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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告诉我女儿我的心口已经不痛了,然后讲了我要她马上来一趟的原因。
她脸上还是露出十分担忧的神色,"也许我们得陪你去看看医生,确诊一下。"
"我已经确诊过了,现在感觉好多了。现在我不必再付给医生一大笔账单了。把你的外套脱了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看看医生。"
"先吃点汤面吧。瞧我做的啥?还是你小时候吃过的,萝卜泡菜上加几片做调味的猪肉。天冷的时候,你最喜欢吃啦!"我希望她会记得我的汤给她的温暖。她脱掉外套,坐下吃起来了。
"可那个痛处,究竟怎么样了?"她说着,满满一汤匙已经入了口。
"太烫了吗?"我问道。
"不太烫。"她回答。
"不够烫?"
"刚好,真的。"
我又给她加了点。我望着她喝我做的汤,然后我就讲给她听。
我心口痛已经好多年了,因为我心头压着很多事情,等到要说出来已经太迟了。
我觉得这要怪我母亲,这种痛苦是她给我的,她没告诉我原因就离开了我。我觉得她是想解释的,但是在最后一刻,她没法说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在等她回来,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我母亲?也没提起她离开我吧?那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愿相信这一点,说不定这就是我在你面前从来不提她的缘故。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不想念她了,我很爱她。实际上我从年轻时起就一直保存着她的头发,有三英寸长,我把它卷起来,藏在一只很小的铁盒子里。那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我想她哪天回来,我就可以当作礼物还给她。后来我相信她确实去世了,但我还是没把头发扔掉。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她的遗体,我就可以把她和她的头发埋在一起,那样,在另一个世界里,她还可以松开她的头发,还可以再让她思想的野马自由地奔驰。
我记忆中的她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在自己的房间里,解开发辫,让它散落下来,她让我摸她的头发。
还有什么呢?当然,她失踪的时候我才六岁,我不可能把跟她有关的一切全想起来。但有些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她的头发很沉,她牵我的手很有力。她能把苹果皮削成很长很薄的一圈,放在我的手上就像一条黄色的扁平的蛇。还记得吗?我也学着用这种样子给你削苹果。
另外的事我就记不太清楚了。我还有过她的一幅肖像,是在她失踪后弄到的。我记不得她那张嘴的样子,那么严肃,那么倔强;我记不清那双眼睛,那么悲伤,那么迷茫。我不承认画上的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但我又愿意相信这画就是我的母亲,因为这是我手头唯一和她有关的东西。
我经常把这幅画放在我的膝盖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端详它,可她的脸老是别过一边去,从不正眼瞧我。她看上去好像没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在画这幅画之前或之后她在想些什么。她走以前,我还没法向她问这些问题:干吗她对我父亲说话者是那么凶,可脸上又始终堆满笑容?干吗每到晚上她都要跟她的镜子说话,好像镜子里的脸是另外一个人的?干吗她跟我说她不能再抱我了,以后我得学着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天下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我十岁光景——那时,她已经失踪好些年了——我又把她的肖像打开来了,我发现她苍白的脸上生了个小污点,就拿来一块软布,蘸了水,给她洗脸。但她的脸反而更黑了,我使劲洗呀洗,不一会儿,我发现我都干了些什么呀:她的半边脸全给我擦掉了!我失声痛哭,好像是我杀了她。打那以后,我就只能带着一种非常痛苦的感情看这幅画。你瞧,我甚至连称一幅画为母亲的机会都失去了。
那么多年来,我竭力想记起她的脸、她说过的话、我们在一起做过的事情。我用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方式回忆她。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万——一万是个大数目,总是带点夸张。但是我想念我母亲已经快七十年了,所以肯定是有一万次了,她的面貌肯定也变了一万次了,我每回忆一次,她就变一次,所以说不定我对她的回忆已经不那么准确了。
多伤心啊!最伤心的是你失去了你所爱的人——因为这个人始终在变。过后你就搞不清了,我失去的是同一个人吗?说不定你失去的更多,说不定失去的更少,成千上万不同的事全搅在一起,有些是记忆中的,有些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你不知道哪是哪,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但有些事是可以肯定的,就像我的腿,它们只能这样走路。瞧瞧我的腿,还是那么瘦,腿肚子上一点肌肉也没有!我母亲那么宠我,我都六岁了,她还抱着我满世界走。我自己一步也不肯挪,不是因为我病了或没力气走路,我老想以她一样的高度,用她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记不太清楚小时候我们住在上海洋楼里的那些日子。那洋楼是什么样的,里面住了些什么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你要是从小自己走路,就会知道哪儿拐弯通往哪儿。每当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我只记得我母亲的房间,我和她住同一间,还有那长长的楼梯,一直通向有水波纹图案地板的门廊。
在我记忆中,我还能看到那道一层层盘旋而下的楼梯,我母亲抱着我探出身子朝下张望。楼梯下面一层住的是我们的亲戚,我想,我父亲的另外几个老婆就住在最下面的一层,不过这只是我现在的猜想。我母亲告诉我要很安静,不要笑,也不要提问题。我屏住呼吸,尽量听话,虽然我很想大声喊出来,告诉她我不敢往下看那盘旋的楼梯。然后我们听到了佣人们的声音,她直起了腰。我们两个都同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紧紧地拉住她,庆幸我俩都没有摔倒。
每当我想起楼梯,我就回忆起那房间,然后又回忆起另外一些事,越来越多,一直到她离开的那天为止。说不定,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我对她的回忆和想象,现在全搅在了同一天里。
我们朝楼下望了望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时天色尚早,家里的其他人还在睡觉。我不记得我们干吗要起得这么早,也没法猜测。从天色判断,离女佣送早点的时间又过了一个钟头。
我母亲正在把一种红黑相间的牌子摊在地板上玩游戏,她说这是外国游戏,名叫chiuke,就是"监狱与手铐"。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她说的chiuke,肯定就是checkers西洋跳棋。她把纸牌错落有致地放在地板上,解释给我听,不同的颜色代表为不同的军阀作战的人,都想竭力抓住对方,但她解释得多了以后,我那小脑袋反而给搞糊涂了。当然,我那时还不知道怎么说糊涂这个词,所以我只能抱怨说,我饿了。
我可以在我母亲面前抱怨,也可以对她发命令。她待我不严厉,不像有些母亲那样。说不定她对我比我对你更温和些。是的,你想得到吗?无论什么,只要我想要,我总能够得到,从来没想过我还要用另外的东西作回报。你瞧,虽然我和我母亲只相处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我从她那儿学到了这种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温情。
在我说我饿了的那天,我早已知道我母亲有一盒英国饼干,就藏在她高高的梳妆台的上头。她把饼干盒拿了下来,这是她最喜欢吃的饼干,也是我最喜欢的——吃起来不是太甜,也不是太软。我母亲有好多好东西,都是从不同的国家买来的。她喜欢英国的饼干,当然,她也喜欢英式的家具、意大利的汽车、法国的手套和鞋子、白俄的浓汤和忧伤的情歌、美国的爵士乐和汉密尔顿的手表。水果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另外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中国的,要不就是"没有道理"。
我父亲开了好几家织布厂,有一次一位外国客户送给我母亲一瓶法国香水。她微笑着对那个男人说,她很荣幸地接受一个重要的大客户送的这么雅致的礼物。如果你认识我母亲,你就会知道,她其实不喜欢那男人,这从她对那个人的称呼中就可以看出来,"一个重要的大客户"。
后来,她就打开香水瓶,让我闻一下。她说它闻起来有股尿味,我也觉得有一点。"这些外国佬干吗要花大钱把这种臭东西往自己身上洒?"我母亲说,"干吗不经常洗洗澡?真是没道理好讲。"她把香水全倒在她房间的马桶里,然后把圆圆的水晶瓶给了我。瓶子是深蓝色的,我把它举起来高过窗台,摇一摇,光线就满屋子乱晃。
那天早上我就一面吃着英国饼干,一面玩法国香水瓶;我能听、到早上的声音,是我母亲教我怎样听的。她老是竖起耳朵倾听每一个声音,然后教我怎么辨别它的重要性。如果那声音重要,她的耳朵就会竖起来,如果不重要,她就回头干她正在干的事。我也照她的样子做。
我们听见佣人们上上下下在走廊里走动,嘴上小声咕咬着,端马桶,倒马桶。还听见有人在楼梯上拖箱子,另外有人在低声嚷着"怎么回事,发神经了?"屋外,有人把一大盆水从高高的窗口倒下来,顿时在后院溅得四处是水——哗!——那声音就像热油在煎炸一般。过了好一阵子,我们终于听到了筷子敲在碗边上"叮叮叮"的声音,说明佣人们正在把早饭送到每个房间里去。
每天早上,我们通常听到的就是这些声音。但那天早上,我母亲好像对所有声音都很留意,她竖起了耳朵,我也同样——但我心里还有一个疑团没解开——她有没有听到她想听的声音,她心里感到的是失望,还是放心。
我还没吃完饭,我母亲就匆匆离开了房间;她去了很久,虽然也许只有几分钟,可你知道,对小孩子来说,一分钟和一小时没什么两样,他们都会变得不耐烦。你也是这样。
我觉得再也等不下去了,就打开了房门,偷偷地朝外张望,一直望到走廊的尽头。我看到我母亲和我父亲就站在那儿,正在用刺耳的声音争吵着。
"这件事用不着你来操心,"我父亲严厉地说道,"不要再提了。"
"我已经开了口,"我母亲说得很快,"话已经说出去了。"
我看到他们争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母亲可不像我父亲的另外几个太太,她们一个个都假惺惺的,装得比别人更高兴,好像在争夺一个大奖品似的。
我母亲的态度是真诚的。当然,她能做到温柔,但她更看重诚实和开朗。大家都说,这是她的缺点。她要是生气,就会把一切都说出去,然后招来一连串麻烦。
所以这天早上,当我听到母亲和父亲又吵起来的时候,心里真是害怕极了。他们虽然没有大喊大叫,但我看得出,双方都很生气。我父亲的嗓音使我想赶紧关上门,躲起来,而我母亲的嗓音——很难根据一个小姑娘的感觉来形容它——我只能说,它听起来很刺耳,就像一块好布被撕破了,再也没法把它缝好。
我父亲转身走开了。然后我听到我母亲说,"第二个二姨太",好像这几个字是咒语似的。我父亲没有回过头来,只说了一句,"这事已经定了,你变不了了。""你以为我变不了吗?"我母亲冲着我父亲的后影说。
当时我不知道"第二个二姨太"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些字很不好,曾有人用这个字眼来骂我母亲,这个字眼总要使我母亲在镜子前坐好几个钟头,骂那个盯住她看的第二个二姨太。
最后我母亲转过头来了,她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笑容,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她刚看到我,我马上小声抱怨说,"还饿"。
"来吧,来吧。"她温和地说。然后她的笑容又变成了我熟悉的那种,但我还在寻思,她那么生气干吗还笑呢?
回到房间后,她叫我穿上衣服。"要穿好的那套。"她说,"我们要出去。"
"另外还有谁呢?"
"就我们俩。"她说。这可有点不寻常。但我没问她,我很高兴有这样难得的机会。然后她花了很长时间作准备,我在一旁瞧着。我者喜欢看我母亲打扮,她套上一件西式服装,走到镜子跟前照一照,然后又脱下,换上一件中式的,又脱下,再换一件中式服装,皱皱眉头。最后,在换了好多次以后,她还是挑中了第一件,就穿了这件,这是一件翡翠色的短袖衫,配有长及脚踝的柔软的直褶裙。
我等她把我抱起来,这样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了。
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拍拍我的头说,"syinke,你已经长大了。"她总是叫我syinke,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心和肝",肝是身体中最像心脏的东西,英语读起来非常拗口,不那么好听,但是在中文里,心肝的发音很美,母亲要是很爱她们的子女,就会这么叫,我也经常这样叫你。你明白吗?
"心肝,"我母亲说,"今天我要教你重要的秘密,但是首先你得学会自己走路。"我还没来得及哭出来或抱怨,她已经拔脚走在我前面了。"走吧,走吧。"说话的口气好像前面有什么好东西在等着我们。我赶紧跟在她后面,就这样,我们出了大门,坐上了一辆新式的三轮车,这种车子穿街过巷比黄包车可快多了。
当时正是初夏,早晨还有点凉。但一到了下午,就热得蒸笼似的。离开我们住的屋子一段路后,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街头小贩的叫卖声、咯吱咯吱的手推车声、汽车喇叭的鸣叫声,还有那么多钅郎头的敲击声——到处都可以看到老房子被推倒、新房子拔地而起的景象。听着这一切声音,我真是快活极了!我母亲也很快活,好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停地笑着,闹着,指点着,快活地叫喊着,就像普通人那样。
"心肝,快瞧!"那是一家商店的橱窗,里面陈列着小牛皮制的女士手套。我们走下三轮车,去看橱窗。"那么多纤手在空气中向顾客招手呢。"我母亲说。我也把我的手弄成蛇的样子扭动起来,于是两人哈哈大笑。我们又上了三轮车。
"瞧!"过了一会儿,我喊道。一个男人嘴里吐出一条长长的面糊落进一个正在沸腾的锅子里。我很骄傲能发现有趣的东西指点给我母亲看。"他看上去像条鱼,"我说,"一条在喷水的鱼!"我从三轮车上站起来说。那面团变成一条条软绵绵的线。
"他在用他的嘴做烹饪工具。"我母亲解释给我听。
那天,我们一路上看到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东西,好像我母亲有意要让我张开眼睛伸长耳朵,记住所有的一切。但也许,这不过是我现在的想象让我想到了这一点;也许她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也许我们根本就没去过我记忆中去过的所有地方,因为我们怎么可能在一天中干那么多事情?但我记得的就是这样,甚至还要多。
那天,我们走遍了这个世界上所有卖好东西的地方。在浙江路,她说那儿有最好的法国皮鞋,但她一双也没买。在城隍庙,她说那儿卖一种珍珠粉制的非常漂亮的美容膏,她让我擦了一些在脸上,但结果也没买。在静安寺,她给我买了一份美国冰淇淋圣代,她自己没吃,跟我说"太粘,太甜了"。在福州路,她说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书,各种各样的报纸,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她买了一些东西,一份报纸,但我记不清是什么报了,因为我那时还不识字。
然后我们来到了小东门,最好的海鲜货摊全都摆在那儿。她说她要去尝一种她已经多年没吃的海鲜。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小鱼,名叫娃娃鱼,因为它叫起来的声音就像娃娃一样——哇一哇!它的四肢都会划动。我们找到了这种鱼,我果真听到它大声喊叫的声音,它的四肢也在划动,正像我母亲说的那样。
"很久前我就爱吃这鱼,"她说道,"肉又嫩又鲜,连它身上的鳞片都是那么软那么甜,就像刚生出来的嫩叶一样。可我现在想,吃这样的生物太残忍了,我已经没有胃口了。"
我留意着我母亲找到的所有地方所有东西。我记得当时我想,这是重要的,要留心听。要记住那么多欲望,要找到那么多地方。我觉得我母亲在教我一个秘密——即时即刻满足各种愿望就是我的幸福所在。
那天下午,我们还去了戏院。外面已经很热了,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使人感到身子粘乎乎的。所以我很高兴我们能走进黑乎乎的戏院里。当然我想错了,我以为戏院里面会凉快些。上次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肯定是冬天或春天,但那天戏院里像个蒸笼,又问又热。我们进去的时候,电影已经开演了,讲的是一位金发姑娘的故事,有人在弹钢琴,声音刺耳嘈杂。
"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对我母亲嚷道,不敢再向前迈一步。
"等一会儿就好了。"我母亲说。等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后,我看到了一排排坐着的人,人人都在打扇子。我母亲数着座号"六、七、八"。我对她从后面数起找八排倒并不在意,只对她数数儿感兴趣,因为我当时正在学数数儿。然后我们就从八排往中间插进去,直到我母亲找到一个空位子。她低声叫另外一个人坐到旁边去,当时我还以为她在说"对不起",后来才知道她在说别的。
以前我和我母亲看过许多活动的画片,全是无声的:查理卓别林,那个大胖子,警察和消防车,牛仔骑马兜圈子。那天下午,演的是一个孤女在雪中卖火柴的故事,她冻得直哆嗦。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人哭了,一面还直抽鼻子,可我觉得那女孩很幸运,在大热天能享受到凉快。我就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就在黑乎乎的戏院里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灯已打亮了,我母亲正靠在旁边座位的男人身上,用一种严肃的声音跟他说悄悄话。我大吃一惊,她好像在于一件危险的事,跟一个陌生人说话。于是我小声嘀咕着,把我母亲往我身边拉了一下。那男人欠了欠身,朝我笑笑。他不太老,看上去很有风度;他的皮肤很白很光,不像那些整天在外面干活的人的脸,但他身上穿的却是一件很普通的农村里的大褂,是平常的蓝颜色,不过很干净。我母亲向他道了谢,然后我们就站起来走了。
回家路上,我又睡着了,我的兴奋劲全没了。我只醒来过一次——车子猛地一颠把我惊醒了,三轮车夫正在骂路上一辆慢吞吞的手推车。我的脸靠在我母亲的头发上,我发现自己正在看她头发的颜色。她的头发颜色看上去和我的不一样,和我们家里另外女人的头发,甚至和我见过的所有人的头发都不一样,既不是黑褐色的也不是褐黑色的,反正不能用黑来形容。
对我母亲头发的颜色你只能感觉,不能看,看是看不出的——那是一种非常非常深的黑,黑得像深井里的水那样闪着银光。她的发髻上盘进了两根白发,就像石子丢进水里形成的波纹。但用这些词来形容我母亲的头发还远远不够。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几件事情。白天我已经很累了,我们在房间里随便吃了一点,然后我母亲教了我一种绣花针法,她说是她自己发明的。我学得很笨,但她没有批评我。不只一次了,她总是夸我做的一切。然后在帮我脱衣上床的时候,她又给我上了一课,怎样数手指头和脚指头。"要不然,你每天早上醒来怎么知道还有同样多的手指头和脚指头呢?"她说道,"六、七、八、九、十。"
你瞧,我母亲多有教养,多聪明啊!她总能找到我必须学的理由。有一次她跟我说过,她曾经想当一名教师,就像那位教过她的传教士那样。
然后她坐在自己梳妆桌前的凳子上,我看她脱掉衣服,除下她的金手镯和翡翠耳环。她从镜子里发现我在瞧她,就回过头来,又重新戴上耳环。
"总有一天,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她用沙哑的嗓子说。我点点头。
"还有这个。"她拍拍她的首饰盒。我又点点头。
"你戴上这些东西以后,大家就觉得你的话更值钱。"我又点了一下头。
"但你可不能这么想,决不。"她说道。我马上摇摇头。
她上了我们俩一起睡的床,把我的头发抚抚平。我抬头望着她的脸,她就给我唱了一支短歌——是讲一只小老鼠偷灯油的故事。你还记得吗?我也经常给你唱这支歌的。那天晚上,我还没听完这支歌就呼呼睡着了。
我梦见了我白天见过的所有东西:一条鱼在一只小老鼠嘴里哇哇哭着,唱一支歌;一个金发的姑娘想买那双法国皮鞋;我用手指绕着我母亲的头发,忽然发现那根本不是头发,而是绣花和珠宝;我母亲坐在梳妆桌旁,正在梳头,她对着镜子喊:"第二个二姨太!第二个二姨太!"也许最后这部分不是梦。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我母亲不在屋里。我以为她像往常一样,趿着拖鞋,悄悄起了床,到楼下去了。我打开门,朝外望望,只看到佣人们把马桶拎出房间去。我回到房间,坐下等她回来。然后传来了"叮叮叮"的声音,女佣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鲜豆浆"进来了。你知道,就是周末我们在清泉阁吃到的那种咸味的像牛奶一样的汤,上一次克利奥自己喝了满满一大碗,一点都没溅出来。
但无论如何,那天早上,我一点都不想喝豆浆。"我妈妈——她到哪去了呢?"我问。
女佣没有回答我,只是在房间里四下张望了一下,一脸茫然。然后把碗放在桌子上。
"快喝吧。别让它凉了。"她说完,匆匆走出了房间。我等着等着,等到我的那一碗都凉了。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开始哭起来,但只是小声地哭。我哭得喉咙哽住了,我要等到我母亲回来,才可以停止。我要哭着告诉她,我等了她多久。我决定,等她一回来我就指着我的那碗凉豆浆给她看。我会向她要些英国饼干,至少要三块,我才会重新高兴起来。我又等了好一会儿,我舔舔碗边,把碗边弄得一塌糊涂。我站在一把椅子上,自己把那个饼干盒取下来了。可她还没回来。
女佣又回来了,把碗端走了。她瞧瞧我弄得一塌糊涂的样子,打量了一下房间。"瞧你都干了些什么!"她说了我一句,然后匆匆走了。她一关上门,我就把它打开。我看见佣人在跟管家说话,她们俩冲下楼梯,我赶紧跑到楼梯口,看她们下去。然后我听见楼下传来很大的声音,很多脚步声,门开进开出的。我见到奶奶,我的祖母慢吞吞地走上楼梯来,旁边跟着一个佣人,正在很快地跟她说着话。奶奶可不是那种拍拍我的头,说我漂亮的祖母。她是这屋子里所有女人的总管。我是其中最小的小姑娘,她只有在要... -->>
我先告诉我女儿我的心口已经不痛了,然后讲了我要她马上来一趟的原因。
她脸上还是露出十分担忧的神色,"也许我们得陪你去看看医生,确诊一下。"
"我已经确诊过了,现在感觉好多了。现在我不必再付给医生一大笔账单了。把你的外套脱了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看看医生。"
"先吃点汤面吧。瞧我做的啥?还是你小时候吃过的,萝卜泡菜上加几片做调味的猪肉。天冷的时候,你最喜欢吃啦!"我希望她会记得我的汤给她的温暖。她脱掉外套,坐下吃起来了。
"可那个痛处,究竟怎么样了?"她说着,满满一汤匙已经入了口。
"太烫了吗?"我问道。
"不太烫。"她回答。
"不够烫?"
"刚好,真的。"
我又给她加了点。我望着她喝我做的汤,然后我就讲给她听。
我心口痛已经好多年了,因为我心头压着很多事情,等到要说出来已经太迟了。
我觉得这要怪我母亲,这种痛苦是她给我的,她没告诉我原因就离开了我。我觉得她是想解释的,但是在最后一刻,她没法说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在等她回来,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我母亲?也没提起她离开我吧?那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愿相信这一点,说不定这就是我在你面前从来不提她的缘故。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不想念她了,我很爱她。实际上我从年轻时起就一直保存着她的头发,有三英寸长,我把它卷起来,藏在一只很小的铁盒子里。那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我想她哪天回来,我就可以当作礼物还给她。后来我相信她确实去世了,但我还是没把头发扔掉。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她的遗体,我就可以把她和她的头发埋在一起,那样,在另一个世界里,她还可以松开她的头发,还可以再让她思想的野马自由地奔驰。
我记忆中的她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在自己的房间里,解开发辫,让它散落下来,她让我摸她的头发。
还有什么呢?当然,她失踪的时候我才六岁,我不可能把跟她有关的一切全想起来。但有些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她的头发很沉,她牵我的手很有力。她能把苹果皮削成很长很薄的一圈,放在我的手上就像一条黄色的扁平的蛇。还记得吗?我也学着用这种样子给你削苹果。
另外的事我就记不太清楚了。我还有过她的一幅肖像,是在她失踪后弄到的。我记不得她那张嘴的样子,那么严肃,那么倔强;我记不清那双眼睛,那么悲伤,那么迷茫。我不承认画上的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但我又愿意相信这画就是我的母亲,因为这是我手头唯一和她有关的东西。
我经常把这幅画放在我的膝盖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端详它,可她的脸老是别过一边去,从不正眼瞧我。她看上去好像没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在画这幅画之前或之后她在想些什么。她走以前,我还没法向她问这些问题:干吗她对我父亲说话者是那么凶,可脸上又始终堆满笑容?干吗每到晚上她都要跟她的镜子说话,好像镜子里的脸是另外一个人的?干吗她跟我说她不能再抱我了,以后我得学着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天下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我十岁光景——那时,她已经失踪好些年了——我又把她的肖像打开来了,我发现她苍白的脸上生了个小污点,就拿来一块软布,蘸了水,给她洗脸。但她的脸反而更黑了,我使劲洗呀洗,不一会儿,我发现我都干了些什么呀:她的半边脸全给我擦掉了!我失声痛哭,好像是我杀了她。打那以后,我就只能带着一种非常痛苦的感情看这幅画。你瞧,我甚至连称一幅画为母亲的机会都失去了。
那么多年来,我竭力想记起她的脸、她说过的话、我们在一起做过的事情。我用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方式回忆她。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万——一万是个大数目,总是带点夸张。但是我想念我母亲已经快七十年了,所以肯定是有一万次了,她的面貌肯定也变了一万次了,我每回忆一次,她就变一次,所以说不定我对她的回忆已经不那么准确了。
多伤心啊!最伤心的是你失去了你所爱的人——因为这个人始终在变。过后你就搞不清了,我失去的是同一个人吗?说不定你失去的更多,说不定失去的更少,成千上万不同的事全搅在一起,有些是记忆中的,有些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你不知道哪是哪,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但有些事是可以肯定的,就像我的腿,它们只能这样走路。瞧瞧我的腿,还是那么瘦,腿肚子上一点肌肉也没有!我母亲那么宠我,我都六岁了,她还抱着我满世界走。我自己一步也不肯挪,不是因为我病了或没力气走路,我老想以她一样的高度,用她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记不太清楚小时候我们住在上海洋楼里的那些日子。那洋楼是什么样的,里面住了些什么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你要是从小自己走路,就会知道哪儿拐弯通往哪儿。每当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我只记得我母亲的房间,我和她住同一间,还有那长长的楼梯,一直通向有水波纹图案地板的门廊。
在我记忆中,我还能看到那道一层层盘旋而下的楼梯,我母亲抱着我探出身子朝下张望。楼梯下面一层住的是我们的亲戚,我想,我父亲的另外几个老婆就住在最下面的一层,不过这只是我现在的猜想。我母亲告诉我要很安静,不要笑,也不要提问题。我屏住呼吸,尽量听话,虽然我很想大声喊出来,告诉她我不敢往下看那盘旋的楼梯。然后我们听到了佣人们的声音,她直起了腰。我们两个都同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紧紧地拉住她,庆幸我俩都没有摔倒。
每当我想起楼梯,我就回忆起那房间,然后又回忆起另外一些事,越来越多,一直到她离开的那天为止。说不定,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我对她的回忆和想象,现在全搅在了同一天里。
我们朝楼下望了望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时天色尚早,家里的其他人还在睡觉。我不记得我们干吗要起得这么早,也没法猜测。从天色判断,离女佣送早点的时间又过了一个钟头。
我母亲正在把一种红黑相间的牌子摊在地板上玩游戏,她说这是外国游戏,名叫chiuke,就是"监狱与手铐"。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她说的chiuke,肯定就是checkers西洋跳棋。她把纸牌错落有致地放在地板上,解释给我听,不同的颜色代表为不同的军阀作战的人,都想竭力抓住对方,但她解释得多了以后,我那小脑袋反而给搞糊涂了。当然,我那时还不知道怎么说糊涂这个词,所以我只能抱怨说,我饿了。
我可以在我母亲面前抱怨,也可以对她发命令。她待我不严厉,不像有些母亲那样。说不定她对我比我对你更温和些。是的,你想得到吗?无论什么,只要我想要,我总能够得到,从来没想过我还要用另外的东西作回报。你瞧,虽然我和我母亲只相处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我从她那儿学到了这种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温情。
在我说我饿了的那天,我早已知道我母亲有一盒英国饼干,就藏在她高高的梳妆台的上头。她把饼干盒拿了下来,这是她最喜欢吃的饼干,也是我最喜欢的——吃起来不是太甜,也不是太软。我母亲有好多好东西,都是从不同的国家买来的。她喜欢英国的饼干,当然,她也喜欢英式的家具、意大利的汽车、法国的手套和鞋子、白俄的浓汤和忧伤的情歌、美国的爵士乐和汉密尔顿的手表。水果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另外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中国的,要不就是"没有道理"。
我父亲开了好几家织布厂,有一次一位外国客户送给我母亲一瓶法国香水。她微笑着对那个男人说,她很荣幸地接受一个重要的大客户送的这么雅致的礼物。如果你认识我母亲,你就会知道,她其实不喜欢那男人,这从她对那个人的称呼中就可以看出来,"一个重要的大客户"。
后来,她就打开香水瓶,让我闻一下。她说它闻起来有股尿味,我也觉得有一点。"这些外国佬干吗要花大钱把这种臭东西往自己身上洒?"我母亲说,"干吗不经常洗洗澡?真是没道理好讲。"她把香水全倒在她房间的马桶里,然后把圆圆的水晶瓶给了我。瓶子是深蓝色的,我把它举起来高过窗台,摇一摇,光线就满屋子乱晃。
那天早上我就一面吃着英国饼干,一面玩法国香水瓶;我能听、到早上的声音,是我母亲教我怎样听的。她老是竖起耳朵倾听每一个声音,然后教我怎么辨别它的重要性。如果那声音重要,她的耳朵就会竖起来,如果不重要,她就回头干她正在干的事。我也照她的样子做。
我们听见佣人们上上下下在走廊里走动,嘴上小声咕咬着,端马桶,倒马桶。还听见有人在楼梯上拖箱子,另外有人在低声嚷着"怎么回事,发神经了?"屋外,有人把一大盆水从高高的窗口倒下来,顿时在后院溅得四处是水——哗!——那声音就像热油在煎炸一般。过了好一阵子,我们终于听到了筷子敲在碗边上"叮叮叮"的声音,说明佣人们正在把早饭送到每个房间里去。
每天早上,我们通常听到的就是这些声音。但那天早上,我母亲好像对所有声音都很留意,她竖起了耳朵,我也同样——但我心里还有一个疑团没解开——她有没有听到她想听的声音,她心里感到的是失望,还是放心。
我还没吃完饭,我母亲就匆匆离开了房间;她去了很久,虽然也许只有几分钟,可你知道,对小孩子来说,一分钟和一小时没什么两样,他们都会变得不耐烦。你也是这样。
我觉得再也等不下去了,就打开了房门,偷偷地朝外张望,一直望到走廊的尽头。我看到我母亲和我父亲就站在那儿,正在用刺耳的声音争吵着。
"这件事用不着你来操心,"我父亲严厉地说道,"不要再提了。"
"我已经开了口,"我母亲说得很快,"话已经说出去了。"
我看到他们争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母亲可不像我父亲的另外几个太太,她们一个个都假惺惺的,装得比别人更高兴,好像在争夺一个大奖品似的。
我母亲的态度是真诚的。当然,她能做到温柔,但她更看重诚实和开朗。大家都说,这是她的缺点。她要是生气,就会把一切都说出去,然后招来一连串麻烦。
所以这天早上,当我听到母亲和父亲又吵起来的时候,心里真是害怕极了。他们虽然没有大喊大叫,但我看得出,双方都很生气。我父亲的嗓音使我想赶紧关上门,躲起来,而我母亲的嗓音——很难根据一个小姑娘的感觉来形容它——我只能说,它听起来很刺耳,就像一块好布被撕破了,再也没法把它缝好。
我父亲转身走开了。然后我听到我母亲说,"第二个二姨太",好像这几个字是咒语似的。我父亲没有回过头来,只说了一句,"这事已经定了,你变不了了。""你以为我变不了吗?"我母亲冲着我父亲的后影说。
当时我不知道"第二个二姨太"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些字很不好,曾有人用这个字眼来骂我母亲,这个字眼总要使我母亲在镜子前坐好几个钟头,骂那个盯住她看的第二个二姨太。
最后我母亲转过头来了,她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笑容,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她刚看到我,我马上小声抱怨说,"还饿"。
"来吧,来吧。"她温和地说。然后她的笑容又变成了我熟悉的那种,但我还在寻思,她那么生气干吗还笑呢?
回到房间后,她叫我穿上衣服。"要穿好的那套。"她说,"我们要出去。"
"另外还有谁呢?"
"就我们俩。"她说。这可有点不寻常。但我没问她,我很高兴有这样难得的机会。然后她花了很长时间作准备,我在一旁瞧着。我者喜欢看我母亲打扮,她套上一件西式服装,走到镜子跟前照一照,然后又脱下,换上一件中式的,又脱下,再换一件中式服装,皱皱眉头。最后,在换了好多次以后,她还是挑中了第一件,就穿了这件,这是一件翡翠色的短袖衫,配有长及脚踝的柔软的直褶裙。
我等她把我抱起来,这样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了。
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拍拍我的头说,"syinke,你已经长大了。"她总是叫我syinke,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心和肝",肝是身体中最像心脏的东西,英语读起来非常拗口,不那么好听,但是在中文里,心肝的发音很美,母亲要是很爱她们的子女,就会这么叫,我也经常这样叫你。你明白吗?
"心肝,"我母亲说,"今天我要教你重要的秘密,但是首先你得学会自己走路。"我还没来得及哭出来或抱怨,她已经拔脚走在我前面了。"走吧,走吧。"说话的口气好像前面有什么好东西在等着我们。我赶紧跟在她后面,就这样,我们出了大门,坐上了一辆新式的三轮车,这种车子穿街过巷比黄包车可快多了。
当时正是初夏,早晨还有点凉。但一到了下午,就热得蒸笼似的。离开我们住的屋子一段路后,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街头小贩的叫卖声、咯吱咯吱的手推车声、汽车喇叭的鸣叫声,还有那么多钅郎头的敲击声——到处都可以看到老房子被推倒、新房子拔地而起的景象。听着这一切声音,我真是快活极了!我母亲也很快活,好像变了一个人,她不停地笑着,闹着,指点着,快活地叫喊着,就像普通人那样。
"心肝,快瞧!"那是一家商店的橱窗,里面陈列着小牛皮制的女士手套。我们走下三轮车,去看橱窗。"那么多纤手在空气中向顾客招手呢。"我母亲说。我也把我的手弄成蛇的样子扭动起来,于是两人哈哈大笑。我们又上了三轮车。
"瞧!"过了一会儿,我喊道。一个男人嘴里吐出一条长长的面糊落进一个正在沸腾的锅子里。我很骄傲能发现有趣的东西指点给我母亲看。"他看上去像条鱼,"我说,"一条在喷水的鱼!"我从三轮车上站起来说。那面团变成一条条软绵绵的线。
"他在用他的嘴做烹饪工具。"我母亲解释给我听。
那天,我们一路上看到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东西,好像我母亲有意要让我张开眼睛伸长耳朵,记住所有的一切。但也许,这不过是我现在的想象让我想到了这一点;也许她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也许我们根本就没去过我记忆中去过的所有地方,因为我们怎么可能在一天中干那么多事情?但我记得的就是这样,甚至还要多。
那天,我们走遍了这个世界上所有卖好东西的地方。在浙江路,她说那儿有最好的法国皮鞋,但她一双也没买。在城隍庙,她说那儿卖一种珍珠粉制的非常漂亮的美容膏,她让我擦了一些在脸上,但结果也没买。在静安寺,她给我买了一份美国冰淇淋圣代,她自己没吃,跟我说"太粘,太甜了"。在福州路,她说你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书,各种各样的报纸,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她买了一些东西,一份报纸,但我记不清是什么报了,因为我那时还不识字。
然后我们来到了小东门,最好的海鲜货摊全都摆在那儿。她说她要去尝一种她已经多年没吃的海鲜。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小鱼,名叫娃娃鱼,因为它叫起来的声音就像娃娃一样——哇一哇!它的四肢都会划动。我们找到了这种鱼,我果真听到它大声喊叫的声音,它的四肢也在划动,正像我母亲说的那样。
"很久前我就爱吃这鱼,"她说道,"肉又嫩又鲜,连它身上的鳞片都是那么软那么甜,就像刚生出来的嫩叶一样。可我现在想,吃这样的生物太残忍了,我已经没有胃口了。"
我留意着我母亲找到的所有地方所有东西。我记得当时我想,这是重要的,要留心听。要记住那么多欲望,要找到那么多地方。我觉得我母亲在教我一个秘密——即时即刻满足各种愿望就是我的幸福所在。
那天下午,我们还去了戏院。外面已经很热了,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使人感到身子粘乎乎的。所以我很高兴我们能走进黑乎乎的戏院里。当然我想错了,我以为戏院里面会凉快些。上次我到这里来的时候肯定是冬天或春天,但那天戏院里像个蒸笼,又问又热。我们进去的时候,电影已经开演了,讲的是一位金发姑娘的故事,有人在弹钢琴,声音刺耳嘈杂。
"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对我母亲嚷道,不敢再向前迈一步。
"等一会儿就好了。"我母亲说。等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后,我看到了一排排坐着的人,人人都在打扇子。我母亲数着座号"六、七、八"。我对她从后面数起找八排倒并不在意,只对她数数儿感兴趣,因为我当时正在学数数儿。然后我们就从八排往中间插进去,直到我母亲找到一个空位子。她低声叫另外一个人坐到旁边去,当时我还以为她在说"对不起",后来才知道她在说别的。
以前我和我母亲看过许多活动的画片,全是无声的:查理卓别林,那个大胖子,警察和消防车,牛仔骑马兜圈子。那天下午,演的是一个孤女在雪中卖火柴的故事,她冻得直哆嗦。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人哭了,一面还直抽鼻子,可我觉得那女孩很幸运,在大热天能享受到凉快。我就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就在黑乎乎的戏院里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灯已打亮了,我母亲正靠在旁边座位的男人身上,用一种严肃的声音跟他说悄悄话。我大吃一惊,她好像在于一件危险的事,跟一个陌生人说话。于是我小声嘀咕着,把我母亲往我身边拉了一下。那男人欠了欠身,朝我笑笑。他不太老,看上去很有风度;他的皮肤很白很光,不像那些整天在外面干活的人的脸,但他身上穿的却是一件很普通的农村里的大褂,是平常的蓝颜色,不过很干净。我母亲向他道了谢,然后我们就站起来走了。
回家路上,我又睡着了,我的兴奋劲全没了。我只醒来过一次——车子猛地一颠把我惊醒了,三轮车夫正在骂路上一辆慢吞吞的手推车。我的脸靠在我母亲的头发上,我发现自己正在看她头发的颜色。她的头发颜色看上去和我的不一样,和我们家里另外女人的头发,甚至和我见过的所有人的头发都不一样,既不是黑褐色的也不是褐黑色的,反正不能用黑来形容。
对我母亲头发的颜色你只能感觉,不能看,看是看不出的——那是一种非常非常深的黑,黑得像深井里的水那样闪着银光。她的发髻上盘进了两根白发,就像石子丢进水里形成的波纹。但用这些词来形容我母亲的头发还远远不够。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几件事情。白天我已经很累了,我们在房间里随便吃了一点,然后我母亲教了我一种绣花针法,她说是她自己发明的。我学得很笨,但她没有批评我。不只一次了,她总是夸我做的一切。然后在帮我脱衣上床的时候,她又给我上了一课,怎样数手指头和脚指头。"要不然,你每天早上醒来怎么知道还有同样多的手指头和脚指头呢?"她说道,"六、七、八、九、十。"
你瞧,我母亲多有教养,多聪明啊!她总能找到我必须学的理由。有一次她跟我说过,她曾经想当一名教师,就像那位教过她的传教士那样。
然后她坐在自己梳妆桌前的凳子上,我看她脱掉衣服,除下她的金手镯和翡翠耳环。她从镜子里发现我在瞧她,就回过头来,又重新戴上耳环。
"总有一天,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她用沙哑的嗓子说。我点点头。
"还有这个。"她拍拍她的首饰盒。我又点点头。
"你戴上这些东西以后,大家就觉得你的话更值钱。"我又点了一下头。
"但你可不能这么想,决不。"她说道。我马上摇摇头。
她上了我们俩一起睡的床,把我的头发抚抚平。我抬头望着她的脸,她就给我唱了一支短歌——是讲一只小老鼠偷灯油的故事。你还记得吗?我也经常给你唱这支歌的。那天晚上,我还没听完这支歌就呼呼睡着了。
我梦见了我白天见过的所有东西:一条鱼在一只小老鼠嘴里哇哇哭着,唱一支歌;一个金发的姑娘想买那双法国皮鞋;我用手指绕着我母亲的头发,忽然发现那根本不是头发,而是绣花和珠宝;我母亲坐在梳妆桌旁,正在梳头,她对着镜子喊:"第二个二姨太!第二个二姨太!"也许最后这部分不是梦。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我母亲不在屋里。我以为她像往常一样,趿着拖鞋,悄悄起了床,到楼下去了。我打开门,朝外望望,只看到佣人们把马桶拎出房间去。我回到房间,坐下等她回来。然后传来了"叮叮叮"的声音,女佣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鲜豆浆"进来了。你知道,就是周末我们在清泉阁吃到的那种咸味的像牛奶一样的汤,上一次克利奥自己喝了满满一大碗,一点都没溅出来。
但无论如何,那天早上,我一点都不想喝豆浆。"我妈妈——她到哪去了呢?"我问。
女佣没有回答我,只是在房间里四下张望了一下,一脸茫然。然后把碗放在桌子上。
"快喝吧。别让它凉了。"她说完,匆匆走出了房间。我等着等着,等到我的那一碗都凉了。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开始哭起来,但只是小声地哭。我哭得喉咙哽住了,我要等到我母亲回来,才可以停止。我要哭着告诉她,我等了她多久。我决定,等她一回来我就指着我的那碗凉豆浆给她看。我会向她要些英国饼干,至少要三块,我才会重新高兴起来。我又等了好一会儿,我舔舔碗边,把碗边弄得一塌糊涂。我站在一把椅子上,自己把那个饼干盒取下来了。可她还没回来。
女佣又回来了,把碗端走了。她瞧瞧我弄得一塌糊涂的样子,打量了一下房间。"瞧你都干了些什么!"她说了我一句,然后匆匆走了。她一关上门,我就把它打开。我看见佣人在跟管家说话,她们俩冲下楼梯,我赶紧跑到楼梯口,看她们下去。然后我听见楼下传来很大的声音,很多脚步声,门开进开出的。我见到奶奶,我的祖母慢吞吞地走上楼梯来,旁边跟着一个佣人,正在很快地跟她说着话。奶奶可不是那种拍拍我的头,说我漂亮的祖母。她是这屋子里所有女人的总管。我是其中最小的小姑娘,她只有在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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