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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浩特，用六万户刚健之军加以统治，把持着强势具备的朝政”。[30]也就是说，林丹汗按照北方游牧民族传统将察哈尔本部分为左右两翼六个土绵，即阿哈固山、窦土门固山、高尔固山、哈纳固山、中军万户与阿喇克绰特万户。
除此之外，林丹汗还利用“图们*”约束诸部（即《图们汗法典》）。任命永谢布部的却热斯塔布囊为大汗的代表，管理右翼三万户蒙古诸部，任命内喀尔喀炒花（乌济叶特）部的锡尔呼纳克洪台吉辅助大汗管理左翼蒙古诸部，1617年在巴林境内的阿巴嘎哈喇山建察汉浩特（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作为政治中心，令诸部首领到此朝觐、纳贡与议事。
文化
林丹汗笃信藏传佛教，林丹汗一生热衷于佛教事业，不仅推动了藏传佛教在左翼三万户地区的传播，而且为蒙古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604年，刚即位的林丹汗就从四世□□派驻蒙古地方掌管教法的迈达理呼图克图和卓尼绰尔济等黄教喇嘛接受了格鲁派（黄教）的法戒。
1617年，西藏萨迦派僧侣沙尔呼图克图到达蒙古地区，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林丹汗为沙尔呼图克图的法术所折服，并封他为国师，并接受深奥密乘之灌顶，于是林丹汗由黄教改信红教（狭义上的红教仅指宁玛派，广义上包含了萨迦派和噶举派）。沙尔呼图克图为了取得林丹汗的信任，从五台山取来元世祖时萨迦派八思巴喇嘛用千金所铸的玛哈噶喇金佛（又称大黑天，为蒙元的护国神）。林丹汗在察汉浩特修建金顶白庙，将金佛供于其中。林丹汗试图效仿忽必烈与八思巴故事，利用他与沙尔呼图克图之间的关系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然而适得其反，这加剧了信奉黄教的蒙古诸部的离心，削弱了林丹汗的号召力。
林丹汗西迁后，召集昆噶敖德斯尔、班第达顾实、阿南达顾实为首的33名学者，在1628—1629年间翻译了108卷《甘珠尔》（前人已翻译过其中一部分），并用金字抄写在蓝纸上。林丹汗组织翻译《甘珠尔》是对蒙古文化的一大重要贡献。林丹汗把传国玉玺和玛哈噶喇金佛、金《甘珠尔》视为三*宝。
林丹汗在1612年与1615年攻打明朝，试图获得与明朝的贸易权，最终在1617年如愿以偿。1618年，后金侵明，林丹汗为了获得明朝的赏银，奉行“联明抗金”的外交方针，并在1619年给□□哈赤写了一封言辞傲慢的国书，导致与后金交恶。不过，林丹汗与明朝结盟并未挡住后金对辽东的吞噬，1622年明朝在广宁之战败北，林丹汗的援军没起作用，此后两者间的联盟冷却下来。林丹汗也开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先处里，后处外”）的政策，开始火并科尔沁、内喀尔喀诸部，并且避免与后金正面交锋。所以林丹汗从未亲自与后金作战过。
1627年，林丹汗西迁，吞并右翼诸部（哈喇慎、土默特、鄂尔多斯、永谢布等），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获得明朝给右翼诸部的“市赏”。明朝不给林丹汗，林丹汗乃发兵进犯大同，明朝不得不恢复对林丹汗的赏赐。后金利用林丹汗西迁之机，吞并了察哈尔本部，并于1632年大举进攻林丹汗，林丹汗闻讯远遁青海。他与明朝的关系彻底破裂，明朝甚至将林丹汗遗留的财物及部众移交给后金。后来林丹汗与西藏藏巴汗、康区白利土司月顿多吉和喀尔喀绰克图台吉（却图汗）结成“反黄教联盟”，企图东山再起，但很快于1634年去世。
历史评价编辑
明朝对林丹汗评价较低，称他“年少嗜酒色”[21]、“沉溺酒色”[15]、“嗜利好色，驭下无法”。[31]另一方面又说他是“虏中名王，尤称桀骜”。[4]
清朝对林丹汗亦持否定评价。清人魏源称林丹汗“有宋康（宋王偃）、武乙之暴”。[32]
蒙古传统史书对林丹汗评价很低，如《水晶鉴》称其“无道”、《蒙古源流》称他“心中生嗔，而化六国为乌有”，总之是一个横行无忌的暴君形象。他与绰克图台吉、藏巴汗、白利土司月顿多吉被蒙藏史书贬为毁灭黄教的“四恶汗”。这显然是出于黄教史观得出的结论。林丹汗得到差评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损害了许多蒙古封建主的利益，导致众叛亲离，最终归于失败，话语权落在了作为胜利者的满人和蒙古封建主那里。当时，蒙古封建主纷纷向后金控诉林丹汗的罪恶，其中一个写道：“因这个罪恶的察哈尔汗性情暴躁，对众人危害极大，即使是宗族至死至穷绝不会归附他的缘故就在这里。”[33]
近现代以来，林丹汗在蒙古的评价得到极大改观，认为他是一个志在恢复成吉思汗霸业、将一盘散沙的蒙古复归统一的英雄之主，又坚决不向后金投降，显示了蒙古民族的气概。如乌兰夫称他为“反抗异族压迫的英雄”。[34]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则肯定林丹汗“对满洲的侵略计划曾经表示坚决地反对”“企图对于所属各部实行强有力的集权，并且建立起一个在他控制下的统一独立的蒙古”。[35]
日本学者萩原淳平对林丹汗评价较高，认为他怀有富国强兵、复兴蒙古帝国的梦想。同时指出“蒙文资料，除有关喇嘛教的以外，就是曾受过林丹汗的压迫、持有被害者立场的人们所写的资料。清朝的资料是出自这种立场的资料：即以其与明朝的战争为主，使蒙古不妨碍他们的行动，并尽量把蒙古拉入自己一方，以便更有利地贯彻对明朝的政策。而明朝的资料则是反映这种立场的资料，即：在对□□哈赤的战争中将蒙古拉入自己一方，以利于战斗，如有可能则挑起□□哈赤与林丹汗之间的战争，使其两败俱伤。”总之，反映林丹汗一方立场的史料的缺失是造成林丹汗未能得到正确评价的原因。[36]
中国学者戴鸿义认为“林丹汗对内实行统一漠南各部、重树宗主大汗的权威，对外实行联明抗金，以挽救危局，竭力维护北元政权和蒙古民族的利益，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林丹汗辜负了北元人民所寄于的期望……林丹汗统辖的北元地区，以单一的游牧经济为基础，缺乏雄厚的实力，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做后盾，他更无坚实的群众基础，‘诸部各自称雄’‘傲然不理’，在明与后金的进攻面前，其统治区域内毫无任何的防御部署，只能实行消极的逃跑主义，‘君一怒而失国，众一怒而破城’，对内对外政策的错误，树敌过多，必然使他的志向未成而‘报恨终身’”。[37]
汉浩特，用六万户刚健之军加以统治，把持着强势具备的朝政”。[30]也就是说，林丹汗按照北方游牧民族传统将察哈尔本部分为左右两翼六个土绵，即阿哈固山、窦土门固山、高尔固山、哈纳固山、中军万户与阿喇克绰特万户。
除此之外，林丹汗还利用“图们*”约束诸部（即《图们汗法典》）。任命永谢布部的却热斯塔布囊为大汗的代表，管理右翼三万户蒙古诸部，任命内喀尔喀炒花（乌济叶特）部的锡尔呼纳克洪台吉辅助大汗管理左翼蒙古诸部，1617年在巴林境内的阿巴嘎哈喇山建察汉浩特（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作为政治中心，令诸部首领到此朝觐、纳贡与议事。
文化
林丹汗笃信藏传佛教，林丹汗一生热衷于佛教事业，不仅推动了藏传佛教在左翼三万户地区的传播，而且为蒙古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604年，刚即位的林丹汗就从四世□□派驻蒙古地方掌管教法的迈达理呼图克图和卓尼绰尔济等黄教喇嘛接受了格鲁派（黄教）的法戒。
1617年，西藏萨迦派僧侣沙尔呼图克图到达蒙古地区，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林丹汗为沙尔呼图克图的法术所折服，并封他为国师，并接受深奥密乘之灌顶，于是林丹汗由黄教改信红教（狭义上的红教仅指宁玛派，广义上包含了萨迦派和噶举派）。沙尔呼图克图为了取得林丹汗的信任，从五台山取来元世祖时萨迦派八思巴喇嘛用千金所铸的玛哈噶喇金佛（又称大黑天，为蒙元的护国神）。林丹汗在察汉浩特修建金顶白庙，将金佛供于其中。林丹汗试图效仿忽必烈与八思巴故事，利用他与沙尔呼图克图之间的关系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然而适得其反，这加剧了信奉黄教的蒙古诸部的离心，削弱了林丹汗的号召力。
林丹汗西迁后，召集昆噶敖德斯尔、班第达顾实、阿南达顾实为首的33名学者，在1628—1629年间翻译了108卷《甘珠尔》（前人已翻译过其中一部分），并用金字抄写在蓝纸上。林丹汗组织翻译《甘珠尔》是对蒙古文化的一大重要贡献。林丹汗把传国玉玺和玛哈噶喇金佛、金《甘珠尔》视为三*宝。
林丹汗在1612年与1615年攻打明朝，试图获得与明朝的贸易权，最终在1617年如愿以偿。1618年，后金侵明，林丹汗为了获得明朝的赏银，奉行“联明抗金”的外交方针，并在1619年给□□哈赤写了一封言辞傲慢的国书，导致与后金交恶。不过，林丹汗与明朝结盟并未挡住后金对辽东的吞噬，1622年明朝在广宁之战败北，林丹汗的援军没起作用，此后两者间的联盟冷却下来。林丹汗也开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先处里，后处外”）的政策，开始火并科尔沁、内喀尔喀诸部，并且避免与后金正面交锋。所以林丹汗从未亲自与后金作战过。
1627年，林丹汗西迁，吞并右翼诸部（哈喇慎、土默特、鄂尔多斯、永谢布等），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获得明朝给右翼诸部的“市赏”。明朝不给林丹汗，林丹汗乃发兵进犯大同，明朝不得不恢复对林丹汗的赏赐。后金利用林丹汗西迁之机，吞并了察哈尔本部，并于1632年大举进攻林丹汗，林丹汗闻讯远遁青海。他与明朝的关系彻底破裂，明朝甚至将林丹汗遗留的财物及部众移交给后金。后来林丹汗与西藏藏巴汗、康区白利土司月顿多吉和喀尔喀绰克图台吉（却图汗）结成“反黄教联盟”，企图东山再起，但很快于1634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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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对林丹汗评价较低，称他“年少嗜酒色”[21]、“沉溺酒色”[15]、“嗜利好色，驭下无法”。[31]另一方面又说他是“虏中名王，尤称桀骜”。[4]
清朝对林丹汗亦持否定评价。清人魏源称林丹汗“有宋康（宋王偃）、武乙之暴”。[32]
蒙古传统史书对林丹汗评价很低，如《水晶鉴》称其“无道”、《蒙古源流》称他“心中生嗔，而化六国为乌有”，总之是一个横行无忌的暴君形象。他与绰克图台吉、藏巴汗、白利土司月顿多吉被蒙藏史书贬为毁灭黄教的“四恶汗”。这显然是出于黄教史观得出的结论。林丹汗得到差评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损害了许多蒙古封建主的利益，导致众叛亲离，最终归于失败，话语权落在了作为胜利者的满人和蒙古封建主那里。当时，蒙古封建主纷纷向后金控诉林丹汗的罪恶，其中一个写道：“因这个罪恶的察哈尔汗性情暴躁，对众人危害极大，即使是宗族至死至穷绝不会归附他的缘故就在这里。”[33]
近现代以来，林丹汗在蒙古的评价得到极大改观，认为他是一个志在恢复成吉思汗霸业、将一盘散沙的蒙古复归统一的英雄之主，又坚决不向后金投降，显示了蒙古民族的气概。如乌兰夫称他为“反抗异族压迫的英雄”。[34]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则肯定林丹汗“对满洲的侵略计划曾经表示坚决地反对”“企图对于所属各部实行强有力的集权，并且建立起一个在他控制下的统一独立的蒙古”。[35]
日本学者萩原淳平对林丹汗评价较高，认为他怀有富国强兵、复兴蒙古帝国的梦想。同时指出“蒙文资料，除有关喇嘛教的以外，就是曾受过林丹汗的压迫、持有被害者立场的人们所写的资料。清朝的资料是出自这种立场的资料：即以其与明朝的战争为主，使蒙古不妨碍他们的行动，并尽量把蒙古拉入自己一方，以便更有利地贯彻对明朝的政策。而明朝的资料则是反映这种立场的资料，即：在对□□哈赤的战争中将蒙古拉入自己一方，以利于战斗，如有可能则挑起□□哈赤与林丹汗之间的战争，使其两败俱伤。”总之，反映林丹汗一方立场的史料的缺失是造成林丹汗未能得到正确评价的原因。[36]
中国学者戴鸿义认为“林丹汗对内实行统一漠南各部、重树宗主大汗的权威，对外实行联明抗金，以挽救危局，竭力维护北元政权和蒙古民族的利益，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林丹汗辜负了北元人民所寄于的期望……林丹汗统辖的北元地区，以单一的游牧经济为基础，缺乏雄厚的实力，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做后盾，他更无坚实的群众基础，‘诸部各自称雄’‘傲然不理’，在明与后金的进攻面前，其统治区域内毫无任何的防御部署，只能实行消极的逃跑主义，‘君一怒而失国，众一怒而破城’，对内对外政策的错误，树敌过多，必然使他的志向未成而‘报恨终身’”。[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