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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长运的第一学历，原本是高中毕业，在干部档案履历表上，填的却是大专，天知道这文凭是怎么弄来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定的时尚，过去许多干部，嘲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时，都以自己是“大老粗”引为自豪；在“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以后，就不说自己是“大老粗”了，纷纷表现得文诌诌的。可是，到底是不是人才，客观反映必然是在有无高学历上。于是，大家仿佛一夜之间，都搞到了大专以上文凭，摇身一变，全部是中、高级知识分子。不过，史主任确实有知识型领导的派头，已经有点谢顶的头上，为数不多的几根头发天天梳得顺溜溜的，一副近视眼镜整天架在鼻梁上。这两个特征，都给人以有学识、有水平的印象。有人考证过，为什么一个乡长，突然破格进了常委，升了副处级，当上了县委办公室的主任？一时找不到准确的答案。大家猜想，反正能够到这个位置上工作，按现在的思维方式和升迁逻辑，没有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显然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得到了县委宋书记的青睐。
史主任新官上任后，使原来在办公室工作的副主任和秘书、干事们，一开始面子上很有点过不去。你想，原来县委办是代表主要领导给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下命令的。那时节，县委办人员去了三道河乡，史乡长对县委办的同志们执礼甚恭，一直当领导对待。秘书们当然知道自己并不是领导，但在这个时候，心理上依然很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大家平时嘻嘻哈哈惯了，就算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也相得益彰。万万没有料到，现在人家突然成了自己的上司，一时难以适应。好在史主任一上来，好像从来没有干过乡长一样，没有过渡和铺垫就进入了角色，要求底下人办这办那的，决策果断，口气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自然也没有人敢顶着不办的。办公室人员又是素质最高、适应性最强的群体，所以一开始按照史主任的指示办事后，很快就克服了那种隐隐约约的不适之感。安排活儿最多的同志，反而有点受到宠幸的幸福感和得到重视的兴奋感，连最有希望接替方主任的丁副主任也较快地进入了状态，表现出很配合史主任工作的样子。
史主任首先从后勤开刀“三把火”烧得领导比较满意。一是把常委楼前拉了一道院墙，安了一个圆圈门，设置了两个门卫，除非县城、乡镇领导、机关办公人员和门卫熟悉的人到访，一概予以登记。这样一来，就把闲杂人员、上访人员隔离开来，使领导们决策全县的各种活动显得更加神秘、庄严。打那以后，再也没有闲杂人员乱跑到常委楼上的厕所大小便了，也没有更多的闲人随意找领导们说三道四了，领导们更能集中精力思考、阅读、谈话和办事，工作环境从而得到大幅度改善。二是从大伙抽出了一个饭菜做得最好的炊事员，在领导院内，开辟了一个专门供常委们吃喝的小灶，以方便一些不必去或不想去宾馆陪客的领导人，能够及时吃上可口的饭菜，并且节约了领导们宝贵的时间，方便了他们的工作和休息。同时，领导们参与接待应酬的正常活动，不再直接摆在机关同志们的眼皮底下，少了好多无谓的议论。三是把县委办原有的一台吉普车处理了，换成了一台普通桑塔纳。原因是方主任坐的那台桑塔纳自然报废后，县委办的交通工具就只剩下了这台吉普车，乘上这台四下透气、八下冒烟的老式交通工具，陪同主要领导下乡进厂，紧追慢赶也跟不上趟儿。县里的财政十分紧张，批一台新车要经过财政局反复核算，常务副县长、县长审批，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史主任当然不愿意这么麻烦。况且这时候再坐吉普车已经落伍，把旧车卖掉后添上钱，一车换一车，质量提高了，数量没有增加，谁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虽然这样，机关内仍然有人议论，说史主任是个“变小牌”主任，说什么“史主任一上任，门变小了，灶变小了，车变小了”这些瞎议论一点也挡不住史主任决定了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为了工作需要，更能体现出史主任的超前服务意识和领导决策能力。
接着是选拔人才。县委办文秘这一块，大家习惯地称作“中心组”这与县委领导们常说的“县委中心组学习”是两个不同概念。中心这一摊子，自从赵哲出走下海以后，在文字上，只剩下余乐萌秘书一个人担当操刀大任。其他几个年轻同志，只能写一些豆腐块小文章。为此，余秘书还高兴过一阵子，庆幸自己总算是熬到了“第一支笔”的份位上。余秘书深以赵哲的教训为经验，受到人们奉承时，总是谦虚地说：“号里没马驴出征啊！”其实在内心里，对自己还是很满意的。只要接受了任务，立刻雷动风响，让整个秘书班子给他提供素材，安排一群人向各单位要数字、要典型、要资料，办公室里的两、三部摇把子电话必然“嗷嗷”地搅个不停。虽然说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是在水平相近时可以那么比较，但在文字功底悬殊时，就相形见绌了。不到两三个月，县委办为了文字上的事情，几次受到主要领导狠狠地批评。余秘书自是灰头土脸儿，文字水平并不跟着批评见长，渐渐地感到力不从心了。这时，史主任和丁副主任两个人在一起密谋了数次，又开了一个主任办公会，拟订了一份进人的计划，他们先向宋维山书记汇报以后，又在常委会上提交讨论。
在常委会议上，宋维山书记严肃指出，文字功夫是县委的门面，选人的标准一定要严格，在政治标准不能降低的前提下，优先考虑的是具有文字功底的人。而且正当用人之际，必须选配一个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一上来就入路的人。宋维山书记特别强调指出，这次县委办选人，要的是真才实料，不开后门，不看面子，不需要常委们推荐和讨论。选谁不选谁，一切由县委办自己做主，选中的人能不能顶用，责任由县委办自负，任何人不得拿工作开玩笑。
这样一来，史主任和丁副主任感到压力很大，动力很足，煞费了一番苦心。通过明察暗访，在十来个人选中，逐一考察，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思考的“排中律”筛来筛去，终于发现了县文联的办公室主任查志强和设在刘集镇的县普通高中的副校长项明春这两个人最符合条件。汇报给宋维山书记后，宋书记说，干脆把两个人都调进来吧。于是，派出县委组织部立即考核，查、项二人很快办齐了调动手续，成了县委办公室的骨干力量。
史长运的第一学历，原本是高中毕业，在干部档案履历表上，填的却是大专，天知道这文凭是怎么弄来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定的时尚，过去许多干部，嘲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时，都以自己是“大老粗”引为自豪；在“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以后，就不说自己是“大老粗”了，纷纷表现得文诌诌的。可是，到底是不是人才，客观反映必然是在有无高学历上。于是，大家仿佛一夜之间，都搞到了大专以上文凭，摇身一变，全部是中、高级知识分子。不过，史主任确实有知识型领导的派头，已经有点谢顶的头上，为数不多的几根头发天天梳得顺溜溜的，一副近视眼镜整天架在鼻梁上。这两个特征，都给人以有学识、有水平的印象。有人考证过，为什么一个乡长，突然破格进了常委，升了副处级，当上了县委办公室的主任？一时找不到准确的答案。大家猜想，反正能够到这个位置上工作，按现在的思维方式和升迁逻辑，没有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显然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得到了县委宋书记的青睐。
史主任新官上任后，使原来在办公室工作的副主任和秘书、干事们，一开始面子上很有点过不去。你想，原来县委办是代表主要领导给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下命令的。那时节，县委办人员去了三道河乡，史乡长对县委办的同志们执礼甚恭，一直当领导对待。秘书们当然知道自己并不是领导，但在这个时候，心理上依然很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大家平时嘻嘻哈哈惯了，就算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也相得益彰。万万没有料到，现在人家突然成了自己的上司，一时难以适应。好在史主任一上来，好像从来没有干过乡长一样，没有过渡和铺垫就进入了角色，要求底下人办这办那的，决策果断，口气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自然也没有人敢顶着不办的。办公室人员又是素质最高、适应性最强的群体，所以一开始按照史主任的指示办事后，很快就克服了那种隐隐约约的不适之感。安排活儿最多的同志，反而有点受到宠幸的幸福感和得到重视的兴奋感，连最有希望接替方主任的丁副主任也较快地进入了状态，表现出很配合史主任工作的样子。
史主任首先从后勤开刀“三把火”烧得领导比较满意。一是把常委楼前拉了一道院墙，安了一个圆圈门，设置了两个门卫，除非县城、乡镇领导、机关办公人员和门卫熟悉的人到访，一概予以登记。这样一来，就把闲杂人员、上访人员隔离开来，使领导们决策全县的各种活动显得更加神秘、庄严。打那以后，再也没有闲杂人员乱跑到常委楼上的厕所大小便了，也没有更多的闲人随意找领导们说三道四了，领导们更能集中精力思考、阅读、谈话和办事，工作环境从而得到大幅度改善。二是从大伙抽出了一个饭菜做得最好的炊事员，在领导院内，开辟了一个专门供常委们吃喝的小灶，以方便一些不必去或不想去宾馆陪客的领导人，能够及时吃上可口的饭菜，并且节约了领导们宝贵的时间，方便了他们的工作和休息。同时，领导们参与接待应酬的正常活动，不再直接摆在机关同志们的眼皮底下，少了好多无谓的议论。三是把县委办原有的一台吉普车处理了，换成了一台普通桑塔纳。原因是方主任坐的那台桑塔纳自然报废后，县委办的交通工具就只剩下了这台吉普车，乘上这台四下透气、八下冒烟的老式交通工具，陪同主要领导下乡进厂，紧追慢赶也跟不上趟儿。县里的财政十分紧张，批一台新车要经过财政局反复核算，常务副县长、县长审批，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史主任当然不愿意这么麻烦。况且这时候再坐吉普车已经落伍，把旧车卖掉后添上钱，一车换一车，质量提高了，数量没有增加，谁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虽然这样，机关内仍然有人议论，说史主任是个“变小牌”主任，说什么“史主任一上任，门变小了，灶变小了，车变小了”这些瞎议论一点也挡不住史主任决定了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为了工作需要，更能体现出史主任的超前服务意识和领导决策能力。
接着是选拔人才。县委办文秘这一块，大家习惯地称作“中心组”这与县委领导们常说的“县委中心组学习”是两个不同概念。中心这一摊子，自从赵哲出走下海以后，在文字上，只剩下余乐萌秘书一个人担当操刀大任。其他几个年轻同志，只能写一些豆腐块小文章。为此，余秘书还高兴过一阵子，庆幸自己总算是熬到了“第一支笔”的份位上。余秘书深以赵哲的教训为经验，受到人们奉承时，总是谦虚地说：“号里没马驴出征啊！”其实在内心里，对自己还是很满意的。只要接受了任务，立刻雷动风响，让整个秘书班子给他提供素材，安排一群人向各单位要数字、要典型、要资料，办公室里的两、三部摇把子电话必然“嗷嗷”地搅个不停。虽然说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是在水平相近时可以那么比较，但在文字功底悬殊时，就相形见绌了。不到两三个月，县委办为了文字上的事情，几次受到主要领导狠狠地批评。余秘书自是灰头土脸儿，文字水平并不跟着批评见长，渐渐地感到力不从心了。这时，史主任和丁副主任两个人在一起密谋了数次，又开了一个主任办公会，拟订了一份进人的计划，他们先向宋维山书记汇报以后，又在常委会上提交讨论。
在常委会议上，宋维山书记严肃指出，文字功夫是县委的门面，选人的标准一定要严格，在政治标准不能降低的前提下，优先考虑的是具有文字功底的人。而且正当用人之际，必须选配一个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一上来就入路的人。宋维山书记特别强调指出，这次县委办选人，要的是真才实料，不开后门，不看面子，不需要常委们推荐和讨论。选谁不选谁，一切由县委办自己做主，选中的人能不能顶用，责任由县委办自负，任何人不得拿工作开玩笑。
这样一来，史主任和丁副主任感到压力很大，动力很足，煞费了一番苦心。通过明察暗访，在十来个人选中，逐一考察，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思考的“排中律”筛来筛去，终于发现了县文联的办公室主任查志强和设在刘集镇的县普通高中的副校长项明春这两个人最符合条件。汇报给宋维山书记后，宋书记说，干脆把两个人都调进来吧。于是，派出县委组织部立即考核，查、项二人很快办齐了调动手续，成了县委办公室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