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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战争就开始了,我对此一无所知。现在你必须把你母亲想象为一个傻瓜——连战争已经开始都还不知道。
可你要知道,不光我对战争一无所知,许多人也都这样——不是傻,而是无知。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人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上哪儿去获得官方消息,也不知道该问哪个。我们的丈夫们也不告诉我们,我们只是道听途说。
即使你在报上读到一点消息,也不能信以为真,不能百分之一百地信。报上登的都是政府想让你听到的消息,就那么一点,讲到这边总是好的,讲到那边总是坏的。我不是说今天中国还是老样子。在战争期间,甚至在战前就是这样,让老百姓处在无知状态,就像一种奇怪的风俗习惯,尽管没人这样叫它。
所以我们得到的大多是小道消息,从这个人的口中传到那个人的口中。我们不大谈打仗。我们谈的都是和我们直接有关的,就像你在这儿谈的一样——股票是涨还是跌啦,物价是升还是降啦,你买不起那种东西啦等等。
当然,现在回过头去看,我知道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你以为是从欧洲开始的?你瞧,说不定你也是无知的哪。世界大战是在中国开始的,那天半夜北京以北响起了枪声,死了几个人,但日本人被打跑了。
你不知道这事?我倒是早就知道了。当然,我听说的时候,没想得那么多。这种小仗在中国境内已经打了好些年了,所以看上去只是一种小小的变化,就像刚进入夏天时的感觉,我们开始只是抱怨早上比以前的白天还要热了。我记得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样,只是气候,热得使人懒洋洋的不想动。
那个时候,胡兰和我别的不想,光想着吃什么东西才能使身子内部冷下来。我们忙着打扇,或者用苍蝇拍打苍蝇。白天,什么事也不干,光喝热茶,洗冷水澡,睡个长长的午觉,要么就坐在走廊里,随着阳光的移动而搬椅子,尽可能坐到阴凉的地方去。
我老是生病,懒得说话,胡兰则像喜鹊般地说个不停。她说,她知道我为什么感到不舒服:"他们送来的食物不新鲜,全都有股酸味儿。"
见我没反应,她又发起另外的牢骚来,"瞧下面,"她指指城里,"更糟,简直就像那个有小虫子的浴室那样,又湿又问又脏。下水道里发出的臭气,能把人的鼻子都给熏扁了。"这些话讲得我肚子更加不舒服了。
傍晚,飞行员们和教练要回到庙里来吃晚饭。我们都在同一个大厅里吃。但美国人吃他们自己那种食品,把油腻腻的东西塞进他们的盆子里。我们剩下的人都小声嘀咕,那么热的天吃那么油腻的东西,我是看一眼都觉得恶心。
胡兰、家国与我和文福在一块吃。我们像这样在一块吃饭已经好多次了。我记得我当时想,胡兰的丈夫和我的丈夫差别多大呀。他比文福大,也许大十岁以上。因为他是文福的上司,是副机长,当然权力也更大。但他不是那样的。
一天晚上,我们听到胡兰在数落家国,说他肠胃不好,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还有一天晚上她说,她把他心不在焉放错地方的一本书给找出来了。又有一次,她说她整整一天都在洗他换下来的脏衣服,但他裤子上的污迹还是洗不掉。
听了这一切,文福和我都瞧瞧家国看他怎么发脾气。文福跟我说过,家国是个炮筒子脾气,一点就着。一天他把一把椅子扔向另一个飞行员,差一点点就击中了。但胡兰每次数落他,家国好像从来不生气,也不觉得难为情。我觉得他只是不想睬她。胡兰数落个没完,他照样管自己吃饭,口里应着:"嗯,嗯,嗯。"
我相信,文福要是能够禁止我去看胡兰,他肯定是会这么干的。但他怎么会叫我不同他的上司的太太友好呢?相反,他经常在背后说胡兰的坏话。"这种女人,"他说,"简直是婊子和狐狸精的结合。我宁可娶个死人做老婆也不会要这种女人。"
我不吭声,但心里暗暗妒忌胡兰,尽管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她丈夫还对她那么宽厚。同时,我也不欣赏家国。我可怜他,他所有的缺点全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婚姻的实情,不知道他干吗让她这么放肆。
晚饭后,所有的男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全都待在客厅里玩扑克牌。我们女的要是到外面去透透风,蚊子马上就高兴地飞过来——吱吱吱!吱吱吱!——把我们往屋里赶。所以胡兰和另外女的还有我,通常就只能待在屋里。我们在雪茄烟、外国汗臭和中国威士忌气味中看男人打牌。
从打牌的场面来看,看得出我丈夫在其他男人中很吃得开。有一个男的经常把最靠近吊扇的位置给他留着。另一个男人经常给他递烟倒水。文福经常报以大笑,很响亮的笑,一面用手拍着桌子,另外的男人也都开始笑起来,拍起来。
一次,我看到文福跳起来,宣布说,"想知道今天美国教练是怎么教我的吗?"于是就有两个男人报以欢迎,他鼓起胸部,两手叉腰,屁股前后摇晃着走了几步,哇啦哇啦地叫了几声,于是大家就大笑起来,笑得眼泪也流出来了。
我看到他的大胆、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成了别的男人模仿的榜样。他一举一动好像已经是个英雄了:不管多少危险,从来不会失败。其他人肯定已经相信,只有做他的伙伴,只有当他笑时他们也笑,这种英雄的感觉才会从他们胸中升起。
但他也要吓唬他们,使他们感到他的可怕,这种情况我也见过一回。一次,他突然从桌旁跳起来,一脸怒气,把大家都吃了一惊。他对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年轻人大吼着,拍拍那个人已经摊在桌上的牌,反复地问:"跟我玩这一套?这真是你的牌吗?"那个年轻人——实际上所有的人——全都吓得呆若木鸡,听我丈夫大吼。然后就在他这么站着,双手靠在桌子上的时候,他突然笑了。
"好吧,那么,"他把手中的牌全抛了——"哇"——他赢了。大家面面相觑,然后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拍拍那个挨骂的年轻人的背,一面说我丈夫的玩笑开得好。
胡兰、家国,还有这房间里所有的男人——大家全都觉得文福聪明、有趣,讨人喜欢。我也大笑起来,带点神经质的笑。我看到我丈夫搞这笑中藏吓的一手,不光对付我,也对付他的朋友。我觉得他这么干是错的,是冷酷的,但好像没人看到这一点。
所以也许我还不是那么无知。另外的飞行员都很聪明,都是一些好人,但他们没察觉的东西我已经察觉到了。他又骂人,又折磨,又吼叫,又威胁,就在你不知怎么办的时候,他又把危险移开了,变得又温柔,又宽容,又是大笑,又是高兴。他翻来覆去表演这一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当然,我们全被他搞糊涂了,全被他耍了,大家都以为我们想讨好他。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努力赢回他的好脾气,我们怕没这个我们就活不了。
夏天的下午,天空经常阴沉沉的,然后隆隆的雷声就传来了。我和胡兰一听到这声音,就赶紧把装食物的小篮子、正在绣的花,诸如此类的东西收起来,这就像是一次冒险。
我们很快地跑上庙后的那条小路,爬上三级台阶,走进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小亭子,那后面望得见绿油油的山岗、山下的湖和远处喧闹的城市。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我们眺望着被雨水洗刷着的世界,直到灰蒙蒙的雨帘完全把我们笼罩起来,再也看不见城市和山冈。
这个小亭子使我想起了崇明岛上的那个暖房,使我起了思乡之情——尽管不是想念叔叔、老阿婶、新阿婶住过的房子。我渴望着回到那个我藏身过的地方,那个我假装失踪的地方,那个我想象著有人把我找到的地方。我也想起了我那些可怜的小小的破碎的收藏:我母亲的肖像、一对化为灰尘的蝴蝶翅膀、一束干瘪的瓶花,我每天给它洒水,希望它能长成一个仙女,陪我玩耍。
当然我没把这些孩子气的想法告诉胡兰。我们静静地坐在亭子里,就像两个规矩的太太那样。可我想我们俩都沉浸在回忆中,竭力回想着我们那么快就失去了的少女时代。
我特别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坐在那个小天地里,电光闪闪,大雨倾盆,越下越大,好像没完没了似的。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这么长时间的雨。两个钟头过去了,我们有点紧张起来,虽然我们都尽量不表现出来。
"我们得赶紧回去了,"胡兰说,"哪怕雨再下个不停。"
"嗯,那怎么办呢?再着急,雨也停不了。"我说。
"谁着急了?坐在你身边的这个人一辈子和洪水打交道,我还没来得及想到把茶杯从桌子上拿开,洪水就没到我的腰上了。"
前几天我在大厅里找到了一张上海的旧报纸,在等雨停的同时,我就打开来看看有什么新闻。有趣的消息很多:一个女明星卷入了一场大丑闻,一位俄国籍的犹太歌手刚从满洲国到达上海作义演,一家两星期前刚被盗过的银行又一次被盗,一匹名叫"飞毛腿"的英国赛马在一周前的一场比赛中获胜,一幅广告宣称一种名为"黄药"的东西能治愈头脑混乱、思想悲观、担惊受怕、反应迟钝的毛病,老阿婶曾给叔叔买过一瓶。
有关战事的报道不多,只有一篇蒋介石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决不向日本投降,决不放弃一寸土地。
我一面读报,一面把手伸向一开头盛得满满的食物篮。也许是因为战争使我精神紧张,我的食欲下降了,常常是直到饿了还不知吃什么好。一会儿想吃这,一会儿一口也咽不下,一会儿又饿了,想吃别的了!所以我就包了许多好吃的小东西,每样都吃一点,凭我的舌头和胃的需要,过一会就尝一点。什么鱼片干啦、牛肉干啦、酸甜榨菜啦、酱菜啦,一个劲地往嘴里塞,直到塞得眼泪都流出来。你们这儿管这些东西叫小吃。
当这种种不同口味的东西也满足不了我的食欲时,我就问胡兰带了什么好吃的,有没有又脆又成的东西,也就在这时候,胡兰告诉我,我怀孕了。
"我知道,"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已经接生过一百个孩子似的,"肯定是你肚子里的那个东西饿了,想尝尝人生百味了。从你的大胃口来看,兴许还是个男孩哪。"
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还不信。我才十九岁,自己还在长身体呢。胡兰比我小,她怎么会知道?我跳起来,把双手叉在腰上,绷紧衣服,看看肚子,没有,没有娃娃从我肚皮眼里探出头来。但我觉得里面有个东西,饿得慌,想吞掉我。
当时我就想,不,这只是我的不幸,生活给予的东西,它总是满足不了,它总想要更多的东西。老阿婶有一次告诉我,我母亲去世前也是这样的,"这儿太强,"她指指肚皮,"老是满足不了,手头已经有了十个梅子可挑,她总还想再要一个梨子。"
"只不过是我的胃喜欢吃酸的罢了,"我对胡兰说,"说明我快要倒霉了。"
"我告诉你,是有喜了。"胡兰说。
我摇摇头。
"一个娃娃。"她说着,点点头。
"嗨,你以为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那么,告诉我,"她说,"你上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我的脸一下子热了!她说这个字的声音这么响,好像在说咳嗽、头痛、眼睛里的灰尘似的。
"这跟生娃娃有什么关系?"我说。胡兰咬紧下嘴唇,尽量不笑出来。
"难道你母亲没告诉过你?"她问。
我拼命回想,第一次月经来潮的那天早上,老阿婶跟我说了些什么。
我醒来后,感到下身粘乎乎的,然后我就撩起睡衣,瞧瞧我的腿间。"有人砍了我一刀!"我喃喃地对花生说,以为是在做梦。
花生一见血,就尖叫起来。她从我们两人睡的床上跳起来,直奔院子。"快!"她喊道,"雯雯被人杀了,像她妈一样。她已经死了!救命呀,救命呀!"
老阿婶冲进房间,接着新阿婶、两个佣人、几个堂兄弟也来了,厨师的帮手,手中拿着一把菜刀跟在他们后面。老阿婶上前一步,冲我瞧了一眼,一点也无所谓的样子。她挥挥手,叫另外人出去。
"别哭了。"等房间里只剩下我俩的时候,老阿婶骂道。新阿婶和花生又进了房间,花生睁大眼睛看看我。
"瞧,她不是好好的吗。"新阿婶说着,递给我一些布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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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战争就开始了,我对此一无所知。现在你必须把你母亲想象为一个傻瓜——连战争已经开始都还不知道。
可你要知道,不光我对战争一无所知,许多人也都这样——不是傻,而是无知。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人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上哪儿去获得官方消息,也不知道该问哪个。我们的丈夫们也不告诉我们,我们只是道听途说。
即使你在报上读到一点消息,也不能信以为真,不能百分之一百地信。报上登的都是政府想让你听到的消息,就那么一点,讲到这边总是好的,讲到那边总是坏的。我不是说今天中国还是老样子。在战争期间,甚至在战前就是这样,让老百姓处在无知状态,就像一种奇怪的风俗习惯,尽管没人这样叫它。
所以我们得到的大多是小道消息,从这个人的口中传到那个人的口中。我们不大谈打仗。我们谈的都是和我们直接有关的,就像你在这儿谈的一样——股票是涨还是跌啦,物价是升还是降啦,你买不起那种东西啦等等。
当然,现在回过头去看,我知道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你以为是从欧洲开始的?你瞧,说不定你也是无知的哪。世界大战是在中国开始的,那天半夜北京以北响起了枪声,死了几个人,但日本人被打跑了。
你不知道这事?我倒是早就知道了。当然,我听说的时候,没想得那么多。这种小仗在中国境内已经打了好些年了,所以看上去只是一种小小的变化,就像刚进入夏天时的感觉,我们开始只是抱怨早上比以前的白天还要热了。我记得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样,只是气候,热得使人懒洋洋的不想动。
那个时候,胡兰和我别的不想,光想着吃什么东西才能使身子内部冷下来。我们忙着打扇,或者用苍蝇拍打苍蝇。白天,什么事也不干,光喝热茶,洗冷水澡,睡个长长的午觉,要么就坐在走廊里,随着阳光的移动而搬椅子,尽可能坐到阴凉的地方去。
我老是生病,懒得说话,胡兰则像喜鹊般地说个不停。她说,她知道我为什么感到不舒服:"他们送来的食物不新鲜,全都有股酸味儿。"
见我没反应,她又发起另外的牢骚来,"瞧下面,"她指指城里,"更糟,简直就像那个有小虫子的浴室那样,又湿又问又脏。下水道里发出的臭气,能把人的鼻子都给熏扁了。"这些话讲得我肚子更加不舒服了。
傍晚,飞行员们和教练要回到庙里来吃晚饭。我们都在同一个大厅里吃。但美国人吃他们自己那种食品,把油腻腻的东西塞进他们的盆子里。我们剩下的人都小声嘀咕,那么热的天吃那么油腻的东西,我是看一眼都觉得恶心。
胡兰、家国与我和文福在一块吃。我们像这样在一块吃饭已经好多次了。我记得我当时想,胡兰的丈夫和我的丈夫差别多大呀。他比文福大,也许大十岁以上。因为他是文福的上司,是副机长,当然权力也更大。但他不是那样的。
一天晚上,我们听到胡兰在数落家国,说他肠胃不好,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还有一天晚上她说,她把他心不在焉放错地方的一本书给找出来了。又有一次,她说她整整一天都在洗他换下来的脏衣服,但他裤子上的污迹还是洗不掉。
听了这一切,文福和我都瞧瞧家国看他怎么发脾气。文福跟我说过,家国是个炮筒子脾气,一点就着。一天他把一把椅子扔向另一个飞行员,差一点点就击中了。但胡兰每次数落他,家国好像从来不生气,也不觉得难为情。我觉得他只是不想睬她。胡兰数落个没完,他照样管自己吃饭,口里应着:"嗯,嗯,嗯。"
我相信,文福要是能够禁止我去看胡兰,他肯定是会这么干的。但他怎么会叫我不同他的上司的太太友好呢?相反,他经常在背后说胡兰的坏话。"这种女人,"他说,"简直是婊子和狐狸精的结合。我宁可娶个死人做老婆也不会要这种女人。"
我不吭声,但心里暗暗妒忌胡兰,尽管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她丈夫还对她那么宽厚。同时,我也不欣赏家国。我可怜他,他所有的缺点全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婚姻的实情,不知道他干吗让她这么放肆。
晚饭后,所有的男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全都待在客厅里玩扑克牌。我们女的要是到外面去透透风,蚊子马上就高兴地飞过来——吱吱吱!吱吱吱!——把我们往屋里赶。所以胡兰和另外女的还有我,通常就只能待在屋里。我们在雪茄烟、外国汗臭和中国威士忌气味中看男人打牌。
从打牌的场面来看,看得出我丈夫在其他男人中很吃得开。有一个男的经常把最靠近吊扇的位置给他留着。另一个男人经常给他递烟倒水。文福经常报以大笑,很响亮的笑,一面用手拍着桌子,另外的男人也都开始笑起来,拍起来。
一次,我看到文福跳起来,宣布说,"想知道今天美国教练是怎么教我的吗?"于是就有两个男人报以欢迎,他鼓起胸部,两手叉腰,屁股前后摇晃着走了几步,哇啦哇啦地叫了几声,于是大家就大笑起来,笑得眼泪也流出来了。
我看到他的大胆、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成了别的男人模仿的榜样。他一举一动好像已经是个英雄了:不管多少危险,从来不会失败。其他人肯定已经相信,只有做他的伙伴,只有当他笑时他们也笑,这种英雄的感觉才会从他们胸中升起。
但他也要吓唬他们,使他们感到他的可怕,这种情况我也见过一回。一次,他突然从桌旁跳起来,一脸怒气,把大家都吃了一惊。他对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年轻人大吼着,拍拍那个人已经摊在桌上的牌,反复地问:"跟我玩这一套?这真是你的牌吗?"那个年轻人——实际上所有的人——全都吓得呆若木鸡,听我丈夫大吼。然后就在他这么站着,双手靠在桌子上的时候,他突然笑了。
"好吧,那么,"他把手中的牌全抛了——"哇"——他赢了。大家面面相觑,然后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拍拍那个挨骂的年轻人的背,一面说我丈夫的玩笑开得好。
胡兰、家国,还有这房间里所有的男人——大家全都觉得文福聪明、有趣,讨人喜欢。我也大笑起来,带点神经质的笑。我看到我丈夫搞这笑中藏吓的一手,不光对付我,也对付他的朋友。我觉得他这么干是错的,是冷酷的,但好像没人看到这一点。
所以也许我还不是那么无知。另外的飞行员都很聪明,都是一些好人,但他们没察觉的东西我已经察觉到了。他又骂人,又折磨,又吼叫,又威胁,就在你不知怎么办的时候,他又把危险移开了,变得又温柔,又宽容,又是大笑,又是高兴。他翻来覆去表演这一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当然,我们全被他搞糊涂了,全被他耍了,大家都以为我们想讨好他。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努力赢回他的好脾气,我们怕没这个我们就活不了。
夏天的下午,天空经常阴沉沉的,然后隆隆的雷声就传来了。我和胡兰一听到这声音,就赶紧把装食物的小篮子、正在绣的花,诸如此类的东西收起来,这就像是一次冒险。
我们很快地跑上庙后的那条小路,爬上三级台阶,走进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小亭子,那后面望得见绿油油的山岗、山下的湖和远处喧闹的城市。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我们眺望着被雨水洗刷着的世界,直到灰蒙蒙的雨帘完全把我们笼罩起来,再也看不见城市和山冈。
这个小亭子使我想起了崇明岛上的那个暖房,使我起了思乡之情——尽管不是想念叔叔、老阿婶、新阿婶住过的房子。我渴望着回到那个我藏身过的地方,那个我假装失踪的地方,那个我想象著有人把我找到的地方。我也想起了我那些可怜的小小的破碎的收藏:我母亲的肖像、一对化为灰尘的蝴蝶翅膀、一束干瘪的瓶花,我每天给它洒水,希望它能长成一个仙女,陪我玩耍。
当然我没把这些孩子气的想法告诉胡兰。我们静静地坐在亭子里,就像两个规矩的太太那样。可我想我们俩都沉浸在回忆中,竭力回想着我们那么快就失去了的少女时代。
我特别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坐在那个小天地里,电光闪闪,大雨倾盆,越下越大,好像没完没了似的。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这么长时间的雨。两个钟头过去了,我们有点紧张起来,虽然我们都尽量不表现出来。
"我们得赶紧回去了,"胡兰说,"哪怕雨再下个不停。"
"嗯,那怎么办呢?再着急,雨也停不了。"我说。
"谁着急了?坐在你身边的这个人一辈子和洪水打交道,我还没来得及想到把茶杯从桌子上拿开,洪水就没到我的腰上了。"
前几天我在大厅里找到了一张上海的旧报纸,在等雨停的同时,我就打开来看看有什么新闻。有趣的消息很多:一个女明星卷入了一场大丑闻,一位俄国籍的犹太歌手刚从满洲国到达上海作义演,一家两星期前刚被盗过的银行又一次被盗,一匹名叫"飞毛腿"的英国赛马在一周前的一场比赛中获胜,一幅广告宣称一种名为"黄药"的东西能治愈头脑混乱、思想悲观、担惊受怕、反应迟钝的毛病,老阿婶曾给叔叔买过一瓶。
有关战事的报道不多,只有一篇蒋介石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决不向日本投降,决不放弃一寸土地。
我一面读报,一面把手伸向一开头盛得满满的食物篮。也许是因为战争使我精神紧张,我的食欲下降了,常常是直到饿了还不知吃什么好。一会儿想吃这,一会儿一口也咽不下,一会儿又饿了,想吃别的了!所以我就包了许多好吃的小东西,每样都吃一点,凭我的舌头和胃的需要,过一会就尝一点。什么鱼片干啦、牛肉干啦、酸甜榨菜啦、酱菜啦,一个劲地往嘴里塞,直到塞得眼泪都流出来。你们这儿管这些东西叫小吃。
当这种种不同口味的东西也满足不了我的食欲时,我就问胡兰带了什么好吃的,有没有又脆又成的东西,也就在这时候,胡兰告诉我,我怀孕了。
"我知道,"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已经接生过一百个孩子似的,"肯定是你肚子里的那个东西饿了,想尝尝人生百味了。从你的大胃口来看,兴许还是个男孩哪。"
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还不信。我才十九岁,自己还在长身体呢。胡兰比我小,她怎么会知道?我跳起来,把双手叉在腰上,绷紧衣服,看看肚子,没有,没有娃娃从我肚皮眼里探出头来。但我觉得里面有个东西,饿得慌,想吞掉我。
当时我就想,不,这只是我的不幸,生活给予的东西,它总是满足不了,它总想要更多的东西。老阿婶有一次告诉我,我母亲去世前也是这样的,"这儿太强,"她指指肚皮,"老是满足不了,手头已经有了十个梅子可挑,她总还想再要一个梨子。"
"只不过是我的胃喜欢吃酸的罢了,"我对胡兰说,"说明我快要倒霉了。"
"我告诉你,是有喜了。"胡兰说。
我摇摇头。
"一个娃娃。"她说着,点点头。
"嗨,你以为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那么,告诉我,"她说,"你上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我的脸一下子热了!她说这个字的声音这么响,好像在说咳嗽、头痛、眼睛里的灰尘似的。
"这跟生娃娃有什么关系?"我说。胡兰咬紧下嘴唇,尽量不笑出来。
"难道你母亲没告诉过你?"她问。
我拼命回想,第一次月经来潮的那天早上,老阿婶跟我说了些什么。
我醒来后,感到下身粘乎乎的,然后我就撩起睡衣,瞧瞧我的腿间。"有人砍了我一刀!"我喃喃地对花生说,以为是在做梦。
花生一见血,就尖叫起来。她从我们两人睡的床上跳起来,直奔院子。"快!"她喊道,"雯雯被人杀了,像她妈一样。她已经死了!救命呀,救命呀!"
老阿婶冲进房间,接着新阿婶、两个佣人、几个堂兄弟也来了,厨师的帮手,手中拿着一把菜刀跟在他们后面。老阿婶上前一步,冲我瞧了一眼,一点也无所谓的样子。她挥挥手,叫另外人出去。
"别哭了。"等房间里只剩下我俩的时候,老阿婶骂道。新阿婶和花生又进了房间,花生睁大眼睛看看我。
"瞧,她不是好好的吗。"新阿婶说着,递给我一些布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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