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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军以下禄米、于有司官仓收贮，二次支给。其收粮之际，布按二司、各委府县正左官、公同长史等官监督收受。
将军、中尉这些中下阶宗亲的宗禄并不是直接发放给他们，而是先集中于地方府衙的官仓，然后再二次发放给各宗亲。首先朝廷度支困难的时候不会实数发放，差的部分自然是拖欠着，至于啥时候补，谁也不知道。
其次随着宗藩权势的日益衰落，朝廷官员也越来越不把宗亲们当回事儿了，恶意的克扣、挪用也越来越平常。例如明穆宗做裕王的时候，就被户部官员以缺钱为由拖欠宗禄（拿出去放贷牟利），迫使他举债度日。
代藩所在的大同地区，地处边疆，物产本就不丰，蒙古还时不时南下掠抢，粮赋收入更低。所以宗禄克扣和积欠的问题也更为严重。
以上两个方面的叠加，让很多低级宗亲的生计非常困难。嘉靖年间大同地区的宗亲多次直接上疏世宗诉苦：
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不曾一食……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间，有流徙他乡，有饿死于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
当年太祖朱元章不愿意坐等饿死，作为他的子孙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了。代藩的低阶宗亲们想出了一个解决生计问题的好办法–“索禄”。
这些宗亲们打着索要被拖欠俸禄的旗号，攻击抢劫县衙、官仓和市集。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地方官员无权直接审理和处罚。有恃无恐之下，这帮宗亲“索禄”也就越来越嚣张，连朝廷官员都敢直接抢劫。
皇亲国戚有犯，在嗣君自决。余犯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重者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许法司举奏，并不许擅自逮问。
朱充灼也加入了“索禄”这一行当，因为他的爵位相对较高，所以成了头目。很快朱充灼就干了票大的，他带人将前来大同赴任的知府刘永给洗劫了。这事惹怒了大同巡抚詹荣，他上疏朝廷弹劾了朱充灼等人的不法行为。
嘉靖二十四年世宗下旨对朱充灼等人罚俸一年，并命代王朱充燿对他们严加管束。对于这些宗亲来说罚俸可谓是致命打击，因为明朝不允许宗亲们出仕、经商、做工或租种田地，作为低阶宗亲他们也没能力去圈占田地。
换句话说没了宗禄，他们就没了生活来源，活活饿死已经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了。朱充灼只得请求代王朱充燿为他们向世宗求情，免去罚俸的处罚。代王对于这个隔了很多代的亲戚并没什么感情，直接将朱充灼赶出了王府。
这也真正地激活了太祖遗留在朱充灼身上的血脉。朱充灼召集一同被罚俸的宗亲以及平时和他们一起“索俸”的狐朋狗友，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计划，借北虏报仇并洗劫大同：
我等夺禄，代王又为理，奈何困死。若引虏围大同城，我等内应开门纳之，杀代王及镇抚大吏举事，则不忧不富贵矣。必先毁各草场，使兵马不得屯牧为善。
果然是“饿壮人胆”，不但无人反对，还有人主动提供资源–白莲教。白莲教又叫“白莲宗”，是宋朝时兴起的一个生命力极强的民间结社。简单来说从宋朝开始（直到清末）白莲教就是个造反专业户，谁上台它就反谁。
朱充灼很快就和大同当地白莲教头目罗廷玺取得联系，对于造反两人是一拍即合，很快就立下盟约。紧接着朱充灼又派手下卫奉偷偷越过边墙，出塞联络蒙古人。卫奉到威宁海北部找到蒙古察罕儿等部，并与他们就袭击大同达成了一致。
三方取得联系后，朱充灼一边派手下秘密出城到各草场纵火，破坏大同驻军的军事资源；一边派卫奉持书信再次出塞联系蒙古人要求他们集结兵马准备出兵。
短时间内大同周边各卫草场均失火被焚，引起了宣大总督督翁万达的警觉。他在命人调查缉拿纵火犯的同时，也迅速向朝廷汇报了此事。明世宗也觉得多处草场同时失火非常蹊跷，也派科臣李文进赴大同进行调查。
很快大同府在缉查一起盗窃桉时获取了一条意外的线索，有人供称宗亲朱充（火瞅）派手下带神机箭出城至各处草场放火。同时大同总兵周尚文在巡边的时候抓了几个形迹可疑之人，这几人正是准备出塞联系蒙古人的卫奉及其手下，在他们身上也搜出了朱充灼联络蒙古人的信件和旗帜。
被擒获的卫奉没怎么抵抗就向翁万达和盘托出了朱充灼的计划。事涉谋反，翁万达也就不再顾及他们的宗亲身份了。通知代王后，立即派人将朱充灼一伙人全部擒拿。白莲教的罗廷玺获知事泄后，焚烧教徒名册并服毒自尽。
因为事涉宗亲并且还是内结白莲、外联蒙古的谋反大桉，世宗也摆出了大阵势。世宗命将人犯悉数押解至京，组织了朝廷级别最高的审讯–九卿会审。因为证据确凿，朱充灼等人也无从抵赖，很快就招供并认罪。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世宗亲自做出了最终宣判：
充灼等世受国恩，不遵《祖训》，违逆天道，背叛朝廷，甘心降虏，勾引寇兵，图危宗社，谋烧各边草场，凶谋大着，国法难容......充灼、俊桐及充（火瞅）、充（火睒）、俊榄、俊棠、俊槂、俊振俱令自尽，仍焚弃其尸......张文博等三十人，俱依谋反律，弃市枭首于边。代府长史孙质等论死系狱，余悉如议。
朱充灼等宗亲被赐自尽后焚尸，他们的党羽全部处斩并枭首。代藩长史孙质论死罪下狱（这种一般不会被处死，可以花钱赎罪，也可以等朝廷减罪或大赦），并不是他也参与谋反，他是代替代王接受监管失责的惩罚。
宗亲谋逆意图篡权也许朝廷和英宗还能理解，但是宗亲联络外人造自家的反，这就让朝廷特别是世宗面上无光了。因此此次叛乱实际规模虽然很小，朝廷还是难得地做出了反思。宣大总督翁万达说出了根源“大同土产狭瘠，禄饷不支，代宗胤育日繁，众聚而贫，且地边胡虏易生反侧”。
为了解决代藩宗亲生计困难的问题，朝廷将代藩内的部分宗亲整体性的迁移到山西。并且开始对明朝的宗藩管理制度进行修改和调整，最终于嘉靖四十四年汇总并出台了《宗藩条例》。
例如严格要求宗室子弟的正统性，不合规的一概不承认不赐爵。一方面可以减少朝廷需要供养的宗亲数量，另一方面低阶爵位对很多宗亲来说不是福报反而是枷锁，与其顶个拿不到俸禄的虚衔被迫成为圈养的猪，还不如出去自谋生路。
注：确认宗亲正统性的意思不光是要求其是朱家血脉，还要求其是朝廷认可的宗亲合法配偶所生。朝廷对各级宗亲的妾室纳妾方式以及数量有相关规定，不合规的妾室不被朝廷承认，明朝管她们叫“滥妾”。
嘉靖一朝的宗藩改革，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明朝的宗室问题，但是效果还是有的，起码其后明朝再也没有宗室叛乱了。实际上从明初到明亡近三百年此起彼伏的流民起义，究其原因基本都是没饭吃、没了活路，如果朝廷也愿意像对待宗室叛乱一样去反思和调整，明朝的国祚应该可以更长一些。
但这两者都是自行发起的叛乱，遭到诛杀也实属正常！
可周王朱橚不一样，虽说朱允文打算削藩，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所以从实际上来说，并没有打算要置自己的叔叔于死地！
很快和他的大臣们一商量，并决定将周王流放。并打算撤掉周王的封国。
同时鼓励李景隆等人，继续再接再厉，但张丹青收到信息后，却心里无比明白，更大的风暴和危机正在悄悄的拉开帷幕……
国将军以下禄米、于有司官仓收贮，二次支给。其收粮之际，布按二司、各委府县正左官、公同长史等官监督收受。
将军、中尉这些中下阶宗亲的宗禄并不是直接发放给他们，而是先集中于地方府衙的官仓，然后再二次发放给各宗亲。首先朝廷度支困难的时候不会实数发放，差的部分自然是拖欠着，至于啥时候补，谁也不知道。
其次随着宗藩权势的日益衰落，朝廷官员也越来越不把宗亲们当回事儿了，恶意的克扣、挪用也越来越平常。例如明穆宗做裕王的时候，就被户部官员以缺钱为由拖欠宗禄（拿出去放贷牟利），迫使他举债度日。
代藩所在的大同地区，地处边疆，物产本就不丰，蒙古还时不时南下掠抢，粮赋收入更低。所以宗禄克扣和积欠的问题也更为严重。
以上两个方面的叠加，让很多低级宗亲的生计非常困难。嘉靖年间大同地区的宗亲多次直接上疏世宗诉苦：
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不曾一食……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间，有流徙他乡，有饿死于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
当年太祖朱元章不愿意坐等饿死，作为他的子孙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了。代藩的低阶宗亲们想出了一个解决生计问题的好办法–“索禄”。
这些宗亲们打着索要被拖欠俸禄的旗号，攻击抢劫县衙、官仓和市集。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地方官员无权直接审理和处罚。有恃无恐之下，这帮宗亲“索禄”也就越来越嚣张，连朝廷官员都敢直接抢劫。
皇亲国戚有犯，在嗣君自决。余犯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重者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许法司举奏，并不许擅自逮问。
朱充灼也加入了“索禄”这一行当，因为他的爵位相对较高，所以成了头目。很快朱充灼就干了票大的，他带人将前来大同赴任的知府刘永给洗劫了。这事惹怒了大同巡抚詹荣，他上疏朝廷弹劾了朱充灼等人的不法行为。
嘉靖二十四年世宗下旨对朱充灼等人罚俸一年，并命代王朱充燿对他们严加管束。对于这些宗亲来说罚俸可谓是致命打击，因为明朝不允许宗亲们出仕、经商、做工或租种田地，作为低阶宗亲他们也没能力去圈占田地。
换句话说没了宗禄，他们就没了生活来源，活活饿死已经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了。朱充灼只得请求代王朱充燿为他们向世宗求情，免去罚俸的处罚。代王对于这个隔了很多代的亲戚并没什么感情，直接将朱充灼赶出了王府。
这也真正地激活了太祖遗留在朱充灼身上的血脉。朱充灼召集一同被罚俸的宗亲以及平时和他们一起“索俸”的狐朋狗友，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计划，借北虏报仇并洗劫大同：
我等夺禄，代王又为理，奈何困死。若引虏围大同城，我等内应开门纳之，杀代王及镇抚大吏举事，则不忧不富贵矣。必先毁各草场，使兵马不得屯牧为善。
果然是“饿壮人胆”，不但无人反对，还有人主动提供资源–白莲教。白莲教又叫“白莲宗”，是宋朝时兴起的一个生命力极强的民间结社。简单来说从宋朝开始（直到清末）白莲教就是个造反专业户，谁上台它就反谁。
朱充灼很快就和大同当地白莲教头目罗廷玺取得联系，对于造反两人是一拍即合，很快就立下盟约。紧接着朱充灼又派手下卫奉偷偷越过边墙，出塞联络蒙古人。卫奉到威宁海北部找到蒙古察罕儿等部，并与他们就袭击大同达成了一致。
三方取得联系后，朱充灼一边派手下秘密出城到各草场纵火，破坏大同驻军的军事资源；一边派卫奉持书信再次出塞联系蒙古人要求他们集结兵马准备出兵。
短时间内大同周边各卫草场均失火被焚，引起了宣大总督督翁万达的警觉。他在命人调查缉拿纵火犯的同时，也迅速向朝廷汇报了此事。明世宗也觉得多处草场同时失火非常蹊跷，也派科臣李文进赴大同进行调查。
很快大同府在缉查一起盗窃桉时获取了一条意外的线索，有人供称宗亲朱充（火瞅）派手下带神机箭出城至各处草场放火。同时大同总兵周尚文在巡边的时候抓了几个形迹可疑之人，这几人正是准备出塞联系蒙古人的卫奉及其手下，在他们身上也搜出了朱充灼联络蒙古人的信件和旗帜。
被擒获的卫奉没怎么抵抗就向翁万达和盘托出了朱充灼的计划。事涉谋反，翁万达也就不再顾及他们的宗亲身份了。通知代王后，立即派人将朱充灼一伙人全部擒拿。白莲教的罗廷玺获知事泄后，焚烧教徒名册并服毒自尽。
因为事涉宗亲并且还是内结白莲、外联蒙古的谋反大桉，世宗也摆出了大阵势。世宗命将人犯悉数押解至京，组织了朝廷级别最高的审讯–九卿会审。因为证据确凿，朱充灼等人也无从抵赖，很快就招供并认罪。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世宗亲自做出了最终宣判：
充灼等世受国恩，不遵《祖训》，违逆天道，背叛朝廷，甘心降虏，勾引寇兵，图危宗社，谋烧各边草场，凶谋大着，国法难容......充灼、俊桐及充（火瞅）、充（火睒）、俊榄、俊棠、俊槂、俊振俱令自尽，仍焚弃其尸......张文博等三十人，俱依谋反律，弃市枭首于边。代府长史孙质等论死系狱，余悉如议。
朱充灼等宗亲被赐自尽后焚尸，他们的党羽全部处斩并枭首。代藩长史孙质论死罪下狱（这种一般不会被处死，可以花钱赎罪，也可以等朝廷减罪或大赦），并不是他也参与谋反，他是代替代王接受监管失责的惩罚。
宗亲谋逆意图篡权也许朝廷和英宗还能理解，但是宗亲联络外人造自家的反，这就让朝廷特别是世宗面上无光了。因此此次叛乱实际规模虽然很小，朝廷还是难得地做出了反思。宣大总督翁万达说出了根源“大同土产狭瘠，禄饷不支，代宗胤育日繁，众聚而贫，且地边胡虏易生反侧”。
为了解决代藩宗亲生计困难的问题，朝廷将代藩内的部分宗亲整体性的迁移到山西。并且开始对明朝的宗藩管理制度进行修改和调整，最终于嘉靖四十四年汇总并出台了《宗藩条例》。
例如严格要求宗室子弟的正统性，不合规的一概不承认不赐爵。一方面可以减少朝廷需要供养的宗亲数量，另一方面低阶爵位对很多宗亲来说不是福报反而是枷锁，与其顶个拿不到俸禄的虚衔被迫成为圈养的猪，还不如出去自谋生路。
注：确认宗亲正统性的意思不光是要求其是朱家血脉，还要求其是朝廷认可的宗亲合法配偶所生。朝廷对各级宗亲的妾室纳妾方式以及数量有相关规定，不合规的妾室不被朝廷承认，明朝管她们叫“滥妾”。
嘉靖一朝的宗藩改革，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明朝的宗室问题，但是效果还是有的，起码其后明朝再也没有宗室叛乱了。实际上从明初到明亡近三百年此起彼伏的流民起义，究其原因基本都是没饭吃、没了活路，如果朝廷也愿意像对待宗室叛乱一样去反思和调整，明朝的国祚应该可以更长一些。
但这两者都是自行发起的叛乱，遭到诛杀也实属正常！
可周王朱橚不一样，虽说朱允文打算削藩，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所以从实际上来说，并没有打算要置自己的叔叔于死地！
很快和他的大臣们一商量，并决定将周王流放。并打算撤掉周王的封国。
同时鼓励李景隆等人，继续再接再厉，但张丹青收到信息后，却心里无比明白，更大的风暴和危机正在悄悄的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