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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移栽以后成活了，开得非常灿烂。我看着芍药花，听着另一个朋友送我的光盘，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翻着别人认为都是过时的老书，比如汝龙翻译的27册契诃夫的小说集，听音乐读书之余，就在窗外大柳树的臂弯里，坐在小椅子上构思新的文章。我就这样营造出自己的创作环境，它的特点一是草根气息，一是身心安静。我也不求再得奖，也不要入排行榜，我也不想成为热点焦点，不追求轰动畅销，更不去管什么座次头衔。我觉得非常愉快。
当然，有的作家喜欢另一种环境，那里有很多人捧他、支持他，使他总在聚光灯下闪闪发亮。那也很好。我绝不会拿自己的选择去否定人家的喜好，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在那篇随笔里讲了歌德的例子，歌德一生没有什么坎坷，什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万卷书是不是读了都可疑，万里路肯定没有行，足迹最远只到过意大利。他一生没有坎坷，活到80多岁，情欲还很旺盛，还可以跟小女生恋爱。当时那个魏玛政权，也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坏。他跟政治家没什么矛盾，政治家对他也很客气，把他很优厚地养起来，他也接受这种客气，养尊处优。他留下的著作也很伟大啊！
不少人注意到，我宣称在红楼梦所有人物中，我喜欢的是妙玉。这令很多人诧异。
妙玉孤僻、怪诞，很遭人讨嫌。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的性格和妙玉有很多契合点，我有时候确实是过分的离群儿。这不是什么优点，但也很难说这是一个罪恶，是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多元的，人的性格也应该是多元的存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嘛！不是说我这样的性格就特别好，或者我要求别人像我这样，我没有这个道理。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这样生存，如果有条件，他可以这样生存，很自尊地维持自己的一份尊严，他不随便进入别人的领域，他更不能容忍别人随便去进入他的领域。妙玉重视保持环境的洁净，更重视保持内心的洁净，也保持人际关系的洁净。她很率意，喜欢贾宝玉。并不是说要爱宝玉，但是她认为宝玉是一个"些微有知识的人"，在贾府那么多人里面，看得出宝玉比较懂事儿，这个懂事儿，不是懂一般的人情世故，她看出来，比较能有禅悟的是贾宝玉。所以贾宝玉过生日，她下贺帖。像这些地方我都很欣赏、喜欢，我觉得她这样为人处事挺有趣的。
人的一生中，出生、事业成功和死亡是很壮烈的三个场景。出生是被动的，死亡也多少带有被动性，只有事业的成功带点主动性。生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实生的感觉我们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们遗忘得很快，形不成记忆。死的体验，我们每一个活人现在都没法陈述。在这个生存的过程当中，使自己获得价值，也就是事业上成功，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觉得所谓成功，这个价值除了用金钱和名誉来衡量，还有更重要的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他个人的尊严是否得到保证，这是很重要的；另一个标准是：他是否对他人有益，是否多少哪怕对他以外的第二个人有过一些好处。金钱、名誉和这两点，都是他创造的价值。我觉得这些对人生都是很重要的。
我业余爱好是画画，我从初中时候就开始画，现在还有几幅是中学时代的作品。我一般画水彩写生。我现在经常到我农村书房附近的温榆河边、多少还带有一点野生态的空间里面，去画水彩写生画儿，这是我目前很大的一个乐趣。另外，就是听音乐，西洋古典音乐是我比较偏爱的。
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和爱人去逛商场。我以为，逛商场是人生当中不可放弃的、尤其是有配偶的人决不可放弃的一大快乐。而且，男士，不光是我一个，我当然是一个典型，逛商场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多的一个动作是偷偷地看镜子、照镜子，这很奇怪。我发现别的男士也有这个毛病。女士吧，她在挑化妆品的时候照镜子，她对商场里面的那个公用的镜子并不很重视。可是我呢，每到有大镜子的地方，总忍不住要看看自己。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在这儿把它作为一块儿未开垦的处女地，提供给心理学者去研究。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问题了，不后悔，也不改。
也常有采访者问我，是否关注比我再低一辈儿的作家的创作？我不能都关注，我也没有关注的义务，但是我应该承认我是关注其中我感兴趣的。比如像小说家邱华栋，我就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潜力惊人，是一个能取得大成就的作家。还有搞散文的散文家祝勇，我也很喜欢他。他们都生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目前正处于创作喷发期。我有时约他们吃饭。我的私人饭局不少。很多人说，王小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但很可惜，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王小波已经死了。而我是约王小波吃饭的，谁都不约他，所有请柬到不了他的案头。文坛的种种"名人"饭局都没有他。我主动跟他联系，我想尽办法联系，约他来，在我楼下的小饭馆儿吃饭。我们两个在饭馆儿里面吃到服务员都不耐烦，因为服务员们晚上要在那儿搭椅子睡觉。轰我们俩走，我们俩还在聊。非常可惜的是，我有一次又约他的时候，他说中午刚有人约过他，是他的"发儿小"约他，喝醉了酒，来不了。晚上没有来。几天以后，就得到了他猝死的消息。我非常悲痛。
有的采访者尖锐地问道：看到文坛涌现出很多的后起之秀，你有没有过哪怕瞬间的心理不平衡？有没有"廉颇老矣"的感觉？我回答：为什么要不平衡？一个社会你不让后辈超过自己还得了呀。如果说同辈超过自己，自己有嫉妒心还差不多，后辈超过你，你妒忌起来，那这个社会要毁灭的，这个社会没有前途，万万不能这样做。后辈一定要超过前辈，前辈要主动为后辈的超越创造条件，这是我们的民族一定要坚持的一个abc。
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集团，启动了一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他们说，设这个奖的目的就是要抗争"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公。我也被聘为评委。于是，也就有采访者要我说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诺贝尔文学奖"坚持的时间比较久。一个东西存在比较久了以后，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就像一个老字号，它总比新开张的商店吸引人，所以它影响力是大的，这个要承认。当中因为"一战"、"二战"停顿了几届，但是始终坚持下来了，这是一个取得威望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奖金越滚越多，一得奖就要发大财。各个地方的出版社也不会放过这个商机，它成为一个商机了，就是立刻去买版权。因为人们都要来读，要先睹为快，一读为快，所以就使得它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国家，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宣布了，说"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给了高行健是大失水准，丧失了权威性。
但现在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新华社总要郑重地报道，各地报纸总要登满消息，说明它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这要承认事实。所以我也是这样来看待它的，它是影响很大的一个奖项。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文学最高奖，人家自己也没这么说，咱们也不要这么看，文学是不能搞"奥林匹克运动"的，"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的文学"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能自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谁，谁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不能有这样的看法。他就是一个幸运儿，被看重了，得奖了，像中了一张数额很大的彩票，一下子作品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一下子就载入了史册。
历史是有选择的，历史记载不可能把每个人都记载上。它只记载频率最高的、响动最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响动比较大的奖，那要被记载下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并不一定他就是最伟大的、最好的。而且有一个说法我是同意的，有一个西方人讲，"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只是一些瑞典人，那是意识很狭窄的一种评奖。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学界的奖"，不对，它并不是一些西方的文学评论权威组成一个评委团来评这个奖，不是，就是瑞典文学院一个机构在那里评。那个机构我去访问过，是非常小的一个机构，那个机构每天按时上班的就一个人，一个秘书，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只能算半个，我问过那位秘书，他说，对，那个是半班儿，来半天，挣半份儿工资，另外半份儿到别的地儿去打工，到别的地儿去再挣去，那好像是个财会人员。
我1992年去瑞典访问过，被邀聆听过那年得主沃尔科特的受奖演说，而且还跟他有个简短交谈。那次是瑞典文学院，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机构请我去的，所以我见识过。也就那么十几个瑞典人在那儿评，所以他们也都不把自己看得那么神圣。查资料的话就知道，诺贝尔去世前留下一笔钱来设奖的时候，这个人是很滑稽的，他因为从小数学不好，数学老师老骂他，他恨数学老师，所以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不设数学奖。它是个很个性化的奖，对文学又说什么要理想主义，这也是个很宽泛的说法。当时的瑞典文学院拒绝这个活儿的，他们说什么诺贝尔，一个发明炸药发了财的人，你让我们来评奖，凭什么给你评奖？门儿都没有，不领这活儿。后来经过劝说，第一拨儿的那些评委才勉勉强强接揽这活儿，才评的。哪想到后来有这么大的影响啊。现在的18个评委里面有几个人也不参加评奖活动，有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有病，有的是觉得评奖就是胡闹。当然也有的是对一个他推崇的作家老得不了奖很气愤，觉得不对头，罢工不参与评奖了。18个评委本身就闹内讧。
现在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最缺乏的就是宽容。为什么那么尖锐对立？为什么总剑拔弩张？为什么焦虑成为最普遍的心理状态？为什么谈判中总不愿意适度地让步？我并不是在宣扬遁世自保，我心怀热切的社会关怀，而且是普世性的大关怀，我的企盼是：通过理性的、柔和的、渐进的方式，来化解人类之间的仇恨、猜忌与争斗，我主张把容易导致极端化思路与行为的激情，解构为以兼容忍让的柔情，润物细无声地提升世界与人类。
能够宽容，自己有福，他人有福，人类有福。
药，移栽以后成活了，开得非常灿烂。我看着芍药花，听着另一个朋友送我的光盘，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翻着别人认为都是过时的老书，比如汝龙翻译的27册契诃夫的小说集，听音乐读书之余，就在窗外大柳树的臂弯里，坐在小椅子上构思新的文章。我就这样营造出自己的创作环境，它的特点一是草根气息，一是身心安静。我也不求再得奖，也不要入排行榜，我也不想成为热点焦点，不追求轰动畅销，更不去管什么座次头衔。我觉得非常愉快。
当然，有的作家喜欢另一种环境，那里有很多人捧他、支持他，使他总在聚光灯下闪闪发亮。那也很好。我绝不会拿自己的选择去否定人家的喜好，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在那篇随笔里讲了歌德的例子，歌德一生没有什么坎坷，什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万卷书是不是读了都可疑，万里路肯定没有行，足迹最远只到过意大利。他一生没有坎坷，活到80多岁，情欲还很旺盛，还可以跟小女生恋爱。当时那个魏玛政权，也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坏。他跟政治家没什么矛盾，政治家对他也很客气，把他很优厚地养起来，他也接受这种客气，养尊处优。他留下的著作也很伟大啊！
不少人注意到，我宣称在红楼梦所有人物中，我喜欢的是妙玉。这令很多人诧异。
妙玉孤僻、怪诞，很遭人讨嫌。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的性格和妙玉有很多契合点，我有时候确实是过分的离群儿。这不是什么优点，但也很难说这是一个罪恶，是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多元的，人的性格也应该是多元的存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嘛！不是说我这样的性格就特别好，或者我要求别人像我这样，我没有这个道理。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这样生存，如果有条件，他可以这样生存，很自尊地维持自己的一份尊严，他不随便进入别人的领域，他更不能容忍别人随便去进入他的领域。妙玉重视保持环境的洁净，更重视保持内心的洁净，也保持人际关系的洁净。她很率意，喜欢贾宝玉。并不是说要爱宝玉，但是她认为宝玉是一个"些微有知识的人"，在贾府那么多人里面，看得出宝玉比较懂事儿，这个懂事儿，不是懂一般的人情世故，她看出来，比较能有禅悟的是贾宝玉。所以贾宝玉过生日，她下贺帖。像这些地方我都很欣赏、喜欢，我觉得她这样为人处事挺有趣的。
人的一生中，出生、事业成功和死亡是很壮烈的三个场景。出生是被动的，死亡也多少带有被动性，只有事业的成功带点主动性。生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实生的感觉我们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们遗忘得很快，形不成记忆。死的体验，我们每一个活人现在都没法陈述。在这个生存的过程当中，使自己获得价值，也就是事业上成功，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觉得所谓成功，这个价值除了用金钱和名誉来衡量，还有更重要的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他个人的尊严是否得到保证，这是很重要的；另一个标准是：他是否对他人有益，是否多少哪怕对他以外的第二个人有过一些好处。金钱、名誉和这两点，都是他创造的价值。我觉得这些对人生都是很重要的。
我业余爱好是画画，我从初中时候就开始画，现在还有几幅是中学时代的作品。我一般画水彩写生。我现在经常到我农村书房附近的温榆河边、多少还带有一点野生态的空间里面，去画水彩写生画儿，这是我目前很大的一个乐趣。另外，就是听音乐，西洋古典音乐是我比较偏爱的。
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和爱人去逛商场。我以为，逛商场是人生当中不可放弃的、尤其是有配偶的人决不可放弃的一大快乐。而且，男士，不光是我一个，我当然是一个典型，逛商场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多的一个动作是偷偷地看镜子、照镜子，这很奇怪。我发现别的男士也有这个毛病。女士吧，她在挑化妆品的时候照镜子，她对商场里面的那个公用的镜子并不很重视。可是我呢，每到有大镜子的地方，总忍不住要看看自己。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在这儿把它作为一块儿未开垦的处女地，提供给心理学者去研究。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问题了，不后悔，也不改。
也常有采访者问我，是否关注比我再低一辈儿的作家的创作？我不能都关注，我也没有关注的义务，但是我应该承认我是关注其中我感兴趣的。比如像小说家邱华栋，我就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潜力惊人，是一个能取得大成就的作家。还有搞散文的散文家祝勇，我也很喜欢他。他们都生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目前正处于创作喷发期。我有时约他们吃饭。我的私人饭局不少。很多人说，王小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但很可惜，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王小波已经死了。而我是约王小波吃饭的，谁都不约他，所有请柬到不了他的案头。文坛的种种"名人"饭局都没有他。我主动跟他联系，我想尽办法联系，约他来，在我楼下的小饭馆儿吃饭。我们两个在饭馆儿里面吃到服务员都不耐烦，因为服务员们晚上要在那儿搭椅子睡觉。轰我们俩走，我们俩还在聊。非常可惜的是，我有一次又约他的时候，他说中午刚有人约过他，是他的"发儿小"约他，喝醉了酒，来不了。晚上没有来。几天以后，就得到了他猝死的消息。我非常悲痛。
有的采访者尖锐地问道：看到文坛涌现出很多的后起之秀，你有没有过哪怕瞬间的心理不平衡？有没有"廉颇老矣"的感觉？我回答：为什么要不平衡？一个社会你不让后辈超过自己还得了呀。如果说同辈超过自己，自己有嫉妒心还差不多，后辈超过你，你妒忌起来，那这个社会要毁灭的，这个社会没有前途，万万不能这样做。后辈一定要超过前辈，前辈要主动为后辈的超越创造条件，这是我们的民族一定要坚持的一个abc。
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集团，启动了一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他们说，设这个奖的目的就是要抗争"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公。我也被聘为评委。于是，也就有采访者要我说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诺贝尔文学奖"坚持的时间比较久。一个东西存在比较久了以后，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就像一个老字号，它总比新开张的商店吸引人，所以它影响力是大的，这个要承认。当中因为"一战"、"二战"停顿了几届，但是始终坚持下来了，这是一个取得威望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奖金越滚越多，一得奖就要发大财。各个地方的出版社也不会放过这个商机，它成为一个商机了，就是立刻去买版权。因为人们都要来读，要先睹为快，一读为快，所以就使得它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国家，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宣布了，说"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给了高行健是大失水准，丧失了权威性。
但现在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新华社总要郑重地报道，各地报纸总要登满消息，说明它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这要承认事实。所以我也是这样来看待它的，它是影响很大的一个奖项。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文学最高奖，人家自己也没这么说，咱们也不要这么看，文学是不能搞"奥林匹克运动"的，"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的文学"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能自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谁，谁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不能有这样的看法。他就是一个幸运儿，被看重了，得奖了，像中了一张数额很大的彩票，一下子作品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一下子就载入了史册。
历史是有选择的，历史记载不可能把每个人都记载上。它只记载频率最高的、响动最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响动比较大的奖，那要被记载下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并不一定他就是最伟大的、最好的。而且有一个说法我是同意的，有一个西方人讲，"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只是一些瑞典人，那是意识很狭窄的一种评奖。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学界的奖"，不对，它并不是一些西方的文学评论权威组成一个评委团来评这个奖，不是，就是瑞典文学院一个机构在那里评。那个机构我去访问过，是非常小的一个机构，那个机构每天按时上班的就一个人，一个秘书，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只能算半个，我问过那位秘书，他说，对，那个是半班儿，来半天，挣半份儿工资，另外半份儿到别的地儿去打工，到别的地儿去再挣去，那好像是个财会人员。
我1992年去瑞典访问过，被邀聆听过那年得主沃尔科特的受奖演说，而且还跟他有个简短交谈。那次是瑞典文学院，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机构请我去的，所以我见识过。也就那么十几个瑞典人在那儿评，所以他们也都不把自己看得那么神圣。查资料的话就知道，诺贝尔去世前留下一笔钱来设奖的时候，这个人是很滑稽的，他因为从小数学不好，数学老师老骂他，他恨数学老师，所以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不设数学奖。它是个很个性化的奖，对文学又说什么要理想主义，这也是个很宽泛的说法。当时的瑞典文学院拒绝这个活儿的，他们说什么诺贝尔，一个发明炸药发了财的人，你让我们来评奖，凭什么给你评奖？门儿都没有，不领这活儿。后来经过劝说，第一拨儿的那些评委才勉勉强强接揽这活儿，才评的。哪想到后来有这么大的影响啊。现在的18个评委里面有几个人也不参加评奖活动，有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有病，有的是觉得评奖就是胡闹。当然也有的是对一个他推崇的作家老得不了奖很气愤，觉得不对头，罢工不参与评奖了。18个评委本身就闹内讧。
现在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最缺乏的就是宽容。为什么那么尖锐对立？为什么总剑拔弩张？为什么焦虑成为最普遍的心理状态？为什么谈判中总不愿意适度地让步？我并不是在宣扬遁世自保，我心怀热切的社会关怀，而且是普世性的大关怀，我的企盼是：通过理性的、柔和的、渐进的方式，来化解人类之间的仇恨、猜忌与争斗，我主张把容易导致极端化思路与行为的激情，解构为以兼容忍让的柔情，润物细无声地提升世界与人类。
能够宽容，自己有福，他人有福，人类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