,也是永远还不清的。"
我知道她这是在说吉利话,希望我们还能活着相见。然后她很快从自己的钱包里抽出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张她自己的新娘照,她穿着白色的婚纱,她那位飞行员丈夫穿一条黑裤子,一件白外套,打一个领结。他们穿的服装是向那个专拍西式结婚照的摄影师借的,每一对新婚夫妇都这样。
我谢谢她的照片。我觉得她很勇敢,敢一个人待在这儿,因为我觉得她完全可以和空军吵一架,要他们把她一起带走。
这时家国在喊了,"我们要走了!"接着文福也喊了,勤务兵也来催了。我们把箱子丢进敞篷的军用卡车后面,然后就跟其他人一起爬了上去。卡车的后座太高了,文福在前面拉,胡兰在后面推,才把我硬弄上去。
"快!"家国的嗓子提得更高了。我的心跳突然一下子加快了,我想要是我们逃得不够快,我们前脚走,日本人后脚就到了。看来大家都有同样的恐惧。
"快,我们走了!"现在大家都喊起来了,"快上车,别磨蹭了!"
卡车后面很快就坐了九个人,全都肘靠肘地挤在一起,只有胡兰和我是女的,此外就是我们的丈夫,两个三班的飞行员,两个军官,其中一个好像官阶高一些,还有一个老头,为挤上这车付了好多钱给司机。当然还有司机,我们都叫他"老马先生",其实他并不老,这么叫无非是出于尊重,一路上由他负责把我们送到昆明去。
接着老马先生用他的粗嗓子骂了句,卡车发出一阵轰鸣就开动了。我们上了路,经过那些已经失去往日优雅的房子,就像我们刚离开的那幢一样,然后转入另一条路,出了西城门。
车子一路上拐了许多弯,驶过两边树木林立的小路。出城的时候,我们见到了莫愁湖。即使在冬天,它也是那么美,那么宁静,垂柳轻拂着湖岸,仿佛从黄帝时代以来,它连一片叶子都没改变。我很后悔以前没到这儿来散散步,让心灵感受一下那种永不改变的宁静。
这时我发现湖边有一个小男孩站着,虽然离我们很远,但看得出他在向我们挥手。他跳上跳下的,口中在喊着什么。我们以为他肯定是看见了飞行员的服装,把我们当作英雄来欢呼,于是我们也向他挥挥手。他开始跑起来追我们,然后跳上跳下的,举起双臂,在头顶画十字,他想要我们停下来。我们当然不能停。我们开过他身边时,他跺起双脚。然后我们看到他从岸边拾起一些石块,他把石块扔到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水波。他把双臂伸向天空,做出大爆炸的样子。"嘭!"他喊道,"嘭!嘭!"然后这野孩子又从地上捡起石块,向我们的卡车扔来,虽然没打中我们,但我们都听清了他喊的话:"逃兵!胆小鬼!"
我们开到了城外的长江口。有人告诉我们,一到那儿就坐船,到我们的中转站,汉口一武昌。这地方位于中国的中部,俗称"魔鬼的火炉",因为这地方热得要命,人们开玩笑说,当地人避暑的好办法是跳进滚油锅里洗澡。当然,现在不这样了,眼下是冬天,又处在战乱中,谁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我们在船上走了好几天,也许走了一个星期。我现在记不得了,到底有多远,因为后来又换了一条船,我全给弄糊涂了。
总之,我们在汉口一武昌下了船,在旅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发现老马已经把我们的行李装到一辆军用卡车后面去了。这辆车跟我们在南京坐来的那辆一模一样,只不过后轮上挂了一个大油罐。那时到昆明去只能这么办。当时没有十里路一个的加油站,没那种东西,也不是在每小时至少七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开车。离开汉口后,我们就进了狭窄的泥路,有时是双车道的,大多是单车道的。每小时开二十公里,因为卡车只能开这么快,所以,要是路上有日本人,他们只要跟着汽车跑,就能把我们一个个全抓出来。
第一天,我很担心我们逃得不够快。第二天,我还稍微有点担心。打那以后,我把担心全抛在了脑后。我厌倦了。我们行进在内地,远离了战争,就像是在倒退,退到另一个世界,一个很久以前,远在战前就存在着的地方。谁也不在乎,我们要的是安全。
在西往长沙的途中,我们一路上沿河经过不少溪流淙淙的村庄。有个地方河里鱼多得要命,胡兰说,这河看上去就像那种很稠的鱼汤。
在这些贫困落后的地方,你根本想不到中国正在与外来的入侵者打仗。那儿的人看不到报纸,也不识字。不管怎么说,战争刚刚开始,这些人认为不值得为一亩地去打仗。他们没时间为别的事操心,他们关心的只是市场上的粮价,明年种子的价钱,以及要是没钱剩余他们吃什么的问题。
一路上,我们没碰到日本鬼子。我们唯一的敌人是倒在路上的大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或轮胎上的一个大洞,迫使我们放慢速度,诸如此类的事。
有一次路上出现了一头猪,老马按了好几下喇叭,慢慢从它身边擦过。那猪来回兜圈子,拱着头向卡车冲来,把车看作另一头猪。哇!我们全都大笑起来,可这时文福说他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他跳下车子,从挂在胸口的枪套中拔出手枪。
"别打它!"我喊道,"它马上就会走开的。"但文福没听我的。他走近那畜生,它正在围着轮胎喷鼻息呢。胡兰闭上了眼睛。家国说,"他不过是开个玩笑。"这时文福把枪瞄准了猪。我们全怔住了,就像那头猪那样,它摇着耳朵,竖起尾巴,眼睛小心地盯住文福。
忽然,一个老头从路边冲过来了,口中喊着,"原来你在这儿,你这个又臭又老的东西!"文福回过头去。只见那老头手中挥着一根小绳当鞭子。"蠢猪!"他嚷道,"到这儿来,你这个坏东西。"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都笑起来了。就在这时候,文福忽然转身朝猪开了枪。一枪就打中了它的肚子,可怜的猪尖叫起来,血哗哗地流出来了,它踉踉跄跄地走到路边,然后倒在一条沟里,四脚朝天乱蹬。那老头的嘴咧开了,连忙跑过去看他的猪。他口中骂着,一面用鞭子抽打着地,好像那就是文福似的。"你真的是疯鬼吗?"他喊道。文福皱起了眉头,然后用枪指指老头,那个人的眼睛睁得像铜钱那么圆了。
这时家国站出来,喝道:"住手!"
文福放下枪,然后朝家国笑笑。"当然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他收起枪,从后面爬进车厢。但我看到周围的人看上去全都很紧张,那天剩下来的时间大家都一声不吭。
离开长沙不久后,我们一路经过的山坡全都开出了梯田,上面种着稻子。这就是你们美国人常常在电影上看到的中国景象——贫困的农村,人们头戴大草笠避开毒日头。不,我从来没戴过那种帽子!我是上海人。那么想就像以为旧金山人都戴着牛仔帽,骑着马那样可笑。
不管怎么说,这些地方的人都很纯朴,很老实,也很友好。白天我们在小村子里打尖,孩子们就围上来,光是盯着我们看,从来不问问题,也不碰我们的东西。空军勤务兵到小摊上买点东西给我们吃,全是当地土产,已经做好的:一碗辣的担担面啦,白菜烧肥肉啦,有一次还吃了加辣椒酱的臭豆腐,啊,真是太好吃了,我们走了两百公里,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夜幕一降临,我们赶紧找地方投宿。路上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瞌睡的司机一不小心就会把车开到田里去,就像文福把他的小车开进坟地那样。所以太阳一落山,我们就停下歇息,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幸运。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一家简朴的旅馆,床收拾得很干净,还有一个公共浴室。还有一次是安顿在一所建立在山洞里的学校,或是旅馆。有时候我们在猪棚里隔了一块木板过夜。晚上那些畜生在外面对我们发牢骚,咕噜叽里地想冲进来。
我们倒没发多大牢骚。中国人都知道怎样适应环境,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大家全知道,我们的环境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你生在这个国家是你的运气,你从来不需要这样考虑问题。
一路上,我们经过各种各样居住着少数民族的地方。这些人头上戴着肮脏的帽子,一见到汽车,就跑过来想卖东西给我们,什么烟啦,火柴啦,用铁皮罐做的茶杯啦。当他们把他们最好的食物、最上等的东西卖给我们的时候,你只能盯着浮在水泡饭上面的那两片干肉发愣,不知道是什么兽肉。
我记得我们到了一个较大的城市贵阳。我们想在那里待几天,这样部队就可以修修车,加加油什么的,到昆明还有很长很艰难的一段路哩。文福知道有句说贵阳的俗话,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那是因为这地方老是下雨,而整个城市的路面都是崎岖不平的。建筑和街道七高八低的,就像龙的脊背,城外全是磷峋的石山,看上去像僵直不动的古人。
大家都爬出了卡车,经过一天的奔波都累坏了。老马指指马路对面的一家饭店,叫我们上那儿去吃点东西,他去找旅馆。于是我们就穿过马路。我们在饭店门口看到了一只巨大的木桶,往木桶里面一瞧,里面有许多鳗鱼,全是活的,还在游动呢!在上海,这可是一道非常难得的菜。这儿鳗鱼多得不得了,每天都能吃到,无论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
厨师把网兜伸进木桶,捞出几条活蹦乱跳的鳗鱼,跟我们打招呼,"瞧,多新鲜!"那天晚上我们吃了很多,一大盘一大盘堆得高高的鳗鱼段,都有我们手指那么粗。大家都说这顿饭是我们吃过的最鲜美的一顿。所以当老马说他已经为我们找好了一家旅馆,是全城最好的,第一流的旅馆,我们满心指望能住上宫殿了!
让我告诉你吧,太可怕了,那旅馆又简陋,又肮脏。我问浴室在哪儿,他们回答,"外面。"我出去一看,没有浴室,没有厕所,连一道帘子也没有。原来他们说的外面,真的就是外面!野地里一个非常脏的地方,大家就在你的眼鼻子底下方便。我现在可以笑这个,但那时,我对自己说,我宁可不上了。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待在那儿,直到实在憋不住... -->>
几年前,我和海伦谈起过南京发生的这件事,她抱怨她的手指头时常痛,这就使我想起了往事。
我说,"还记得日本飞机撒传单那天,你偷了一辆三轮车吗?"你瞧,我没感谢她救了我一命,当时我们光顾逃命,只想早点离开,根本没时间说客气话。五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感谢她,所以我打算现在感谢她。
海伦笑了,"我不记得了。"她说,"不管怎么说,你怎么能凭空说我偷东西呢?我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
我说,"可那是在战乱中,你推开了一个男人,把自己的手指头也弄破了,你的关节炎就是这个破手指头引起的。后来你找到了我,把我带回家,当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了。"
但海伦还是没想起来。对于在南京住过的那段日子,她只有一点点记忆了。她只记得在那儿吃过一次鸭胗干,后来就再也没去过,还有一张她舍不得丢掉的桌子。当然她还记得王贝蒂,她以为贝蒂是她的朋友。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里,住在同一个地方。对我来说,这是我这辈子最不幸的时刻之一,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对海伦来说,除了鸭胗干,就没什么值得记忆的了。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记得的只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最不幸的时刻,别人不会记得这个。这是一种非常孤独的感情。
不管怎么说,当海伦抱怨她的关节炎的时候,我告诉她,花圈上绕铁丝的事我会完成的。我说这话,并不是为了感谢她在南京救过我一命,她不会明白的,可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怎样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逃命的。
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这就是我们能带走的全部东西,而且一个小时内就得离开南京。当时就是这样的——留什么,扔什么,一切都必须在一个钟头内作出决定。没时间变卖东西,整个城市都处在逃难的疯狂中,我真是怕得要命。
但文福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当我跟他讲市场里发生的事情时,他挥挥手把我支开了。
"你没长眼睛吗?"我丈夫吼道,"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办,比你谈你买东西的经过更重要。"然后他走过去和卡车上的一个男人说话。他点了一根烟,吐了两口,然后看看表,把烟灭了,又点了一根,由此我知道他心里也很怕。
家国告诉我和胡兰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那我的新桌子怎么办?还有我的两把椅子呢?"胡兰哭了。我们刚到南京没几天,就去买了几样家具,满以为能在首都多待几天的。尽管胡兰买的桌子和椅子很便宜,质量不是太好,但它们肯定比她置办过的任何东西要漂亮。
"别为这些东西操心。"家国说道,然后把胡兰拉到一边去,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听不见,只见胡兰的脸像小姑娘似的,一会儿撅起嘴巴,一会儿眉开眼笑。
"快,"胡兰换了一种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没时间坐在这儿自寻烦恼了。"
我想告诉她,"不是我在发牢骚。"但我们没时间争吵了。
我们打包的时候,勤务兵出出进进的,替我们拿东西:文福的空军服,我的缝纫篮,这样我就可以光拿针,两只碗和两双筷,文福和我每人一副。
那勤务兵发神经似的不停地和我们说话。"你要是光听广播,光读报纸,就一点都不知道日本人要来了,一点也不会知道。"他说,"可你只要看看城里人的脸就知道了。"
他越说,我们就收拾得越快。他说逃兵在抢东西,甚至为了抢衣服而杀人,想赶在日本人进城前打扮成平民。那些有钱或是有关系的人早就逃走了,连市长也逃走了,随身还带走一大笔款子。这个人是蒋介石任命的,因为他保证说要永远保住南京。
"我们可不是逃跑,"胡兰很凶地对勤务兵说,"二班和三班到昆明去是有新的任命,有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要走。"
我不知道她自己是不是相信这个说法。难道家国就是这样跟她说的吗?昆明有什么样重要的任务呢?昆明从前是放逐贬官的地方,如果他们不砍你的脑袋,就把你送到昆明去。它差不多已经是中国边境,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然事情也许不是这样,但我还是想起叔叔有一次说过:"困境昆明"——"陷入困境就像到昆明一样"。意思是说你被现实世界推出来了。住在昆明就像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秘密地方一样,非常安全,我很乐意去。
收拾好文福的衣服后,我就开始收拾自己的箱子。我在底层的衬里下,放了十双银筷子,那是我嫁妆的一部分。在这上面,我放了一只装满我所有首饰的小饼干盒,一小瓶母亲老早给我的香水,我在这些东西上面压了几件高级服装。然后我见自己只放了一件冬衣,好像活不过一个季节似的。多不吉利的想法!所以在最后一分钟,我又抽出一件毛衣,放进两件夏天穿的单衣。
那些瓶瓶罐罐、炒菜锅和旧鞋子就送给厨师和她的女儿了。还有那些我带不走的东西,我马上就得考虑送给谁好呢?正好王贝蒂路过,我就叫她待一会儿。
"你打算上哪儿去?"我问她,"是回南京,还是到你婆家去?"
她很快摇摇头。"他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他们,"她说得又坚强又勇敢,"我就待在这儿。"
"那就帮我拿几样东西吧。"说着,我就叫勤务兵把我理剩的衣服、文福的收音机、我的黑色的小缝纫机拿来,我叫他把这些东西全放在那辆还停在我们门口的三轮车上。
"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吧。"我对王贝蒂说。这时我看到胡兰咬住嘴唇,眼看着勤务兵把缝纫机拿出去,我看到她是很想要那台缝纫机的,哪怕我们没地方放。
王贝蒂开始推辞。我打断了她,"我们没时间说这种客套话了。"
于是她笑了笑说,"那好。我要用这缝纫机为我自己和我的小宝宝挣钱过好日子。"她拉起我的手,紧握着不放。"我永远欠你的情,"她说,"就算我能还你十倍,也是永远还不清的。"
我知道她这是在说吉利话,希望我们还能活着相见。然后她很快从自己的钱包里抽出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张她自己的新娘照,她穿着白色的婚纱,她那位飞行员丈夫穿一条黑裤子,一件白外套,打一个领结。他们穿的服装是向那个专拍西式结婚照的摄影师借的,每一对新婚夫妇都这样。
我谢谢她的照片。我觉得她很勇敢,敢一个人待在这儿,因为我觉得她完全可以和空军吵一架,要他们把她一起带走。
这时家国在喊了,"我们要走了!"接着文福也喊了,勤务兵也来催了。我们把箱子丢进敞篷的军用卡车后面,然后就跟其他人一起爬了上去。卡车的后座太高了,文福在前面拉,胡兰在后面推,才把我硬弄上去。
"快!"家国的嗓子提得更高了。我的心跳突然一下子加快了,我想要是我们逃得不够快,我们前脚走,日本人后脚就到了。看来大家都有同样的恐惧。
"快,我们走了!"现在大家都喊起来了,"快上车,别磨蹭了!"
卡车后面很快就坐了九个人,全都肘靠肘地挤在一起,只有胡兰和我是女的,此外就是我们的丈夫,两个三班的飞行员,两个军官,其中一个好像官阶高一些,还有一个老头,为挤上这车付了好多钱给司机。当然还有司机,我们都叫他"老马先生",其实他并不老,这么叫无非是出于尊重,一路上由他负责把我们送到昆明去。
接着老马先生用他的粗嗓子骂了句,卡车发出一阵轰鸣就开动了。我们上了路,经过那些已经失去往日优雅的房子,就像我们刚离开的那幢一样,然后转入另一条路,出了西城门。
车子一路上拐了许多弯,驶过两边树木林立的小路。出城的时候,我们见到了莫愁湖。即使在冬天,它也是那么美,那么宁静,垂柳轻拂着湖岸,仿佛从黄帝时代以来,它连一片叶子都没改变。我很后悔以前没到这儿来散散步,让心灵感受一下那种永不改变的宁静。
这时我发现湖边有一个小男孩站着,虽然离我们很远,但看得出他在向我们挥手。他跳上跳下的,口中在喊着什么。我们以为他肯定是看见了飞行员的服装,把我们当作英雄来欢呼,于是我们也向他挥挥手。他开始跑起来追我们,然后跳上跳下的,举起双臂,在头顶画十字,他想要我们停下来。我们当然不能停。我们开过他身边时,他跺起双脚。然后我们看到他从岸边拾起一些石块,他把石块扔到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水波。他把双臂伸向天空,做出大爆炸的样子。"嘭!"他喊道,"嘭!嘭!"然后这野孩子又从地上捡起石块,向我们的卡车扔来,虽然没打中我们,但我们都听清了他喊的话:"逃兵!胆小鬼!"
我们开到了城外的长江口。有人告诉我们,一到那儿就坐船,到我们的中转站,汉口一武昌。这地方位于中国的中部,俗称"魔鬼的火炉",因为这地方热得要命,人们开玩笑说,当地人避暑的好办法是跳进滚油锅里洗澡。当然,现在不这样了,眼下是冬天,又处在战乱中,谁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我们在船上走了好几天,也许走了一个星期。我现在记不得了,到底有多远,因为后来又换了一条船,我全给弄糊涂了。
总之,我们在汉口一武昌下了船,在旅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发现老马已经把我们的行李装到一辆军用卡车后面去了。这辆车跟我们在南京坐来的那辆一模一样,只不过后轮上挂了一个大油罐。那时到昆明去只能这么办。当时没有十里路一个的加油站,没那种东西,也不是在每小时至少七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开车。离开汉口后,我们就进了狭窄的泥路,有时是双车道的,大多是单车道的。每小时开二十公里,因为卡车只能开这么快,所以,要是路上有日本人,他们只要跟着汽车跑,就能把我们一个个全抓出来。
第一天,我很担心我们逃得不够快。第二天,我还稍微有点担心。打那以后,我把担心全抛在了脑后。我厌倦了。我们行进在内地,远离了战争,就像是在倒退,退到另一个世界,一个很久以前,远在战前就存在着的地方。谁也不在乎,我们要的是安全。
在西往长沙的途中,我们一路上沿河经过不少溪流淙淙的村庄。有个地方河里鱼多得要命,胡兰说,这河看上去就像那种很稠的鱼汤。
在这些贫困落后的地方,你根本想不到中国正在与外来的入侵者打仗。那儿的人看不到报纸,也不识字。不管怎么说,战争刚刚开始,这些人认为不值得为一亩地去打仗。他们没时间为别的事操心,他们关心的只是市场上的粮价,明年种子的价钱,以及要是没钱剩余他们吃什么的问题。
一路上,我们没碰到日本鬼子。我们唯一的敌人是倒在路上的大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或轮胎上的一个大洞,迫使我们放慢速度,诸如此类的事。
有一次路上出现了一头猪,老马按了好几下喇叭,慢慢从它身边擦过。那猪来回兜圈子,拱着头向卡车冲来,把车看作另一头猪。哇!我们全都大笑起来,可这时文福说他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他跳下车子,从挂在胸口的枪套中拔出手枪。
"别打它!"我喊道,"它马上就会走开的。"但文福没听我的。他走近那畜生,它正在围着轮胎喷鼻息呢。胡兰闭上了眼睛。家国说,"他不过是开个玩笑。"这时文福把枪瞄准了猪。我们全怔住了,就像那头猪那样,它摇着耳朵,竖起尾巴,眼睛小心地盯住文福。
忽然,一个老头从路边冲过来了,口中喊着,"原来你在这儿,你这个又臭又老的东西!"文福回过头去。只见那老头手中挥着一根小绳当鞭子。"蠢猪!"他嚷道,"到这儿来,你这个坏东西。"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都笑起来了。就在这时候,文福忽然转身朝猪开了枪。一枪就打中了它的肚子,可怜的猪尖叫起来,血哗哗地流出来了,它踉踉跄跄地走到路边,然后倒在一条沟里,四脚朝天乱蹬。那老头的嘴咧开了,连忙跑过去看他的猪。他口中骂着,一面用鞭子抽打着地,好像那就是文福似的。"你真的是疯鬼吗?"他喊道。文福皱起了眉头,然后用枪指指老头,那个人的眼睛睁得像铜钱那么圆了。
这时家国站出来,喝道:"住手!"
文福放下枪,然后朝家国笑笑。"当然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他收起枪,从后面爬进车厢。但我看到周围的人看上去全都很紧张,那天剩下来的时间大家都一声不吭。
离开长沙不久后,我们一路经过的山坡全都开出了梯田,上面种着稻子。这就是你们美国人常常在电影上看到的中国景象——贫困的农村,人们头戴大草笠避开毒日头。不,我从来没戴过那种帽子!我是上海人。那么想就像以为旧金山人都戴着牛仔帽,骑着马那样可笑。
不管怎么说,这些地方的人都很纯朴,很老实,也很友好。白天我们在小村子里打尖,孩子们就围上来,光是盯着我们看,从来不问问题,也不碰我们的东西。空军勤务兵到小摊上买点东西给我们吃,全是当地土产,已经做好的:一碗辣的担担面啦,白菜烧肥肉啦,有一次还吃了加辣椒酱的臭豆腐,啊,真是太好吃了,我们走了两百公里,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夜幕一降临,我们赶紧找地方投宿。路上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瞌睡的司机一不小心就会把车开到田里去,就像文福把他的小车开进坟地那样。所以太阳一落山,我们就停下歇息,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幸运。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一家简朴的旅馆,床收拾得很干净,还有一个公共浴室。还有一次是安顿在一所建立在山洞里的学校,或是旅馆。有时候我们在猪棚里隔了一块木板过夜。晚上那些畜生在外面对我们发牢骚,咕噜叽里地想冲进来。
我们倒没发多大牢骚。中国人都知道怎样适应环境,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大家全知道,我们的环境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你生在这个国家是你的运气,你从来不需要这样考虑问题。
一路上,我们经过各种各样居住着少数民族的地方。这些人头上戴着肮脏的帽子,一见到汽车,就跑过来想卖东西给我们,什么烟啦,火柴啦,用铁皮罐做的茶杯啦。当他们把他们最好的食物、最上等的东西卖给我们的时候,你只能盯着浮在水泡饭上面的那两片干肉发愣,不知道是什么兽肉。
我记得我们到了一个较大的城市贵阳。我们想在那里待几天,这样部队就可以修修车,加加油什么的,到昆明还有很长很艰难的一段路哩。文福知道有句说贵阳的俗话,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那是因为这地方老是下雨,而整个城市的路面都是崎岖不平的。建筑和街道七高八低的,就像龙的脊背,城外全是磷峋的石山,看上去像僵直不动的古人。
大家都爬出了卡车,经过一天的奔波都累坏了。老马指指马路对面的一家饭店,叫我们上那儿去吃点东西,他去找旅馆。于是我们就穿过马路。我们在饭店门口看到了一只巨大的木桶,往木桶里面一瞧,里面有许多鳗鱼,全是活的,还在游动呢!在上海,这可是一道非常难得的菜。这儿鳗鱼多得不得了,每天都能吃到,无论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
厨师把网兜伸进木桶,捞出几条活蹦乱跳的鳗鱼,跟我们打招呼,"瞧,多新鲜!"那天晚上我们吃了很多,一大盘一大盘堆得高高的鳗鱼段,都有我们手指那么粗。大家都说这顿饭是我们吃过的最鲜美的一顿。所以当老马说他已经为我们找好了一家旅馆,是全城最好的,第一流的旅馆,我们满心指望能住上宫殿了!
让我告诉你吧,太可怕了,那旅馆又简陋,又肮脏。我问浴室在哪儿,他们回答,"外面。"我出去一看,没有浴室,没有厕所,连一道帘子也没有。原来他们说的外面,真的就是外面!野地里一个非常脏的地方,大家就在你的眼鼻子底下方便。我现在可以笑这个,但那时,我对自己说,我宁可不上了。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待在那儿,直到实在憋不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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