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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几周，我一直在巴塞罗那，那里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情绪——猜疑、恐惧、半信半疑和遮遮掩掩的仇恨。五月战斗留下了无法根除的影响。毫无疑问，随着卡巴列罗政府的垮台，西班牙共产党绝对掌握了政权，内部秩序的控制权也移交给共产党的部长们，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都会打击竞争对手，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自己无法想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一种持久的模糊的危机感，我意识到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哪怕你几乎与这场阴谋不沾边，这种氛围也会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同谋。你仿佛整天待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小声讲话，时刻担心邻桌的人是不是警察局密探。
由于受到出版审查制度的影响，各种可怕的谣言流传开来。有一种说法是：涅格林-普列托政府打算对战争采取妥协态度。当时，我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法西斯分子离毕尔巴鄂越来越近，而政府显然没有采取任何挽救措施。镇上到处悬挂着巴斯克旗帜，姑娘们在咖啡馆里叮当作响地摆弄着化妆盒，广播里照例广播“英勇保卫者”的事迹。但巴斯克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援助。这让人觉得政府在玩弄两面派手法。后来的事件证明我的这些想法全都错了，但如果再展示出哪怕一点力量的话，毕尔巴鄂完全可能被挽救。哪怕在阿拉贡前线只发动一次进攻，即使是失败了，也能迫使佛朗哥转移部分军队，但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直到为时已晚——事实上，直到毕尔巴鄂陷落都没有开始进攻。全国劳工联盟散发大量传单：“小心提防！”暗示“某个政党”（意指共产党）正秘密策划军事政变。人们也普遍担心加泰罗尼亚将受到攻击。此前，当我们重返恰时，我看到人们正在前线后面修筑几十英里长的坚固防线，并在巴塞罗那各地开挖新的防弹掩体。巴塞罗那经常担心空中和海上袭击，警报更多的时候是误报，但每当警报拉响，全城灯火都要熄灭数小时，胆小的人就会躲进地下室。警察密探遍布各地。监狱里一直人满为患，既有因五月战斗而抓进来的，也有其他人——当然，总是有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忠实支持者——被三三两两地送进监狱，然后一直待在那儿，通常不得与外界联系。鲍勃？斯迈利仍旧被关在巴伦西亚的监狱里，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不管现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还是负责此事的律师，都不准见他。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和其他一些民兵正在被大批地关进监狱。他们通常被当作逃兵抓起来。一般情况下，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民兵究竟是志愿者还是正规军。几个月前，在部队里服役的民兵被当作志愿者，他们任何时候想离开都能拿到遣散证明。现在，政府好象已经改变了主意，声称民兵是正规军，如果他想回家，那么他就是逃兵。但即使此事，也没人有十足的把握。在前线的一些地方，当局仍在签发遣散证明。在前线，这些证明有时被认可，有时不被认可，如果不被认可，你立刻就会被投进监狱。后来，监狱里的外国“逃兵”人数狂增到数百人，但一旦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出抗议，他们大多会被遣送回国。
一伙伙武装的突袭部队在街道的每个角落游荡，国民自卫队仍旧占据着咖啡馆和其他的战略要地，许多加联社党的建筑依然被沙包隔离和封锁着。城里许多地方都有马枪骑兵和国民自卫队驻守的岗哨，他们拦住路人要查证件。每个人都警告我，不要出示马统工党民兵证，只能出示护照或医院的证明。哪怕被知道曾经在马统工党民兵组织中服过役，也非常危险。他们用各种可耻的方式惩罚受伤或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例如，他们很难拿到自己的薪金。战斗仍旧在出版，但它所遭受的检查使它几乎难以生存，团结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也受到严格检查。有一条新的规定是：报纸不得在被审查删除的版面中留下空白，而必须用其他东西填塞。结果，人们通常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东西会被砍掉。
在整个战争中，食物短缺的程度时有不同，但这时却是食物短缺最严重的时期之一。面包缺乏，靠掺杂大米来生产各种廉价面包。士兵在营房里吃的是像油灰一样的劣质面包。牛奶和糖奇缺，除了昂贵的走私烟外，其他烟草几乎难觅踪迹。橄榄油匮乏，而西班牙人在六种不同的场合下必须使用橄榄油。等待购买橄榄油的妇女排起了长队，长队由骑马的国民自卫队士兵维持秩序，他们时常骑着马穿过队伍，想让马蹄践踏妇女的脚趾来取乐。当时，缺少零钱是一个小麻烦。银币已被收回，尚未发行新的铸币，因此在十生丁硬币和两个半比塞塔纸币之间没有任何硬币，十个比塞塔以下的纸币稀少[1]。对赤贫者而言，这意味着加重食物短缺。一名妇女仅带着十比塞塔的纸币可能在杂货店外面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却不能买到任何东西，只不过是因为杂货商没有零钱，而她又不能把这张钞票一次性全部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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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比塞塔的购买力相当于四个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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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梦魇般的气氛真是一言难尽——这种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谣言的变化多端、报纸的新闻审查、武装人员的频繁光顾。由于英国并不存在当时这种气氛的基本条件，因此很难轻易加以表述。在英国，也无法凭空想象什么叫做政治偏激。政治迫害要轻得多，如果我是一名煤矿工，我并不介意让老板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充当欧洲政治传声筒的“优秀党员”仍然少见“消灭”或“清除”碰巧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的观念还没有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巴塞罗那，它却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着局面，因此每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自然都在劫难逃。然而，人人都担心的事情——发生一场新的巷战，毕竟没有发生。假如发生的话，像以前一样，所有责任也都将会加到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头上。我时刻警惕第一声枪响。城里好象到处都是坏消息，人人都十分关注，并在议论纷纷。奇怪的是，每个人所说的话竟会那样相似：“这里的气氛太可怕了，就像进了精神病押。”但也许并非人人如此。一些英国游客在西班牙各地走马观花，从旅馆到旅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大气候有什么异样。我注意到（星期天快报，1937年10月17日）阿索尔伯爵夫人写道：
我到过巴伦西亚，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没有看到任何暴力活动。我住过的所有旅馆不仅“正常”、“体面”而且特别舒适，只是缺少黄油和咖啡。
这就是英国旅游者的德性，他们不相信漂亮旅馆的外面还有任何事情。我希望他们能为阿索尔伯爵夫人找到些许黄油。
那时我住在莫兰疗养院，它是由马统工党经营的疗养院之一，坐落在提比达波（tibida波）郊区。提比达波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山脉，在巴塞罗那后面突兀高耸，传说撒旦正是在这座山上把大地上的国家指给耶稣卡的（这座山由此得名）。这些房屋以前属于一些富裕的资本家，在革命时期被占领。那里的大多数人要么是从前线刚送下来的伤兵，要么是因截肢而终身残废的伤员。那里也有另外几名英国人：威廉姆斯的一条腿受伤了；十八岁的斯塔福德？科特曼因怀疑得了肺结核而从战壕送了回来；阿瑟？克林顿的左臂骨折，仍然扎着绷带吊在一种绰号叫“飞机”的仪器上，西班牙医院正使用这类仪器。我妻子仍旧住在大陆饭店，我通常在白天回到巴塞罗那。早上，我往往到总医院去对我的胳膊进行电疗，电疗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一股针刺般的电流使全身的肌肉跳来跳去——不过，它似乎有些作用，手指又能使用了，疼痛逐渐有所减轻。我们俩决定最好尽快回到英国。我的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说话，看起来是永远也不能讲话了，医生告诉我几个月之内还不适合去作战。我迟早得去挣钱，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食物好象没有多大意义。但我主要还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彻底离开这个国家，远离政治猜疑和仇恨的恐怖氛围，远离到处都是武装人员的街道，远离空袭、战壕、机枪、刺耳的有轨电车、不加牛奶的茶、油制品和香烟短缺——远离我所知道的与西班牙相关的几乎每一样东西。
总医院的医生告诉我我已无需继续治疗，但为了拿到遣散证明，我不得不到前线附近的一个医院去拿医疗证明，然后到谢塔莫的马统工党民兵总部在遣散证明上加盖印章。那时，柯普刚刚兴高采烈地从前线回来，他刚参加了战斗，并预言韦斯卡最终会被攻克。政府动用大量的飞机，并从马德里前线运来军队，在那里集结了三万人。我前面看到过的那些意大利人从塔拉戈纳抵达前线，并对杰卡要道发动进攻，但已伤亡惨重，并损失了两辆坦克，然而，柯普说，那个城镇注定要陷落。（啊！它没有被攻陷，进攻混乱不堪——只是引发报纸上的一派胡言而已。）同时，柯普得去巴伦西亚与作战部的人见面。他有一封负责指挥东线部队的波萨斯将军写的信——一封平平常常的信，把柯普说成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推荐他到工程部一个特殊岗位任职（柯普已经是一名民用工程师了）。就在我去谢塔莫的当天，他去了巴伦西亚——这一天是6月15日。
五天以后，我回到巴塞罗那。我们乘坐一辆载重卡车午夜前后抵达谢塔莫，一到马统工党总部，连名字都还没有登记，人们就叫我们排成一队，给我们分发来复枪和子弹。进攻好象刚开始，他们在任何时候好象都需要后备军。尽管我口袋里装着医院的证明，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拒绝和其他人一块排队。我拿子弹箱当枕头睡在地面上，心情极度沮丧。当时，伤势已经损害了我的神经——我相信这会经常发作——战火中的景象使我感到非常恐惧。然而像往常一样，我们还得等到天亮，况且我们毕竟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第二天早晨，我出示了医院证明，去办遣散证明。这是一系列混乱不堪、令人讨厌的程序。像往常一样，人们推来推去，我也只好在医院之间来回碾转——从谢塔莫到巴巴斯特罗和莱里达返回——集结在韦斯卡的军队已经切断了所有的交通道路，让一切混乱不堪。我记得晚上总要睡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一次睡在医院的病床上；一次睡在沟渠里；一次睡在窄窄的长凳上，半夜里还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还有一次睡在巴巴斯特罗市立旅馆里，一旦你离开铁路，除了偶尔路过的颠簸不已的火车外别无他车可乘。你得在路边等候几个小时，有时要连等三四个小时，与成群结队忧伤不安的农民为伍，他们携带满箱的鸭子或兔子，向每一辆路过的卡车招手。当你终于有幸等到一辆没有塞满人、面包或子弹箱的卡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过来时，卡车就会像吞食肉酱似的把你吞进去。战马从来不会像那些卡车一样把我抛得老高老高，赶路的唯一办法是大家相互贴在一起。让我难堪的是，我身体太虚弱，没有别人的帮助，我就爬不上卡车。
我在去蒙松医院取医疗证时在那里住了一晚。邻床是一位突袭队员，左眼受伤了。他待人友善，给了我几根香烟。我说：“要是在巴塞罗那，我们本会互相攻击。”我们都笑了起来。奇怪的是，只要你来到前线附近的任何地方，整个的精神状态似乎就完全改变了。政治派别间的一切或几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前线的那些日子里，我根本想不起有任何加联社党的追随者会因我属于马统工党而对我心存敌意。那种事情只有在巴塞罗那或者远离战争的地方才会发生。谢塔莫有大量突袭队员，被从巴塞罗那派来参加进攻韦斯卡的战斗。突袭队员不是为前线作战准备的部队，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经历过战火。在巴塞罗那，他们是街道的主人，在这里，他们是新兵，地位在那些已在前线战斗过几个月的15岁的娃娃民兵之下。
蒙松医院的医生照例让我伸出舌头做内窥镜检查，并像其他医生一样高兴地向我保证，我再也不能说话了，并在证明文件上签字。在我等候检查的时候，手术室里正做非麻醉的残忍手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使用麻醉剂。手术一直在进行，一声声尖叫传来，等到我走进去的时候，只见椅子被扔得到处都是，地板上一滩滩血和尿。
这段最后旅程的细节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和几个月前相比，现在我的心态已经大不相同了，变得更加善于观察。我拿到了我的遣散证明，并加盖了第29师的印章，还有医生证明我已“宣告残废”我可以自由地回到英国去了，因此我也几乎是第一次可以在西班牙走走了。我在巴巴斯特罗待了近一天的时间，因为每天只有一趟火车。我以前曾路过巴巴斯特罗，有过匆匆的一瞥，那对我而言只是战争的一部分——昏暗、泥泞、阴冷，到处都是呼啸而过的卡车，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军队士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信步而行，看到了赏心悦目弯弯曲曲的街道、老石桥、放着一人高的大泥桶的酒店、稀奇古怪遮遮掩掩的店铺，人们在那里制作车轮、匕首、木勺和羊皮水壶。我兴致勃勃地看着一个人制作皮壶，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水壶里面用兽皮制作，而且内里的一面毛还没有褪去，因此，你确实喝下过经山羊毛过滤的水。我用这种水壶喝了几个月的水，竟一无所知。城镇后面有一条翡翠般浅绿的小溪，一座陡峭的石崖矗立其中，岩石上建有房屋，从卧室的窗口你就能直接跳入下方一百米的水中，无数鸽子栖息在崖洞中。莱里达的有些古老建筑已经坍塌，成群的燕子在残垣断壁上筑巢，向远处看去，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鸟巢就像是洛可可时期建筑的范本。奇怪的是，我在这里驻留了近六个月却视而不见。现在怀揣遣散证明，我再次感到自己像个人，也有点像旅游者。这几乎是第一次让我感到自己确确实实身处西班牙，置身于一个我终身神往的国度。在莱里达和巴巴斯特罗静谧的老街上，我似乎获得了解脱，远离西班牙谣言，这些谣言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白色的层层山峦、牧羊人、讯问地牢、摩尔人风格的宫殿、黑乎乎蜿蜒成行的骡队、灰色的橄榄树和一丛丛柠檬树、披黑披肩的姑娘、马拉加和阿利坎特的美酒、大教堂、红衣主教、斗牛赛、吉卜赛人和小夜曲——总之，这就是西班牙。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它最让我心驰神往。遗憾的是，当我想方设法最终到达这里时，我只看到了这个国家东北部的一角，而且是在混乱的战争中，是在最寒冷的冬季里。
回到巴塞罗那时天色已晚，没有出租车，也不可能回到莫兰疗养院，它在城外，我只好去大陆饭店，在路上停下来吃了晚餐。我记得与一名慈祥侍者的谈话，我们谈起橡木水罐，包着黄铜，他们用它给客人斟酒。我说我想买一套带回英国去，他深表同情地说：“是的，美极了，不是吗？可惜现在买不到了，没有人制作，再也没人制作任何东西，这战争——真是遗憾啊！”我们都认为战争让人感到遗憾。我又觉得自己像旅游者。侍者轻轻地问我：“喜欢西班牙吗？还会再来西班牙吗？”哦，是的，我会再访西班牙。因为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这段心平气和的谈话让我铭记心底。
当我到达旅馆... -->>
在后来的几周，我一直在巴塞罗那，那里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情绪——猜疑、恐惧、半信半疑和遮遮掩掩的仇恨。五月战斗留下了无法根除的影响。毫无疑问，随着卡巴列罗政府的垮台，西班牙共产党绝对掌握了政权，内部秩序的控制权也移交给共产党的部长们，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都会打击竞争对手，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自己无法想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一种持久的模糊的危机感，我意识到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哪怕你几乎与这场阴谋不沾边，这种氛围也会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同谋。你仿佛整天待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小声讲话，时刻担心邻桌的人是不是警察局密探。
由于受到出版审查制度的影响，各种可怕的谣言流传开来。有一种说法是：涅格林-普列托政府打算对战争采取妥协态度。当时，我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法西斯分子离毕尔巴鄂越来越近，而政府显然没有采取任何挽救措施。镇上到处悬挂着巴斯克旗帜，姑娘们在咖啡馆里叮当作响地摆弄着化妆盒，广播里照例广播“英勇保卫者”的事迹。但巴斯克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援助。这让人觉得政府在玩弄两面派手法。后来的事件证明我的这些想法全都错了，但如果再展示出哪怕一点力量的话，毕尔巴鄂完全可能被挽救。哪怕在阿拉贡前线只发动一次进攻，即使是失败了，也能迫使佛朗哥转移部分军队，但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直到为时已晚——事实上，直到毕尔巴鄂陷落都没有开始进攻。全国劳工联盟散发大量传单：“小心提防！”暗示“某个政党”（意指共产党）正秘密策划军事政变。人们也普遍担心加泰罗尼亚将受到攻击。此前，当我们重返恰时，我看到人们正在前线后面修筑几十英里长的坚固防线，并在巴塞罗那各地开挖新的防弹掩体。巴塞罗那经常担心空中和海上袭击，警报更多的时候是误报，但每当警报拉响，全城灯火都要熄灭数小时，胆小的人就会躲进地下室。警察密探遍布各地。监狱里一直人满为患，既有因五月战斗而抓进来的，也有其他人——当然，总是有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忠实支持者——被三三两两地送进监狱，然后一直待在那儿，通常不得与外界联系。鲍勃？斯迈利仍旧被关在巴伦西亚的监狱里，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不管现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还是负责此事的律师，都不准见他。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和其他一些民兵正在被大批地关进监狱。他们通常被当作逃兵抓起来。一般情况下，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民兵究竟是志愿者还是正规军。几个月前，在部队里服役的民兵被当作志愿者，他们任何时候想离开都能拿到遣散证明。现在，政府好象已经改变了主意，声称民兵是正规军，如果他想回家，那么他就是逃兵。但即使此事，也没人有十足的把握。在前线的一些地方，当局仍在签发遣散证明。在前线，这些证明有时被认可，有时不被认可，如果不被认可，你立刻就会被投进监狱。后来，监狱里的外国“逃兵”人数狂增到数百人，但一旦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出抗议，他们大多会被遣送回国。
一伙伙武装的突袭部队在街道的每个角落游荡，国民自卫队仍旧占据着咖啡馆和其他的战略要地，许多加联社党的建筑依然被沙包隔离和封锁着。城里许多地方都有马枪骑兵和国民自卫队驻守的岗哨，他们拦住路人要查证件。每个人都警告我，不要出示马统工党民兵证，只能出示护照或医院的证明。哪怕被知道曾经在马统工党民兵组织中服过役，也非常危险。他们用各种可耻的方式惩罚受伤或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例如，他们很难拿到自己的薪金。战斗仍旧在出版，但它所遭受的检查使它几乎难以生存，团结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也受到严格检查。有一条新的规定是：报纸不得在被审查删除的版面中留下空白，而必须用其他东西填塞。结果，人们通常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东西会被砍掉。
在整个战争中，食物短缺的程度时有不同，但这时却是食物短缺最严重的时期之一。面包缺乏，靠掺杂大米来生产各种廉价面包。士兵在营房里吃的是像油灰一样的劣质面包。牛奶和糖奇缺，除了昂贵的走私烟外，其他烟草几乎难觅踪迹。橄榄油匮乏，而西班牙人在六种不同的场合下必须使用橄榄油。等待购买橄榄油的妇女排起了长队，长队由骑马的国民自卫队士兵维持秩序，他们时常骑着马穿过队伍，想让马蹄践踏妇女的脚趾来取乐。当时，缺少零钱是一个小麻烦。银币已被收回，尚未发行新的铸币，因此在十生丁硬币和两个半比塞塔纸币之间没有任何硬币，十个比塞塔以下的纸币稀少[1]。对赤贫者而言，这意味着加重食物短缺。一名妇女仅带着十比塞塔的纸币可能在杂货店外面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却不能买到任何东西，只不过是因为杂货商没有零钱，而她又不能把这张钞票一次性全部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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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比塞塔的购买力相当于四个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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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梦魇般的气氛真是一言难尽——这种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谣言的变化多端、报纸的新闻审查、武装人员的频繁光顾。由于英国并不存在当时这种气氛的基本条件，因此很难轻易加以表述。在英国，也无法凭空想象什么叫做政治偏激。政治迫害要轻得多，如果我是一名煤矿工，我并不介意让老板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充当欧洲政治传声筒的“优秀党员”仍然少见“消灭”或“清除”碰巧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的观念还没有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巴塞罗那，它却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着局面，因此每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自然都在劫难逃。然而，人人都担心的事情——发生一场新的巷战，毕竟没有发生。假如发生的话，像以前一样，所有责任也都将会加到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头上。我时刻警惕第一声枪响。城里好象到处都是坏消息，人人都十分关注，并在议论纷纷。奇怪的是，每个人所说的话竟会那样相似：“这里的气氛太可怕了，就像进了精神病押。”但也许并非人人如此。一些英国游客在西班牙各地走马观花，从旅馆到旅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大气候有什么异样。我注意到（星期天快报，1937年10月17日）阿索尔伯爵夫人写道：
我到过巴伦西亚，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没有看到任何暴力活动。我住过的所有旅馆不仅“正常”、“体面”而且特别舒适，只是缺少黄油和咖啡。
这就是英国旅游者的德性，他们不相信漂亮旅馆的外面还有任何事情。我希望他们能为阿索尔伯爵夫人找到些许黄油。
那时我住在莫兰疗养院，它是由马统工党经营的疗养院之一，坐落在提比达波（tibida波）郊区。提比达波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山脉，在巴塞罗那后面突兀高耸，传说撒旦正是在这座山上把大地上的国家指给耶稣卡的（这座山由此得名）。这些房屋以前属于一些富裕的资本家，在革命时期被占领。那里的大多数人要么是从前线刚送下来的伤兵，要么是因截肢而终身残废的伤员。那里也有另外几名英国人：威廉姆斯的一条腿受伤了；十八岁的斯塔福德？科特曼因怀疑得了肺结核而从战壕送了回来；阿瑟？克林顿的左臂骨折，仍然扎着绷带吊在一种绰号叫“飞机”的仪器上，西班牙医院正使用这类仪器。我妻子仍旧住在大陆饭店，我通常在白天回到巴塞罗那。早上，我往往到总医院去对我的胳膊进行电疗，电疗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一股针刺般的电流使全身的肌肉跳来跳去——不过，它似乎有些作用，手指又能使用了，疼痛逐渐有所减轻。我们俩决定最好尽快回到英国。我的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说话，看起来是永远也不能讲话了，医生告诉我几个月之内还不适合去作战。我迟早得去挣钱，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食物好象没有多大意义。但我主要还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彻底离开这个国家，远离政治猜疑和仇恨的恐怖氛围，远离到处都是武装人员的街道，远离空袭、战壕、机枪、刺耳的有轨电车、不加牛奶的茶、油制品和香烟短缺——远离我所知道的与西班牙相关的几乎每一样东西。
总医院的医生告诉我我已无需继续治疗，但为了拿到遣散证明，我不得不到前线附近的一个医院去拿医疗证明，然后到谢塔莫的马统工党民兵总部在遣散证明上加盖印章。那时，柯普刚刚兴高采烈地从前线回来，他刚参加了战斗，并预言韦斯卡最终会被攻克。政府动用大量的飞机，并从马德里前线运来军队，在那里集结了三万人。我前面看到过的那些意大利人从塔拉戈纳抵达前线，并对杰卡要道发动进攻，但已伤亡惨重，并损失了两辆坦克，然而，柯普说，那个城镇注定要陷落。（啊！它没有被攻陷，进攻混乱不堪——只是引发报纸上的一派胡言而已。）同时，柯普得去巴伦西亚与作战部的人见面。他有一封负责指挥东线部队的波萨斯将军写的信——一封平平常常的信，把柯普说成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推荐他到工程部一个特殊岗位任职（柯普已经是一名民用工程师了）。就在我去谢塔莫的当天，他去了巴伦西亚——这一天是6月15日。
五天以后，我回到巴塞罗那。我们乘坐一辆载重卡车午夜前后抵达谢塔莫，一到马统工党总部，连名字都还没有登记，人们就叫我们排成一队，给我们分发来复枪和子弹。进攻好象刚开始，他们在任何时候好象都需要后备军。尽管我口袋里装着医院的证明，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拒绝和其他人一块排队。我拿子弹箱当枕头睡在地面上，心情极度沮丧。当时，伤势已经损害了我的神经——我相信这会经常发作——战火中的景象使我感到非常恐惧。然而像往常一样，我们还得等到天亮，况且我们毕竟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第二天早晨，我出示了医院证明，去办遣散证明。这是一系列混乱不堪、令人讨厌的程序。像往常一样，人们推来推去，我也只好在医院之间来回碾转——从谢塔莫到巴巴斯特罗和莱里达返回——集结在韦斯卡的军队已经切断了所有的交通道路，让一切混乱不堪。我记得晚上总要睡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一次睡在医院的病床上；一次睡在沟渠里；一次睡在窄窄的长凳上，半夜里还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还有一次睡在巴巴斯特罗市立旅馆里，一旦你离开铁路，除了偶尔路过的颠簸不已的火车外别无他车可乘。你得在路边等候几个小时，有时要连等三四个小时，与成群结队忧伤不安的农民为伍，他们携带满箱的鸭子或兔子，向每一辆路过的卡车招手。当你终于有幸等到一辆没有塞满人、面包或子弹箱的卡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过来时，卡车就会像吞食肉酱似的把你吞进去。战马从来不会像那些卡车一样把我抛得老高老高，赶路的唯一办法是大家相互贴在一起。让我难堪的是，我身体太虚弱，没有别人的帮助，我就爬不上卡车。
我在去蒙松医院取医疗证时在那里住了一晚。邻床是一位突袭队员，左眼受伤了。他待人友善，给了我几根香烟。我说：“要是在巴塞罗那，我们本会互相攻击。”我们都笑了起来。奇怪的是，只要你来到前线附近的任何地方，整个的精神状态似乎就完全改变了。政治派别间的一切或几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前线的那些日子里，我根本想不起有任何加联社党的追随者会因我属于马统工党而对我心存敌意。那种事情只有在巴塞罗那或者远离战争的地方才会发生。谢塔莫有大量突袭队员，被从巴塞罗那派来参加进攻韦斯卡的战斗。突袭队员不是为前线作战准备的部队，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经历过战火。在巴塞罗那，他们是街道的主人，在这里，他们是新兵，地位在那些已在前线战斗过几个月的15岁的娃娃民兵之下。
蒙松医院的医生照例让我伸出舌头做内窥镜检查，并像其他医生一样高兴地向我保证，我再也不能说话了，并在证明文件上签字。在我等候检查的时候，手术室里正做非麻醉的残忍手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使用麻醉剂。手术一直在进行，一声声尖叫传来，等到我走进去的时候，只见椅子被扔得到处都是，地板上一滩滩血和尿。
这段最后旅程的细节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和几个月前相比，现在我的心态已经大不相同了，变得更加善于观察。我拿到了我的遣散证明，并加盖了第29师的印章，还有医生证明我已“宣告残废”我可以自由地回到英国去了，因此我也几乎是第一次可以在西班牙走走了。我在巴巴斯特罗待了近一天的时间，因为每天只有一趟火车。我以前曾路过巴巴斯特罗，有过匆匆的一瞥，那对我而言只是战争的一部分——昏暗、泥泞、阴冷，到处都是呼啸而过的卡车，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军队士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信步而行，看到了赏心悦目弯弯曲曲的街道、老石桥、放着一人高的大泥桶的酒店、稀奇古怪遮遮掩掩的店铺，人们在那里制作车轮、匕首、木勺和羊皮水壶。我兴致勃勃地看着一个人制作皮壶，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水壶里面用兽皮制作，而且内里的一面毛还没有褪去，因此，你确实喝下过经山羊毛过滤的水。我用这种水壶喝了几个月的水，竟一无所知。城镇后面有一条翡翠般浅绿的小溪，一座陡峭的石崖矗立其中，岩石上建有房屋，从卧室的窗口你就能直接跳入下方一百米的水中，无数鸽子栖息在崖洞中。莱里达的有些古老建筑已经坍塌，成群的燕子在残垣断壁上筑巢，向远处看去，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鸟巢就像是洛可可时期建筑的范本。奇怪的是，我在这里驻留了近六个月却视而不见。现在怀揣遣散证明，我再次感到自己像个人，也有点像旅游者。这几乎是第一次让我感到自己确确实实身处西班牙，置身于一个我终身神往的国度。在莱里达和巴巴斯特罗静谧的老街上，我似乎获得了解脱，远离西班牙谣言，这些谣言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白色的层层山峦、牧羊人、讯问地牢、摩尔人风格的宫殿、黑乎乎蜿蜒成行的骡队、灰色的橄榄树和一丛丛柠檬树、披黑披肩的姑娘、马拉加和阿利坎特的美酒、大教堂、红衣主教、斗牛赛、吉卜赛人和小夜曲——总之，这就是西班牙。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它最让我心驰神往。遗憾的是，当我想方设法最终到达这里时，我只看到了这个国家东北部的一角，而且是在混乱的战争中，是在最寒冷的冬季里。
回到巴塞罗那时天色已晚，没有出租车，也不可能回到莫兰疗养院，它在城外，我只好去大陆饭店，在路上停下来吃了晚餐。我记得与一名慈祥侍者的谈话，我们谈起橡木水罐，包着黄铜，他们用它给客人斟酒。我说我想买一套带回英国去，他深表同情地说：“是的，美极了，不是吗？可惜现在买不到了，没有人制作，再也没人制作任何东西，这战争——真是遗憾啊！”我们都认为战争让人感到遗憾。我又觉得自己像旅游者。侍者轻轻地问我：“喜欢西班牙吗？还会再来西班牙吗？”哦，是的，我会再访西班牙。因为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这段心平气和的谈话让我铭记心底。
当我到达旅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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