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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是她告诉我的。
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亨利进房间看了会电视,就倒在沙发上睡了。海伦还在厨房里忙着,烧泡茶用的开水。我坐在客厅里,其实不能算客厅,只是厨房的一部分,用薄薄的塑料屏风隔了一下。但是因为海伦看不见我,她就大声喊叫着,好像打长途电话似的,吹她的宝宝三星期前结婚的事。
她说的就是宝宝长,宝宝短,就像电视节目里吹赢这个,赢那个一样,每星期都是老一套。
她儿子都三十一了,她还是叫他宝宝。但兴许海伦没叫错,她的宝宝还真是个宝宝,被宠得连等公共汽车都不耐烦。一次,他的车子坏了,他就打电话给我,口气可亲热可有礼貌来:"啊,姨,好久不见了。啊,姨,身体还好吗?好,好。啊,姨,能不能借您的车子用一下,我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求职面试。"
三天后,他把车子还来了,里里外外全刻上了他的印记——保险杠被撞得一塌胡涂,可乐罐扔得满地都是,汽油也全用光了。可就是工作没找到。
因此,海伦赞扬宝宝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正在想我怎么会为车的事生这么大的气。因为我从不抱怨,回忆使我又一次怒气冲冲。我在想,我的儿子是不会这样的,塞缪尔不会说客套话,作为借东西的借口,他也不需要借海伦的车去参加什么求职面试。他已经有一份工作,在新泽西,是一个高级福利管理员,分析病假、病假补助,谁是真的生病,谁只是胡搅蛮缠。
海伦端着茶进来了,口中还是大声讲着,好像我在远处似的。此刻她正在讲玛丽,"我有没有跟你说起过?玛丽几天前给我来了个电话,告诉我她和杜准备去夏威夷度假——又要去!连这回已经是第四次了。我说,'你已经去过了嘛。没必要再去了。'可她说,'没有人是因为需要去才去夏威夷的,就是因为没必要去才要去。'"
海伦把茶递给我。"我跟我女儿说,'这是什么话?我不需要去夏威夷,我就不去。我想去中国,我也去不了。'"海伦自己先笑了起来。"瞧瞧我的女儿!"她又说。"噢,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昨晚半夜里,已经过了十点,她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海伦挥挥手,做出讨厌的样子。"把我吓个半死!我问她,咄什么事了?有谁病了?出车祸了?杜丢工作了?'她说,'没,没,没。我只是想打个电话。'"海伦笑着说,"你是怎么想的?她干吗要打电话?说说看。"
"她是个好女儿。"我说。
海伦摇摇头,"这一次她说她打电话不为什么。不为什么!这根本不是打电话的理由。"
海伦给我续了水,"当然呷,这不是她的主意,不完全是。她看了一个电话公司做的电视广告,一个女儿给她母亲打电话,不为什么。我就对我女儿说,'你那么老远地打电话来,不为什么?那么,别说多了,太花钱了呀。'她说,'没事。八点以后,打折的。'"
"于是我跟她说,'别犯傻了。电视上说的全是假的。你要是说快些,电话费还便宜些。谁知道他们的用意。'"
"她说,'啊,妈咪,电话费算不了什么。'"
"我说,'哇!算不了什么?怎么能说算不了什么呢?你想白白扔掉十美元吗?要这样,别把钱送给电话公司,送给我好了。'"
我想象得出海伦和她女儿争论的情景,她们浪费了钱来争论不要浪费钱的问题。海伦真是蠢透了。
海伦叹了一口气。"结果我总算说服她把电话挂上了。"她看看我,开心地笑了起来,然后开始用中文跟我说,"瞧,她还是听我的,她知道她母亲还是对的。"她很响地啜了一口茶,"那么,这星期珍珠给你打过电话了吗?她也费了不少钱打长途吧?"
我知道,海伦问我这个,实际上并不指望听到我的回答,因为她知道我女儿和我是经常不讲话的,珍珠不会无缘无故给我打电话。当然,她会打电话跟我说,苔莎和克利奥在我这儿放一会。她也会打电话跟我说,你能在感恩节带点塞火鸡肚里的中国填料来吗?她也打电话来通知我一些事。就拿上星期来说吧,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和她一家不能在我家过夜。实际上,电话不是她打的,是她丈夫打的,可我知道是她叫他打的,而她自己在同线电话里偷听呢。
"珍珠住得不算远。"我提醒海伦。
"圣何塞还是远的。"她争辩说,"有五十公里呢,区号也不一样。"
"可她到我这儿的距离不是很远。"我说。
海伦还不罢休,"够远的了!你每分钟还得付附加费。你还是不能说得太多。"
"兴许我们俩都不该说那么多,"我说,"亨利已经睡了。"我指指她的疲倦的丈夫,他躺在沙发上,嘴巴张得大大的,"我还是回家吧。"
"亨利,起来!"海伦吼道,然后推推她丈夫的肩膀,那一位迷迷糊糊地张开一只眼睛,两只脚下了地,慢吞吞地走到床边去了。
亨利离开后,海伦就跟我说了,"好了,兴许,我要讲点好消息给你听听。"她笑了。
"什么样的好消息?"
她又笑了笑,啜了一口茶,从袖管里抽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鼻子。然后又啜了一口茶,又笑了一下。她干吗把事情弄得像佛教仪式一样?
"现在你可没地方好躲了。"她终于开口了。
"我没躲呀。我就在这儿。"
"不,不,你一直在躲避你的生活。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她跳起来,找她的皮夹子,一个大包,然后把手伸进去,在里面乱翻。看得出来,她在找一样东西,急得要命。她摸出一只橘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又摸出两袋飞机上吃剩的花生、饭店里的牙签、她为防盗而准备的另一只小钱包。她把包翻过来,把里面七零八碎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就像过去我们为战乱而逃难似的:两截短蜡烛、她的用塑料夹子夹起来的美国身份证、她四十年前用过的中国护照、一小块旅馆香皂、一小块抹布、一双长袜,还有一条尼龙短裤,连牌子都还是新的呢。然后她又翻出更多的东西:她的养胃冲剂、她的咳嗽药、她的虎骨酒,还有她的观音菩萨,万一其他东西都不灵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到哪儿去了呢?"她说道,一遍又一遍地翻那些东西。最后终于从她翻了好久的皮夹底部抽出一只口袋。这是一封信,乍一看,像一张纸,但叠起来就成了一只信封,有印好的邮票,一切都已经在上面。她把信举在手中,挥舞着。
"在这儿呢,"她脸上显出得意的样子,"这个男人!"
我简直给她吓坏了。最近,她的行为有点像老年痴呆症患者,老是忘这忘那的,神志不大清爽。也许是因为两个月前她在扶梯上摔了一跤引起的,打那以后她就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你怎么能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头?"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什么?"
"你不是说你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了。"
"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的好消息就在这里面:那个人死了。王贝蒂从香港写了这封信,告诉我前不久她去了一趟上海。你还记得她吧,'漂亮贝蒂',我们在战时都这样叫她的,可兴许她现在已经没那么漂亮了。"海伦笑起来了,"你还记得我给她的那台缝纫机吗?。她后来自己当老板,现在在科伦开了一家成衣店。"
海伦说着说着就扯开去了,就像一头牛,哪儿有草,就往哪儿跑。
"她开的是一家珠宝店,"我提醒她,"开在科伦的大使饭店的拱廊下。"
海伦摇摇头。"是成衣店,"她说,"各色各样的女装一律打折。"我不跟她争,也没告诉她,她老是记错事,老是把过去的事朝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想:她忘了,漂亮贝蒂的缝纫机是我给的。
"什么人死了?"我终于问,指指她手中的信。
"噢,对了,是这个人。"于是她叹了口气,好像是我把她激起来似的。"那个人,那个人,你认识的那个。你怎么还猜不着?"然后她弯下身子,附在我耳边说,"那个坏男人。"
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我仿佛看到他了,那个坏男人,文福,我的第一个丈夫,我曾要海伦决不要提起那个人:"永远不要提起他的名字,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仿佛看到他的浓密的头发,他的狡猾的眉毛,他的光滑的撒谎的脸,他的精明的嘴巴。我已经有四十多年没见到他了。此刻,海伦一提起他的名字,我就感到我的脖子上有他的气息,我记起了他大笑的样子,记起他说过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找到我,把我拉回去,没有二话。
"别怕呀。真的,他已经死了。"海伦说,"你自己读吧。"
我从她手里接过信,读了起来。我发现,四十年后,文福仍然在笑我,因为信中并没有说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他是上个月圣诞节那天才死的。
我啪地拍了一下信。"你想得到吗?"我跟海伦说,"他死到临头,还想办法使我永远痛苦!竟然死在圣诞节!"
"他哪一天死有什么关系?"海伦说。她正用牙签剔她的牙齿,她那翘起嘴角的样子看起来像在笑。"他死了,再也不会来找你麻烦了,这才是重要的。"
"可他已经找到我了!"我喊道,"已经在我心里了。现在每当圣诞节我就会想起他来。我怎么能唱'平安夜'、'欢乐降临世界'?到那一天我只会大喊大叫,我高兴他死了!死得不是时候,死了还想害人。"
"那么你该打扫一下房子,把他从你心里扫出去。"她说着,挥了一下手,好像这事挺容易似的。
我明白她说的是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的情景,有句老话叫做,洒扫庭院,除旧迎新。
海伦知道打扫什么吗?只要看看她的厨房地板,你就看到——一团团垃圾大得像一只只老鼠,黑色的油烟污垢到处都是,已经黑得发亮,足足有二十年没打扫了。要命的是她还以为我没看见。
"我是这么想的,"海伦说,"我们应该把我们这辈子的谎言全扫出去,把真相告诉大家,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你在说什么?"
"我干吗非得带着所有这些谎言进坟墓?什么我是你的嫂子啦,嫁给你的异母兄弟啦,这个人我连见也没见过。我的出生日期也是错的。你使我小了一岁。现在我快要死了,我的寿就减了一岁。"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我说,既然文福死了,我想现在把一切都纠正过来还来得及。不再有隐私,不要再撒谎了。"
我一阵反胃的感觉。她干吗这么说?她想公开一切!——我的过去、我和文福的婚姻,等等,我好不容易才忘记的一切。
"你想怎么办?"我责备她,"你想把我的隐私说出去,就这些?我们说好的——永远不说出去。"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海伦争辩说,"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你很怕,你以为文福会来找你,我们俩都需要想方设法进这个国家,所以那时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
"这是一个秘密。"
"现在还有什么关系?文福死了,"海伦说,"他不会来找你了,我们不会被驱逐出境了。现在说出真情,不要带那么多谎言到那个世界去,比什么都重要。要不,我怎么还有脸在天堂里同我的第一个丈夫见面,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我嫁给了你哥哥?我的墓碑上怎么能写我生于1919年?大家都会在我死后嘲笑我,说我老得连自己究竟有多老都搞不清楚了。"
"那么你就跟大家讲你自己的事,不要把我也扯进去。"我说。
海伦皱起了眉头,"那怎么行?那样的话,我又得编一连串谎话,我们是怎么碰上的啦,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啦、你这是在叫我跟魔鬼说话。你要是不讲,我讲——必须在阴历年之前讲掉。"
"你这是在叫我再遭一次殃。要是你跟你的孩子讲了,我的孩子也会知道的。"
"那么你就应该亲自告诉她们,"海伦说,"她们现在已经大了,不是小孩子了,她们会理解的。说不定得知她们母亲的背景,她们还高兴呢。讲讲以前在中国受的苦,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还时髦着哩。"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丢人现眼!"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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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是她告诉我的。
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亨利进房间看了会电视,就倒在沙发上睡了。海伦还在厨房里忙着,烧泡茶用的开水。我坐在客厅里,其实不能算客厅,只是厨房的一部分,用薄薄的塑料屏风隔了一下。但是因为海伦看不见我,她就大声喊叫着,好像打长途电话似的,吹她的宝宝三星期前结婚的事。
她说的就是宝宝长,宝宝短,就像电视节目里吹赢这个,赢那个一样,每星期都是老一套。
她儿子都三十一了,她还是叫他宝宝。但兴许海伦没叫错,她的宝宝还真是个宝宝,被宠得连等公共汽车都不耐烦。一次,他的车子坏了,他就打电话给我,口气可亲热可有礼貌来:"啊,姨,好久不见了。啊,姨,身体还好吗?好,好。啊,姨,能不能借您的车子用一下,我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求职面试。"
三天后,他把车子还来了,里里外外全刻上了他的印记——保险杠被撞得一塌胡涂,可乐罐扔得满地都是,汽油也全用光了。可就是工作没找到。
因此,海伦赞扬宝宝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正在想我怎么会为车的事生这么大的气。因为我从不抱怨,回忆使我又一次怒气冲冲。我在想,我的儿子是不会这样的,塞缪尔不会说客套话,作为借东西的借口,他也不需要借海伦的车去参加什么求职面试。他已经有一份工作,在新泽西,是一个高级福利管理员,分析病假、病假补助,谁是真的生病,谁只是胡搅蛮缠。
海伦端着茶进来了,口中还是大声讲着,好像我在远处似的。此刻她正在讲玛丽,"我有没有跟你说起过?玛丽几天前给我来了个电话,告诉我她和杜准备去夏威夷度假——又要去!连这回已经是第四次了。我说,'你已经去过了嘛。没必要再去了。'可她说,'没有人是因为需要去才去夏威夷的,就是因为没必要去才要去。'"
海伦把茶递给我。"我跟我女儿说,'这是什么话?我不需要去夏威夷,我就不去。我想去中国,我也去不了。'"海伦自己先笑了起来。"瞧瞧我的女儿!"她又说。"噢,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昨晚半夜里,已经过了十点,她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海伦挥挥手,做出讨厌的样子。"把我吓个半死!我问她,咄什么事了?有谁病了?出车祸了?杜丢工作了?'她说,'没,没,没。我只是想打个电话。'"海伦笑着说,"你是怎么想的?她干吗要打电话?说说看。"
"她是个好女儿。"我说。
海伦摇摇头,"这一次她说她打电话不为什么。不为什么!这根本不是打电话的理由。"
海伦给我续了水,"当然呷,这不是她的主意,不完全是。她看了一个电话公司做的电视广告,一个女儿给她母亲打电话,不为什么。我就对我女儿说,'你那么老远地打电话来,不为什么?那么,别说多了,太花钱了呀。'她说,'没事。八点以后,打折的。'"
"于是我跟她说,'别犯傻了。电视上说的全是假的。你要是说快些,电话费还便宜些。谁知道他们的用意。'"
"她说,'啊,妈咪,电话费算不了什么。'"
"我说,'哇!算不了什么?怎么能说算不了什么呢?你想白白扔掉十美元吗?要这样,别把钱送给电话公司,送给我好了。'"
我想象得出海伦和她女儿争论的情景,她们浪费了钱来争论不要浪费钱的问题。海伦真是蠢透了。
海伦叹了一口气。"结果我总算说服她把电话挂上了。"她看看我,开心地笑了起来,然后开始用中文跟我说,"瞧,她还是听我的,她知道她母亲还是对的。"她很响地啜了一口茶,"那么,这星期珍珠给你打过电话了吗?她也费了不少钱打长途吧?"
我知道,海伦问我这个,实际上并不指望听到我的回答,因为她知道我女儿和我是经常不讲话的,珍珠不会无缘无故给我打电话。当然,她会打电话跟我说,苔莎和克利奥在我这儿放一会。她也会打电话跟我说,你能在感恩节带点塞火鸡肚里的中国填料来吗?她也打电话来通知我一些事。就拿上星期来说吧,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和她一家不能在我家过夜。实际上,电话不是她打的,是她丈夫打的,可我知道是她叫他打的,而她自己在同线电话里偷听呢。
"珍珠住得不算远。"我提醒海伦。
"圣何塞还是远的。"她争辩说,"有五十公里呢,区号也不一样。"
"可她到我这儿的距离不是很远。"我说。
海伦还不罢休,"够远的了!你每分钟还得付附加费。你还是不能说得太多。"
"兴许我们俩都不该说那么多,"我说,"亨利已经睡了。"我指指她的疲倦的丈夫,他躺在沙发上,嘴巴张得大大的,"我还是回家吧。"
"亨利,起来!"海伦吼道,然后推推她丈夫的肩膀,那一位迷迷糊糊地张开一只眼睛,两只脚下了地,慢吞吞地走到床边去了。
亨利离开后,海伦就跟我说了,"好了,兴许,我要讲点好消息给你听听。"她笑了。
"什么样的好消息?"
她又笑了笑,啜了一口茶,从袖管里抽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鼻子。然后又啜了一口茶,又笑了一下。她干吗把事情弄得像佛教仪式一样?
"现在你可没地方好躲了。"她终于开口了。
"我没躲呀。我就在这儿。"
"不,不,你一直在躲避你的生活。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她跳起来,找她的皮夹子,一个大包,然后把手伸进去,在里面乱翻。看得出来,她在找一样东西,急得要命。她摸出一只橘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又摸出两袋飞机上吃剩的花生、饭店里的牙签、她为防盗而准备的另一只小钱包。她把包翻过来,把里面七零八碎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就像过去我们为战乱而逃难似的:两截短蜡烛、她的用塑料夹子夹起来的美国身份证、她四十年前用过的中国护照、一小块旅馆香皂、一小块抹布、一双长袜,还有一条尼龙短裤,连牌子都还是新的呢。然后她又翻出更多的东西:她的养胃冲剂、她的咳嗽药、她的虎骨酒,还有她的观音菩萨,万一其他东西都不灵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到哪儿去了呢?"她说道,一遍又一遍地翻那些东西。最后终于从她翻了好久的皮夹底部抽出一只口袋。这是一封信,乍一看,像一张纸,但叠起来就成了一只信封,有印好的邮票,一切都已经在上面。她把信举在手中,挥舞着。
"在这儿呢,"她脸上显出得意的样子,"这个男人!"
我简直给她吓坏了。最近,她的行为有点像老年痴呆症患者,老是忘这忘那的,神志不大清爽。也许是因为两个月前她在扶梯上摔了一跤引起的,打那以后她就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你怎么能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头?"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什么?"
"你不是说你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了。"
"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的好消息就在这里面:那个人死了。王贝蒂从香港写了这封信,告诉我前不久她去了一趟上海。你还记得她吧,'漂亮贝蒂',我们在战时都这样叫她的,可兴许她现在已经没那么漂亮了。"海伦笑起来了,"你还记得我给她的那台缝纫机吗?。她后来自己当老板,现在在科伦开了一家成衣店。"
海伦说着说着就扯开去了,就像一头牛,哪儿有草,就往哪儿跑。
"她开的是一家珠宝店,"我提醒她,"开在科伦的大使饭店的拱廊下。"
海伦摇摇头。"是成衣店,"她说,"各色各样的女装一律打折。"我不跟她争,也没告诉她,她老是记错事,老是把过去的事朝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想:她忘了,漂亮贝蒂的缝纫机是我给的。
"什么人死了?"我终于问,指指她手中的信。
"噢,对了,是这个人。"于是她叹了口气,好像是我把她激起来似的。"那个人,那个人,你认识的那个。你怎么还猜不着?"然后她弯下身子,附在我耳边说,"那个坏男人。"
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我仿佛看到他了,那个坏男人,文福,我的第一个丈夫,我曾要海伦决不要提起那个人:"永远不要提起他的名字,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仿佛看到他的浓密的头发,他的狡猾的眉毛,他的光滑的撒谎的脸,他的精明的嘴巴。我已经有四十多年没见到他了。此刻,海伦一提起他的名字,我就感到我的脖子上有他的气息,我记起了他大笑的样子,记起他说过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找到我,把我拉回去,没有二话。
"别怕呀。真的,他已经死了。"海伦说,"你自己读吧。"
我从她手里接过信,读了起来。我发现,四十年后,文福仍然在笑我,因为信中并没有说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他是上个月圣诞节那天才死的。
我啪地拍了一下信。"你想得到吗?"我跟海伦说,"他死到临头,还想办法使我永远痛苦!竟然死在圣诞节!"
"他哪一天死有什么关系?"海伦说。她正用牙签剔她的牙齿,她那翘起嘴角的样子看起来像在笑。"他死了,再也不会来找你麻烦了,这才是重要的。"
"可他已经找到我了!"我喊道,"已经在我心里了。现在每当圣诞节我就会想起他来。我怎么能唱'平安夜'、'欢乐降临世界'?到那一天我只会大喊大叫,我高兴他死了!死得不是时候,死了还想害人。"
"那么你该打扫一下房子,把他从你心里扫出去。"她说着,挥了一下手,好像这事挺容易似的。
我明白她说的是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的情景,有句老话叫做,洒扫庭院,除旧迎新。
海伦知道打扫什么吗?只要看看她的厨房地板,你就看到——一团团垃圾大得像一只只老鼠,黑色的油烟污垢到处都是,已经黑得发亮,足足有二十年没打扫了。要命的是她还以为我没看见。
"我是这么想的,"海伦说,"我们应该把我们这辈子的谎言全扫出去,把真相告诉大家,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你在说什么?"
"我干吗非得带着所有这些谎言进坟墓?什么我是你的嫂子啦,嫁给你的异母兄弟啦,这个人我连见也没见过。我的出生日期也是错的。你使我小了一岁。现在我快要死了,我的寿就减了一岁。"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我说,既然文福死了,我想现在把一切都纠正过来还来得及。不再有隐私,不要再撒谎了。"
我一阵反胃的感觉。她干吗这么说?她想公开一切!——我的过去、我和文福的婚姻,等等,我好不容易才忘记的一切。
"你想怎么办?"我责备她,"你想把我的隐私说出去,就这些?我们说好的——永远不说出去。"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海伦争辩说,"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你很怕,你以为文福会来找你,我们俩都需要想方设法进这个国家,所以那时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
"这是一个秘密。"
"现在还有什么关系?文福死了,"海伦说,"他不会来找你了,我们不会被驱逐出境了。现在说出真情,不要带那么多谎言到那个世界去,比什么都重要。要不,我怎么还有脸在天堂里同我的第一个丈夫见面,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我嫁给了你哥哥?我的墓碑上怎么能写我生于1919年?大家都会在我死后嘲笑我,说我老得连自己究竟有多老都搞不清楚了。"
"那么你就跟大家讲你自己的事,不要把我也扯进去。"我说。
海伦皱起了眉头,"那怎么行?那样的话,我又得编一连串谎话,我们是怎么碰上的啦,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啦、你这是在叫我跟魔鬼说话。你要是不讲,我讲——必须在阴历年之前讲掉。"
"你这是在叫我再遭一次殃。要是你跟你的孩子讲了,我的孩子也会知道的。"
"那么你就应该亲自告诉她们,"海伦说,"她们现在已经大了,不是小孩子了,她们会理解的。说不定得知她们母亲的背景,她们还高兴呢。讲讲以前在中国受的苦,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还时髦着哩。"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丢人现眼!"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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