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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对春草的企盼,我却愿把絮絮的心语献给新冬的第一片雪花,因为我深知北方大地惟有经过瑞雪的滋润,才更利于第一针绿芽鲜碧地萌生。
常有采访者问我:你对自己哪个作品最满意?一般取巧的回答是:对已经写出来的都不甚满意,最满意的可能是即将发表的或正写作中的。我却要坦率地说,我自己最满意的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2004年第二版的长篇小说四牌楼。我以后可能再也写不出超过它的小说。也常有记者问我:你的小说是否属于"京味文学"?我总这样强调:我不刻意追求"京味",尤其不刻意去展现所谓的"老北京味儿",我的小说所展现的,从时间来说更多的是现在时;从人物来说,我总是要发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出现的新的生命现象,我对这个关注得更多。我不是一个专门去写比如说"八旗子弟"、写老北京的老风俗,不是这样一个作家。这些东西作为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生活资源、写作资源,我也加以利用。但在我的舞台的这个灯光所照亮的主要的人、主角,是一些新的生命。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不是想总结什么写作经验,我是想梳理出自己的人生态度——我知道自己是有极限的,支撑我继续往下跋涉的不是新的制高点,而是对新生活新生命不衰的观察兴趣。
每个作家的写作有不同的资源取向。比如有的年轻作家,他可以写一个旧社会的妓女的生活;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可以写军阀混战时期的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是他的创作自由。我的写作,我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与我共时空的,比如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新小说集站冰,里面最长的一个中篇小说叫做泼妇鸡丁,就是写北京四合院被拆了以后,这些居民到哪儿去了?他们到了新地方,有的属于城乡的交界处,或者说是城郊结合部的那些楼盘里面。我写那些人的生存,写外来的一些民工,包括从外地招来的一些年轻的保安,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参与他们的生活。我写这些生命的一种新的活泼的状态,所以我不拘泥于一定要写北京的老传统,每个作品都要追溯到北京文化的历史层面,我不是那样的,我不断追踪新的北京的新发展,新的展拓了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生命,新的生死歌哭。我不想让历史成为我灵魂的蜗壳,我总希望自己能进入"这一刻"的光影中。
我的写作资源仍很丰富。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写作资源枯竭,很可能是因为他切断了自己和这个现时空的社会生活的直接联系,只是通过书本、通过报纸、通过传媒或者通过会议、通过文件、通过听别人传达转述,去获取写作资源,那这样的话,就和真正的那种社会生活新的生长点隔绝了。我恰恰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很少参加会议,很少参加各种场面上的活动,而是直接地去和这些普通人混在一起,和这些民工,或者是外来的,比如说是这些保安,或者是一些新的居民区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的资源非常丰富,写都写不完。我要写的东西太多,我都不知道该舍弃哪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我的苦处是这个。
当代杂志发表我的泼妇鸡丁的时候,有一个编者按语,大意是说,现在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一般都——他当然有点儿幽默了——或者含贻弄权去了,或者含贻弄孙去了,不玩儿这个了。跟我同龄、或者一起在文学上起步的很多人,后来基本不写小说了,或者就是写小说,数量也是越来越少。而我从写班主任开始到现在,我穿越了20和21世纪的交替。我到现在,还有中篇短篇出来,而且都是写的最鲜活的当代生活的,像泼妇鸡丁这个中篇有五万字。台湾已经出了单行本,因为是繁体字竖排,可以构成一个单行本。
当代就鼓励我说,像我这样的还能够含贻弄文,而且还能够写小说,还能写最新的生活,出现新的人物,而且小说在文本的追求上还有变化,读者应该还能从我的小说里读出超出小说本身的东西来。再比如台湾诗人焦桐,他自己办个出版社,把我这个泼妇鸡丁的小说,列入他的那个"饮食文化"的系列,他还在台湾发表了很长的一篇论文论刘心武的饮食写作。因为泼妇鸡丁这个题目是一个饮食,小说的每一节里面的每个题目也是一道饮食。饮食文学在台湾被认为是颇新潮的东西。这说明我在文本上是不断地更新的,不是固守在一个状态,不断进入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断在超越。这样自我评价也是为了鼓励自己更加精进。我也想对读到这絮语的人说:常常肯定自己、鼓励自己吧,只要那肯定与鼓励符合事实,那就不要害怕别人抡过"你为什么不谦虚"的棍子来——把那棍子架住,并大声对他说:"我肯定自己,故我存在!"
我还搞建筑评论,这是种边缘杂交文字。文学和建筑评论之间有联系,但还是有一定区别。我已经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过一本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印刷了五次。最近又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做材质之美。我从1995年开始写建筑评论,到现在快10年了。写建筑评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首先是外在的强大因素触动了我。城市的迅猛发展,这就是外在的因素。北京现在盖了很多新的楼房,对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构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审美,你不看它都不行,你躲都躲不过去。盖新的多半就要先拆旧的,北京的旧四合院儿、胡同儿不断地被拆毁,开发不断地蔓延。作为一个市民来说,我有话要说。另外,我个人长期对建筑是感兴趣的。我在中学时代,经常画水彩画儿,建筑是我水彩画儿的写生对象,因为我在城市里居住嘛,不可能有很多的自然景物,基本上是建筑,首先是古建筑,比如画白塔,画故宫的宫殿,画天坛的祈年殿,画城楼门子。我对建筑的兴趣也是埋伏很久了,外在的刺激加上内在我自身的这个底子,一激发,我的建筑评论就出来了。
有采访者问我:如果纯粹从建筑布局上来说,您觉得中国哪个城市是您最喜欢的,觉得它整个儿的建筑格局是最好的?我觉得这牵涉到一个城市整个的、大的规划问题。建筑格局应该是有两层含义,中国是一个古国了,很多城市都是历史名城,是很多的历史底蕴。是说它留存下来的那个底子?还是说它新的发展?因为这个城市是在不断地更新、发展。如果纯粹从历史的遗存来看一个城市,那我当然最喜欢北京。
建筑有大概念和小概念。大概念是,一直要扩展到关于城市规划、一个城市整个的这个布局,包括它的道路都是建筑;另外,就是单栋的建筑或者单组的建筑。这是两个概念,北京在规划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在单栋的建筑上,失败的例子远比上海、深圳等地多。所以这两方面都使我感到焦虑。我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个问题。
采访者还常问我,就所到过的国外的城市,觉得哪个城市纯粹从建筑上来说,印象最深、最漂亮?我总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巴黎。我也去过罗马,罗马对古迹的保存,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罗马城在大概300年前,它的城市规划就不是像巴黎那么样的,让你觉得它那么十全十美。巴黎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罗马虽然古迹留得很多,但就整个城市的大概念来说,不如巴黎那么好。巴黎也有败笔,比如蒙巴拉斯大厦,一栋盖在市区里的美国式摩天楼。
人们特别喜欢问作家,他的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其实我的影响主要来自我的家族、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生活的家庭,有非常浓郁的文艺气氛或者文学气氛,这对我是最大的影响。我走上文学道路跟这个家族影响分不开,像我母亲说起红楼梦来她就如数家珍。她可以告诉你,这个周瑞家的和王善保家的有什么勾连。这是一般弄"红学"者不去注意的。再比如说司棋这个角色,她的家庭背景、血缘背景等等,读得很细的啊。比如说像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很早就读西方名著、读俄罗斯的古典文学、读苏联的一些现代小说,对我影响也很大。另外,我们家族,像我父母喜欢京剧,我哥哥后来就成为著名的票友。在北大他曾风靡一时,成为"梅派青衣"。还有音乐方面,这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也有间接的,通过文本,或者通过一个我没见过,我没有谋面的作家的影响。如果要说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那很多。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它对别人也许影响不那么大,就是我们四川籍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阅读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启蒙。我很惊讶,他能够通过那么生动的个人命运的这种幽微的描写,透视整个那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教民和袍哥儿之间那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激荡,等等。我的祖籍是四川,父母都是四川的,我的家族里面有的也是跟教民有关系、跟袍哥儿有关系。在长辈的叙述当中,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想到他能够那么生动地使我这么一个晚辈,获得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的透视力。这个作家的这部作品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启蒙作用是很大的。
我写过一篇随笔逆境与创作。人们老说,一个作家的形成跟他的苦难经历有关,而我在这篇短文里面恰恰说,一个作家有太多的坎坷,倒容易抑制他的创作灵感。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如果社会没能给他提供,那么,他就应该努力地去自己营造。
比如拿曹雪芹来说,当时社会没有给予他,大环境对他来说是险恶的,他就迁居西山脚下,疏离热闹场,只保持跟敦诚、敦敏、张宜泉这样的挚友的密切交往。他还有一些民间的朋友,如鄂比。他营造了自己一个小的人文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像脂砚斋这样的合作者。所以,他才能给我们留下红楼梦,虽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书稿,但毕竟是一个宝库。所以,不能完全埋怨说这个社会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没有给我很好的环境,人生难免坎坷,难免有逆境,自己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营造啊。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竞争很厉害,文学上竞争也很厉害,有时候就形成一个名利场,一进入这个圈子,就没完没了地有诸多热闹得不堪的事情,什么会议啦、评奖啦,还有很多排名、排行榜之类的事情,还有畅销不畅销的事情,轰动不轰动什么的,搞得挺烦的。我现在基本住在乡村,自己的小人文环境非常好。今春我的民间朋友送我两棵芍药,移... -->>
尽管有着对春草的企盼,我却愿把絮絮的心语献给新冬的第一片雪花,因为我深知北方大地惟有经过瑞雪的滋润,才更利于第一针绿芽鲜碧地萌生。
常有采访者问我:你对自己哪个作品最满意?一般取巧的回答是:对已经写出来的都不甚满意,最满意的可能是即将发表的或正写作中的。我却要坦率地说,我自己最满意的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2004年第二版的长篇小说四牌楼。我以后可能再也写不出超过它的小说。也常有记者问我:你的小说是否属于"京味文学"?我总这样强调:我不刻意追求"京味",尤其不刻意去展现所谓的"老北京味儿",我的小说所展现的,从时间来说更多的是现在时;从人物来说,我总是要发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出现的新的生命现象,我对这个关注得更多。我不是一个专门去写比如说"八旗子弟"、写老北京的老风俗,不是这样一个作家。这些东西作为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生活资源、写作资源,我也加以利用。但在我的舞台的这个灯光所照亮的主要的人、主角,是一些新的生命。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不是想总结什么写作经验,我是想梳理出自己的人生态度——我知道自己是有极限的,支撑我继续往下跋涉的不是新的制高点,而是对新生活新生命不衰的观察兴趣。
每个作家的写作有不同的资源取向。比如有的年轻作家,他可以写一个旧社会的妓女的生活;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可以写军阀混战时期的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是他的创作自由。我的写作,我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与我共时空的,比如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新小说集站冰,里面最长的一个中篇小说叫做泼妇鸡丁,就是写北京四合院被拆了以后,这些居民到哪儿去了?他们到了新地方,有的属于城乡的交界处,或者说是城郊结合部的那些楼盘里面。我写那些人的生存,写外来的一些民工,包括从外地招来的一些年轻的保安,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参与他们的生活。我写这些生命的一种新的活泼的状态,所以我不拘泥于一定要写北京的老传统,每个作品都要追溯到北京文化的历史层面,我不是那样的,我不断追踪新的北京的新发展,新的展拓了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生命,新的生死歌哭。我不想让历史成为我灵魂的蜗壳,我总希望自己能进入"这一刻"的光影中。
我的写作资源仍很丰富。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写作资源枯竭,很可能是因为他切断了自己和这个现时空的社会生活的直接联系,只是通过书本、通过报纸、通过传媒或者通过会议、通过文件、通过听别人传达转述,去获取写作资源,那这样的话,就和真正的那种社会生活新的生长点隔绝了。我恰恰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很少参加会议,很少参加各种场面上的活动,而是直接地去和这些普通人混在一起,和这些民工,或者是外来的,比如说是这些保安,或者是一些新的居民区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的资源非常丰富,写都写不完。我要写的东西太多,我都不知道该舍弃哪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我的苦处是这个。
当代杂志发表我的泼妇鸡丁的时候,有一个编者按语,大意是说,现在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一般都——他当然有点儿幽默了——或者含贻弄权去了,或者含贻弄孙去了,不玩儿这个了。跟我同龄、或者一起在文学上起步的很多人,后来基本不写小说了,或者就是写小说,数量也是越来越少。而我从写班主任开始到现在,我穿越了20和21世纪的交替。我到现在,还有中篇短篇出来,而且都是写的最鲜活的当代生活的,像泼妇鸡丁这个中篇有五万字。台湾已经出了单行本,因为是繁体字竖排,可以构成一个单行本。
当代就鼓励我说,像我这样的还能够含贻弄文,而且还能够写小说,还能写最新的生活,出现新的人物,而且小说在文本的追求上还有变化,读者应该还能从我的小说里读出超出小说本身的东西来。再比如台湾诗人焦桐,他自己办个出版社,把我这个泼妇鸡丁的小说,列入他的那个"饮食文化"的系列,他还在台湾发表了很长的一篇论文论刘心武的饮食写作。因为泼妇鸡丁这个题目是一个饮食,小说的每一节里面的每个题目也是一道饮食。饮食文学在台湾被认为是颇新潮的东西。这说明我在文本上是不断地更新的,不是固守在一个状态,不断进入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断在超越。这样自我评价也是为了鼓励自己更加精进。我也想对读到这絮语的人说:常常肯定自己、鼓励自己吧,只要那肯定与鼓励符合事实,那就不要害怕别人抡过"你为什么不谦虚"的棍子来——把那棍子架住,并大声对他说:"我肯定自己,故我存在!"
我还搞建筑评论,这是种边缘杂交文字。文学和建筑评论之间有联系,但还是有一定区别。我已经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过一本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印刷了五次。最近又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做材质之美。我从1995年开始写建筑评论,到现在快10年了。写建筑评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首先是外在的强大因素触动了我。城市的迅猛发展,这就是外在的因素。北京现在盖了很多新的楼房,对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构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审美,你不看它都不行,你躲都躲不过去。盖新的多半就要先拆旧的,北京的旧四合院儿、胡同儿不断地被拆毁,开发不断地蔓延。作为一个市民来说,我有话要说。另外,我个人长期对建筑是感兴趣的。我在中学时代,经常画水彩画儿,建筑是我水彩画儿的写生对象,因为我在城市里居住嘛,不可能有很多的自然景物,基本上是建筑,首先是古建筑,比如画白塔,画故宫的宫殿,画天坛的祈年殿,画城楼门子。我对建筑的兴趣也是埋伏很久了,外在的刺激加上内在我自身的这个底子,一激发,我的建筑评论就出来了。
有采访者问我:如果纯粹从建筑布局上来说,您觉得中国哪个城市是您最喜欢的,觉得它整个儿的建筑格局是最好的?我觉得这牵涉到一个城市整个的、大的规划问题。建筑格局应该是有两层含义,中国是一个古国了,很多城市都是历史名城,是很多的历史底蕴。是说它留存下来的那个底子?还是说它新的发展?因为这个城市是在不断地更新、发展。如果纯粹从历史的遗存来看一个城市,那我当然最喜欢北京。
建筑有大概念和小概念。大概念是,一直要扩展到关于城市规划、一个城市整个的这个布局,包括它的道路都是建筑;另外,就是单栋的建筑或者单组的建筑。这是两个概念,北京在规划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在单栋的建筑上,失败的例子远比上海、深圳等地多。所以这两方面都使我感到焦虑。我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个问题。
采访者还常问我,就所到过的国外的城市,觉得哪个城市纯粹从建筑上来说,印象最深、最漂亮?我总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巴黎。我也去过罗马,罗马对古迹的保存,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罗马城在大概300年前,它的城市规划就不是像巴黎那么样的,让你觉得它那么十全十美。巴黎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罗马虽然古迹留得很多,但就整个城市的大概念来说,不如巴黎那么好。巴黎也有败笔,比如蒙巴拉斯大厦,一栋盖在市区里的美国式摩天楼。
人们特别喜欢问作家,他的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其实我的影响主要来自我的家族、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生活的家庭,有非常浓郁的文艺气氛或者文学气氛,这对我是最大的影响。我走上文学道路跟这个家族影响分不开,像我母亲说起红楼梦来她就如数家珍。她可以告诉你,这个周瑞家的和王善保家的有什么勾连。这是一般弄"红学"者不去注意的。再比如说司棋这个角色,她的家庭背景、血缘背景等等,读得很细的啊。比如说像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很早就读西方名著、读俄罗斯的古典文学、读苏联的一些现代小说,对我影响也很大。另外,我们家族,像我父母喜欢京剧,我哥哥后来就成为著名的票友。在北大他曾风靡一时,成为"梅派青衣"。还有音乐方面,这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也有间接的,通过文本,或者通过一个我没见过,我没有谋面的作家的影响。如果要说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那很多。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它对别人也许影响不那么大,就是我们四川籍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阅读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启蒙。我很惊讶,他能够通过那么生动的个人命运的这种幽微的描写,透视整个那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教民和袍哥儿之间那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激荡,等等。我的祖籍是四川,父母都是四川的,我的家族里面有的也是跟教民有关系、跟袍哥儿有关系。在长辈的叙述当中,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想到他能够那么生动地使我这么一个晚辈,获得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的透视力。这个作家的这部作品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启蒙作用是很大的。
我写过一篇随笔逆境与创作。人们老说,一个作家的形成跟他的苦难经历有关,而我在这篇短文里面恰恰说,一个作家有太多的坎坷,倒容易抑制他的创作灵感。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如果社会没能给他提供,那么,他就应该努力地去自己营造。
比如拿曹雪芹来说,当时社会没有给予他,大环境对他来说是险恶的,他就迁居西山脚下,疏离热闹场,只保持跟敦诚、敦敏、张宜泉这样的挚友的密切交往。他还有一些民间的朋友,如鄂比。他营造了自己一个小的人文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像脂砚斋这样的合作者。所以,他才能给我们留下红楼梦,虽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书稿,但毕竟是一个宝库。所以,不能完全埋怨说这个社会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没有给我很好的环境,人生难免坎坷,难免有逆境,自己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营造啊。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竞争很厉害,文学上竞争也很厉害,有时候就形成一个名利场,一进入这个圈子,就没完没了地有诸多热闹得不堪的事情,什么会议啦、评奖啦,还有很多排名、排行榜之类的事情,还有畅销不畅销的事情,轰动不轰动什么的,搞得挺烦的。我现在基本住在乡村,自己的小人文环境非常好。今春我的民间朋友送我两棵芍药,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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