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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话,他还不是那样的圣人。
尽管满身疲惫,但一回到自己那座县后街的小宅,他一进门就冲着迎出来的金宝问道:“人在哪?”
虽说这话问得没头没脑,但金宝当然不会弄错。立时小声说道:“娘陪着那位娘子在正房,大舅舅和秋枫正在宽慰他的儿子,他则是在正厅二楼,爹的书房里。”
“嗯。”汪孚林点点头,二话不说直接蹭蹭蹭上了二楼。等到推门进去,看到那个浑浑噩噩坐在椅子上的中年人,他随手掩上房门,这才淡淡地说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帅嘉谟浑身如遭雷击,抬起头来看到是汪孚林进来。这个曾经遭受过生死威胁的汉子忍不住喃喃自语道:“为什么?就算均平五县,如绩溪这样的小县,每年也就多几百两银子摊派下去。人均不过多出来几十文钱,他们为什么要豁出来这样闹?歙民提出夏税丝绢不公,至今已经快告了一百多年,好容易现在有个成果,难道又要半途而废?”
“当初你衣锦还乡的时候,就连歙县令薛超也把你当成英雄,可现在一朝风云突变,如若不是歙县衙门三班六房一个个都是硬气人,你就要被薛超当成替罪羊扔出来平息众怒。你怎么不问一问。这又是为什么?”
汪孚林直接反问了一句,见帅嘉谟满脸苦涩。继而深深把头埋在了双掌之间,他方才继续说道:“不患寡而患不均。歙民这百多年来一个个往上陈告,自然就是因为这个。而对于徽州府其他五县来说,多交几十文钱对大户来说不过九牛一毛,但对于家徒四壁的人来说,几十文钱却意味着要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再被有心人一煽动,自然就乱了。”
简明扼要地将休宁和婺源那场大乱复述了一番,见帅嘉谟先是满脸错愕,继而露出了悚然的表情,他就知道帅嘉谟明白了这背后的凶险。但使薛超之前为了弹压民众真的发下那样的牌票,一层层上司也依样画葫芦把这事情全都推到帅嘉谟一个人身上,这么个实际上不是歙县籍的外乡人还能得到什么庇护?不过是被有心人推在前头冲锋陷阵,而后没用的时候反手就卖掉的倒霉蛋而已!
“汪公子……”
“爱名之心,人皆有之,我也有。但那得考虑虚名带来的后果,要有应付危机的准备,很可惜的是,帅先生,你那时候飘飘然了,已经把我辗转让人告诉你的话当成了危言耸听。所以,你家之前才会被十几个乱民闯入,打砸成了一片废墟,你自己也险些被当初引你为上宾的薛超丢出来作为替罪羊。”
汪孚林并不打算一个劲把帅嘉谟打击到死,此时此刻突然词锋一转道:“自从乙巳改制之后,到了弘治十四年,夏税秋粮又有了一定数量的增长,但弘治十四年到嘉靖四十一年,几乎一成不变。你是熟读徽州府志的人,应该知道。洪武二十六年,徽州府夏税麦四万八千七百五十石,丝绢是九千七百十八匹,而到了弘治十四年,夏税小麦是一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一升二合一勺,丝绢是不到八千八百匹。而后两个数字到嘉靖四十一年几乎没变。”
帅嘉谟知道汪孚林是仔细人,对于他如此熟悉这赋税的数字,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此时他嘴角蠕动了一下,却没有开口。
“这是大明会典里头的数字,当初歙县就是拿着这数字,紧扣着夏税丝绢是人丁丝折绢,而不是甲辰年间亏欠元额麦,所以次年定下永制,用丝绢来折抵,以此和其他五县打擂台,我今天不想说这个。毕竟,每年徽州府的夏税总额是这个数,但每年六县加在一起征收的却远过于这个数字,因为多出来的钱,还要充作府衙公费,县衙公费,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摊派公费。但是,这些不论怎么说都是正项赋税,而岁办和坐派这些杂项呢?”
汪孚林一边说一边开始掰着手指头算:“嘉靖年间,徽州府所有正项赋税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交六万多两。然则,岁办户部军需之供,五千五百三十五两。岁办工部军需之供,五千六百八十二两。岁办礼部军需之供,两千两百七十两。里甲军需银,一万二千一百五十九两。工部额外坐派之供,一万六千九百二十两。户部不时坐派之供,四万七千九百五十一两,这里头有协济苏松丁田以及镇江用兵的一万两千九百五十一两,说是苏松镇江那边事宁则免征,但还是征了整整四年,隆庆年间方才停止。工部不时坐派之供,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一两。
至于抚院不时坐派协济邻郡之供,这不是常有的,嘉靖四十年景王之国,两万两。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宫眷回京,一万两。事后则止。抚院不时坐派备边之供,嘉靖三十四年新增一万八千三百六十四两。除去这些注明年限的是特例之外,其余都是年年征课,从不曾停。”
即便汪孚林这样一个对数字很敏感的人,要记住这一长串数字,当初仍然费了不少功夫,而且那还是因为看了徽州府志岁贡岁办一栏之后,实在太过于惊骇的缘故。这要是他再穿回现代,谁要再敢对他说明代赋税低的,他简直想喷那些人一脸唾沫星子,那是因为朝廷着实厚颜无耻,在大明会典等官方典籍中只记载正项赋税,只把这些拿出来给人看的缘故,庞大的岁办和坐派这种东西只能在地方志里头找到踪影!
当然,嘉靖年间确实是个特例,有东南抗倭,还有嘉靖皇帝在修宫殿,所以摊派尤其严重,但是,算算一算这各项岁贡和岁办,比正项赋税银子高多少?将近十五万两银子的岁贡和坐派,收税最多的年份,这些杂项几乎是正项赋税的三倍!而更加可怕的是,岁贡岁办原本应该并不是固定的,却渐渐相袭为永制,隆庆年间方才有所减少。前些年叶钧耀任职歙县令的时候,岁贡和岁办算是低的,但也比正项赋税高,至少达到了一比二的地步。
“这负担重是重在夏税丝绢,还是这岁贡和坐派?可怜啊,民间乡宦富民,朝堂诸公老大人,谁都不敢动这个,须知洪武年间根本就没有这些,所谓永不加赋,也只是不加正项赋税,杂项从来就没事少过。帅先生,你是精通算数的人,不要和我说你不知道!在大明会典这国家一级的典籍上,赋税不到县,只到府一级分派,而且免役免税的衣冠户太多,而诸县正项赋税杂项摊派总数多过一府总数,余者皆入公费,账目混乱,这才是诸县纷争的最大源泉!”
ps:我再申请休几天-。-(未完待续。)
人说话,他还不是那样的圣人。
尽管满身疲惫,但一回到自己那座县后街的小宅,他一进门就冲着迎出来的金宝问道:“人在哪?”
虽说这话问得没头没脑,但金宝当然不会弄错。立时小声说道:“娘陪着那位娘子在正房,大舅舅和秋枫正在宽慰他的儿子,他则是在正厅二楼,爹的书房里。”
“嗯。”汪孚林点点头,二话不说直接蹭蹭蹭上了二楼。等到推门进去,看到那个浑浑噩噩坐在椅子上的中年人,他随手掩上房门,这才淡淡地说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帅嘉谟浑身如遭雷击,抬起头来看到是汪孚林进来。这个曾经遭受过生死威胁的汉子忍不住喃喃自语道:“为什么?就算均平五县,如绩溪这样的小县,每年也就多几百两银子摊派下去。人均不过多出来几十文钱,他们为什么要豁出来这样闹?歙民提出夏税丝绢不公,至今已经快告了一百多年,好容易现在有个成果,难道又要半途而废?”
“当初你衣锦还乡的时候,就连歙县令薛超也把你当成英雄,可现在一朝风云突变,如若不是歙县衙门三班六房一个个都是硬气人,你就要被薛超当成替罪羊扔出来平息众怒。你怎么不问一问。这又是为什么?”
汪孚林直接反问了一句,见帅嘉谟满脸苦涩。继而深深把头埋在了双掌之间,他方才继续说道:“不患寡而患不均。歙民这百多年来一个个往上陈告,自然就是因为这个。而对于徽州府其他五县来说,多交几十文钱对大户来说不过九牛一毛,但对于家徒四壁的人来说,几十文钱却意味着要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再被有心人一煽动,自然就乱了。”
简明扼要地将休宁和婺源那场大乱复述了一番,见帅嘉谟先是满脸错愕,继而露出了悚然的表情,他就知道帅嘉谟明白了这背后的凶险。但使薛超之前为了弹压民众真的发下那样的牌票,一层层上司也依样画葫芦把这事情全都推到帅嘉谟一个人身上,这么个实际上不是歙县籍的外乡人还能得到什么庇护?不过是被有心人推在前头冲锋陷阵,而后没用的时候反手就卖掉的倒霉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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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名之心,人皆有之,我也有。但那得考虑虚名带来的后果,要有应付危机的准备,很可惜的是,帅先生,你那时候飘飘然了,已经把我辗转让人告诉你的话当成了危言耸听。所以,你家之前才会被十几个乱民闯入,打砸成了一片废墟,你自己也险些被当初引你为上宾的薛超丢出来作为替罪羊。”
汪孚林并不打算一个劲把帅嘉谟打击到死,此时此刻突然词锋一转道:“自从乙巳改制之后,到了弘治十四年,夏税秋粮又有了一定数量的增长,但弘治十四年到嘉靖四十一年,几乎一成不变。你是熟读徽州府志的人,应该知道。洪武二十六年,徽州府夏税麦四万八千七百五十石,丝绢是九千七百十八匹,而到了弘治十四年,夏税小麦是一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一升二合一勺,丝绢是不到八千八百匹。而后两个数字到嘉靖四十一年几乎没变。”
帅嘉谟知道汪孚林是仔细人,对于他如此熟悉这赋税的数字,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此时他嘴角蠕动了一下,却没有开口。
“这是大明会典里头的数字,当初歙县就是拿着这数字,紧扣着夏税丝绢是人丁丝折绢,而不是甲辰年间亏欠元额麦,所以次年定下永制,用丝绢来折抵,以此和其他五县打擂台,我今天不想说这个。毕竟,每年徽州府的夏税总额是这个数,但每年六县加在一起征收的却远过于这个数字,因为多出来的钱,还要充作府衙公费,县衙公费,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摊派公费。但是,这些不论怎么说都是正项赋税,而岁办和坐派这些杂项呢?”
汪孚林一边说一边开始掰着手指头算:“嘉靖年间,徽州府所有正项赋税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交六万多两。然则,岁办户部军需之供,五千五百三十五两。岁办工部军需之供,五千六百八十二两。岁办礼部军需之供,两千两百七十两。里甲军需银,一万二千一百五十九两。工部额外坐派之供,一万六千九百二十两。户部不时坐派之供,四万七千九百五十一两,这里头有协济苏松丁田以及镇江用兵的一万两千九百五十一两,说是苏松镇江那边事宁则免征,但还是征了整整四年,隆庆年间方才停止。工部不时坐派之供,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一两。
至于抚院不时坐派协济邻郡之供,这不是常有的,嘉靖四十年景王之国,两万两。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宫眷回京,一万两。事后则止。抚院不时坐派备边之供,嘉靖三十四年新增一万八千三百六十四两。除去这些注明年限的是特例之外,其余都是年年征课,从不曾停。”
即便汪孚林这样一个对数字很敏感的人,要记住这一长串数字,当初仍然费了不少功夫,而且那还是因为看了徽州府志岁贡岁办一栏之后,实在太过于惊骇的缘故。这要是他再穿回现代,谁要再敢对他说明代赋税低的,他简直想喷那些人一脸唾沫星子,那是因为朝廷着实厚颜无耻,在大明会典等官方典籍中只记载正项赋税,只把这些拿出来给人看的缘故,庞大的岁办和坐派这种东西只能在地方志里头找到踪影!
当然,嘉靖年间确实是个特例,有东南抗倭,还有嘉靖皇帝在修宫殿,所以摊派尤其严重,但是,算算一算这各项岁贡和岁办,比正项赋税银子高多少?将近十五万两银子的岁贡和坐派,收税最多的年份,这些杂项几乎是正项赋税的三倍!而更加可怕的是,岁贡岁办原本应该并不是固定的,却渐渐相袭为永制,隆庆年间方才有所减少。前些年叶钧耀任职歙县令的时候,岁贡和岁办算是低的,但也比正项赋税高,至少达到了一比二的地步。
“这负担重是重在夏税丝绢,还是这岁贡和坐派?可怜啊,民间乡宦富民,朝堂诸公老大人,谁都不敢动这个,须知洪武年间根本就没有这些,所谓永不加赋,也只是不加正项赋税,杂项从来就没事少过。帅先生,你是精通算数的人,不要和我说你不知道!在大明会典这国家一级的典籍上,赋税不到县,只到府一级分派,而且免役免税的衣冠户太多,而诸县正项赋税杂项摊派总数多过一府总数,余者皆入公费,账目混乱,这才是诸县纷争的最大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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