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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江十月不耐烦地说：“不过是一只看门狗，跟他费什么话？我们一齐向门外冲就是了，哪只狗过来拦就打断哪只狗的狗腿！”
看到这边乱起来，厂区的治安队员也紧张起来。孔驰和江十月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不一会儿，宋主任的脸上就渗出豆大的汗珠。真的如余武说的那样，没有一个保安队员神情紧张，有的还亲密地和男工们讲话。
宋主任非常狼狈，孔驰和江十月的口气也愈发不耐烦了。忽然，他们将宋主任推倒在地，一个个发疯似地朝大门口跑。
宋主任倒在地上着急地大喊：“拦住他们，快拦住他们。”
可那些保安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谁真的去拦住他们。眼看跑在第一的江十月就要冲到大门口了，忽然不远处传来刺耳的警笛声。江十月顿时一惊，立刻收回就要跑出厂门的脚步。
果然，几辆警车和好多辆警察专用摩托车冲进厂区，并在离蓝球厂５０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具体看不清多少人，警车和摩托车上不断闪烁的红色指示灯却不断提醒人们：警察出动了！
警察站在厂区，当然是代表厂方，肯定也是厂里请来的。虽然警察和治安队员们并没有任何对他们动武的表示，甚至很少人往这边看，但刚才还蠢蠢欲动的男工们立刻感到了某种无形的压力。
很多男工退回到篮球厂的位置，孔驰和江十月看到后面越来越稀少的人，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回了人群。越来越多的人将行李搬到了蓝球厂，甚至有几个人想过来结工资。开始的时候，孔驰和江十月几个活跃分子还想象刚才一样到处游说，但点头的人越来越少，对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漠。
宋主任立刻亲自出马，走向那几个拿着行李想过来结工资的人。先是一个，两个，三个。。男工们很快排成了队，一边叹气一边交出各自的厂牌、厂服、饭卡、宿舍钥匙，经过我们各部门代表一一确定签名后，领了工资，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厂门。
快到下班时间了，他们大都没有落脚的地方。有老乡投奔还是好的，没有老乡投奔的便联系几个相同命运的人，准备到偏僻的山上或很难被治安队发现的地方过夜。
有很多人哀求我们：“工资我明天再拿，让我再在厂里过一夜好不好，就一夜。过一夜你们就多扣了十元好不好？不，二十元，三十元，五十元也行。”
对于这些请求，人微而言轻的我们只好无奈地摇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只有十六岁的男孩，去年进厂时他借的是别人的身份证。１。５５米左右，长得非常秀气，瘦弱得可怜。结了工资，他却抱着凉蓬边的柱子不肯走，他哭着求我们：“让我住一夜好不好，就一夜，我真的没地方去呀。”
胡海波问他：“怎么没地方去？是谁带你来东莞的你就再去找谁。”
男孩可怜巴巴地说：“是我哥带我来的，可我哥得了胆囊炎，这边看病太贵，他上个月回家做手术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们面面相觑，都非常同情他。按刚才驱逐男工的办法，余武应该威胁他离厂的。但余威看着哭成泪人儿的小男孩，转身无奈地对我们为难地摊摊手：“怎么办？我真的是下不了手。”
但这时，除了这个小男孩，所有的男工都离开了。宋主任脸上露出了笑容，长舒了一口气说：“谢天谢地，终于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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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江十月不耐烦地说：“不过是一只看门狗，跟他费什么话？我们一齐向门外冲就是了，哪只狗过来拦就打断哪只狗的狗腿！”
看到这边乱起来，厂区的治安队员也紧张起来。孔驰和江十月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不一会儿，宋主任的脸上就渗出豆大的汗珠。真的如余武说的那样，没有一个保安队员神情紧张，有的还亲密地和男工们讲话。
宋主任非常狼狈，孔驰和江十月的口气也愈发不耐烦了。忽然，他们将宋主任推倒在地，一个个发疯似地朝大门口跑。
宋主任倒在地上着急地大喊：“拦住他们，快拦住他们。”
可那些保安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谁真的去拦住他们。眼看跑在第一的江十月就要冲到大门口了，忽然不远处传来刺耳的警笛声。江十月顿时一惊，立刻收回就要跑出厂门的脚步。
果然，几辆警车和好多辆警察专用摩托车冲进厂区，并在离蓝球厂５０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具体看不清多少人，警车和摩托车上不断闪烁的红色指示灯却不断提醒人们：警察出动了！
警察站在厂区，当然是代表厂方，肯定也是厂里请来的。虽然警察和治安队员们并没有任何对他们动武的表示，甚至很少人往这边看，但刚才还蠢蠢欲动的男工们立刻感到了某种无形的压力。
很多男工退回到篮球厂的位置，孔驰和江十月看到后面越来越稀少的人，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回了人群。越来越多的人将行李搬到了蓝球厂，甚至有几个人想过来结工资。开始的时候，孔驰和江十月几个活跃分子还想象刚才一样到处游说，但点头的人越来越少，对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漠。
宋主任立刻亲自出马，走向那几个拿着行李想过来结工资的人。先是一个，两个，三个。。男工们很快排成了队，一边叹气一边交出各自的厂牌、厂服、饭卡、宿舍钥匙，经过我们各部门代表一一确定签名后，领了工资，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厂门。
快到下班时间了，他们大都没有落脚的地方。有老乡投奔还是好的，没有老乡投奔的便联系几个相同命运的人，准备到偏僻的山上或很难被治安队发现的地方过夜。
有很多人哀求我们：“工资我明天再拿，让我再在厂里过一夜好不好，就一夜。过一夜你们就多扣了十元好不好？不，二十元，三十元，五十元也行。”
对于这些请求，人微而言轻的我们只好无奈地摇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只有十六岁的男孩，去年进厂时他借的是别人的身份证。１。５５米左右，长得非常秀气，瘦弱得可怜。结了工资，他却抱着凉蓬边的柱子不肯走，他哭着求我们：“让我住一夜好不好，就一夜，我真的没地方去呀。”
胡海波问他：“怎么没地方去？是谁带你来东莞的你就再去找谁。”
男孩可怜巴巴地说：“是我哥带我来的，可我哥得了胆囊炎，这边看病太贵，他上个月回家做手术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们面面相觑，都非常同情他。按刚才驱逐男工的办法，余武应该威胁他离厂的。但余威看着哭成泪人儿的小男孩，转身无奈地对我们为难地摊摊手：“怎么办？我真的是下不了手。”
但这时，除了这个小男孩，所有的男工都离开了。宋主任脸上露出了笑容，长舒了一口气说：“谢天谢地，终于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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