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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底子打“死妮子”的屁股，有时是真打，有时可以是象征性的。甚至打屁股时，还允许加盖一到几层破鞋底，不直接打在皮肉上。当清官的，自然不搞逼供信，一般命令只打五下。当上了糊涂官，权力就比清官大，可以任意打，主要看自己高兴与否。所以当上清官固然高兴，当上糊涂官更高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同学们不再用“清官”、“衙役”等称呼，改作“好司令”、“坏司令”、“红卫兵”和“坏分子”这种儿童游戏“角色”称谓的变迁，也可以看成为时代的缩影。
他们班里三十八个学生中，只有六个女学生。到了五六年级，男女的分界明显起来。这几个女生，开始喜欢打扮起来，穿的衣服是花格子土布，显得非常俏丽。小辫子上经常用红布条扎着的马玉花，是最大的一个，个子比别的女生高，有点早熟，胸脯鼓鼓的。因为她的声音好，老师就让她当了领歌委员。每到上课前，她一句“学习雷锋——预备唱”大家就跟着号叫起来。马玉花是两三个大一点男孩子的仰慕对象，刘臭蛋就经常望着马玉花的脑后瓜出神。这家伙经常给人家女孩子出谜语，让她们猜，有一次说是“没胳膊没腿，头上长个小嘴儿”几个女孩子虽然不懂，也知道他说的是赖皮话，把他报告给了陈聪老师，陈聪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好好地熊了他一顿。
他们的班主任陈聪，三十一二岁，长得挺帅气，教他们的算术和语文两门课，讲得非常好。在孩子们的眼中，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肚子里装的不应当有粪便，而应当装的全部是知识。他知道天上的银河，其实不是河流，而是星系，牛郎和织女是两个恒星，离我们地球太遥远了，而且，它们两个也相距遥远，有十几亿光年，也就是说，光每秒钟走三十万公里，也要走上十几亿年，根本不可能在七月七用地上的喜鹊搭成桥，让它们在一夜之间，渡过银河相会。他说水是氢气和氧气燃烧后形成的，这让班里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因为尿上一泡，就可以浇灭正在着得很旺的牛屎火。只有杜小宝一个人坚信陈聪老师说的是真的。他知道前苏联老大哥的人造卫星上了天，加加林成了民族英雄。而且腐朽没落的美帝国主义也向天上放了卫星，叫做“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并且上到了月球上，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坐在登月舱中，奥尔博林双脚踏上了灰堆一样的月球土地。由于月亮上面没有空气和水分，没有空气就没有风，灰尘扬不起来；没有水分和空气，上边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注：这一细节，作者有意把它提前了一些，请别见怪。）他知道美国、前苏联都有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十分强大，用一个人能够扛得动的原子弹，可以把祖师顶夷为平地。每当他说起这些来，学生们就会一片惊呼，觉得他们的老师太伟大了。他还会拉一手好“二胡”把“天上布满星”和“社会主义好”拉得就像人唱的一样，让学生们听得入迷。
就是这么一个好老师，令人遗憾的是，竟然是一个摘帽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揪斗人的时候，马寨大队里的红卫兵们，曾经组织过一场批斗他的群众会，那个素来与他不睦的教唱歌的丁老师，跳上主席台，愤怒地揭发过他的若干反动言论，其中就有他宣扬美国科技先进的一些话，说他是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向党进攻，向祖国的花朵放毒。说到激愤处，丁老师说，陈聪老师改不了狗吃屎，反动的立场是一贯的。他举例说，陈聪老师早在1956年反右倾的时候，小师范还没有毕业，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疯狂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他打着向党提意见的旗号，写过一首“枣核诗”内容是：
饿
粮少
吃不饱
不敢大吵
束束腰
算了
唉
这首歪诗，明显是在攻击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丁老师讲得两嘴黏沫，把陈老师批斗得满头大汗，站在台子上，腰勾得像一只醉虾。
后来，丁老师又发现了陈聪老师自己用一个二极管、一个可变电容器、一根磁棒绕成的线圈、一根天线和几节干电池做成的简易收音机，就说他用这种装置偷听敌台广播，里通外国，是典型的阶级异己分子。然后逐级向上报告，县里和区里的教育主管部门非常重视，夺到领导权的县教育局的革命造反组织头头一声令下，把他开除出了教师队伍。这件事对杜小宝和他的同学们震动很大，谁也不会相信，可亲可敬的陈聪老师会是阶级敌人。
在陈聪老师卷起铺盖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一群孩子哭哭啼啼地送走了他们最好的老师。陪着学生们送陈老师的，还有大队文艺宣传队里那个唱“李铁梅”的春妮，她没有哭，用一只她亲手织的网兜，提着陈聪老师的洗脸盆子，跟在陈聪老师的身后，形影不离，而且越送越远，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一天起，我们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里，失去了一根台柱子。这个身架齐整、脸庞端庄，带点黑红色的漂亮姑娘，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在苦涩人生中扑腾的陈老师。
鞋底子打“死妮子”的屁股，有时是真打，有时可以是象征性的。甚至打屁股时，还允许加盖一到几层破鞋底，不直接打在皮肉上。当清官的，自然不搞逼供信，一般命令只打五下。当上了糊涂官，权力就比清官大，可以任意打，主要看自己高兴与否。所以当上清官固然高兴，当上糊涂官更高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同学们不再用“清官”、“衙役”等称呼，改作“好司令”、“坏司令”、“红卫兵”和“坏分子”这种儿童游戏“角色”称谓的变迁，也可以看成为时代的缩影。
他们班里三十八个学生中，只有六个女学生。到了五六年级，男女的分界明显起来。这几个女生，开始喜欢打扮起来，穿的衣服是花格子土布，显得非常俏丽。小辫子上经常用红布条扎着的马玉花，是最大的一个，个子比别的女生高，有点早熟，胸脯鼓鼓的。因为她的声音好，老师就让她当了领歌委员。每到上课前，她一句“学习雷锋——预备唱”大家就跟着号叫起来。马玉花是两三个大一点男孩子的仰慕对象，刘臭蛋就经常望着马玉花的脑后瓜出神。这家伙经常给人家女孩子出谜语，让她们猜，有一次说是“没胳膊没腿，头上长个小嘴儿”几个女孩子虽然不懂，也知道他说的是赖皮话，把他报告给了陈聪老师，陈聪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好好地熊了他一顿。
他们的班主任陈聪，三十一二岁，长得挺帅气，教他们的算术和语文两门课，讲得非常好。在孩子们的眼中，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肚子里装的不应当有粪便，而应当装的全部是知识。他知道天上的银河，其实不是河流，而是星系，牛郎和织女是两个恒星，离我们地球太遥远了，而且，它们两个也相距遥远，有十几亿光年，也就是说，光每秒钟走三十万公里，也要走上十几亿年，根本不可能在七月七用地上的喜鹊搭成桥，让它们在一夜之间，渡过银河相会。他说水是氢气和氧气燃烧后形成的，这让班里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因为尿上一泡，就可以浇灭正在着得很旺的牛屎火。只有杜小宝一个人坚信陈聪老师说的是真的。他知道前苏联老大哥的人造卫星上了天，加加林成了民族英雄。而且腐朽没落的美帝国主义也向天上放了卫星，叫做“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并且上到了月球上，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坐在登月舱中，奥尔博林双脚踏上了灰堆一样的月球土地。由于月亮上面没有空气和水分，没有空气就没有风，灰尘扬不起来；没有水分和空气，上边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注：这一细节，作者有意把它提前了一些，请别见怪。）他知道美国、前苏联都有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十分强大，用一个人能够扛得动的原子弹，可以把祖师顶夷为平地。每当他说起这些来，学生们就会一片惊呼，觉得他们的老师太伟大了。他还会拉一手好“二胡”把“天上布满星”和“社会主义好”拉得就像人唱的一样，让学生们听得入迷。
就是这么一个好老师，令人遗憾的是，竟然是一个摘帽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揪斗人的时候，马寨大队里的红卫兵们，曾经组织过一场批斗他的群众会，那个素来与他不睦的教唱歌的丁老师，跳上主席台，愤怒地揭发过他的若干反动言论，其中就有他宣扬美国科技先进的一些话，说他是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向党进攻，向祖国的花朵放毒。说到激愤处，丁老师说，陈聪老师改不了狗吃屎，反动的立场是一贯的。他举例说，陈聪老师早在1956年反右倾的时候，小师范还没有毕业，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疯狂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他打着向党提意见的旗号，写过一首“枣核诗”内容是：
饿
粮少
吃不饱
不敢大吵
束束腰
算了
唉
这首歪诗，明显是在攻击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丁老师讲得两嘴黏沫，把陈老师批斗得满头大汗，站在台子上，腰勾得像一只醉虾。
后来，丁老师又发现了陈聪老师自己用一个二极管、一个可变电容器、一根磁棒绕成的线圈、一根天线和几节干电池做成的简易收音机，就说他用这种装置偷听敌台广播，里通外国，是典型的阶级异己分子。然后逐级向上报告，县里和区里的教育主管部门非常重视，夺到领导权的县教育局的革命造反组织头头一声令下，把他开除出了教师队伍。这件事对杜小宝和他的同学们震动很大，谁也不会相信，可亲可敬的陈聪老师会是阶级敌人。
在陈聪老师卷起铺盖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一群孩子哭哭啼啼地送走了他们最好的老师。陪着学生们送陈老师的，还有大队文艺宣传队里那个唱“李铁梅”的春妮，她没有哭，用一只她亲手织的网兜，提着陈聪老师的洗脸盆子，跟在陈聪老师的身后，形影不离，而且越送越远，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一天起，我们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里，失去了一根台柱子。这个身架齐整、脸庞端庄，带点黑红色的漂亮姑娘，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在苦涩人生中扑腾的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