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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的战斗已经结束。我们重新返回前线已经三天时间了。经过那场战斗，尤其是在读了报纸上那些互相谩骂的文章之后，我感到真的很难想象，在战斗爆发前我竟天真地认为这将会是一场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战争。我想，每一个在西班牙待过几周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有这种理想幻灭的感觉。此时，我想起了到达巴塞罗那第一天遇到的那位记者所说的话：“战争就意味着欺骗，这里的战争也绝不会例外！”我当时很吃惊，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即使到了现在，到了五月份，我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事实是，这场战争正在一点一点地让我相信这是真的。随着战争的继续，其罪恶也在一点一点地积累，每一场战争都是如此，因为在战争中个人自由、客观报道等等都与战争的效率格格不入。
我们现在就可以猜想一下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很明显，卡巴列罗政府将要倒台，并且会被一个受共产党影响更深、更右倾的政府所替代（大约在一两周后所发生的事情也确实如此）。新政府试图一劳永逸地瓦解工会的权力。接下来，如果佛朗哥被打败——即使暂且不提重组西班牙政权的问题，工会的前景也并不是很妙。至于报纸上说，这是一场“为民主而战的战争”那纯属胡言乱语。没有任何理智的人会认为在战后如此分崩离析、元气大伤的西班牙还会有什么民主，就算是在英国和法国，按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处于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存在任何民主的希望。那就只能是专政，而且很清楚，工人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已被排除。那就意味着总的趋势将会是很礼貌的。比起德国和意大利，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要显得“人道”得多、“温和”得多了。战后的西班牙所面临的选择只能是，要么接受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要么使国家走向分裂（可能性更大），也许是领土的真正分裂，也许是分裂成几个经济区域。
然而，无论战后的西班牙走上哪一条道路，其结果都将令人感到沮丧。但比起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残暴而强大的法西斯专政，共和国政府还是值得我们去为之战斗的。不管战后这个政府可能会犯多少错误，佛朗哥的统治肯定比它更糟糕。对工人，即城镇无产者来说，谁来统治这个国家都是一回事。但西班牙是个农业国，政府取胜无疑会给农民们带来好处，至少当初夺占的那些土地会继续留在他们手中。如果政府掌权，他们还会没收和分配佛朗哥先前占为己有的土地，而且在西班牙不少地方实行的农奴制也将一去不复返。战后的这个政府肯定是反教会、反封建的，它会限制教会的权力，至少在短期内会是这样的。而且，它还会使国家走向现代化——例如修建公路，加强教育和公共卫生建设。即使在战争期间，政府也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做了一些工作。而佛朗哥呢，就人们对他的了解而言，除了充当意大利和德国的傀儡、与大地主沆瀣一气、利用教会和军队反对革命以外，几乎没干过任何好事。人民阵线可能是一场骗局，但若佛朗哥取胜却肯定会是个时代的失误。希望佛朗哥取胜的大概也只有百万富翁和幻想家吧！
更重要的问题是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的恶名，这个问题就像噩梦一样缠绕了我一两年。从1930年开始，法西斯分子就似乎战无不胜。现在该他们遭受打击了，这个时候究竟谁能挫败他们已不重要。如果我们能将佛朗哥及其雇佣军统统赶出西班牙，即使因此付出让西班牙重新回到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之中，以及西班牙的优秀儿女因此被投入监狱的代价，那么国际形势也将会有极大的改观。因此仅仅从反法西斯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也是值得进行的。
这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可以这样说，比起涅格林政府刚刚执政那会儿，我对它的看法已经好多了。这个政府毕竟正以极大的勇气在坚持这场战争，而且也表现出了超出人们预期的政治宽容。但我仍然保留这个观点：只要西班牙不分裂，不管结局怎样，战后政府的发展趋势可顶是走上法西斯式道路。结果不幸又一次被我言中，事情的发展也确实证实了我的预言。
那时，我刚刚到达前线就听说了鲍伯？斯迈利的事。他在返回英国的途中被捕，而且被押回巴伦西亚，投入监狱。从前一年的十月开始，他就一直停留在西班牙。斯迈利曾经为马统工党工作过几个月，后来，当得知回国前要随宣传队要前线待三个月的消息后，他参加了另一支刚刚到达的英国独立工党的民兵小分队。我们过了好久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他一直被单独监禁，连律师也不准接触。在西班牙，缺乏人身保护历来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你可能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投入监狱长达好几个月之久，更不用说是经过审判的了。最后，我们还是从一个被释放的狱友那里得知斯迈利是因“携带武器”而被捕的。所谓“武器”据我所知，那只不过是战争初期用过的非常原始的两枚手榴弹而已。他带上这两个小玩意儿原本打算回国后在课堂上展示给自己的学生们看的，此外他还顺便捡了些弹片和其他纪念品。那两个手榴弹中根本没有炸药和保险销，其实只是毫无杀伤力的生铁筒而已。很明显，所谓携带武器完全是个借口，斯迈利的被捕无疑是因他曾为马统工党工作过。巴塞罗那战斗刚刚结束，当局仍然非常警惕，根本不会让任何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轻易离开西班牙。所以，在过境检查中，他们只要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把任何人抓走。逮捕斯迈利的初衷，也许只是为了把他滞留在西班牙审查上几天。但在西班牙，麻烦的是，一旦你被投入监狱，不管是否经过审判，通常也就只得这样没完没了地待下去。
我们仍然待在韦斯卡前线，但我们被安排在更靠右边的阵地，在几周前我们曾经攻占下来的法西斯据点的对面。我们现在作为teniente*——我猜想，相当于英国军队中的二等陆军上尉-带领着一支30人左右的小分队，其中既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我的名字被呈报上去，申请正规任命，但我无法确定能否得到批准。以前，民兵军官通常拒绝接受正规任命，因为那意味着将有额外的支出，与民兵的平均主义思想相冲突，但现在他们也不得不接受了。公文上已经宣布，本杰明晋升陆军上尉，柯普将要被任命为陆军少校。政府需要民兵作战，必须依靠民兵军官，但并没给他们比少校更高的军衔，这大概主要是为了把军事大权留给正规军的指挥官和从军校刚毕业的军官。结果是，在我们师，毫无疑问在其他师也一样，军官们全部处在荒唐的临时位置上，无论师长、旅长或军长大家都是少校军衔。
——————
*西班牙语，副官，中尉。——译者
——————
前线倒没发生太多的事。杰卡要道附近的战役渐趋缓和，直到六月中旬才重新趋向激烈。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主要的困扰是狙击手。法西斯战壕虽然距离我们150多码远，但他们的地势更高，并且分散在我们的两边。我们的阵地呈现为一种直角形状。直角顶端的突出部位是个危险的地方，据守那儿的狙击手经常伤亡惨重。法西斯分子不时地运来枪榴弹或类似的武器居高临下袭击我们。炮弹会发出沉重的爆炸声，这声音让人焦躁不安，因为你无法及时觉察炮弹正在飞来并立即躲避，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危险。炮弹在地上炸出的弹坑与洗脸盆差不多大。白天酷热难耐，夜晚虽然比较凉爽，可蚊子却闹得人心烦。我们从巴塞罗那带来的干净衣服，很快就长满了虱子。荒芜的果园无人看管，树上的樱桃正在变白。连续两天的骤雨漫进掩体，胸墙也下沉了一英尺；大雨过后，我们不得不用可怜兮兮的西班牙铁锹挖了多天又湿又黏的土，那铁锹没有木柄，还弯得像个铁勺子。
上面答应给我们小分队配一门迫击炮，我热切盼望着使用它。晚上我们像平常一样巡逻——但比从前更危险，因为法西斯战壕的士兵装备更齐全，而且警惕性很高；他们在铁丝网外撒满了空罐头盒，一有叮当声就用机关枪扫射。白天，我们深入到军事无人区狙击敌人。匍匐前进一百码，就到了一个隐蔽在茂密草丛后的壕沟，从壕沟里可以压制法西斯军队的一堵胸墙的隘口。我们在那里支起一个来复枪架。如果你在那里多等一会儿，一般你就会看到一些穿着卡其布制服的人影匆忙闪过那个隘口。我开了几枪。但不知道是否打中人——那几乎不太可能——我的射击技术很差。但颇为可笑的是，法西斯部队竟弄不清这些子弹是从哪儿飞过来的，所以我相信我迟早准会打中一个。然而，不幸的是，有个法西斯狙击手倒是先打中了我。这事儿发生在我重回前线后的第十天。被子弹击中的整个过程十分有趣，我想这值得仔细描述一番。
那是在壕沟胸墙的角落里，早上五点，这向来就是一个危险的时间。因为我们背对着东边，黎明破晓时，只要你把头探过胸墙，头部轮廓就会在朝阳的映衬下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我那时正与一个等待换岗的哨兵说话。就在正说着什么的时候，突然，我感到——很难描述我感到了什么——虽然我对这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大致说来，那种感觉就像处在爆炸的中心。好象有一声巨响和一道眩目的闪光完全包围了我，然后我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没有疼痛，只是一阵猛烈的震动，就像触了电；震动之后，只觉得全身虚弱无力，类似遭电击的感觉，全身麻木。我面前的沙袋被震出很远。我想如果你曾被闪电击中过，你就会体会得更深刻。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中弹了，但是因为有巨响和闪光，我以为是旁边的来复枪意外走火击中了我。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接下来，我的膝盖软了，我身子倒下去，头撞到了地上，发出一声闷响。让我稍感安慰的是，头并没撞伤。我感到头昏目眩，觉得自己伤得很重，不是一般的疼痛。
我刚才跟他讲话的那个美国哨兵冲过来。“天哪！你被击中了吗？”大家都围了过来。接着又是通常的一阵惊呼——“把他抬起来！他被打中哪儿了？解开他的衬衣！”等等。那个美国人想找把刀子割开我的衬衫。我知道我的口袋里有一把小刀，就试图拿出来，却发现我的右胳膊已经失去了知觉。由于没觉得疼，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满足感。这该会使我妻子高兴了，我想；她一直想让我负点伤，以避免我在更大的战役中丢掉性命。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想知道我被打中哪儿了，伤得有多严重；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我意识到子弹击中了我正面的某个地方。当我试图说话时，我发现自己发不声音来了，只能发出微弱的叽叽声，作第二次努力时，我终于问出我哪儿被打中了。在喉咙，他们说。担架员哈里？韦伯带来绷带和一小瓶用于战场消毒的酒精。他们把我抬起时，我嘴里吐出很多血沫。我听到身旁的西班牙人说，子弹穿透了我的脖子。在平时，那酒涂在伤口上会让我感到十分难受，而此时我却觉得它洒在伤口上很舒适、凉爽。
他们再一次把我放下来，有人找来了担架。在知道子弹正巧穿透脖子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这下肯定完蛋了。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任何人或动物被子弹正中穿过还能活下来的事。血顺着嘴角滴下来。“动脉被打断了。”我想。我猜想一个人颈动脉被割断后还能活多久，也许过不了几分钟吧！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有两分钟左右，我一直在想自己也许已经死了。这也很有趣——我是指知道自己在特殊的时刻会想什么很有趣。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是——很符合常理——我的妻子。第二件事是对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的极度怨恨。把一切问题抛开后，我感到这个世界还是待我不薄。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真切地感受这一切。这荒谬的不幸使我感到极度恼怒。这简直毫无意义！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这肮脏的战壕的角落里，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就这样一命呜呼了！我也想到了开枪打中我的那个人——猜想他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是西班牙人还是外国人，他是否知道自己打中了我，等等。我对他没有一点儿怨恨。我想，因为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如果我还有可能的话，我也同样会杀死他的。但是如果他被俘虏后，作为战俘被带到我的面前，我只会称赞他的枪法一流。可能人在濒死的时候，想法也会与平常大不相同了吧！
他们刚把我抬上担架，我那麻木的右臂就开始有了知觉，疼得厉害。这时我想一定是在倒下时跌断了的。但是疼痛也让我打消了即将死亡的疑虑。因为我知道，人之将死的时候，感觉不会有那么强烈。我开始有些恢复常态了，突然怜悯起那四... -->>
巴塞罗那的战斗已经结束。我们重新返回前线已经三天时间了。经过那场战斗，尤其是在读了报纸上那些互相谩骂的文章之后，我感到真的很难想象，在战斗爆发前我竟天真地认为这将会是一场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战争。我想，每一个在西班牙待过几周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有这种理想幻灭的感觉。此时，我想起了到达巴塞罗那第一天遇到的那位记者所说的话：“战争就意味着欺骗，这里的战争也绝不会例外！”我当时很吃惊，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即使到了现在，到了五月份，我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事实是，这场战争正在一点一点地让我相信这是真的。随着战争的继续，其罪恶也在一点一点地积累，每一场战争都是如此，因为在战争中个人自由、客观报道等等都与战争的效率格格不入。
我们现在就可以猜想一下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很明显，卡巴列罗政府将要倒台，并且会被一个受共产党影响更深、更右倾的政府所替代（大约在一两周后所发生的事情也确实如此）。新政府试图一劳永逸地瓦解工会的权力。接下来，如果佛朗哥被打败——即使暂且不提重组西班牙政权的问题，工会的前景也并不是很妙。至于报纸上说，这是一场“为民主而战的战争”那纯属胡言乱语。没有任何理智的人会认为在战后如此分崩离析、元气大伤的西班牙还会有什么民主，就算是在英国和法国，按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处于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存在任何民主的希望。那就只能是专政，而且很清楚，工人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已被排除。那就意味着总的趋势将会是很礼貌的。比起德国和意大利，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要显得“人道”得多、“温和”得多了。战后的西班牙所面临的选择只能是，要么接受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要么使国家走向分裂（可能性更大），也许是领土的真正分裂，也许是分裂成几个经济区域。
然而，无论战后的西班牙走上哪一条道路，其结果都将令人感到沮丧。但比起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残暴而强大的法西斯专政，共和国政府还是值得我们去为之战斗的。不管战后这个政府可能会犯多少错误，佛朗哥的统治肯定比它更糟糕。对工人，即城镇无产者来说，谁来统治这个国家都是一回事。但西班牙是个农业国，政府取胜无疑会给农民们带来好处，至少当初夺占的那些土地会继续留在他们手中。如果政府掌权，他们还会没收和分配佛朗哥先前占为己有的土地，而且在西班牙不少地方实行的农奴制也将一去不复返。战后的这个政府肯定是反教会、反封建的，它会限制教会的权力，至少在短期内会是这样的。而且，它还会使国家走向现代化——例如修建公路，加强教育和公共卫生建设。即使在战争期间，政府也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做了一些工作。而佛朗哥呢，就人们对他的了解而言，除了充当意大利和德国的傀儡、与大地主沆瀣一气、利用教会和军队反对革命以外，几乎没干过任何好事。人民阵线可能是一场骗局，但若佛朗哥取胜却肯定会是个时代的失误。希望佛朗哥取胜的大概也只有百万富翁和幻想家吧！
更重要的问题是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的恶名，这个问题就像噩梦一样缠绕了我一两年。从1930年开始，法西斯分子就似乎战无不胜。现在该他们遭受打击了，这个时候究竟谁能挫败他们已不重要。如果我们能将佛朗哥及其雇佣军统统赶出西班牙，即使因此付出让西班牙重新回到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之中，以及西班牙的优秀儿女因此被投入监狱的代价，那么国际形势也将会有极大的改观。因此仅仅从反法西斯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也是值得进行的。
这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可以这样说，比起涅格林政府刚刚执政那会儿，我对它的看法已经好多了。这个政府毕竟正以极大的勇气在坚持这场战争，而且也表现出了超出人们预期的政治宽容。但我仍然保留这个观点：只要西班牙不分裂，不管结局怎样，战后政府的发展趋势可顶是走上法西斯式道路。结果不幸又一次被我言中，事情的发展也确实证实了我的预言。
那时，我刚刚到达前线就听说了鲍伯？斯迈利的事。他在返回英国的途中被捕，而且被押回巴伦西亚，投入监狱。从前一年的十月开始，他就一直停留在西班牙。斯迈利曾经为马统工党工作过几个月，后来，当得知回国前要随宣传队要前线待三个月的消息后，他参加了另一支刚刚到达的英国独立工党的民兵小分队。我们过了好久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他一直被单独监禁，连律师也不准接触。在西班牙，缺乏人身保护历来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你可能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投入监狱长达好几个月之久，更不用说是经过审判的了。最后，我们还是从一个被释放的狱友那里得知斯迈利是因“携带武器”而被捕的。所谓“武器”据我所知，那只不过是战争初期用过的非常原始的两枚手榴弹而已。他带上这两个小玩意儿原本打算回国后在课堂上展示给自己的学生们看的，此外他还顺便捡了些弹片和其他纪念品。那两个手榴弹中根本没有炸药和保险销，其实只是毫无杀伤力的生铁筒而已。很明显，所谓携带武器完全是个借口，斯迈利的被捕无疑是因他曾为马统工党工作过。巴塞罗那战斗刚刚结束，当局仍然非常警惕，根本不会让任何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轻易离开西班牙。所以，在过境检查中，他们只要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把任何人抓走。逮捕斯迈利的初衷，也许只是为了把他滞留在西班牙审查上几天。但在西班牙，麻烦的是，一旦你被投入监狱，不管是否经过审判，通常也就只得这样没完没了地待下去。
我们仍然待在韦斯卡前线，但我们被安排在更靠右边的阵地，在几周前我们曾经攻占下来的法西斯据点的对面。我们现在作为teniente*——我猜想，相当于英国军队中的二等陆军上尉-带领着一支30人左右的小分队，其中既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我的名字被呈报上去，申请正规任命，但我无法确定能否得到批准。以前，民兵军官通常拒绝接受正规任命，因为那意味着将有额外的支出，与民兵的平均主义思想相冲突，但现在他们也不得不接受了。公文上已经宣布，本杰明晋升陆军上尉，柯普将要被任命为陆军少校。政府需要民兵作战，必须依靠民兵军官，但并没给他们比少校更高的军衔，这大概主要是为了把军事大权留给正规军的指挥官和从军校刚毕业的军官。结果是，在我们师，毫无疑问在其他师也一样，军官们全部处在荒唐的临时位置上，无论师长、旅长或军长大家都是少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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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副官，中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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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倒没发生太多的事。杰卡要道附近的战役渐趋缓和，直到六月中旬才重新趋向激烈。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主要的困扰是狙击手。法西斯战壕虽然距离我们150多码远，但他们的地势更高，并且分散在我们的两边。我们的阵地呈现为一种直角形状。直角顶端的突出部位是个危险的地方，据守那儿的狙击手经常伤亡惨重。法西斯分子不时地运来枪榴弹或类似的武器居高临下袭击我们。炮弹会发出沉重的爆炸声，这声音让人焦躁不安，因为你无法及时觉察炮弹正在飞来并立即躲避，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危险。炮弹在地上炸出的弹坑与洗脸盆差不多大。白天酷热难耐，夜晚虽然比较凉爽，可蚊子却闹得人心烦。我们从巴塞罗那带来的干净衣服，很快就长满了虱子。荒芜的果园无人看管，树上的樱桃正在变白。连续两天的骤雨漫进掩体，胸墙也下沉了一英尺；大雨过后，我们不得不用可怜兮兮的西班牙铁锹挖了多天又湿又黏的土，那铁锹没有木柄，还弯得像个铁勺子。
上面答应给我们小分队配一门迫击炮，我热切盼望着使用它。晚上我们像平常一样巡逻——但比从前更危险，因为法西斯战壕的士兵装备更齐全，而且警惕性很高；他们在铁丝网外撒满了空罐头盒，一有叮当声就用机关枪扫射。白天，我们深入到军事无人区狙击敌人。匍匐前进一百码，就到了一个隐蔽在茂密草丛后的壕沟，从壕沟里可以压制法西斯军队的一堵胸墙的隘口。我们在那里支起一个来复枪架。如果你在那里多等一会儿，一般你就会看到一些穿着卡其布制服的人影匆忙闪过那个隘口。我开了几枪。但不知道是否打中人——那几乎不太可能——我的射击技术很差。但颇为可笑的是，法西斯部队竟弄不清这些子弹是从哪儿飞过来的，所以我相信我迟早准会打中一个。然而，不幸的是，有个法西斯狙击手倒是先打中了我。这事儿发生在我重回前线后的第十天。被子弹击中的整个过程十分有趣，我想这值得仔细描述一番。
那是在壕沟胸墙的角落里，早上五点，这向来就是一个危险的时间。因为我们背对着东边，黎明破晓时，只要你把头探过胸墙，头部轮廓就会在朝阳的映衬下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我那时正与一个等待换岗的哨兵说话。就在正说着什么的时候，突然，我感到——很难描述我感到了什么——虽然我对这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大致说来，那种感觉就像处在爆炸的中心。好象有一声巨响和一道眩目的闪光完全包围了我，然后我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没有疼痛，只是一阵猛烈的震动，就像触了电；震动之后，只觉得全身虚弱无力，类似遭电击的感觉，全身麻木。我面前的沙袋被震出很远。我想如果你曾被闪电击中过，你就会体会得更深刻。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中弹了，但是因为有巨响和闪光，我以为是旁边的来复枪意外走火击中了我。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接下来，我的膝盖软了，我身子倒下去，头撞到了地上，发出一声闷响。让我稍感安慰的是，头并没撞伤。我感到头昏目眩，觉得自己伤得很重，不是一般的疼痛。
我刚才跟他讲话的那个美国哨兵冲过来。“天哪！你被击中了吗？”大家都围了过来。接着又是通常的一阵惊呼——“把他抬起来！他被打中哪儿了？解开他的衬衣！”等等。那个美国人想找把刀子割开我的衬衫。我知道我的口袋里有一把小刀，就试图拿出来，却发现我的右胳膊已经失去了知觉。由于没觉得疼，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满足感。这该会使我妻子高兴了，我想；她一直想让我负点伤，以避免我在更大的战役中丢掉性命。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想知道我被打中哪儿了，伤得有多严重；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我意识到子弹击中了我正面的某个地方。当我试图说话时，我发现自己发不声音来了，只能发出微弱的叽叽声，作第二次努力时，我终于问出我哪儿被打中了。在喉咙，他们说。担架员哈里？韦伯带来绷带和一小瓶用于战场消毒的酒精。他们把我抬起时，我嘴里吐出很多血沫。我听到身旁的西班牙人说，子弹穿透了我的脖子。在平时，那酒涂在伤口上会让我感到十分难受，而此时我却觉得它洒在伤口上很舒适、凉爽。
他们再一次把我放下来，有人找来了担架。在知道子弹正巧穿透脖子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这下肯定完蛋了。我还从来没听说过任何人或动物被子弹正中穿过还能活下来的事。血顺着嘴角滴下来。“动脉被打断了。”我想。我猜想一个人颈动脉被割断后还能活多久，也许过不了几分钟吧！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有两分钟左右，我一直在想自己也许已经死了。这也很有趣——我是指知道自己在特殊的时刻会想什么很有趣。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是——很符合常理——我的妻子。第二件事是对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的极度怨恨。把一切问题抛开后，我感到这个世界还是待我不薄。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真切地感受这一切。这荒谬的不幸使我感到极度恼怒。这简直毫无意义！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这肮脏的战壕的角落里，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就这样一命呜呼了！我也想到了开枪打中我的那个人——猜想他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是西班牙人还是外国人，他是否知道自己打中了我，等等。我对他没有一点儿怨恨。我想，因为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如果我还有可能的话，我也同样会杀死他的。但是如果他被俘虏后，作为战俘被带到我的面前，我只会称赞他的枪法一流。可能人在濒死的时候，想法也会与平常大不相同了吧！
他们刚把我抬上担架，我那麻木的右臂就开始有了知觉，疼得厉害。这时我想一定是在倒下时跌断了的。但是疼痛也让我打消了即将死亡的疑虑。因为我知道，人之将死的时候，感觉不会有那么强烈。我开始有些恢复常态了，突然怜悯起那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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