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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生意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老百姓的生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以红薯为主食了,一年四季吃的都是白面。在高楼乡高中读书的学生们,连粮食都不用带,拿一个乡粮站办的面粉厂存粮条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一点,让杜思宝他们那一代人感慨万千,自叹弗如。因为在他们到高楼乡上初中的那阵子,每周都要回家背红薯,近二十里地,脖颈压得红红的,两天都缓不过来劲儿。到了学校,红薯就是主食,学生们用网兜兜着,或者用粗铁丝串着,掏二分钱的加工费,交给食堂,放在大蒸笼里蒸熟了,再配一碗苞谷糁子稀饭,就打发了肚子。许多学生没有吃过菜,就是能够吃菜的,也都是一分钱一调羹的酱豆。他们常常记起,就是这样的伙食,家里人也不肯放开量去吃,他们上学在外,比在家里吃得还多一些。
另外村里还发生了最大的变化,那就是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摘掉了“地富反坏右”这些政治帽子以后,原来处在这类阶层的人们,仿佛拨开云雾,见到了青天。
元叔从来没有戴过帽子,但戴在他母亲头上的帽子,实际上是他戴着的。母亲活着的时候,他在别人眼中,不过是个“地主羔子”他母亲去世了,他仍然脱不了地主出身的身份。因为不再划分阶级成分后,虽然统称“村民”了,但“身份”与“成分”是两码事儿,不是立刻就能变更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元叔的聪明、勤劳和与世无争,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高贵的人格。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寨子里大多数人不仅没有歧视他,倒很尊重他,同情他。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他家的小日子越过越好,又乐于助人,大家更加高看他了。渐渐地,自卑的元叔成了寨子里一些群众的主心骨,许多人对种什么庄稼,做什么生意,都要找到元叔“论证”一下,做起来才感到踏实。就连谁家两口子生气了,也请元叔去劝导,元叔说出去的道理,人们信服。一来二去,元叔成了寨子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人们最佩服的,自然是元叔高超的医术。尤其是那次看好了刘继宗的怪病,在寨子里越传越邪乎,差不多成神医了。刘臭蛋说,元叔看病很有洋味道,诊断病情很准,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一套。打那以后,寨子里常见的疑难杂症,那几个略懂“岐黄”的赤脚医生,常常在束手无策的时候,让位于元叔处理。老话说“同行是冤家”他们开始是排挤元叔的,认为他不过是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医生,没有老师传授,缺乏理论功底儿,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随着元叔在群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他们不得不默认了元叔的客观存在,默认了元叔作为医生的价值。自己实在看不了的疾病,他们自觉地与病人家属商量:“不行,你们去请孙丙元来看看?”元叔到场与他们共同会诊,总是谦虚地请他们讲自己的看法,把他们说对的地方予以充分肯定,然后再作出处理。这几个医生受到抬举,没有不赞成元叔的。
到了后来,一般地说,只要谁家的大人小孩生了病,总是直奔元叔这里,请他去看。元叔挺责己,若是病人或者得病的孩子亲自到了,就认真地给予检查,在自己孩子的作业本子上,写个处方,告诉人家哪些注意事项,让他们到卫生所抓药,这些人就非常满意。小药铺里照样扣处方钱,却从来没有给元叔提过一分。在其他的情况下,元叔就把他们推给了村卫生所的医生。这是因为元叔虽然没有了阶级成分,却一直没有行医资格。人们理解元叔的苦衷,即使不给他们看病,也没有人抱怨他见死不救的。
大家都劝元叔自己开一个小药铺,干脆坐堂行医,元叔当然不敢冒这种风险。在他与孙二孬合伙开豆腐坊两年以后,有了点积蓄,他就把主房前边的院墙拆了,盖了三间房子,一间当做过道,另外两间办起了一个小杂货铺。开始时,元叔对进哪些货,虽然动了不少脑筋,并不全都适销对路,一年下来,利润差不多都变成了积压商品。
元叔琢磨出一套办法,就是在乡亲们来买东西时,若是没有的商品... -->>
第56节生意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老百姓的生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以红薯为主食了,一年四季吃的都是白面。在高楼乡高中读书的学生们,连粮食都不用带,拿一个乡粮站办的面粉厂存粮条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一点,让杜思宝他们那一代人感慨万千,自叹弗如。因为在他们到高楼乡上初中的那阵子,每周都要回家背红薯,近二十里地,脖颈压得红红的,两天都缓不过来劲儿。到了学校,红薯就是主食,学生们用网兜兜着,或者用粗铁丝串着,掏二分钱的加工费,交给食堂,放在大蒸笼里蒸熟了,再配一碗苞谷糁子稀饭,就打发了肚子。许多学生没有吃过菜,就是能够吃菜的,也都是一分钱一调羹的酱豆。他们常常记起,就是这样的伙食,家里人也不肯放开量去吃,他们上学在外,比在家里吃得还多一些。
另外村里还发生了最大的变化,那就是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摘掉了“地富反坏右”这些政治帽子以后,原来处在这类阶层的人们,仿佛拨开云雾,见到了青天。
元叔从来没有戴过帽子,但戴在他母亲头上的帽子,实际上是他戴着的。母亲活着的时候,他在别人眼中,不过是个“地主羔子”他母亲去世了,他仍然脱不了地主出身的身份。因为不再划分阶级成分后,虽然统称“村民”了,但“身份”与“成分”是两码事儿,不是立刻就能变更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元叔的聪明、勤劳和与世无争,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高贵的人格。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寨子里大多数人不仅没有歧视他,倒很尊重他,同情他。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他家的小日子越过越好,又乐于助人,大家更加高看他了。渐渐地,自卑的元叔成了寨子里一些群众的主心骨,许多人对种什么庄稼,做什么生意,都要找到元叔“论证”一下,做起来才感到踏实。就连谁家两口子生气了,也请元叔去劝导,元叔说出去的道理,人们信服。一来二去,元叔成了寨子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人们最佩服的,自然是元叔高超的医术。尤其是那次看好了刘继宗的怪病,在寨子里越传越邪乎,差不多成神医了。刘臭蛋说,元叔看病很有洋味道,诊断病情很准,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一套。打那以后,寨子里常见的疑难杂症,那几个略懂“岐黄”的赤脚医生,常常在束手无策的时候,让位于元叔处理。老话说“同行是冤家”他们开始是排挤元叔的,认为他不过是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医生,没有老师传授,缺乏理论功底儿,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随着元叔在群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他们不得不默认了元叔的客观存在,默认了元叔作为医生的价值。自己实在看不了的疾病,他们自觉地与病人家属商量:“不行,你们去请孙丙元来看看?”元叔到场与他们共同会诊,总是谦虚地请他们讲自己的看法,把他们说对的地方予以充分肯定,然后再作出处理。这几个医生受到抬举,没有不赞成元叔的。
到了后来,一般地说,只要谁家的大人小孩生了病,总是直奔元叔这里,请他去看。元叔挺责己,若是病人或者得病的孩子亲自到了,就认真地给予检查,在自己孩子的作业本子上,写个处方,告诉人家哪些注意事项,让他们到卫生所抓药,这些人就非常满意。小药铺里照样扣处方钱,却从来没有给元叔提过一分。在其他的情况下,元叔就把他们推给了村卫生所的医生。这是因为元叔虽然没有了阶级成分,却一直没有行医资格。人们理解元叔的苦衷,即使不给他们看病,也没有人抱怨他见死不救的。
大家都劝元叔自己开一个小药铺,干脆坐堂行医,元叔当然不敢冒这种风险。在他与孙二孬合伙开豆腐坊两年以后,有了点积蓄,他就把主房前边的院墙拆了,盖了三间房子,一间当做过道,另外两间办起了一个小杂货铺。开始时,元叔对进哪些货,虽然动了不少脑筋,并不全都适销对路,一年下来,利润差不多都变成了积压商品。
元叔琢磨出一套办法,就是在乡亲们来买东西时,若是没有的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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