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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那个同我和胡兰一起洗过澡的自以为是的姑娘吗?就是她告诉我们上海发生的事情,空军是如何飞到那儿去拯救中国的。
她早就进了饭厅,我们坐在一台收音机前。我们已经听到我们的丈夫们全都还活着的消息,此刻正在听胜利的消息。我们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一个字。
"你们收听到的,"她用一种讽刺的口气说,"全是废话。"我们转过头来看看她,发现她的眼睛像魔鬼一样红。
然后她就跟我们讲了事情的真相。那个老是把吊扇下面的位子留给我丈夫的飞行员已经死了,那个我丈夫冲他大吼,跟他开玩笑的年轻人也死了,这位自以为是的姑娘的丈夫也被杀了。
"你们以为你们的丈夫还活着就运气吗,"她说,"你们错了。"
然后她就告诉我们,飞机是在半夜到达日本军舰云集的上海港的。他们想使日本人大吃一惊,但没想到,他们还没到,日本飞机早已在夜色的掩护下起飞了——他们早就知道中国飞机来了。所以倒是我们的飞行员大吃一惊,一下子昏了头,于是赶紧投弹。大匆忙了!从天空到地面距离太近了,结果那天晚上投下的炸弹全落到了民房和商店的屋顶上,落在电车上,炸死了成千上百的老百姓,全是中国人哪,而日本的军舰照样在海面上耀武扬威。
"你们的丈夫不是什么英雄。所有的人,那些飞行员全死了,我的丈夫也死了——比白白送死还不如。"那姑娘说完就走了。我们一声不响。
胡兰打破了沉默,生气地说,"她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发生什么事?"然后又说,她还是很开心,因为家国还活着。至少这一点是真的,她说。
你想象得出吗?她居然当着我们两人的面说她很开心,她怎么能把这么自私的想法流露出来呢?
但我没有责备胡兰的设教养。我尽量像大姐姐般地劝说她:"如果那姑娘说的是真的,我们是该想想这场悲剧。我们应该严肃点,不要光顾自己开心。"
胡兰一脸的开心相马上就消失了,她张开嘴巴,把这个想法听进去了。我想,不错,尽管她缺乏教养,还是能做到知错就改。
但她马上皱起眉头,沉下脸来。"你这种想法——我不懂。"她说。
于是我又解释了一遍。"我们一定要关心大局,不能光想着自己的丈夫,说不定还会发生一些更糟糕的事呢。"
"哎呀,倒霉!"她叫起来,用手捂住了嘴巴,"你怎么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来败坏大家的前途呢?"
"不是不吉利的话,"我坚持说,"我只不过是说,我们得现实点。这是在打仗,我们不光要用感情,也要用理智,头脑始终要清醒。如果我们假装看不见危险,那我们又怎么能避开它?"
但胡兰不愿再听我说话。她又哭又喊,"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恶毒的字眼!这么想有什么用,坏念头只会引出坏结果。"
她就这么叫着嚷着,像疯了似的。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们的友谊正是从那时开始四分五裂的。我们之间的和谐是胡兰打破的。我告诉你,那天我才看清了胡兰的为人,她可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脓包。这女人能说出一连串刀刃般锋利的话。
"你说不幸也会落在我们头上,你说你丈夫也会死,"她吼道,"那你干吗不抓住眼前的一切及时行乐呢?"
你想象得到吗?她当着大伙的面咒我!她抛出一个只能做出错误答案的问题。她要给人造成这种印象,我是专门说倒霉话的人。
"我没说过这话。"我马上回答。
"你总是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
这又是一句谎言。"没这个意思,"我说,"我只说要现实些,这和倒霉想法是两码事。"
"如果有五种不同的方式来看一件事,"她说着举起手,拉住大拇指,好像它就是一个烂萝卜,"你总是挑这个最坏的。"
"没这回事。我是说在战乱时期,光我们自己开心是不够的,是没用的,它阻止不了战争。"
"蒋介石说他能阻止战争。"她喊起来了,"你以为你比蒋介石更高明吗?"
胡兰和另外的女人都盯着我。没一个女人上前一步来劝我们别吵了。她们没说,"好了,好了,姐妹们,你俩都对,你们只不过是互相误解了对方。"我看得出,胡兰激烈的话语已经毁了她们的思想,使她们不能正确地理解。难怪她们听不出胡兰说的只是一派胡言。
于是我说了句,"算了!"——忘了这一切吧!我离开她们,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想到这里,我至今还很生气,因为她的脾气一点没改。你看得出,她老是要把事情转到自己的思路上去想。如果是件坏事,她就会把它说成好的,要是好事呢,她又把它想成坏的了。无论我说什么,她总要和我对着干,她使我好像成了一个老犯错误的人。于是我就不得不和自己争论一番,想弄清究竟什么才是对的。
不管怎么说,那次争吵以后,我气得只能一个人坐在床上,想着胡兰的讽言刺语。我对自己说,她就是这么个人,老是说傻话。她才是大家背后笑话的人。我不想再听她的胡言乱语了,就想找点事来干干。我打开抽屉,翻出新阿婶送给我的一块布,还有我们家的工厂自己制造的一卷棉花。
这是一块淡绿色的棉布,上面绣有金色的圈圈,很轻,很适合做夏天的服装。我早就想好了一个式样,是我以前在上海看到过的,一个快活的小姑娘穿过的那种式样。
我心中有了底,就开始裁起来。我想象自己穿了这件绿衣服,就像那个小姑娘似的,她的所有的小姐妹都很羡慕她,大家都悄悄说,她的衣服和她的风度好配呀。可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胡兰,她对这件衣服评头论足,用她的大嗓门说,"丈夫刚死就穿这种衣服,也太花哨了呀。"
我心里这么想着,手下马上就出了错——袖子裁得太短了——我还在生气呀。瞧她于的好事!使我思想老集中不起来。更糟的是,她扭曲了我的思想,把坏念头塞进我脑袋里了。
多坏的一个念头,我从来没想到我还会有这种念头,从来没有。可现在它跳出来了,我把它抓住了。我想象过不了多久,胡兰会对我说,"真遗憾,你丈夫死了,他从天上掉下来了,真苦命啊。"
"呵,不,"我对自己说,"观音菩萨保佑,不要让他死。"
但是我越想把这念头从脑袋里赶出去,它就越顽固地待在那儿。"他死了。"胡兰会说。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还会带着笑意呢。我会像那个自以为是的、刚失去丈夫的姑娘那样,冲她大发雷霆。
然后我又想,也许我该哭一场,表现得很悲伤,为我那失去父亲的孩子。是的,这样就更好了。
可转眼间,我又想到另外去了。我得回到崇明岛,再和老阿婶、新阿婶住在一起吗?也许不会,要是我再嫁一个丈夫就不会。然后我又想到,下一次我该自己来挑丈夫了。
我停下了手中的缝纫活。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这时我才明白,我实在是很希望文福死去的。我不是因为恨他才有这个念头,不是的,那要在后来他变得更坏时,我才有这个念头。
但那天晚上,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在我自己的心中,我与胡兰,也与自己争论著:有时,一个姑娘会犯错误;有时,错误可以改过来。战争会改变它,这不是谁的错,一件倒霉事换另一件倒霉事,这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于是我缝好了衣服,剪断了线头,把衣服套在头上。但那时我的肚子和rx房已经因怀孕而鼓起来了,我刚伸进一只胳膊就意识到:我被卡住了。
哦,你觉得这很可笑吧?我的衣服卡住了,我的婚姻卡住了,我与胡兰的朋友关系卡住了。有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胡兰至今还是我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合伙做生意?
也许是因为我们早年吵得那么凶,也许是因为我们没别的人可以结交,所以我们总能找到继续做朋友的理由。也许这些理由至今还存在着。
不管怎么说,那次大吵以后,又发生了下面这件事。
过了几天,空军告诉我们他们马上要送我们去扬州,在那儿和我们的丈夫团圆。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消息,当时还有点怀疑,我们想炸弹就要落在我们当时坐的那个地方了。
"肯定是这儿的情况危急了,"我说,"所以要把我们送走。"
一位名叫李俊的姑娘说,"那我们得赶紧离开,干吗还要在这儿待两天呢?"
另一个女的,梅丽说,"干吗去扬州?炸弹也会落到那儿去的。"
"扬州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我边想边大声说了出来,"一个日本人不要的城市,总是安全的。"你瞧我的推理多么合乎逻辑。我不说我不喜欢扬州,我怎么能说?我从来没见过扬州。
胡兰马上就和我唱开了对台戏,"我听说扬州很美,有很多名胜古迹,"她说,"扬州出美女,扬州的面条也很有名。"
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看什么美女,也不会去尝那种面条的。"我并不是说扬州不美。"我小心地解释道,"我只是说日本人并不拿它当一个好城市看待,日本人想要的和中国人想要的是两码事。"
于是就在那年夏末,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启程去了扬州。由于当时好些公路和铁路都已经不通了,我们是坐船去的。到达扬州后,我一眼望去,就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日本人决不会要的地方。
我们的新家到上海西北只要半天的车程。当时上海还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相当摩登。扬州可就完全两样了,没有高楼大厦,大多是老式的平房,有两层楼就算了不起的建筑了。谁知道杜甫和另外的古代诗人干吗都喜欢写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整个城市好像就是用烂泥和垃圾盖成的。我的脚下,是泥路、泥地、泥院子,我的头上,是土砖土瓦砌的墙、土瓦加茅草盖的顶。
空军为我们找的就是这样的屋子,烂泥加土坷垃,分成四大间,每间里有两个小房间,外加一个公用的厨房,里面放了四只老式的煤炉。我们一见到这副样子,全都惊呆了。
"现在是战时,"我终于对另外人说,"我们大家都得作出点牺牲。"李俊和梅丽马上点点头,表示同意。胡兰把脸别过去了。
然后她开始检查起来,每看到一样东西,她就要批评一番。她用手指点点剥落的墙壁。"哎!"接着又点点另一堵墙,阳光从破墙洞里照进来。"哎!"她用脚踩踩地,"哇!瞧,地上灰尘真多呀,全跟着我的脚步飞起来了。"
我在一旁瞧着,我们全在一旁瞧着。我真想喊出来:"你们瞧瞧她的样子,她就爱发牢骚,可我没有。"但我觉得我并不是非说不可。梅丽、李俊都在旁边,她们自己能看出胡兰是怎么一个人。
那天下午,一个烧饭的姑娘和一个男佣人也到了。部队只派了这二个人,所以这两个就给大家共用了。烧饭的姑娘是乡下来的,很年轻,脸盘很大,看上去很有福气。她的任务是每天准时生煤炉,洗菜,切菜,杀鸡,剖鱼,清理厨房里的垃圾。
男佣人是部队来的,一个中年男子,我们都叫他勤务兵,这是普通士兵的一种,只会用扫帚,只会和苍蝇作战。这人长得很瘦小,看上去只要杠点重东西,胳膊和腿就会折断似的。他也有点神经兮兮,经常一个人边干活,边跟自己说话,他想象自己是个高级军官,却在执行糟糕的命令:"这张床单拿去拍打一下!这块污迹洗掉!"
有一次我发现胡兰命令勤务兵把六个蛋白拌到一桶烂泥里。
"从哪儿搞来的偏方,"我听到他在自言自语,"我真是想不通,她要我用这东西来涂地。什么风吹进她脑子里了,莫非她要吃地,以为是个好吃的大蛋糕。哈!"
我把勤务兵的话告诉李俊和梅丽。我只能这么干。要是胡兰疯了,决定要烧掉自己的屋子怎么办?过了几天,另外几位太太也报告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胡兰命令勤务兵每天用这种蛋汤涂在她房间的地上,一连涂了三天。等这层蛋汤烤干,她又叫他涂一层上去。更糟的是,她还叫他用大米和泥煮一种粘乎乎的粥。
"把这东西泼到墙上,说是要像煮一样。"他说。我们听了都连连咋舌。可怜的胡兰。
但过了几天,勤务兵没话了,他只是不声不响地干活,只是抱怨小店伙计作弄他,卖给他一只打过气的公鸭,回家剖开肚子,那鸭子气一喷出,就小了一半。
"别为鸭子的事发愁了。"我说,"这不是你的错。"因为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就说,"总比喝烂泥汤好吧?"
勤务兵朝我皱起眉头。"对不起,太太。"他小心翼翼地说,"我今天耳朵不大好使。"
我朝屋子里面胡兰的背影点点头,"她要你搞的烂泥汤,不那么好吃吧?"
"对不起,太太,"他又说了句,"今天我的耳朵和我的脑袋连不起来。"
所以我只得找借口去拜访胡兰,看她到底疯成了什么样。我从篮子里抽出我最好的一枚绣花针。
"这枚针是你的吗?"我走到她家门口问道,"我在我家地上捡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趁胡兰盯着绣花针的当儿,我看到她用鸡蛋浆和烂泥汤派了什么用场。她家的地像瓷器般闪闪发光,灰尘再也飞不起来了。她家的墙本来也和我们一样,破破烂烂的,涂上这层东西后,变得又光滑又干净,连小虫也爬不上去了。
我眼睛盯着这些变化的时候,胡兰在一旁说话了,"不错。这枚针是我的,我已经找了好几天了。"
那天下午,胡兰帮我来整涂地和墙壁。我用这种方式让她补上了我们之间的缝隙:补k了这边的,也就补上了那边的。她明白我让她这么干的,因为她拿了那枚针,我俩心里都清楚,那枚针是我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讲那么多海伦的事。这并不是她的故事,但由于她的缘故我不得不把我的经历告诉你。我的经历要是由她来讲,她就会说我本来有个好婚姻,只是自己没有努力去维持罢了。我告诉你吧,我努力了。
就拿在扬州的那会儿来说吧。我们到扬州后过了两三星期,我们的丈夫们回家来了。我亲自为文福准备了一个很大的庆贺晚宴。不光是为他一个人,也为他的飞行员朋友们,都是来自二班和三班的,共有五六个人。
这些人都很喜欢文福,因为他很慷慨,他说,"到我家来吧!吃个痛快!"他邀请了他们,也邀请了家国。当然,我就邀请了胡兰,还有李俊和梅丽,以及她们的丈夫。他们都来了。我就准备了一桌十四个人吃的酒菜。胡兰主动提出帮我买菜烧菜,因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我推辞了一下,也就接受了她的帮助。
所有... -->>
还记得那个同我和胡兰一起洗过澡的自以为是的姑娘吗?就是她告诉我们上海发生的事情,空军是如何飞到那儿去拯救中国的。
她早就进了饭厅,我们坐在一台收音机前。我们已经听到我们的丈夫们全都还活着的消息,此刻正在听胜利的消息。我们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一个字。
"你们收听到的,"她用一种讽刺的口气说,"全是废话。"我们转过头来看看她,发现她的眼睛像魔鬼一样红。
然后她就跟我们讲了事情的真相。那个老是把吊扇下面的位子留给我丈夫的飞行员已经死了,那个我丈夫冲他大吼,跟他开玩笑的年轻人也死了,这位自以为是的姑娘的丈夫也被杀了。
"你们以为你们的丈夫还活着就运气吗,"她说,"你们错了。"
然后她就告诉我们,飞机是在半夜到达日本军舰云集的上海港的。他们想使日本人大吃一惊,但没想到,他们还没到,日本飞机早已在夜色的掩护下起飞了——他们早就知道中国飞机来了。所以倒是我们的飞行员大吃一惊,一下子昏了头,于是赶紧投弹。大匆忙了!从天空到地面距离太近了,结果那天晚上投下的炸弹全落到了民房和商店的屋顶上,落在电车上,炸死了成千上百的老百姓,全是中国人哪,而日本的军舰照样在海面上耀武扬威。
"你们的丈夫不是什么英雄。所有的人,那些飞行员全死了,我的丈夫也死了——比白白送死还不如。"那姑娘说完就走了。我们一声不响。
胡兰打破了沉默,生气地说,"她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发生什么事?"然后又说,她还是很开心,因为家国还活着。至少这一点是真的,她说。
你想象得出吗?她居然当着我们两人的面说她很开心,她怎么能把这么自私的想法流露出来呢?
但我没有责备胡兰的设教养。我尽量像大姐姐般地劝说她:"如果那姑娘说的是真的,我们是该想想这场悲剧。我们应该严肃点,不要光顾自己开心。"
胡兰一脸的开心相马上就消失了,她张开嘴巴,把这个想法听进去了。我想,不错,尽管她缺乏教养,还是能做到知错就改。
但她马上皱起眉头,沉下脸来。"你这种想法——我不懂。"她说。
于是我又解释了一遍。"我们一定要关心大局,不能光想着自己的丈夫,说不定还会发生一些更糟糕的事呢。"
"哎呀,倒霉!"她叫起来,用手捂住了嘴巴,"你怎么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来败坏大家的前途呢?"
"不是不吉利的话,"我坚持说,"我只不过是说,我们得现实点。这是在打仗,我们不光要用感情,也要用理智,头脑始终要清醒。如果我们假装看不见危险,那我们又怎么能避开它?"
但胡兰不愿再听我说话。她又哭又喊,"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恶毒的字眼!这么想有什么用,坏念头只会引出坏结果。"
她就这么叫着嚷着,像疯了似的。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们的友谊正是从那时开始四分五裂的。我们之间的和谐是胡兰打破的。我告诉你,那天我才看清了胡兰的为人,她可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脓包。这女人能说出一连串刀刃般锋利的话。
"你说不幸也会落在我们头上,你说你丈夫也会死,"她吼道,"那你干吗不抓住眼前的一切及时行乐呢?"
你想象得到吗?她当着大伙的面咒我!她抛出一个只能做出错误答案的问题。她要给人造成这种印象,我是专门说倒霉话的人。
"我没说过这话。"我马上回答。
"你总是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
这又是一句谎言。"没这个意思,"我说,"我只说要现实些,这和倒霉想法是两码事。"
"如果有五种不同的方式来看一件事,"她说着举起手,拉住大拇指,好像它就是一个烂萝卜,"你总是挑这个最坏的。"
"没这回事。我是说在战乱时期,光我们自己开心是不够的,是没用的,它阻止不了战争。"
"蒋介石说他能阻止战争。"她喊起来了,"你以为你比蒋介石更高明吗?"
胡兰和另外的女人都盯着我。没一个女人上前一步来劝我们别吵了。她们没说,"好了,好了,姐妹们,你俩都对,你们只不过是互相误解了对方。"我看得出,胡兰激烈的话语已经毁了她们的思想,使她们不能正确地理解。难怪她们听不出胡兰说的只是一派胡言。
于是我说了句,"算了!"——忘了这一切吧!我离开她们,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想到这里,我至今还很生气,因为她的脾气一点没改。你看得出,她老是要把事情转到自己的思路上去想。如果是件坏事,她就会把它说成好的,要是好事呢,她又把它想成坏的了。无论我说什么,她总要和我对着干,她使我好像成了一个老犯错误的人。于是我就不得不和自己争论一番,想弄清究竟什么才是对的。
不管怎么说,那次争吵以后,我气得只能一个人坐在床上,想着胡兰的讽言刺语。我对自己说,她就是这么个人,老是说傻话。她才是大家背后笑话的人。我不想再听她的胡言乱语了,就想找点事来干干。我打开抽屉,翻出新阿婶送给我的一块布,还有我们家的工厂自己制造的一卷棉花。
这是一块淡绿色的棉布,上面绣有金色的圈圈,很轻,很适合做夏天的服装。我早就想好了一个式样,是我以前在上海看到过的,一个快活的小姑娘穿过的那种式样。
我心中有了底,就开始裁起来。我想象自己穿了这件绿衣服,就像那个小姑娘似的,她的所有的小姐妹都很羡慕她,大家都悄悄说,她的衣服和她的风度好配呀。可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胡兰,她对这件衣服评头论足,用她的大嗓门说,"丈夫刚死就穿这种衣服,也太花哨了呀。"
我心里这么想着,手下马上就出了错——袖子裁得太短了——我还在生气呀。瞧她于的好事!使我思想老集中不起来。更糟的是,她扭曲了我的思想,把坏念头塞进我脑袋里了。
多坏的一个念头,我从来没想到我还会有这种念头,从来没有。可现在它跳出来了,我把它抓住了。我想象过不了多久,胡兰会对我说,"真遗憾,你丈夫死了,他从天上掉下来了,真苦命啊。"
"呵,不,"我对自己说,"观音菩萨保佑,不要让他死。"
但是我越想把这念头从脑袋里赶出去,它就越顽固地待在那儿。"他死了。"胡兰会说。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还会带着笑意呢。我会像那个自以为是的、刚失去丈夫的姑娘那样,冲她大发雷霆。
然后我又想,也许我该哭一场,表现得很悲伤,为我那失去父亲的孩子。是的,这样就更好了。
可转眼间,我又想到另外去了。我得回到崇明岛,再和老阿婶、新阿婶住在一起吗?也许不会,要是我再嫁一个丈夫就不会。然后我又想到,下一次我该自己来挑丈夫了。
我停下了手中的缝纫活。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这时我才明白,我实在是很希望文福死去的。我不是因为恨他才有这个念头,不是的,那要在后来他变得更坏时,我才有这个念头。
但那天晚上,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在我自己的心中,我与胡兰,也与自己争论著:有时,一个姑娘会犯错误;有时,错误可以改过来。战争会改变它,这不是谁的错,一件倒霉事换另一件倒霉事,这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于是我缝好了衣服,剪断了线头,把衣服套在头上。但那时我的肚子和rx房已经因怀孕而鼓起来了,我刚伸进一只胳膊就意识到:我被卡住了。
哦,你觉得这很可笑吧?我的衣服卡住了,我的婚姻卡住了,我与胡兰的朋友关系卡住了。有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胡兰至今还是我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合伙做生意?
也许是因为我们早年吵得那么凶,也许是因为我们没别的人可以结交,所以我们总能找到继续做朋友的理由。也许这些理由至今还存在着。
不管怎么说,那次大吵以后,又发生了下面这件事。
过了几天,空军告诉我们他们马上要送我们去扬州,在那儿和我们的丈夫团圆。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消息,当时还有点怀疑,我们想炸弹就要落在我们当时坐的那个地方了。
"肯定是这儿的情况危急了,"我说,"所以要把我们送走。"
一位名叫李俊的姑娘说,"那我们得赶紧离开,干吗还要在这儿待两天呢?"
另一个女的,梅丽说,"干吗去扬州?炸弹也会落到那儿去的。"
"扬州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我边想边大声说了出来,"一个日本人不要的城市,总是安全的。"你瞧我的推理多么合乎逻辑。我不说我不喜欢扬州,我怎么能说?我从来没见过扬州。
胡兰马上就和我唱开了对台戏,"我听说扬州很美,有很多名胜古迹,"她说,"扬州出美女,扬州的面条也很有名。"
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看什么美女,也不会去尝那种面条的。"我并不是说扬州不美。"我小心地解释道,"我只是说日本人并不拿它当一个好城市看待,日本人想要的和中国人想要的是两码事。"
于是就在那年夏末,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启程去了扬州。由于当时好些公路和铁路都已经不通了,我们是坐船去的。到达扬州后,我一眼望去,就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日本人决不会要的地方。
我们的新家到上海西北只要半天的车程。当时上海还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相当摩登。扬州可就完全两样了,没有高楼大厦,大多是老式的平房,有两层楼就算了不起的建筑了。谁知道杜甫和另外的古代诗人干吗都喜欢写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整个城市好像就是用烂泥和垃圾盖成的。我的脚下,是泥路、泥地、泥院子,我的头上,是土砖土瓦砌的墙、土瓦加茅草盖的顶。
空军为我们找的就是这样的屋子,烂泥加土坷垃,分成四大间,每间里有两个小房间,外加一个公用的厨房,里面放了四只老式的煤炉。我们一见到这副样子,全都惊呆了。
"现在是战时,"我终于对另外人说,"我们大家都得作出点牺牲。"李俊和梅丽马上点点头,表示同意。胡兰把脸别过去了。
然后她开始检查起来,每看到一样东西,她就要批评一番。她用手指点点剥落的墙壁。"哎!"接着又点点另一堵墙,阳光从破墙洞里照进来。"哎!"她用脚踩踩地,"哇!瞧,地上灰尘真多呀,全跟着我的脚步飞起来了。"
我在一旁瞧着,我们全在一旁瞧着。我真想喊出来:"你们瞧瞧她的样子,她就爱发牢骚,可我没有。"但我觉得我并不是非说不可。梅丽、李俊都在旁边,她们自己能看出胡兰是怎么一个人。
那天下午,一个烧饭的姑娘和一个男佣人也到了。部队只派了这二个人,所以这两个就给大家共用了。烧饭的姑娘是乡下来的,很年轻,脸盘很大,看上去很有福气。她的任务是每天准时生煤炉,洗菜,切菜,杀鸡,剖鱼,清理厨房里的垃圾。
男佣人是部队来的,一个中年男子,我们都叫他勤务兵,这是普通士兵的一种,只会用扫帚,只会和苍蝇作战。这人长得很瘦小,看上去只要杠点重东西,胳膊和腿就会折断似的。他也有点神经兮兮,经常一个人边干活,边跟自己说话,他想象自己是个高级军官,却在执行糟糕的命令:"这张床单拿去拍打一下!这块污迹洗掉!"
有一次我发现胡兰命令勤务兵把六个蛋白拌到一桶烂泥里。
"从哪儿搞来的偏方,"我听到他在自言自语,"我真是想不通,她要我用这东西来涂地。什么风吹进她脑子里了,莫非她要吃地,以为是个好吃的大蛋糕。哈!"
我把勤务兵的话告诉李俊和梅丽。我只能这么干。要是胡兰疯了,决定要烧掉自己的屋子怎么办?过了几天,另外几位太太也报告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胡兰命令勤务兵每天用这种蛋汤涂在她房间的地上,一连涂了三天。等这层蛋汤烤干,她又叫他涂一层上去。更糟的是,她还叫他用大米和泥煮一种粘乎乎的粥。
"把这东西泼到墙上,说是要像煮一样。"他说。我们听了都连连咋舌。可怜的胡兰。
但过了几天,勤务兵没话了,他只是不声不响地干活,只是抱怨小店伙计作弄他,卖给他一只打过气的公鸭,回家剖开肚子,那鸭子气一喷出,就小了一半。
"别为鸭子的事发愁了。"我说,"这不是你的错。"因为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就说,"总比喝烂泥汤好吧?"
勤务兵朝我皱起眉头。"对不起,太太。"他小心翼翼地说,"我今天耳朵不大好使。"
我朝屋子里面胡兰的背影点点头,"她要你搞的烂泥汤,不那么好吃吧?"
"对不起,太太,"他又说了句,"今天我的耳朵和我的脑袋连不起来。"
所以我只得找借口去拜访胡兰,看她到底疯成了什么样。我从篮子里抽出我最好的一枚绣花针。
"这枚针是你的吗?"我走到她家门口问道,"我在我家地上捡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趁胡兰盯着绣花针的当儿,我看到她用鸡蛋浆和烂泥汤派了什么用场。她家的地像瓷器般闪闪发光,灰尘再也飞不起来了。她家的墙本来也和我们一样,破破烂烂的,涂上这层东西后,变得又光滑又干净,连小虫也爬不上去了。
我眼睛盯着这些变化的时候,胡兰在一旁说话了,"不错。这枚针是我的,我已经找了好几天了。"
那天下午,胡兰帮我来整涂地和墙壁。我用这种方式让她补上了我们之间的缝隙:补k了这边的,也就补上了那边的。她明白我让她这么干的,因为她拿了那枚针,我俩心里都清楚,那枚针是我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讲那么多海伦的事。这并不是她的故事,但由于她的缘故我不得不把我的经历告诉你。我的经历要是由她来讲,她就会说我本来有个好婚姻,只是自己没有努力去维持罢了。我告诉你吧,我努力了。
就拿在扬州的那会儿来说吧。我们到扬州后过了两三星期,我们的丈夫们回家来了。我亲自为文福准备了一个很大的庆贺晚宴。不光是为他一个人,也为他的飞行员朋友们,都是来自二班和三班的,共有五六个人。
这些人都很喜欢文福,因为他很慷慨,他说,"到我家来吧!吃个痛快!"他邀请了他们,也邀请了家国。当然,我就邀请了胡兰,还有李俊和梅丽,以及她们的丈夫。他们都来了。我就准备了一桌十四个人吃的酒菜。胡兰主动提出帮我买菜烧菜,因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我推辞了一下,也就接受了她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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