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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自己是“师爷”时的项明春，在丰阳县委办公室，已经当了两年副主任。用另一个副主任侯全仓的话说，项主任在丰阳县文秘圈子里，是女同志刚刚用过的“护舒宝”（一种卫生巾品牌）——差不多红透了。他被公认为占了“两个第一”：一是“一等秘书”因为他直接跟的是县委书记杜旺民，几乎每天如影随形，寸步不离，所以各级各部门的头头，即使单独见到项明春，仍然十分恭敬、恭维，把项明春的话当成杜书记的指示。别说下级是这样，就连县委、县政府其他领导同志，都会让项明春三分，当然，应当把吴县长除外。二是全县“第一支笔”近两年县委的年初工作报告、杜书记在各种大型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出自项明春之手。这“两个一”集中在一人身上，在丰阳县委办公室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虽然他经常用自己的女朋友邬庆云的话：“伴君如伴虎”来告诫自己，时时避开风头，不事张扬，甘做“套中人”却从来没有感觉到杜书记在自己身上耍过“虎威”倒是自己这只狐狸跟着杜书记沾光不少，说话、办事所向披靡，比起司马皋当杜书记贴身秘书时，像个窝囊的小童养媳妇，强了不知多少倍。就像物理学上讲的，在杜书记形成的电磁场中，项明春处于场强最大的一个点上，想不发挥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项明春这个人，聪明、实在，性格内敛与外向和谐统一。脑子反映敏捷，处事周到得体。在维护领导形象，延伸领导智慧，辅助领导决策，保守领导机密等方面，做得很不错，所以，深得杜书记喜欢。
项明春能够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是他祖祖辈辈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的老家在县城东部的深山里。从他的父亲向上追溯，几代人没有一个识字的，都是老实八脚的农民。能够流传下来的口头“历史”就只有“我爷的爹”那么长的一段时间。这屈指可数的几代人，都因为家里穷，别说读书，能够把香火延续下来，就很艰巨。山里的汉子为人淳朴、梗直，有穷人的志气，这些硬性的气质从血脉深处传给了项明春。项明春的曾祖、祖父一直到他父亲年轻时候，虽然靠扛长工、打短工谋生，一年四季给土坷垃打交道，日子过得十分艰巨，却从不来干偷鸡摸狗、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教育子女唯一的祖训是，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能干坏事。但项明春的妈妈就要比爷爷、父亲好一些，她教育孩子的话，多了一点哲学意味，如“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世界上什么好吃？只有亏最好吃！”等等，经常在他耳边聒噪，使他一生受益。
老一代教育他的内容虽然不多，教育的方式却是农村常见的。项明春一生都会记得，在他十二岁那一年春天里的一天，他到河滩里去放猪，当几口猪拱饱了草根，哼哼唧唧地卧在臭青泥沟里以后，他实在没有事情可干，就用一把小刀在光滑的枫杨树皮上刻字，把自己的鼎鼎大名刻了上去，还把刻字的时间注了上去。这种恶作剧好比现在旅游景点上一些“缺德居士”在景物上刻字如出一辙。流着眼泪的树皮被他不识字的父亲看见了，气呼呼地骂他：“才这么大的jī巴孩子，就这么糟害人，长大后不知能够干多大的坏事！”脱下破鞋，不由分说，按着小小的项明春就是一顿暴打，直打得他在以后几天时间内，走路一直一瘸一拐的，把他母亲心疼得痛哭几场，骂他父亲是个狠心的畜生，不知道心疼孩子，打坏孩子是一辈子的事儿。可他父亲竟然没有一点悔悟的表示，因为他父亲自己也是接受这种教育方式长大的。事情过后，这顿暴打确实给项明春了极其深刻记忆，在幼小的心灵上刻下的烙印比他留在树上的印痕要深刻得多，让他一生都在损坏物品方面望而却步。
项明春小时候是个颇有天资的孩子。他的启蒙老师并不是教书的先生，而是一个瞎眼的老太太。他们是挨门邻居，不知从何说起，他管老太太叫姥姥娘，也就是长他四辈。老太太是一个大家闺秀出身，年轻时识文断字，到了老年，眼虽瞎了，心里却很亮堂。项明春的奶奶已经去世，爷爷和爹妈每天忙着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儿，没有人照顾他，他就整天依偎在这个一生难忘的亲人姥姥娘的怀里，缠着老人教儿歌、讲故事。老太太一边用一个小瓦盆放一盆清水，润湿着那双拳头大小的小脚，用指甲一点一点地往下掐茧子，一边给他讲述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故事，教会了他许多有益儿童心灵的儿歌。其中“王小打柴”、“牛二贩驴”等，充满了智慧和幽默，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勤奋好学的种子。然而老人家给他讲的故事中，更多的是包公一类的清官故事。他听不懂的东西太多，就边听边问，老人更是不厌其详，反复灌输。一次他说：“姥姥娘，我长大了也要当一个清官！”老人家听了喜极，抱着他亲了又亲，中午对他爹妈说：“你们的小春春儿，长大以后一定能成大气候！”家里人听了这个吉言，就开始缩食节衣，下决心把孩子培养成材。
才五岁多一点，他爹就带他到小学入学，老师看着一个瘦巴巴的、流着两筒青龙鼻涕的小家伙，嫌他太小，说什么也不收他。他爹好说歹说，央告老师收下他。老师无奈地说，既然这样，先不交学杂费，让他入班试试再说吧。谁知没过几天，老师就亲自上门，要走了一块五毛钱的学杂费，说这是一个聪慧的孩子，教了这么多年书，才发现这样一个又小又瘦，又对知识领悟力很强，一点就破的好学生。从此，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到了六年级，三十八个毕业生，只他一个人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级中学。
不管个人的能力再大，也必定受大气候的限制。他在那所鲜花满园的学校里，只学了一年多的初中课程，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于1966年的“五一六”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正式载入史册；随后，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更加猛烈的风暴。而后数年，虽然也有“复课闹革命”的时候，然而更多地是学工学农学人民解放军，向封资修开战，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晃几年过去，项明春混得了高中文凭。
高中毕业后，教育革命已经把高考废除了。他怀着对学校依依不舍的心情，回到家里，无所事事，整天下地干活儿挣工分。他在这个年龄阶段，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在山沟子里却找不到书读。他有一个邻居叔叔，喜欢在春节期间买些小册子之类的小本子，他就经常钻进这个叔叔的家里，把人家数年积累的农家历读了又读，把里边在纸缝中、边角处刊登的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如“二十四节气”、“生活小窍门”等，背诵得滚瓜烂熟。特别是到了夜里，他睡在生产队里的麦场上，仰望星空，对深邃神秘的宇宙充满好奇，对知识充满无限的渴求。
那时，大学并没有停止招生，但不需要考试，用的是推荐的方式。被推荐上学的人也不叫大学生，而时髦地叫做“工农兵学员”项明春出身在世代农民之家，没有过硬的关系，上学指标又极其有限，一个公社每年不过推荐七、八个大中专学生，生产大队如果能够争得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不够大队干部的子女消费，他就以为自己此生与大学无缘。
一个农家的孩子要想进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参军、上大学根本到不了他，凑巧大队初中缺一名教师，几架山、几道沟找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胜任的识字人，他才成为了大队学校里的一名民办教师。
有道是“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当民办教师倒是一个很不错的差事，教学相长，给项明春了一个自我学习、自我塑造的环境。同时，因为他有一定的文采，经常被公社抽去，参与了公社里不少典型材料、展览馆词、大批判文章的撰写，笔头子练得有些功底，不久，他就在家乡的人民公社小有名气。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由于知识界、教育界多年沉寂，人们对高考充满振奋，万众... -->>
想着自己是“师爷”时的项明春，在丰阳县委办公室，已经当了两年副主任。用另一个副主任侯全仓的话说，项主任在丰阳县文秘圈子里，是女同志刚刚用过的“护舒宝”（一种卫生巾品牌）——差不多红透了。他被公认为占了“两个第一”：一是“一等秘书”因为他直接跟的是县委书记杜旺民，几乎每天如影随形，寸步不离，所以各级各部门的头头，即使单独见到项明春，仍然十分恭敬、恭维，把项明春的话当成杜书记的指示。别说下级是这样，就连县委、县政府其他领导同志，都会让项明春三分，当然，应当把吴县长除外。二是全县“第一支笔”近两年县委的年初工作报告、杜书记在各种大型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出自项明春之手。这“两个一”集中在一人身上，在丰阳县委办公室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虽然他经常用自己的女朋友邬庆云的话：“伴君如伴虎”来告诫自己，时时避开风头，不事张扬，甘做“套中人”却从来没有感觉到杜书记在自己身上耍过“虎威”倒是自己这只狐狸跟着杜书记沾光不少，说话、办事所向披靡，比起司马皋当杜书记贴身秘书时，像个窝囊的小童养媳妇，强了不知多少倍。就像物理学上讲的，在杜书记形成的电磁场中，项明春处于场强最大的一个点上，想不发挥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项明春这个人，聪明、实在，性格内敛与外向和谐统一。脑子反映敏捷，处事周到得体。在维护领导形象，延伸领导智慧，辅助领导决策，保守领导机密等方面，做得很不错，所以，深得杜书记喜欢。
项明春能够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是他祖祖辈辈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的老家在县城东部的深山里。从他的父亲向上追溯，几代人没有一个识字的，都是老实八脚的农民。能够流传下来的口头“历史”就只有“我爷的爹”那么长的一段时间。这屈指可数的几代人，都因为家里穷，别说读书，能够把香火延续下来，就很艰巨。山里的汉子为人淳朴、梗直，有穷人的志气，这些硬性的气质从血脉深处传给了项明春。项明春的曾祖、祖父一直到他父亲年轻时候，虽然靠扛长工、打短工谋生，一年四季给土坷垃打交道，日子过得十分艰巨，却从不来干偷鸡摸狗、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教育子女唯一的祖训是，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能干坏事。但项明春的妈妈就要比爷爷、父亲好一些，她教育孩子的话，多了一点哲学意味，如“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世界上什么好吃？只有亏最好吃！”等等，经常在他耳边聒噪，使他一生受益。
老一代教育他的内容虽然不多，教育的方式却是农村常见的。项明春一生都会记得，在他十二岁那一年春天里的一天，他到河滩里去放猪，当几口猪拱饱了草根，哼哼唧唧地卧在臭青泥沟里以后，他实在没有事情可干，就用一把小刀在光滑的枫杨树皮上刻字，把自己的鼎鼎大名刻了上去，还把刻字的时间注了上去。这种恶作剧好比现在旅游景点上一些“缺德居士”在景物上刻字如出一辙。流着眼泪的树皮被他不识字的父亲看见了，气呼呼地骂他：“才这么大的jī巴孩子，就这么糟害人，长大后不知能够干多大的坏事！”脱下破鞋，不由分说，按着小小的项明春就是一顿暴打，直打得他在以后几天时间内，走路一直一瘸一拐的，把他母亲心疼得痛哭几场，骂他父亲是个狠心的畜生，不知道心疼孩子，打坏孩子是一辈子的事儿。可他父亲竟然没有一点悔悟的表示，因为他父亲自己也是接受这种教育方式长大的。事情过后，这顿暴打确实给项明春了极其深刻记忆，在幼小的心灵上刻下的烙印比他留在树上的印痕要深刻得多，让他一生都在损坏物品方面望而却步。
项明春小时候是个颇有天资的孩子。他的启蒙老师并不是教书的先生，而是一个瞎眼的老太太。他们是挨门邻居，不知从何说起，他管老太太叫姥姥娘，也就是长他四辈。老太太是一个大家闺秀出身，年轻时识文断字，到了老年，眼虽瞎了，心里却很亮堂。项明春的奶奶已经去世，爷爷和爹妈每天忙着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儿，没有人照顾他，他就整天依偎在这个一生难忘的亲人姥姥娘的怀里，缠着老人教儿歌、讲故事。老太太一边用一个小瓦盆放一盆清水，润湿着那双拳头大小的小脚，用指甲一点一点地往下掐茧子，一边给他讲述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故事，教会了他许多有益儿童心灵的儿歌。其中“王小打柴”、“牛二贩驴”等，充满了智慧和幽默，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勤奋好学的种子。然而老人家给他讲的故事中，更多的是包公一类的清官故事。他听不懂的东西太多，就边听边问，老人更是不厌其详，反复灌输。一次他说：“姥姥娘，我长大了也要当一个清官！”老人家听了喜极，抱着他亲了又亲，中午对他爹妈说：“你们的小春春儿，长大以后一定能成大气候！”家里人听了这个吉言，就开始缩食节衣，下决心把孩子培养成材。
才五岁多一点，他爹就带他到小学入学，老师看着一个瘦巴巴的、流着两筒青龙鼻涕的小家伙，嫌他太小，说什么也不收他。他爹好说歹说，央告老师收下他。老师无奈地说，既然这样，先不交学杂费，让他入班试试再说吧。谁知没过几天，老师就亲自上门，要走了一块五毛钱的学杂费，说这是一个聪慧的孩子，教了这么多年书，才发现这样一个又小又瘦，又对知识领悟力很强，一点就破的好学生。从此，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到了六年级，三十八个毕业生，只他一个人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级中学。
不管个人的能力再大，也必定受大气候的限制。他在那所鲜花满园的学校里，只学了一年多的初中课程，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于1966年的“五一六”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正式载入史册；随后，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更加猛烈的风暴。而后数年，虽然也有“复课闹革命”的时候，然而更多地是学工学农学人民解放军，向封资修开战，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晃几年过去，项明春混得了高中文凭。
高中毕业后，教育革命已经把高考废除了。他怀着对学校依依不舍的心情，回到家里，无所事事，整天下地干活儿挣工分。他在这个年龄阶段，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在山沟子里却找不到书读。他有一个邻居叔叔，喜欢在春节期间买些小册子之类的小本子，他就经常钻进这个叔叔的家里，把人家数年积累的农家历读了又读，把里边在纸缝中、边角处刊登的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如“二十四节气”、“生活小窍门”等，背诵得滚瓜烂熟。特别是到了夜里，他睡在生产队里的麦场上，仰望星空，对深邃神秘的宇宙充满好奇，对知识充满无限的渴求。
那时，大学并没有停止招生，但不需要考试，用的是推荐的方式。被推荐上学的人也不叫大学生，而时髦地叫做“工农兵学员”项明春出身在世代农民之家，没有过硬的关系，上学指标又极其有限，一个公社每年不过推荐七、八个大中专学生，生产大队如果能够争得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不够大队干部的子女消费，他就以为自己此生与大学无缘。
一个农家的孩子要想进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参军、上大学根本到不了他，凑巧大队初中缺一名教师，几架山、几道沟找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胜任的识字人，他才成为了大队学校里的一名民办教师。
有道是“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当民办教师倒是一个很不错的差事，教学相长，给项明春了一个自我学习、自我塑造的环境。同时，因为他有一定的文采，经常被公社抽去，参与了公社里不少典型材料、展览馆词、大批判文章的撰写，笔头子练得有些功底，不久，他就在家乡的人民公社小有名气。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由于知识界、教育界多年沉寂，人们对高考充满振奋，万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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