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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霍华德 [英国]
[出自《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一位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最近提示我们：“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 [ 作者注：R.A.Brown,The Origions of Modern Europe,London,1972,P93。 ] 的确，用“战争”这个字眼来形容欧洲大陆的历史，仍显太宽厚了。在这块大陆上,罗马帝国统治下不牢靠的和平瓦解之后，入侵者的浪潮席卷各地：哥特人 [ 译者注：Goths，古代日耳曼族的一支。 ] 与汪达尔人 [ 译者注：Vandals，属于日耳曼族。 ] 从东来，穆斯林从南来，最后，最最可怕的是维京人 [ 译者注：Vikings，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亦指北欧海盗。 ] 从北来。从4世纪最初的野蛮人入侵到10世纪末，几近六百年中，入侵者的后裔不是被同化了就是被排斥了。以后轮到了欧洲人民开始扩张，首先向东，然后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向南、向西扩张。为此，从13世纪到近代这一时期内，欧洲的“和平”，基督教徒在教堂中如此诚心诚意地祈求的那个和平，只是此时彼时、此处彼处出现一些例外的、不稳定的绿洲上存在过。毫不奇怪．整个社会需要一个模式——使欧洲人民在某种环境下能以生存的模式；后来数代历史学家称呼这种社会模式为“封建制度”。
若干半游牧好战部族相继而来，互相碰撞或互相融合，如同动荡海洋中的汹涌波涛。紧随4世纪哥特人与其他入侵者侵入之后，法兰克部族又进来了。这些部族松散地联合在梅罗文（Merovingian）家族的领导之下。8世纪中击退了穆斯林从南方对法兰西的入侵，9世纪初在加洛林家族 [ 译者注：Carolingians，法兰克王国第二个王朝。 ] 统治时期创建了西部欧洲短暂的统一。当时，莱茵河以东地区面临马扎尔人 [ 译者注：Magyas，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 的屠杀近一百年。欧洲的北部、西部与南部沿海地区以及大船可溯流而上的内地，则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内受到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的蹂躏——掠夺，火焚；有时维京人也以殖民主身分定居下来。这种殖民活动最早始于10世纪初的诺曼底。此后二百年，诺曼底人皈依了基督教，建立了封建制度，成为欧洲公认的出色战士，放手向外扩张，征服了英格兰的萨克森(Saxon)王国与南方意大利与西西里的穆斯林；最后，在11世纪末，把入侵之潮从欧洲转出去，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渗入亚洲。同时，日耳曼的战士特权阶层以同样的神圣名义把马扎尔人禁限于匈牙利地区之后，开始把他们自己的边疆朝东推移，制服了斯拉夫人，推行了殖民化，并且强使异教徒改变宗教信仰。
“封建制度“的产生，不仅为政治所必需，也是经济所必需。历史悠久的地中海贸易因穆斯林崩裂造成商贸行为萎缩．欧洲香料奇缺，土地成为唯一的财富来源。再者，为了迎战驾大船的维京人与骑小马的马扎尔人的种种威胁，加洛林王朝必须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置于机动状态。这只有骑马方能做到。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 [ 译者注：See Lynn White,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1966,P2 。 ] 。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长矛不必抛掷，可以夹在腋下作战并携回营地。有坐骑的人较步行的人大为优越；一千年后，装备后膛枪的人比手持长矛的敌人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也是同样无可怀疑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军事优势都导致了政治上的控制力。
因此，8至9世纪，有地位的作战者，就是骑在马上的战士．也就是骑士(武士)。 [ 作者注：有意思的是，法文和德文中的“骑士”只作骑士解释，而英文中的“骑士”又指现代德文中的“侍从”或“侍从官”。 ] 公元866年，沙勒迈恩(Charlemagne) [ 扫校者注：Charlemagne是拉丁语的一种变体，相当于拉丁语Charles Magnus(伟大的) ，即英语Charles the Great，通常称作“查理大帝”或“查理曼”，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创者。 ] 的孙子“秃头查理”把他的佃户头召集到分封的宅邱来，坚持要他们在他骑马外出时，都要陪骑侍候，此后便成了规矩。于是开始了一个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逐步升级的昂贵惯例。在马上力量(后来是用坦克或战舰)的撞击中，优势来自有效范围、防御力与速度的组合。有效范围来自矛的长度与重量，防御力由甲胄来提供，最初是一领从脖颈到膝头的锁子甲，这是一种昂贵的装备，除了战马外，这就是一位骑士最宝贵的财产了。速度则受到负载过重的制约。因此这类马匹都用特殊方法喂养，以便使它们既能负重又能保持威力，在关键时刻能立即发挥出来。在一场历时较久的战斗中，这样的马匹需要有备用的。无论如何，一位武士总需要再有一匹马来帮他运载越来越多的辎重——长矛，长剑，头盔，甲胄。至少他还需要一名携带甲胄的人，一名武士随从，也可能是一名男仆；一名较轻装的骑者为他搜索与侦察；一名或两名步行的兵士负责护卫。为此，一位骑士扩展成一个“兰斯”，即一组五六个人，就像一辆大型战车的一个组。全部装备成为十分昂贵的花费。
穿戴盔甲骑马操纵着重武器的战斗，决非外行人所能胜任，只能维持生计的人也买不起这样的装备。因此，到了10世纪，战争成为一种有钱人的专业，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开始接受专门训练。如何保证他们经济上有靠，以便使他们专心献身于他们的事业呢？主要靠赏赐他们土地，他们便向主人报以服务与忠心。这种赏赐便是采邑（封地），即成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军事专门化的三重关系，土地所有权，个人的义务，形成一个拥有土地的战士阶级，被免除全部赋税，只需一年之中有若干日子骑在马上为主人服务。为了确保他们拥有的土地，他们为自己筑起了城堡。这些城堡通常都坐落在道路附近，有一座“主楼”供家属居住，有侧楼供随从居住，周围有高高的围墙，有城垛防止侵犯者架梯，城堡四周并筑有护城河。中世纪的城堡是实力的象征，而战争便直截了当地成了保护财产的争斗了。
那个战士阶级的后裔(几百个家族不断互相通婚，不断因补充新成员而得以复壮)，把持着欧洲土地的支配直到16世纪，把持着政治上的统治直到18世纪，而社会的支配直沿至现代。佩带武器，头盔上插着羽饰，盾上有徽记(在战斗中能立刻认出来)，在欧洲社会成为高贵的象征达一千年之久。它的价值至今不变。但在中世纪 [ 译者注：在西欧历史上，从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4世纪与5世纪起，至15世纪文艺复兴，称为中世纪，亦称“黑暗世纪”（但主要指10世纪前）。 ] ，这种徽记仅仅表明一个人的职能，谁有这样的职能谁都可以用。贵族还未成为可继承的特权阶级；打仗仍只是一种职业，有本事的人都可以参加。
但是，既已通过杰出的军事才能获得了高贵地位，骑士们便企盼根据某种法规炫耀自己。很快，战士的作用因有一系列半神圣的仪式而更形突出，许多“中世纪”的东西至今仍能透过变形的镜头，在15世纪的传奇中见到，这些传奇把杜撰的金色的“骑士风度”魅力（已消失的社会的余晖）投影到世界上来 [ 作者注：J.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1937,passim。 ] 。“骑士风度”这个概念本身，实质上只是指骑士的行为，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至少同行吟诗人 [ 译者注：11到13世纪主要在法国南部及意大利北部的抒情诗人。 ] 时代一样古老，这些诗人早在12世纪欧洲文学还处于黎明的时代就在吟唱人们的美德，不仅歌颂勇敢，而且歌颂光荣、高尚、谦恭与纯洁。骑士不但应当“无惧”，而且应当“坦然”。骑士精神是一种生活方式，因参与教会的若干仪式而神圣化，以至逐渐同神职人员难以区分了。的确，在12世纪，军事等级 [ Markgraf注： 这里的[等级]明显应该是[Order]这个单词，应该翻译成[修会]，[军事修会]即一般所说之[骑士团]。 ] ——圣殿骑士，圣约翰骑士，条顿骑士 [ 译者注：条顿人相传为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的北海沿岸。 ] [ Markgraf注： 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如果用德语应该是[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英语中的条顿[Teuton]一词基本上可以和德语中的德意志[Deutsche]一词等同。此处的[条顿]和历史上给罗马带来恐慌的条顿人并无联系，指的是使用条顿语族的日耳曼人(德国人)，区别于罗曼化的日耳曼人(法国人)。 ] ——的建立，是有意识地模仿神职体系的。不同的剑带与靴刺区分不同的骑士等级，就像不同的发式能区别僧侣(修道士)还是教士。在印度，袄教与“加拉哈德” [ 译者注：Galahad,亚瑟王传说中的英雄骑士,是国王佩尔斯的外孙,血统高贵，因此只有他有资格取得圣杯。此处是指印度的高等种姓。 ] 特有一种神秘形象，已分不清教士与骑士，都同样地献身，同样地神圣。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对这样的概念是钦羡不已的。
这种日耳曼战士与拉丁教士混合到一起的显著特色，成为中世纪文化基础的一部分。教会从一开始就欢迎骑士阶级，为他们祝福，因为战士是为着保卫基督徒才去击退异教的穆斯林、马扎尔人与北欧人的入侵的。主教们与修道院长们愉快地承担军事责任，他们拥有国王们(由他们加冕的)赐与的采邑，因而能慷慨地资助军事装备，反正他们自己不必去打仗流血，只需偶尔用用那个有用的武器——权杖。同时，野蛮人入侵被扼制后，主教们与修道院长们更把战争行为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屡次尝试得手。
“战争的权利”或“发动战争的权利”这些概念都无暇计较了，因为北欧人像吞没一切的火焰那样横扫大陆；同时，基督教教士发现也很难用这些概念去计较穆斯林，因为穆斯林疯狂地决心依仗长剑把人们都归化过来．否则就把人杀死。所以．在同异教徒的战争中，没有清规戒律的约束，骑士们无论犯了什么罪恶都可以获得赦免。12世纪，在基督教教会的保护下，条顿骑士团向东欧的斯拉夫人与文德人 [ 译者注：Wends,属于西斯拉夫人的一个分支，其后裔索布人为德国的少数民族。 ] 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简直就是一场灭绝性的战争。
然而，基督教世界内部，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情形也是不同的。基督徒互相杀伐是可悲的，教会为此深表痛惜但无力制止。基督教神学家们同意有一种战争应认为是“公正的”，扼要说来，即由一位合法的修道院院长以正当理由发动的战争，便是“公正的”战争。毫不奇怪，一代代专门培养成为战士的阶级，在没有外部敌人的时候，便互相残杀起来。在没有共同承认的掌握裁判权的权威的情况下，即使在并非好战的社会里也会发生武装冲突。权利、义务、责任与效忠，更因封建制度的zhan有权，交织在一起，极易产生无穷的争执，由于欠缺一个明确的法律制度与执法部门，人们多半要靠战斗来维护各自的权利。
这种战斗被看作是请求上帝裁决，大半个中世纪时期，每个有自尊心的人都有权发动。逐渐地，在罗马法典的影响下，有了一种区别：私人之间的争斗被称为“私下的战争”，君主（诸侯)间的战争被称为“公共的战争”；后来，前一种战争逐渐被视为非法。“私下的战争”也就是不张扬的战争，只有在尽可能避免使社会遭受大损害的情况下才被接受——一个人可以在战斗中杀死他的仇敌，但不能烧掉或剥夺仇敌的财产。至于“公共的战争”，限制要少得多。俘虏可以归于战胜者或从俘虏身上勒索赎金；败敌的财产是合法的战利品；可以按人头来征收贡物。原则上，不仅教士及其财产，而且土地耕种者也可豁免交纳战利品，不受战败掠夺。但是，如果他们被怀疑“帮助与赞同”战争（他们也通常如此），豁免就不适用了。最后，有一种更可怕的战争形式，最常见于围困战，被围的城堡拒绝投降，决心死战，城破之后，不仅财产，就连战败者的生命也都任凭征服者摆布了。
到了14世纪，有关战争行为的限制与法律规定精心炮制出来。大部分是成文的，在西欧基督教世界能得到相当普遍地遵守。这些法律规定的产生，部分来自教会的压力，部分来自罗马法典的影响，部分系由那些骑士团雇用的研究法律的专家（传令官）数百年来从实践中逐步编篡整理而来。有了遍布欧洲的名誉法庭，法律的力量加强了。这些法律，与其说是一个确定的法律体系或出于人道主义的有意识的限制，还不如说是一些社会行为的准则。就是在骑士之间规定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在某些情况下，屠杀俘虏是可以容许的（如果在一场战斗开始前，说过“决心死战”这样的话或者做过这样的表示），否则，就不允许。杀戮俘虏不认为是错，但杀害妇女儿童是不允许的。一个要塞的防守部队拒绝投降，城破被俘后，将被处死，司令官遭到同样处置，因他拒绝投降，遂与军队同归于尽。
编纂战争法律者日益增多，与其说是出于基督教义的、法律的或骑士的良心，不如说是由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情况：战争的逐渐商业化 [ 作者注：M.H.Keen,The Laws of War In the Late Middle Age,London,1965,P154ff. ] 。勒赎与掠夺不再只是欣然同意的奖赏，而对于越来越多的参战者来说，已成为他们的行动的主要目的。征募兵员的代价微小，而一场战斗的获益能使他们致富。因此，重要的事情必须弄清：如果战争结束了，和平也按常规到来，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多少战利品，以及如何分配；可以要多少赎金，谁有权去要？由于忠心服役可期望得到这些合法的奖励，即使要冒风险、要经受艰难考验，到了中世纪末，这样的动机常常导致人们去参加一场战斗。甚至在一场纯属封建领主间的战争中，各个阶层都会有人去参加雇佣军。
但是，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一贯着力提醒我们，在欧洲，封建制度既不是处处相同的，也不排除其他各种zhan有与服役关系。看看某些不同情况也许是有益的：
法兰西是各种体制的发源地。由于前加洛林王朝在抵抗北欧人入侵方面只能提供象征性的保护，于是中央权威分散到了所谓的从属的“分支”（即“委员会”，类似古代日耳曼战士团的“伙伴”）身上，他们可以代代继承，有真正的独立采邑诸如埃诺（Hainault）；佛兰德斯（Flanders）；布列塔尼（Brittany）、普罗文斯（Provence）；他们逐渐地不再理会对王室应尽的义务，王室已无力加强或削弱他们。王室为了保护自己，不仅要依靠自家的骑士，还要依靠发薪金的军队。这些领薪的士兵可能是失去土地、生活不安定的骑士，随着欧洲和平逐渐到来，人口增加，这种人的数量也在增多。也许是因为雇佣的骑兵在装备上远不如骑士讲究，因此被称为军士而不是骑土。或许因为步兵已不被重视，甚至只作为听差使用，因此被称作“男仆”。也或许因为可称作12世纪技术奇迹的机弩，使用它们的“专家”通常须花大价钱，因此常常从意大利或普罗文斯进口雇来。由于这种种原因，雇佣的骑兵军队便应运发展起来。
成立雇佣军队需要金钱。12世纪因经济复苏，商人与教士手中的金钱越来越多；并且，某些贵族已过惯奢华生活，情愿出钱，以代替去军中服役。为此，到了13世纪初，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就能调集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去对付他的表兄弟——英格兰国王安杰文（Angevin）。安杰文依靠王权与赋税来扩张军队，结果不是败于腓力，而是败于他自己的属下——几位伦尼米地区的男爵。
南欧的情形更为复杂：部分原因是西班牙与南部意大利同穆斯林之间连年战争不休，部分原因是地中海区域敛财有道，比任何地方复原都快。因此，骑士更加独立化，更加雇佣化。南部法兰西的骑士们有自己的堡垒，不承认任何封建领主；傲慢自大的卡斯蒂利亚贵族（Castilian，以该地为姓，国内堡垒林立，蔚为壮观）在中世纪的欧洲曾臭名昭著。在加泰罗尼亚，巴塞罗纳的伯爵们借助于交通便利，能有效地把较远地区的诸侯置于附庸地位，并在疯狂的好战的教会的帮助下，以更坚定、更迅速的步伐把中部与南部西班牙从穆斯林手中夺回。
在意大利，城市居民及农村贵族较少受到北方伦巴底来的加洛林王朝与南方海上来的北欧人广泛传播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商人、地主、城里人与农民在面临马扎尔人从北方入侵与穆斯林从海上入侵的威胁时，便同仇敌忾地武装起来。服兵役甚为普遍。城市由本城的民兵保卫。别的地方，安全状况决定于武装强弱；而在意大利，武装力量的强弱主要的不在zhan有这些力量而在于财富。
12世纪入侵者已一劳永逸地被赶出意大利半岛，只除了北欧人在西西里与南部意大利实行了严厉的、有效的统治。但是，五百年来的动武习惯是不会轻易消失的。11世纪末，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冲突使意大利社会两极分化，造成城市与城市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的长期不和，这种内战为任人雇佣的“自由”士兵提供了一个乐园。当时经济的发展也为这种雇佣制度准备了条件。
在日耳曼，莱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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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霍华德 [英国]
[出自《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一位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最近提示我们：“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 [ 作者注：R.A.Brown,The Origions of Modern Europe,London,1972,P93。 ] 的确，用“战争”这个字眼来形容欧洲大陆的历史，仍显太宽厚了。在这块大陆上,罗马帝国统治下不牢靠的和平瓦解之后，入侵者的浪潮席卷各地：哥特人 [ 译者注：Goths，古代日耳曼族的一支。 ] 与汪达尔人 [ 译者注：Vandals，属于日耳曼族。 ] 从东来，穆斯林从南来，最后，最最可怕的是维京人 [ 译者注：Vikings，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亦指北欧海盗。 ] 从北来。从4世纪最初的野蛮人入侵到10世纪末，几近六百年中，入侵者的后裔不是被同化了就是被排斥了。以后轮到了欧洲人民开始扩张，首先向东，然后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向南、向西扩张。为此，从13世纪到近代这一时期内，欧洲的“和平”，基督教徒在教堂中如此诚心诚意地祈求的那个和平，只是此时彼时、此处彼处出现一些例外的、不稳定的绿洲上存在过。毫不奇怪．整个社会需要一个模式——使欧洲人民在某种环境下能以生存的模式；后来数代历史学家称呼这种社会模式为“封建制度”。
若干半游牧好战部族相继而来，互相碰撞或互相融合，如同动荡海洋中的汹涌波涛。紧随4世纪哥特人与其他入侵者侵入之后，法兰克部族又进来了。这些部族松散地联合在梅罗文（Merovingian）家族的领导之下。8世纪中击退了穆斯林从南方对法兰西的入侵，9世纪初在加洛林家族 [ 译者注：Carolingians，法兰克王国第二个王朝。 ] 统治时期创建了西部欧洲短暂的统一。当时，莱茵河以东地区面临马扎尔人 [ 译者注：Magyas，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 的屠杀近一百年。欧洲的北部、西部与南部沿海地区以及大船可溯流而上的内地，则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内受到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的蹂躏——掠夺，火焚；有时维京人也以殖民主身分定居下来。这种殖民活动最早始于10世纪初的诺曼底。此后二百年，诺曼底人皈依了基督教，建立了封建制度，成为欧洲公认的出色战士，放手向外扩张，征服了英格兰的萨克森(Saxon)王国与南方意大利与西西里的穆斯林；最后，在11世纪末，把入侵之潮从欧洲转出去，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渗入亚洲。同时，日耳曼的战士特权阶层以同样的神圣名义把马扎尔人禁限于匈牙利地区之后，开始把他们自己的边疆朝东推移，制服了斯拉夫人，推行了殖民化，并且强使异教徒改变宗教信仰。
“封建制度“的产生，不仅为政治所必需，也是经济所必需。历史悠久的地中海贸易因穆斯林崩裂造成商贸行为萎缩．欧洲香料奇缺，土地成为唯一的财富来源。再者，为了迎战驾大船的维京人与骑小马的马扎尔人的种种威胁，加洛林王朝必须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置于机动状态。这只有骑马方能做到。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 [ 译者注：See Lynn White,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1966,P2 。 ] 。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长矛不必抛掷，可以夹在腋下作战并携回营地。有坐骑的人较步行的人大为优越；一千年后，装备后膛枪的人比手持长矛的敌人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也是同样无可怀疑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军事优势都导致了政治上的控制力。
因此，8至9世纪，有地位的作战者，就是骑在马上的战士．也就是骑士(武士)。 [ 作者注：有意思的是，法文和德文中的“骑士”只作骑士解释，而英文中的“骑士”又指现代德文中的“侍从”或“侍从官”。 ] 公元866年，沙勒迈恩(Charlemagne) [ 扫校者注：Charlemagne是拉丁语的一种变体，相当于拉丁语Charles Magnus(伟大的) ，即英语Charles the Great，通常称作“查理大帝”或“查理曼”，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创者。 ] 的孙子“秃头查理”把他的佃户头召集到分封的宅邱来，坚持要他们在他骑马外出时，都要陪骑侍候，此后便成了规矩。于是开始了一个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逐步升级的昂贵惯例。在马上力量(后来是用坦克或战舰)的撞击中，优势来自有效范围、防御力与速度的组合。有效范围来自矛的长度与重量，防御力由甲胄来提供，最初是一领从脖颈到膝头的锁子甲，这是一种昂贵的装备，除了战马外，这就是一位骑士最宝贵的财产了。速度则受到负载过重的制约。因此这类马匹都用特殊方法喂养，以便使它们既能负重又能保持威力，在关键时刻能立即发挥出来。在一场历时较久的战斗中，这样的马匹需要有备用的。无论如何，一位武士总需要再有一匹马来帮他运载越来越多的辎重——长矛，长剑，头盔，甲胄。至少他还需要一名携带甲胄的人，一名武士随从，也可能是一名男仆；一名较轻装的骑者为他搜索与侦察；一名或两名步行的兵士负责护卫。为此，一位骑士扩展成一个“兰斯”，即一组五六个人，就像一辆大型战车的一个组。全部装备成为十分昂贵的花费。
穿戴盔甲骑马操纵着重武器的战斗，决非外行人所能胜任，只能维持生计的人也买不起这样的装备。因此，到了10世纪，战争成为一种有钱人的专业，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开始接受专门训练。如何保证他们经济上有靠，以便使他们专心献身于他们的事业呢？主要靠赏赐他们土地，他们便向主人报以服务与忠心。这种赏赐便是采邑（封地），即成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军事专门化的三重关系，土地所有权，个人的义务，形成一个拥有土地的战士阶级，被免除全部赋税，只需一年之中有若干日子骑在马上为主人服务。为了确保他们拥有的土地，他们为自己筑起了城堡。这些城堡通常都坐落在道路附近，有一座“主楼”供家属居住，有侧楼供随从居住，周围有高高的围墙，有城垛防止侵犯者架梯，城堡四周并筑有护城河。中世纪的城堡是实力的象征，而战争便直截了当地成了保护财产的争斗了。
那个战士阶级的后裔(几百个家族不断互相通婚，不断因补充新成员而得以复壮)，把持着欧洲土地的支配直到16世纪，把持着政治上的统治直到18世纪，而社会的支配直沿至现代。佩带武器，头盔上插着羽饰，盾上有徽记(在战斗中能立刻认出来)，在欧洲社会成为高贵的象征达一千年之久。它的价值至今不变。但在中世纪 [ 译者注：在西欧历史上，从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4世纪与5世纪起，至15世纪文艺复兴，称为中世纪，亦称“黑暗世纪”（但主要指10世纪前）。 ] ，这种徽记仅仅表明一个人的职能，谁有这样的职能谁都可以用。贵族还未成为可继承的特权阶级；打仗仍只是一种职业，有本事的人都可以参加。
但是，既已通过杰出的军事才能获得了高贵地位，骑士们便企盼根据某种法规炫耀自己。很快，战士的作用因有一系列半神圣的仪式而更形突出，许多“中世纪”的东西至今仍能透过变形的镜头，在15世纪的传奇中见到，这些传奇把杜撰的金色的“骑士风度”魅力（已消失的社会的余晖）投影到世界上来 [ 作者注：J.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1937,passim。 ] 。“骑士风度”这个概念本身，实质上只是指骑士的行为，是一个古老的概念，至少同行吟诗人 [ 译者注：11到13世纪主要在法国南部及意大利北部的抒情诗人。 ] 时代一样古老，这些诗人早在12世纪欧洲文学还处于黎明的时代就在吟唱人们的美德，不仅歌颂勇敢，而且歌颂光荣、高尚、谦恭与纯洁。骑士不但应当“无惧”，而且应当“坦然”。骑士精神是一种生活方式，因参与教会的若干仪式而神圣化，以至逐渐同神职人员难以区分了。的确，在12世纪，军事等级 [ Markgraf注： 这里的[等级]明显应该是[Order]这个单词，应该翻译成[修会]，[军事修会]即一般所说之[骑士团]。 ] ——圣殿骑士，圣约翰骑士，条顿骑士 [ 译者注：条顿人相传为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的北海沿岸。 ] [ Markgraf注： 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如果用德语应该是[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英语中的条顿[Teuton]一词基本上可以和德语中的德意志[Deutsche]一词等同。此处的[条顿]和历史上给罗马带来恐慌的条顿人并无联系，指的是使用条顿语族的日耳曼人(德国人)，区别于罗曼化的日耳曼人(法国人)。 ] ——的建立，是有意识地模仿神职体系的。不同的剑带与靴刺区分不同的骑士等级，就像不同的发式能区别僧侣(修道士)还是教士。在印度，袄教与“加拉哈德” [ 译者注：Galahad,亚瑟王传说中的英雄骑士,是国王佩尔斯的外孙,血统高贵，因此只有他有资格取得圣杯。此处是指印度的高等种姓。 ] 特有一种神秘形象，已分不清教士与骑士，都同样地献身，同样地神圣。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对这样的概念是钦羡不已的。
这种日耳曼战士与拉丁教士混合到一起的显著特色，成为中世纪文化基础的一部分。教会从一开始就欢迎骑士阶级，为他们祝福，因为战士是为着保卫基督徒才去击退异教的穆斯林、马扎尔人与北欧人的入侵的。主教们与修道院长们愉快地承担军事责任，他们拥有国王们(由他们加冕的)赐与的采邑，因而能慷慨地资助军事装备，反正他们自己不必去打仗流血，只需偶尔用用那个有用的武器——权杖。同时，野蛮人入侵被扼制后，主教们与修道院长们更把战争行为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屡次尝试得手。
“战争的权利”或“发动战争的权利”这些概念都无暇计较了，因为北欧人像吞没一切的火焰那样横扫大陆；同时，基督教教士发现也很难用这些概念去计较穆斯林，因为穆斯林疯狂地决心依仗长剑把人们都归化过来．否则就把人杀死。所以．在同异教徒的战争中，没有清规戒律的约束，骑士们无论犯了什么罪恶都可以获得赦免。12世纪，在基督教教会的保护下，条顿骑士团向东欧的斯拉夫人与文德人 [ 译者注：Wends,属于西斯拉夫人的一个分支，其后裔索布人为德国的少数民族。 ] 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简直就是一场灭绝性的战争。
然而，基督教世界内部，至少从原则上来说，情形也是不同的。基督徒互相杀伐是可悲的，教会为此深表痛惜但无力制止。基督教神学家们同意有一种战争应认为是“公正的”，扼要说来，即由一位合法的修道院院长以正当理由发动的战争，便是“公正的”战争。毫不奇怪，一代代专门培养成为战士的阶级，在没有外部敌人的时候，便互相残杀起来。在没有共同承认的掌握裁判权的权威的情况下，即使在并非好战的社会里也会发生武装冲突。权利、义务、责任与效忠，更因封建制度的zhan有权，交织在一起，极易产生无穷的争执，由于欠缺一个明确的法律制度与执法部门，人们多半要靠战斗来维护各自的权利。
这种战斗被看作是请求上帝裁决，大半个中世纪时期，每个有自尊心的人都有权发动。逐渐地，在罗马法典的影响下，有了一种区别：私人之间的争斗被称为“私下的战争”，君主（诸侯)间的战争被称为“公共的战争”；后来，前一种战争逐渐被视为非法。“私下的战争”也就是不张扬的战争，只有在尽可能避免使社会遭受大损害的情况下才被接受——一个人可以在战斗中杀死他的仇敌，但不能烧掉或剥夺仇敌的财产。至于“公共的战争”，限制要少得多。俘虏可以归于战胜者或从俘虏身上勒索赎金；败敌的财产是合法的战利品；可以按人头来征收贡物。原则上，不仅教士及其财产，而且土地耕种者也可豁免交纳战利品，不受战败掠夺。但是，如果他们被怀疑“帮助与赞同”战争（他们也通常如此），豁免就不适用了。最后，有一种更可怕的战争形式，最常见于围困战，被围的城堡拒绝投降，决心死战，城破之后，不仅财产，就连战败者的生命也都任凭征服者摆布了。
到了14世纪，有关战争行为的限制与法律规定精心炮制出来。大部分是成文的，在西欧基督教世界能得到相当普遍地遵守。这些法律规定的产生，部分来自教会的压力，部分来自罗马法典的影响，部分系由那些骑士团雇用的研究法律的专家（传令官）数百年来从实践中逐步编篡整理而来。有了遍布欧洲的名誉法庭，法律的力量加强了。这些法律，与其说是一个确定的法律体系或出于人道主义的有意识的限制，还不如说是一些社会行为的准则。就是在骑士之间规定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在某些情况下，屠杀俘虏是可以容许的（如果在一场战斗开始前，说过“决心死战”这样的话或者做过这样的表示），否则，就不允许。杀戮俘虏不认为是错，但杀害妇女儿童是不允许的。一个要塞的防守部队拒绝投降，城破被俘后，将被处死，司令官遭到同样处置，因他拒绝投降，遂与军队同归于尽。
编纂战争法律者日益增多，与其说是出于基督教义的、法律的或骑士的良心，不如说是由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情况：战争的逐渐商业化 [ 作者注：M.H.Keen,The Laws of War In the Late Middle Age,London,1965,P154ff. ] 。勒赎与掠夺不再只是欣然同意的奖赏，而对于越来越多的参战者来说，已成为他们的行动的主要目的。征募兵员的代价微小，而一场战斗的获益能使他们致富。因此，重要的事情必须弄清：如果战争结束了，和平也按常规到来，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多少战利品，以及如何分配；可以要多少赎金，谁有权去要？由于忠心服役可期望得到这些合法的奖励，即使要冒风险、要经受艰难考验，到了中世纪末，这样的动机常常导致人们去参加一场战斗。甚至在一场纯属封建领主间的战争中，各个阶层都会有人去参加雇佣军。
但是，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一贯着力提醒我们，在欧洲，封建制度既不是处处相同的，也不排除其他各种zhan有与服役关系。看看某些不同情况也许是有益的：
法兰西是各种体制的发源地。由于前加洛林王朝在抵抗北欧人入侵方面只能提供象征性的保护，于是中央权威分散到了所谓的从属的“分支”（即“委员会”，类似古代日耳曼战士团的“伙伴”）身上，他们可以代代继承，有真正的独立采邑诸如埃诺（Hainault）；佛兰德斯（Flanders）；布列塔尼（Brittany）、普罗文斯（Provence）；他们逐渐地不再理会对王室应尽的义务，王室已无力加强或削弱他们。王室为了保护自己，不仅要依靠自家的骑士，还要依靠发薪金的军队。这些领薪的士兵可能是失去土地、生活不安定的骑士，随着欧洲和平逐渐到来，人口增加，这种人的数量也在增多。也许是因为雇佣的骑兵在装备上远不如骑士讲究，因此被称为军士而不是骑土。或许因为步兵已不被重视，甚至只作为听差使用，因此被称作“男仆”。也或许因为可称作12世纪技术奇迹的机弩，使用它们的“专家”通常须花大价钱，因此常常从意大利或普罗文斯进口雇来。由于这种种原因，雇佣的骑兵军队便应运发展起来。
成立雇佣军队需要金钱。12世纪因经济复苏，商人与教士手中的金钱越来越多；并且，某些贵族已过惯奢华生活，情愿出钱，以代替去军中服役。为此，到了13世纪初，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就能调集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去对付他的表兄弟——英格兰国王安杰文（Angevin）。安杰文依靠王权与赋税来扩张军队，结果不是败于腓力，而是败于他自己的属下——几位伦尼米地区的男爵。
南欧的情形更为复杂：部分原因是西班牙与南部意大利同穆斯林之间连年战争不休，部分原因是地中海区域敛财有道，比任何地方复原都快。因此，骑士更加独立化，更加雇佣化。南部法兰西的骑士们有自己的堡垒，不承认任何封建领主；傲慢自大的卡斯蒂利亚贵族（Castilian，以该地为姓，国内堡垒林立，蔚为壮观）在中世纪的欧洲曾臭名昭著。在加泰罗尼亚，巴塞罗纳的伯爵们借助于交通便利，能有效地把较远地区的诸侯置于附庸地位，并在疯狂的好战的教会的帮助下，以更坚定、更迅速的步伐把中部与南部西班牙从穆斯林手中夺回。
在意大利，城市居民及农村贵族较少受到北方伦巴底来的加洛林王朝与南方海上来的北欧人广泛传播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商人、地主、城里人与农民在面临马扎尔人从北方入侵与穆斯林从海上入侵的威胁时，便同仇敌忾地武装起来。服兵役甚为普遍。城市由本城的民兵保卫。别的地方，安全状况决定于武装强弱；而在意大利，武装力量的强弱主要的不在zhan有这些力量而在于财富。
12世纪入侵者已一劳永逸地被赶出意大利半岛，只除了北欧人在西西里与南部意大利实行了严厉的、有效的统治。但是，五百年来的动武习惯是不会轻易消失的。11世纪末，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冲突使意大利社会两极分化，造成城市与城市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的长期不和，这种内战为任人雇佣的“自由”士兵提供了一个乐园。当时经济的发展也为这种雇佣制度准备了条件。
在日耳曼，莱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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