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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军人丢多大的脸，太有损国家的尊严和军威。于是，我当即把头钻在了被子里，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不让他们拍照。那些记者见我这样，在病房里呆了一会，便离开了。
在病房里看守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年龄大一些的苏军士兵，象是他们的一个班长，大个子，一脸的凶相。这天上午，他拿来几张报纸让我看。报纸是俄文的，我看不懂，可是，报纸上有几副照片。照片上是苏军缴获我军的冲锋枪、子弹、手榴弹和反坦克武器，还有毛主席语录、手电筒、电台、公文包和我边防战士的合影留念，甚至还有二十多具遗体。
看到这些，我知道这是和我一起在无望高地上一起战斗的战友，心里非常难过。这时，那个大个子苏军指着照片口气很强在质问着我。我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但我知道他是在不怀好意，用这些照片在指责我，质问着我。我想对他说这是你们苏联人在欺骗全世界人民。可是，我不会说俄语，而他又听不懂汉语，所以，我就用眼睛很嫌烦很厌恶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把脸转向一边，不想理他。
可他见我不但不理他，还用眼睛瞪他，便用力拍着我的头，对我大声吼叫起来。我恼了，冲着他便吐了一口痰。痰液吐在他的脸上，他也恼了，照着我的脸上就是几拳。因为我才从昏迷状态醒来不久，满身伤痛，浑身无力，没法还手，要不，我真要跟他拼命了。我用尽力气大声骂道，‘你个狗日的，俄国毛子。’
第二天早上，我刚醒来，就听有人朝我喊道，‘袁国孝’。我心里一阵激动，想着是谁在喊我呢？可是，我见病房里没有其他人，只有那大个子苏军坐在我对面的桌旁，在朝着我看着。我不禁在想，他怎么知道我叫袁国孝？但我猛然就想起来了，我的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有李连祥写的‘向袁国孝学习’的字。那是他听说我在巡逻时对苏军毫不畏惧的行为时，在上面写了这样的字。
显然，俄国毛子想用这种办法在打探我的真实姓名，真是痴心妄想。我做出没听见的样子，继续把脸朝向天花板。那毛子见我没反应，就走到我的面前对我大声地喊道，‘袁国孝’。我朝他很蔑视地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来，不去理他。他显得没趣，朝我吼了两声，就走开了。
不一会，小个子看守来换班，给我把饭端了过来，放在了桌子上，要我坐起来吃饭。送来的是米饭和炒土豆炒洋葱。这和我们在边防站吃的饭菜差不多，只是我们在吃米饭时都会有一碗菜汤。可是，我听说苏联人吃的是面包，不吃米饭。可他们怎么给我送的是米饭和炒菜？
因为这小个子苏军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对我好象挺和气，有事没事老是找着要跟我说话。可是，我还是不太理他，因为我怕他是在引诱我，想通过跟我套近乎来收买我，好从我这里刺探情报。
等我吃完饭，他拿来了一张俄国姑娘的照片让我看，那姑娘真是很年轻很漂亮，很象是我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片中看到的那个冬妮娅。他一边指着照片，一边眉飞色舞地对我讲着什么。因为我听不懂他的话，就以为他是在对我使用美人计。因为我听说苏联克格勃最善长使用美人计来腐蚀拉拢人。所以，我连理都没理他，便把脸转向一边。搞得他好是没趣。
这天下午，我正在朝着天花板呆呆地看着，突然，他跑到我面前，把手指放在我的面前，对我边打着手势，边对我说着什么。可我不知道他说啥，也就没怎么理示他。很快，房门被一帮人冲开了，我一看又是记者们来了。马上明白刚才他是在向我报信呢。我赶忙钻进被子里，把头一蒙，搞得那些记者还是没办法。通过这事，我对小个子看守有了一些好感，但我依然对他爱理不理的。因为我要时刻保持革命警惕，不能因为他对我好一点，就丧失革命立场。
但是，那天我正睡着觉，就进来了一些记者。我听到动静一睁开眼，看见有人正拿着相机对我拍照。我想我这样瘦小，脸上还贴着纱布，让他们拍照了登在报纸上，会损于我们七亿人民的形像，所以，我赶忙用手把脸捂着，不让他们照。他们见我不让拍照，就用中国话对我问话。
一个日本人对我说，‘你不是个军人，你是红卫兵。’我本不想理示他，可听他说这话，我不能不回答他，否则，就是默认。我毫不客气地反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军人，是红卫兵？’他说，‘你才只有十几岁，还不到当兵的年龄。’我指着那个苏军小个子看守对他说，‘你问他，看我是军人还是红卫兵。’于是，日本人就用俄语跟小个子看守说了几句话，然后，对我点了点头，说，‘你这小的年龄，应该上学，而不是当兵。’我说，‘我想当兵，保家卫国。’然后又说，‘你们日本鬼子就侵略过我国，不知杀了我们多少人，抢了我们多少东西。如果我们都不参军，不保家卫国，那我国人民就会再次成为你们的亡国奴，被你们任意枪杀。’日本人听着这话，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时，又一个外国人用中国话对我说，‘我是法新社的记者，我想问你，你们跟苏联人对抗，不怕他们有原子弹？’我说，‘他们有原子弹，可我们有用毛主席思想武装的精神原子弹，威力要比他们的原子弹大得多。’
接着，又有人问我，‘你是怎样被苏军俘虏的？’我一听这话，感到十分地羞辱，不想回答他的话，就把头朝被子里一钻，把头蒙了起来。
等记者们离开后，小个子看守就坐在我的对面，用十分生硬的中国话对我说，‘你叫袁国孝？’我摇了摇头，用英语对他，说，‘不，我叫李道致。’因为我在学校时学过几句英语。小个子苏军点了点头，说，‘喔，你叫李道致。’”
边防军人丢多大的脸，太有损国家的尊严和军威。于是，我当即把头钻在了被子里，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不让他们拍照。那些记者见我这样，在病房里呆了一会，便离开了。
在病房里看守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年龄大一些的苏军士兵，象是他们的一个班长，大个子，一脸的凶相。这天上午，他拿来几张报纸让我看。报纸是俄文的，我看不懂，可是，报纸上有几副照片。照片上是苏军缴获我军的冲锋枪、子弹、手榴弹和反坦克武器，还有毛主席语录、手电筒、电台、公文包和我边防战士的合影留念，甚至还有二十多具遗体。
看到这些，我知道这是和我一起在无望高地上一起战斗的战友，心里非常难过。这时，那个大个子苏军指着照片口气很强在质问着我。我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但我知道他是在不怀好意，用这些照片在指责我，质问着我。我想对他说这是你们苏联人在欺骗全世界人民。可是，我不会说俄语，而他又听不懂汉语，所以，我就用眼睛很嫌烦很厌恶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把脸转向一边，不想理他。
可他见我不但不理他，还用眼睛瞪他，便用力拍着我的头，对我大声吼叫起来。我恼了，冲着他便吐了一口痰。痰液吐在他的脸上，他也恼了，照着我的脸上就是几拳。因为我才从昏迷状态醒来不久，满身伤痛，浑身无力，没法还手，要不，我真要跟他拼命了。我用尽力气大声骂道，‘你个狗日的，俄国毛子。’
第二天早上，我刚醒来，就听有人朝我喊道，‘袁国孝’。我心里一阵激动，想着是谁在喊我呢？可是，我见病房里没有其他人，只有那大个子苏军坐在我对面的桌旁，在朝着我看着。我不禁在想，他怎么知道我叫袁国孝？但我猛然就想起来了，我的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有李连祥写的‘向袁国孝学习’的字。那是他听说我在巡逻时对苏军毫不畏惧的行为时，在上面写了这样的字。
显然，俄国毛子想用这种办法在打探我的真实姓名，真是痴心妄想。我做出没听见的样子，继续把脸朝向天花板。那毛子见我没反应，就走到我的面前对我大声地喊道，‘袁国孝’。我朝他很蔑视地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来，不去理他。他显得没趣，朝我吼了两声，就走开了。
不一会，小个子看守来换班，给我把饭端了过来，放在了桌子上，要我坐起来吃饭。送来的是米饭和炒土豆炒洋葱。这和我们在边防站吃的饭菜差不多，只是我们在吃米饭时都会有一碗菜汤。可是，我听说苏联人吃的是面包，不吃米饭。可他们怎么给我送的是米饭和炒菜？
因为这小个子苏军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对我好象挺和气，有事没事老是找着要跟我说话。可是，我还是不太理他，因为我怕他是在引诱我，想通过跟我套近乎来收买我，好从我这里刺探情报。
等我吃完饭，他拿来了一张俄国姑娘的照片让我看，那姑娘真是很年轻很漂亮，很象是我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片中看到的那个冬妮娅。他一边指着照片，一边眉飞色舞地对我讲着什么。因为我听不懂他的话，就以为他是在对我使用美人计。因为我听说苏联克格勃最善长使用美人计来腐蚀拉拢人。所以，我连理都没理他，便把脸转向一边。搞得他好是没趣。
这天下午，我正在朝着天花板呆呆地看着，突然，他跑到我面前，把手指放在我的面前，对我边打着手势，边对我说着什么。可我不知道他说啥，也就没怎么理示他。很快，房门被一帮人冲开了，我一看又是记者们来了。马上明白刚才他是在向我报信呢。我赶忙钻进被子里，把头一蒙，搞得那些记者还是没办法。通过这事，我对小个子看守有了一些好感，但我依然对他爱理不理的。因为我要时刻保持革命警惕，不能因为他对我好一点，就丧失革命立场。
但是，那天我正睡着觉，就进来了一些记者。我听到动静一睁开眼，看见有人正拿着相机对我拍照。我想我这样瘦小，脸上还贴着纱布，让他们拍照了登在报纸上，会损于我们七亿人民的形像，所以，我赶忙用手把脸捂着，不让他们照。他们见我不让拍照，就用中国话对我问话。
一个日本人对我说，‘你不是个军人，你是红卫兵。’我本不想理示他，可听他说这话，我不能不回答他，否则，就是默认。我毫不客气地反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军人，是红卫兵？’他说，‘你才只有十几岁，还不到当兵的年龄。’我指着那个苏军小个子看守对他说，‘你问他，看我是军人还是红卫兵。’于是，日本人就用俄语跟小个子看守说了几句话，然后，对我点了点头，说，‘你这小的年龄，应该上学，而不是当兵。’我说，‘我想当兵，保家卫国。’然后又说，‘你们日本鬼子就侵略过我国，不知杀了我们多少人，抢了我们多少东西。如果我们都不参军，不保家卫国，那我国人民就会再次成为你们的亡国奴，被你们任意枪杀。’日本人听着这话，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时，又一个外国人用中国话对我说，‘我是法新社的记者，我想问你，你们跟苏联人对抗，不怕他们有原子弹？’我说，‘他们有原子弹，可我们有用毛主席思想武装的精神原子弹，威力要比他们的原子弹大得多。’
接着，又有人问我，‘你是怎样被苏军俘虏的？’我一听这话，感到十分地羞辱，不想回答他的话，就把头朝被子里一钻，把头蒙了起来。
等记者们离开后，小个子看守就坐在我的对面，用十分生硬的中国话对我说，‘你叫袁国孝？’我摇了摇头，用英语对他，说，‘不，我叫李道致。’因为我在学校时学过几句英语。小个子苏军点了点头，说，‘喔，你叫李道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