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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冬天到来的时候,没剩下几架飞机了。天上落下来的光是雨。然后,有一天,天变冷,下雪了。
正是在这个星期,我们从扬州又转到南京,两地之间坐车要不了几小时。到南京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雪。雪使我想起了羽毛,想起了我和甘玩的羽毛球在空中飘来飘去的情景。
在南京,我们也有一个空军派来的勤务兵。这一个跟扬州的那个不同,没那么疯。他老是说,"别担心,太太,雪下不了多久,在南京,雪就像高级军官,不会常来,来了也待不长。"
我和胡兰从一所大宅子一楼的窗子向外望着。这地方原是个外国商人建造的漂亮别墅,现在成了各色人等的临时大本营。它共有两层,有四根廊柱,高高的落地玻璃窗。屋子周围全是树——勤务兵说,这些树全是法国进口的。但现在树叶已经凋落,根本就分不出是中国树还是法国树。屋子坐落在城里最好的地段,靠近古老的西城墙,再走一段路过去就是莫愁湖,所以它离市中心不远也不近。
可要是朝屋子里面望一眼,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一进去马上就会看到:沙发已经被无数人的屁股磨损了,地毯已经被年复一年来来往往的脚步踏薄了,每间房间里的墙纸都已剥落发黄,厨房角落里有漏雨的裂缝,整个屋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没人照管的孤儿。
就在我看到雪的那天下午,我正在教勤务兵怎么清煤炉,免得下次弄得烟雾腾腾。这时,文福回来了,说,"你清这个,不过替别人清罢了。"然后他告诉我们,空军已经发出通知,我们不久就要离开南京,也许在两星期内,也许更快。
"我们来这儿还不到一星期呢。"我说。文福没笑,我懂他的意思了:日本人来了。
那天我去空军的邮局发两封电报到上海,一封到我存钱的银行,要他们汇四百元钱给文福的妹妹。另一封给文福的妹妹,告诉她送钱的地方。发电报的小姐帮助我尽可能用最少的字把电文发出去。在给文福妹妹的电报的末尾,我又加了一句,"快,我们马上就要逃难。"
逃难这个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想叫我小姑把这事看得严重点,办得快一点。也许我有点夸大,也许没有。不管怎么说,我在那地方加上这个字,因为这个字能使大家都跳起来。
逃难,这个字什么意思?我觉得美国没有跟它意思相同的字。但是在中国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字来表达所有这一类麻烦。不,"refugee"1不是这个意思,不准确。"refugee"是指你逃难后还活着。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再也不想提起是什么使你逃难的。
1难民。
你很幸运,从来没经历过逃难。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种可怕的危险来了,不光是对你一个人的,而是对很多人的,所以每个人只能自己照管自己。这是一种追赶你的恐惧,一种病,就像发高烧那样。所以你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逃!快逃!"——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没别的念头了。你头上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就像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了,你连那个要杀你的人的喘气声都听到了。你只要听到一声叫喊,看到有人眼睛瞪大了,就足够了,高热就变成了寒颤,流遍你的全身,从背脊一直流到脚底,你就不由自主地跑起来,跌倒,再跑,再跌倒。
你很幸运,连这个字的意思都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它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差点儿就落在我头上的。
我写完电文,发电报的小姐问我,"你真的以为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了吗?"
我不想吓着她,就说,"因为我小姑有点心不在焉的,我才故意这么说,这样她就会抓紧去办。"
那姑娘笑起来了,夸我真聪明。我很喜欢她。我不知道她中文名字叫什么,但大家都叫她王贝蒂,"漂亮贝蒂",因为她跟大家都很喜欢的影星戴维斯贝蒂长得很像,也是同样的发式,嗓子也有点沙哑,眼睛也是那么大,只不过眼皮有点下垂,上面有点浮肿。我觉得她有甲状腺亢进或肾脏炎,才会成这个样子。
她是一个典型的南京人,"闪电式结婚"——认识了一个飞行员,马上就嫁给他,就这么快。这个飞行员是文福班上的,但我不大认识。婚后大概才两星期或三星期,他就阵亡了。但他总算还有时间给她留下一个遗腹子。
四天后,我又去了邮局。我的小姑真够厉害的,取到钱后两天她就把钱汇出了,但不是汇给我,而是汇给了文福!这是王贝蒂告诉我的。文福已经来过,把这笔钱取走了。她又能怎么办?收款单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呀。
"那是我的钱,是我的陪嫁钱!"我告诉王贝蒂,"再说这钱是逃难用的,是要紧关头救命用的。"
贝蒂从热水瓶里给我倒了一杯水,"哎,真是太厉害了。这种事总是落在女人头上,真的。当然,我没有陪嫁,不像你,四百元,这可是好大一笔钱哩。"
"总共有四千元,"我纠正她,她的嘴都张大了,"还有家具,木料都是上好的,许许多多好东西——可现在全成了他家的了。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也是的,"她说着,摇摇头,"我丈夫死的时候,部队给了一笔抚恤金——全被他家拿走了!一个子儿都不让我碰。所以你瞧,我只好为自己,也为肚里的孩子赚点饭钱。"她敲打着正在发电文,"现在他家里人又说了,我得回到南昌去把孩子生下来,把这个孙子给他们。他们说了,这以后我就可以走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问你,我干吗跑到那儿去,受他们的气?难道我是一只鸭子吗——给他们孵蛋,让他们吃?"
我不禁笑起来了。王贝蒂就是这么个人,说话总是很坦白,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过了一会,我也放开来谈了。
"我要他把这笔钱还给我。"我说。
"这就对啦,"她说,"好好跟他讲道理。这笔钱本来就是你的嘛,是准备逃难用的。"
"这钱是我的,是准备逃难用的。"
"不需要别的借口。"
"不需要别的借口。"
我们还想了很多大道理。我回家就跟文福说了。"我们需要这笔钱逃难。"我说,"谁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事。"
"谁说我们要逃难了?"他边说,边剔牙。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陪嫁钱。"我坚持说。
文福做了个鬼脸,"你要那么多钱干吗——要当个又有钱又快乐的寡妇?"
"别说这种话!"我喊起来了。
"那么你也不该说这种话。"他吼道。就这样,我想好的所有的大道理都不起作用,好像他心中阴暗的部分看到了我心中阴暗的部分。当然,我没想过他会死。但这想法一旦被他说破,我的脸就红了,我的黑心也就藏不住了。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丈夫讲道理呢?
那天晚上,我发现我说的一切全是白费口舌,文福早已把钱花得精光。四班的一个广东飞行员在机场里留下一辆小车,后来飞机失事死了,文福就把那车买来了。
啊,多不吉利呀!文福怎么会想到去买一个死去的飞行员的东西呢?就像他家以前做的生意那样,把死人的悲剧变成他的快乐。
"要是我们真的要逃难,"他说,"这个车子就派上用场了。你现在可知道你丈夫的精明了吧。"
当然,我无话可说。
"这车跑得飞一样快。"他又加了一句,还沉浸在对车子的梦想中。
"可要是他们叫我们去内地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就得叫别人一起走了,要么坐大卡车,要么坐轮船。"
"别那么傻,车子带不走,我们可以卖给别人呀——价钱能翻倍呢,或者就换金条,不要钞票。"
我开始想也许是我错了,也许这是个好主意,我不该那么固执。
"必须是顶呱呱的小车。"我说。
"嚯!当然是顶呱呱的,"他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道我连做一笔好生意都不懂?"
但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他开回来的东西,一辆老掉牙的跑车,大概是菲亚特吧,顶篷也截掉了。美国人管这种车叫什么来着?——jalopy,一辆破车,就是这种破烂货。这是一辆小的破车,满是灰尘和凹痕,也没个车顶挡风避雨,后门又是打不开的。当然战争期间,不管什么车子,能搞到一辆就算奢侈了。但文福满不在乎地付给死去的飞行员家属高出十倍的价钱。他按按喇叭,笑着嚷着,"喂,你觉得怎么样?"
我只好笑笑,让他认为我很为他骄傲,和死人做成了这么一笔好交易。然后他要我从那个破门里爬进去。你想象一下吧:我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由于天冷又穿了很多衣服,所以我很艰难地把一条腿伸了进去。文福急着想走了,他冲我咧嘴笑笑,按响了喇叭。
"我们走呷!"他喊道,然后一脚踩在油门上,发动机就大吼起来,我以为他没等我另一条腿伸进去就要开走了。
我让他带着我,直冲出东门大街,穿过狭窄的已经结了冰的小桥,然后冲下长长的泥路,一直到紫金山脚下。我的头发贴在脸上,冷风从耳边呜呜吹过,脑袋都冻僵麻木了。
"瞧这个!"文福喊道,开得更快了。我尖叫起来,闭上了眼睛。他来了个急转弯,我们轮子转过的地方留下了深深的车辙。
"这车真棒,棒极了!"他喊道。
他把车轮转来转去,避开路上一个烂泥坑,又避开一辆慢吞吞的驴车。他朝一个小伙子按响喇叭,吓得他跳进了一个积着雨水的坑洼里。他冲散了一排六只小鸭组成的队伍,这些小鸭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不知什么是害怕。每次我指出某些很快逼近的危险,或慢慢过来的灾难,每当我尖叫起来,或闭上眼睛时,文福就大笑起来。我觉得这是他和我一起度过的最好的时刻。
第二天我告诉他,我太累了,不想再去开车兜风了。于是他就约家国去,两人就像一对快乐的男孩开车走了。文福半夜才回家,一脸不高兴。
"玩得痛快吗?"我问。他没吭声。我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还是没吭声。他点了一根烟,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于是我想,怪了,我怎么没听见他回来的喇叭声。我朝窗外望了一下,又走到门口,望望黑沉沉的过道和大路,没有车子。
"新车呢,哪去了?"我问他。
我和他一起坐在桌子边。我看着他一杯又一杯地喝威士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最后他终于开口了:"狗娘养的,叫它碰上死鬼!"
第二天早上,胡兰跟我讲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是家国告诉她的。
他们把车开到了南门外的乡下,然后爬上一座小山,又从一条小路冲下,一直到了文福以为是平原的地方。他把一只野兔当作日本飞机,为了追上它,他把车开得飞一般快。但那只兔子跑得更快,从这条路一下子转到另一条路,它跳上一个土坡,车子也跟了上去。就在这时车的底座卡在一堆岩石上,就像一只乌龟趴在另一只乌龟上,开不动了。
他想把车子倒回来。家国跳出车子,想把车往前推。然后文福拼命把油门踏板往下踩,让轮子... -->>
等冬天到来的时候,没剩下几架飞机了。天上落下来的光是雨。然后,有一天,天变冷,下雪了。
正是在这个星期,我们从扬州又转到南京,两地之间坐车要不了几小时。到南京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雪。雪使我想起了羽毛,想起了我和甘玩的羽毛球在空中飘来飘去的情景。
在南京,我们也有一个空军派来的勤务兵。这一个跟扬州的那个不同,没那么疯。他老是说,"别担心,太太,雪下不了多久,在南京,雪就像高级军官,不会常来,来了也待不长。"
我和胡兰从一所大宅子一楼的窗子向外望着。这地方原是个外国商人建造的漂亮别墅,现在成了各色人等的临时大本营。它共有两层,有四根廊柱,高高的落地玻璃窗。屋子周围全是树——勤务兵说,这些树全是法国进口的。但现在树叶已经凋落,根本就分不出是中国树还是法国树。屋子坐落在城里最好的地段,靠近古老的西城墙,再走一段路过去就是莫愁湖,所以它离市中心不远也不近。
可要是朝屋子里面望一眼,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一进去马上就会看到:沙发已经被无数人的屁股磨损了,地毯已经被年复一年来来往往的脚步踏薄了,每间房间里的墙纸都已剥落发黄,厨房角落里有漏雨的裂缝,整个屋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没人照管的孤儿。
就在我看到雪的那天下午,我正在教勤务兵怎么清煤炉,免得下次弄得烟雾腾腾。这时,文福回来了,说,"你清这个,不过替别人清罢了。"然后他告诉我们,空军已经发出通知,我们不久就要离开南京,也许在两星期内,也许更快。
"我们来这儿还不到一星期呢。"我说。文福没笑,我懂他的意思了:日本人来了。
那天我去空军的邮局发两封电报到上海,一封到我存钱的银行,要他们汇四百元钱给文福的妹妹。另一封给文福的妹妹,告诉她送钱的地方。发电报的小姐帮助我尽可能用最少的字把电文发出去。在给文福妹妹的电报的末尾,我又加了一句,"快,我们马上就要逃难。"
逃难这个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想叫我小姑把这事看得严重点,办得快一点。也许我有点夸大,也许没有。不管怎么说,我在那地方加上这个字,因为这个字能使大家都跳起来。
逃难,这个字什么意思?我觉得美国没有跟它意思相同的字。但是在中国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字来表达所有这一类麻烦。不,"refugee"1不是这个意思,不准确。"refugee"是指你逃难后还活着。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再也不想提起是什么使你逃难的。
1难民。
你很幸运,从来没经历过逃难。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种可怕的危险来了,不光是对你一个人的,而是对很多人的,所以每个人只能自己照管自己。这是一种追赶你的恐惧,一种病,就像发高烧那样。所以你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逃!快逃!"——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没别的念头了。你头上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就像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了,你连那个要杀你的人的喘气声都听到了。你只要听到一声叫喊,看到有人眼睛瞪大了,就足够了,高热就变成了寒颤,流遍你的全身,从背脊一直流到脚底,你就不由自主地跑起来,跌倒,再跑,再跌倒。
你很幸运,连这个字的意思都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它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差点儿就落在我头上的。
我写完电文,发电报的小姐问我,"你真的以为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了吗?"
我不想吓着她,就说,"因为我小姑有点心不在焉的,我才故意这么说,这样她就会抓紧去办。"
那姑娘笑起来了,夸我真聪明。我很喜欢她。我不知道她中文名字叫什么,但大家都叫她王贝蒂,"漂亮贝蒂",因为她跟大家都很喜欢的影星戴维斯贝蒂长得很像,也是同样的发式,嗓子也有点沙哑,眼睛也是那么大,只不过眼皮有点下垂,上面有点浮肿。我觉得她有甲状腺亢进或肾脏炎,才会成这个样子。
她是一个典型的南京人,"闪电式结婚"——认识了一个飞行员,马上就嫁给他,就这么快。这个飞行员是文福班上的,但我不大认识。婚后大概才两星期或三星期,他就阵亡了。但他总算还有时间给她留下一个遗腹子。
四天后,我又去了邮局。我的小姑真够厉害的,取到钱后两天她就把钱汇出了,但不是汇给我,而是汇给了文福!这是王贝蒂告诉我的。文福已经来过,把这笔钱取走了。她又能怎么办?收款单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呀。
"那是我的钱,是我的陪嫁钱!"我告诉王贝蒂,"再说这钱是逃难用的,是要紧关头救命用的。"
贝蒂从热水瓶里给我倒了一杯水,"哎,真是太厉害了。这种事总是落在女人头上,真的。当然,我没有陪嫁,不像你,四百元,这可是好大一笔钱哩。"
"总共有四千元,"我纠正她,她的嘴都张大了,"还有家具,木料都是上好的,许许多多好东西——可现在全成了他家的了。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也是的,"她说着,摇摇头,"我丈夫死的时候,部队给了一笔抚恤金——全被他家拿走了!一个子儿都不让我碰。所以你瞧,我只好为自己,也为肚里的孩子赚点饭钱。"她敲打着正在发电文,"现在他家里人又说了,我得回到南昌去把孩子生下来,把这个孙子给他们。他们说了,这以后我就可以走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问你,我干吗跑到那儿去,受他们的气?难道我是一只鸭子吗——给他们孵蛋,让他们吃?"
我不禁笑起来了。王贝蒂就是这么个人,说话总是很坦白,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过了一会,我也放开来谈了。
"我要他把这笔钱还给我。"我说。
"这就对啦,"她说,"好好跟他讲道理。这笔钱本来就是你的嘛,是准备逃难用的。"
"这钱是我的,是准备逃难用的。"
"不需要别的借口。"
"不需要别的借口。"
我们还想了很多大道理。我回家就跟文福说了。"我们需要这笔钱逃难。"我说,"谁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事。"
"谁说我们要逃难了?"他边说,边剔牙。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陪嫁钱。"我坚持说。
文福做了个鬼脸,"你要那么多钱干吗——要当个又有钱又快乐的寡妇?"
"别说这种话!"我喊起来了。
"那么你也不该说这种话。"他吼道。就这样,我想好的所有的大道理都不起作用,好像他心中阴暗的部分看到了我心中阴暗的部分。当然,我没想过他会死。但这想法一旦被他说破,我的脸就红了,我的黑心也就藏不住了。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丈夫讲道理呢?
那天晚上,我发现我说的一切全是白费口舌,文福早已把钱花得精光。四班的一个广东飞行员在机场里留下一辆小车,后来飞机失事死了,文福就把那车买来了。
啊,多不吉利呀!文福怎么会想到去买一个死去的飞行员的东西呢?就像他家以前做的生意那样,把死人的悲剧变成他的快乐。
"要是我们真的要逃难,"他说,"这个车子就派上用场了。你现在可知道你丈夫的精明了吧。"
当然,我无话可说。
"这车跑得飞一样快。"他又加了一句,还沉浸在对车子的梦想中。
"可要是他们叫我们去内地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就得叫别人一起走了,要么坐大卡车,要么坐轮船。"
"别那么傻,车子带不走,我们可以卖给别人呀——价钱能翻倍呢,或者就换金条,不要钞票。"
我开始想也许是我错了,也许这是个好主意,我不该那么固执。
"必须是顶呱呱的小车。"我说。
"嚯!当然是顶呱呱的,"他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道我连做一笔好生意都不懂?"
但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他开回来的东西,一辆老掉牙的跑车,大概是菲亚特吧,顶篷也截掉了。美国人管这种车叫什么来着?——jalopy,一辆破车,就是这种破烂货。这是一辆小的破车,满是灰尘和凹痕,也没个车顶挡风避雨,后门又是打不开的。当然战争期间,不管什么车子,能搞到一辆就算奢侈了。但文福满不在乎地付给死去的飞行员家属高出十倍的价钱。他按按喇叭,笑着嚷着,"喂,你觉得怎么样?"
我只好笑笑,让他认为我很为他骄傲,和死人做成了这么一笔好交易。然后他要我从那个破门里爬进去。你想象一下吧:我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由于天冷又穿了很多衣服,所以我很艰难地把一条腿伸了进去。文福急着想走了,他冲我咧嘴笑笑,按响了喇叭。
"我们走呷!"他喊道,然后一脚踩在油门上,发动机就大吼起来,我以为他没等我另一条腿伸进去就要开走了。
我让他带着我,直冲出东门大街,穿过狭窄的已经结了冰的小桥,然后冲下长长的泥路,一直到紫金山脚下。我的头发贴在脸上,冷风从耳边呜呜吹过,脑袋都冻僵麻木了。
"瞧这个!"文福喊道,开得更快了。我尖叫起来,闭上了眼睛。他来了个急转弯,我们轮子转过的地方留下了深深的车辙。
"这车真棒,棒极了!"他喊道。
他把车轮转来转去,避开路上一个烂泥坑,又避开一辆慢吞吞的驴车。他朝一个小伙子按响喇叭,吓得他跳进了一个积着雨水的坑洼里。他冲散了一排六只小鸭组成的队伍,这些小鸭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不知什么是害怕。每次我指出某些很快逼近的危险,或慢慢过来的灾难,每当我尖叫起来,或闭上眼睛时,文福就大笑起来。我觉得这是他和我一起度过的最好的时刻。
第二天我告诉他,我太累了,不想再去开车兜风了。于是他就约家国去,两人就像一对快乐的男孩开车走了。文福半夜才回家,一脸不高兴。
"玩得痛快吗?"我问。他没吭声。我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还是没吭声。他点了一根烟,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于是我想,怪了,我怎么没听见他回来的喇叭声。我朝窗外望了一下,又走到门口,望望黑沉沉的过道和大路,没有车子。
"新车呢,哪去了?"我问他。
我和他一起坐在桌子边。我看着他一杯又一杯地喝威士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最后他终于开口了:"狗娘养的,叫它碰上死鬼!"
第二天早上,胡兰跟我讲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是家国告诉她的。
他们把车开到了南门外的乡下,然后爬上一座小山,又从一条小路冲下,一直到了文福以为是平原的地方。他把一只野兔当作日本飞机,为了追上它,他把车开得飞一般快。但那只兔子跑得更快,从这条路一下子转到另一条路,它跳上一个土坡,车子也跟了上去。就在这时车的底座卡在一堆岩石上,就像一只乌龟趴在另一只乌龟上,开不动了。
他想把车子倒回来。家国跳出车子,想把车往前推。然后文福拼命把油门踏板往下踩,让轮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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