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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被人这么折磨过。
只要电话铃一响，师思就说：“蓝方，沙莎找你。”
她说话时连头都不抬，两只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桌面上摊开的那本与我们编的杂志属于同一类型，但比我们强大而且总想吃掉我们市场份额的杂志。在杂志社内部，这个张着血盆大口的对手被称作“猫头鹰”。
由于师思的炒作，全杂志社都知道我终于遇上好消息了。
我确实太需要有好消息了。为此，我一反常态，不停地看手表，并希望沙莎真的打电话给我。中午下班时，杂志社的女孩总是要提前去卫生间，将自己脸上的五官重新修整一下。趁办公室里无人，我赶紧给沙莎办公室打电话。拨了三次都没有人接听。后来我才明白自己又钻进了牛角尖。这个时候哪个女孩还能容忍办公室里的刻板继续留在自己的脸上，就是男人也会屙泡尿照照自己。
从卫生间回来的女孩，一个个光彩照人。
我拿上那本“猫头鹰”，翻出封二的广告美人，声称她们定是这广告美人的盗版。
这话立即招来强烈的抗议。她们说自己哪怕是去学那些卡通人，也不会对“猫头鹰”上炒作的任何东西产生兴趣。我马上指出，一个月前，她们中的三个，当着我的面，做“判断男人是否真爱自己的十个方法”的测试题。这个把戏就是由“猫头鹰”刊登出来的。我曾经很郑重地告诉主编老莫，我们的杂志之所以在与“猫头鹰”的较量中，总是表现得像只田鼠，根本原因就是内部存在汉奸。相同的测试题在我分配到杂志社的那一年，我们的杂志上就登载过。校样还是我看的。其中一条与“猫头鹰”津津乐道的一模一样，都是说如果在**时，男人还不时撩开女人的头发，看着女人的眼睛，就能断定男人对女人是爱，否则就只是性。在我进一步指出这一点时，女孩全都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和主编老莫，自己笑自己的。
主编老莫将我桌上的那本“猫头鹰”抓起来，扔到师思的脚下。他说：“我知道你们都看了。我也看了。但我用的是批判的眼光。告诉你们，我有信心让他们明年乖乖地交出五万个份额给我们！”
女孩们全都哇地叫起来。
师思说：“头儿，你这么有把握，今天中午就别让我们吃工作餐！”
主编老莫的心情确实很好，一点也没有受外面肃杀的秋风影响，虽然说不上是春风得意，但离那境界也差不了多少。他爽快地答应下来，还将签单权交给了我，并声明这种权力只是一次性的，同时又限定只能在圣诞和丹朱两家酒店消费。
主编老莫有事，只能陪我们喝三杯酒。我们赶紧下楼，电梯像公共汽车一样，一站一站地停靠，从十楼到二楼一层也没落下过。在九楼时，我看见沙莎站在电梯门口。在六楼时，电梯门外站着的是局长。可惜没人上得来。
主编老莫对局长连说了三声对不起。
局长挺高兴地说，这么多漂亮女孩站在电梯里，看一眼不为少，看两眼不为多。
师思嚷着要去圣诞酒店，她在头里走。大家都紧紧跟着。我在心里暗暗叫苦，圣诞酒店只是空有一个洋名，我们这些人哪怕撑死了吃，四百元钱也能搞定。好不容易让主编老莫放一回血，真放出来的却是一泡水。
进了圣诞酒店，路过一处小包间时，师思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突然想起，一年前我曾请师思在这个小包间里，吃过一顿晚饭。当时，有个卖花的小女孩进来，几乎是耍着赖要我送一枝玫瑰给师思。我只好花十元钱买了一枝。师思接过去时，笑一笑便放在一边，临走时我们都忘了还有一枝玫瑰孤单地躺在沙发上。师思回头看我的这一眼，让我感到她是在说一年前就该说出的谢谢。
坐下后，主编老莫看看手表，将陪我们喝三杯酒的指标减到两杯半。
师思又看了我一眼，这才转向主编老莫说：“局长给我们下任务了，让去采访下岗职工。”
主编老莫说：“这圣诞酒店就是下岗职工开的。”
我说：“局长的意思恐怕是指那些下岗后遇到困难的职工。”
主编老莫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昨天局里开会，还说各部门的工作都要以积极向上的格调作为主旋律。”
师思说：“描写困难和艰难，也可以是积极向上的！”
主编老莫的神情有点心不在焉，别人的叩机响，他也要将自己腰上的那东西掏出来看一眼才放心。他告诉我们，“猫头鹰”之所以在同类刊物中老压我们一头，那就是他们决不往国家大事上靠。国家大事有各级的党报党刊去关心，我们这类刊物只需关注那些熄灯上床后，还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想念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吃饭之前讨论的。它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弄得大家全无胃口，一种是大家像末日来临一样每个人都拼命地吃，然后急忙打包。好比前不久台北路上的一家公司倒闭，它的员工一个个全都斯文扫地，连用了三年的痰盂，都掖着裹着往家里拿。这事是沙莎给我讲的。她姐姐就在那家公司做文秘，平素见了客户，那语音比唱汉戏的名角陈伯华在台上说的话还好听。公司倒闭时，她因矜持晚动手了十几分钟，到头来只抢得五又三分之一瓶墨水，其代价是一只红色的卡丹奴皮包，连同皮包内的口红、话梅等，都被碳素墨水精制了一回。
一想到这些，我便忍不住笑了起来。
主编老莫立即正色地问我，是不是对杂志社的工作有了高见。我当然必须说明自己的笑与眼前一切无关。听了我的解释，除了师思不笑，大家都开心了十几秒。主编老莫由此感叹起来，认为天下女人都一样，像他老婆，可以在菜场为了五分钱的菜价，同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转眼间就会上武汉广场，眼睛眨也不眨，甩出一千几百元钱，欢天喜地地抱回一件衣服。
师思立即反驳说：“只有领导干部家里的女人才是这样。同菜贩子砍价，越是血肉横飞，越能显出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武广的东西那么贵，不敢砍价是怕太招人显眼，被反贪局的便衣逮住了线索。”
武汉人习惯将一些有名气的商家的称呼缩减。武汉商场、武汉广场、亚洲大酒店，在人们的嘴里一溜变成了武商、武广和亚酒。就连位于花桥的汉口商业大楼，也被精简为汉大。在此之前还有个汉阳商场被顺口叫作汉商。我总是从“汉大”的称谓上，听出武汉三镇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构成了这座城市生活中的方便。包括可以在车辆最多的解放大道上随... -->>
我从未被人这么折磨过。
只要电话铃一响，师思就说：“蓝方，沙莎找你。”
她说话时连头都不抬，两只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桌面上摊开的那本与我们编的杂志属于同一类型，但比我们强大而且总想吃掉我们市场份额的杂志。在杂志社内部，这个张着血盆大口的对手被称作“猫头鹰”。
由于师思的炒作，全杂志社都知道我终于遇上好消息了。
我确实太需要有好消息了。为此，我一反常态，不停地看手表，并希望沙莎真的打电话给我。中午下班时，杂志社的女孩总是要提前去卫生间，将自己脸上的五官重新修整一下。趁办公室里无人，我赶紧给沙莎办公室打电话。拨了三次都没有人接听。后来我才明白自己又钻进了牛角尖。这个时候哪个女孩还能容忍办公室里的刻板继续留在自己的脸上，就是男人也会屙泡尿照照自己。
从卫生间回来的女孩，一个个光彩照人。
我拿上那本“猫头鹰”，翻出封二的广告美人，声称她们定是这广告美人的盗版。
这话立即招来强烈的抗议。她们说自己哪怕是去学那些卡通人，也不会对“猫头鹰”上炒作的任何东西产生兴趣。我马上指出，一个月前，她们中的三个，当着我的面，做“判断男人是否真爱自己的十个方法”的测试题。这个把戏就是由“猫头鹰”刊登出来的。我曾经很郑重地告诉主编老莫，我们的杂志之所以在与“猫头鹰”的较量中，总是表现得像只田鼠，根本原因就是内部存在汉奸。相同的测试题在我分配到杂志社的那一年，我们的杂志上就登载过。校样还是我看的。其中一条与“猫头鹰”津津乐道的一模一样，都是说如果在**时，男人还不时撩开女人的头发，看着女人的眼睛，就能断定男人对女人是爱，否则就只是性。在我进一步指出这一点时，女孩全都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和主编老莫，自己笑自己的。
主编老莫将我桌上的那本“猫头鹰”抓起来，扔到师思的脚下。他说：“我知道你们都看了。我也看了。但我用的是批判的眼光。告诉你们，我有信心让他们明年乖乖地交出五万个份额给我们！”
女孩们全都哇地叫起来。
师思说：“头儿，你这么有把握，今天中午就别让我们吃工作餐！”
主编老莫的心情确实很好，一点也没有受外面肃杀的秋风影响，虽然说不上是春风得意，但离那境界也差不了多少。他爽快地答应下来，还将签单权交给了我，并声明这种权力只是一次性的，同时又限定只能在圣诞和丹朱两家酒店消费。
主编老莫有事，只能陪我们喝三杯酒。我们赶紧下楼，电梯像公共汽车一样，一站一站地停靠，从十楼到二楼一层也没落下过。在九楼时，我看见沙莎站在电梯门口。在六楼时，电梯门外站着的是局长。可惜没人上得来。
主编老莫对局长连说了三声对不起。
局长挺高兴地说，这么多漂亮女孩站在电梯里，看一眼不为少，看两眼不为多。
师思嚷着要去圣诞酒店，她在头里走。大家都紧紧跟着。我在心里暗暗叫苦，圣诞酒店只是空有一个洋名，我们这些人哪怕撑死了吃，四百元钱也能搞定。好不容易让主编老莫放一回血，真放出来的却是一泡水。
进了圣诞酒店，路过一处小包间时，师思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突然想起，一年前我曾请师思在这个小包间里，吃过一顿晚饭。当时，有个卖花的小女孩进来，几乎是耍着赖要我送一枝玫瑰给师思。我只好花十元钱买了一枝。师思接过去时，笑一笑便放在一边，临走时我们都忘了还有一枝玫瑰孤单地躺在沙发上。师思回头看我的这一眼，让我感到她是在说一年前就该说出的谢谢。
坐下后，主编老莫看看手表，将陪我们喝三杯酒的指标减到两杯半。
师思又看了我一眼，这才转向主编老莫说：“局长给我们下任务了，让去采访下岗职工。”
主编老莫说：“这圣诞酒店就是下岗职工开的。”
我说：“局长的意思恐怕是指那些下岗后遇到困难的职工。”
主编老莫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昨天局里开会，还说各部门的工作都要以积极向上的格调作为主旋律。”
师思说：“描写困难和艰难，也可以是积极向上的！”
主编老莫的神情有点心不在焉，别人的叩机响，他也要将自己腰上的那东西掏出来看一眼才放心。他告诉我们，“猫头鹰”之所以在同类刊物中老压我们一头，那就是他们决不往国家大事上靠。国家大事有各级的党报党刊去关心，我们这类刊物只需关注那些熄灯上床后，还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想念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吃饭之前讨论的。它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弄得大家全无胃口，一种是大家像末日来临一样每个人都拼命地吃，然后急忙打包。好比前不久台北路上的一家公司倒闭，它的员工一个个全都斯文扫地，连用了三年的痰盂，都掖着裹着往家里拿。这事是沙莎给我讲的。她姐姐就在那家公司做文秘，平素见了客户，那语音比唱汉戏的名角陈伯华在台上说的话还好听。公司倒闭时，她因矜持晚动手了十几分钟，到头来只抢得五又三分之一瓶墨水，其代价是一只红色的卡丹奴皮包，连同皮包内的口红、话梅等，都被碳素墨水精制了一回。
一想到这些，我便忍不住笑了起来。
主编老莫立即正色地问我，是不是对杂志社的工作有了高见。我当然必须说明自己的笑与眼前一切无关。听了我的解释，除了师思不笑，大家都开心了十几秒。主编老莫由此感叹起来，认为天下女人都一样，像他老婆，可以在菜场为了五分钱的菜价，同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转眼间就会上武汉广场，眼睛眨也不眨，甩出一千几百元钱，欢天喜地地抱回一件衣服。
师思立即反驳说：“只有领导干部家里的女人才是这样。同菜贩子砍价，越是血肉横飞，越能显出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武广的东西那么贵，不敢砍价是怕太招人显眼，被反贪局的便衣逮住了线索。”
武汉人习惯将一些有名气的商家的称呼缩减。武汉商场、武汉广场、亚洲大酒店，在人们的嘴里一溜变成了武商、武广和亚酒。就连位于花桥的汉口商业大楼，也被精简为汉大。在此之前还有个汉阳商场被顺口叫作汉商。我总是从“汉大”的称谓上，听出武汉三镇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构成了这座城市生活中的方便。包括可以在车辆最多的解放大道上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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