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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侯一定要修筑直道，而功臣们一定要打过大江，秦王政一定要远征西南，那么大家都要抢夺中央财政，最后就会形成最为恶劣的一种结果，那就是迫使中央加大赋税的征缴力度，拼命地“压榨”普罗大众，把“官”与“民”的矛盾推到极致。
到了那个时候就是生死悬于一线了，还要不要保住统一战果？还想不想瓜分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还是否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帝国，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
这就是拿未来的帝国做豪赌，谁不敢赌，谁迟疑不决，谁就输了，但谁敢赌，谁就是义无反顾地去舍身赴死，还是输。
这就是一个有输无赢的赌局，唯一能确保胜算的就是“庄家”就是秦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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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大臣们不管自己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也不管自己隶属于哪个政治势力，他首先必须站在中枢决策者的立场上考虑王国的未来。只要王国能在未来获得丰厚的利益，那么其所在的政治势力才能获得需要的利益，才能实现所追求的政治理念，否则，一切都是井中月水中花，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现在，秦王政的决策满足了他们对利益的追求，但结果是王国的利益被无限制地掠夺，中央财政肯定要崩溃，王国的未来一片黑暗。国祚岌岌可危，王国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依附于王国而生存的政治势力又拿什么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未来？
中枢大臣们的质疑声越来越大，但秦王政始终保持沉默。
他拿出这个决策后，他就是旁观者了，他相信没有哪个中枢大臣会反对自己的决策。当前形势下，还有比这个更完美的决策吗？肯定没有。
至于中枢大臣们的质疑，都集中在中央财政上，而如何提高中央财政，那不是秦王政这个最高决策者的事情，而是中枢大臣们的本职工作。
中枢议事很快进入**。
中央两大财政官长治粟内史卿冯去疾和少府卿王戊明确表态，中央财政无法保证大军在渡淮作战后继续进行渡江作战，也就是说，即便秦军在军事上具备了吞灭楚国的能力，但因为中央财政的极度匮乏，大军也只能止步于大江北岸。
言下之意，中央财政既然无法支撑大军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统一战争，那就更不要说去远征西南或者修筑直道了。
太尉公子腾、上将军王翦、蒙武、麃公，卫尉卿李瑶、中尉卿张唐等大臣从军事角度和统一战争的形势出发，强烈要求在最短时间完成灭楚之战，为此他们建议中枢马上修改赋税政策，加大赋税的征缴和徭役的征发力度。
太傅公子宝鼎、郎中令蒙嘉、廷尉卿李斯、御史中丞甘罗、内史公子成等大臣极力反对增加赋税和徭役，认为这是竭泽而渔，必将危及到国祚的安危。
这时候右丞相隗状、左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驷车庶长公子豹四位上公大臣提出了一个折衷意见，暂时不做增赋加徭的考虑，先进行渡淮作战，假如渡淮作战顺利，渡江作战也万事俱备，那么中央就以完成统一大业为第一要务，下令增赋加徭，全力保证大军渡江作战，完成中土的统一。
反之，假如渡淮作战不顺利，渡江作战更是困难重重，那么中央就必须改变统一战争的攻击策略，就必须开辟西南战场，然后对江东实施战略上的大包围，最后以南北夹击来完成对楚国的最后一击。
也就是说，增赋加徭势在必行，这是形势所逼，统一大业所必须，但实施力度不一样。假如大军在渡淮之后马上渡江作战，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统一大业，那增赋加徭的力度就不大；，反之，假如大军必须远征西南，必须以开辟西南战场来完成对楚国的攻击，那增赋加徭的力度就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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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大臣们旋即沉默。
这不是因为四位上公大臣的一致意见份量沉重，而是因为这明显是一个陷阱，一个反击秦王政的陷阱。
很明显，秦王政无意攻打江东，而武烈侯又一门心思要修筑直道发展北疆，那么无论功臣们如何努力，最终都会止步于大江北岸，既然如此，何不将计就计，让秦王政去远征西南？
远征西南的成功率有多大？看看楚国就知道了。楚国几百年来有不少胸怀大志的君王都有过开辟西南、拓展疆土的想法，有的甚至付诸实施，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南岭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条大渠改变不了现实，以今日大秦的国力和当前的形势，远征西南注定了要失败。
南岭大渠的开凿是武烈侯设下的一个陷阱，而西南策略更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幻，偏偏秦王政就上了武烈侯的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竟然相信了武烈侯的西南策略，竟然要远征西南，试图以远征西南来拖延统一的进程，延缓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试图以开辟西南来增加咸阳宫的权威，打破眼前政治上的困局，这未免过于异想天开了。
秦王政的决策一出，武烈侯和功臣们的矛盾骤然突出，武烈侯和豪门贵族迅速分裂，两者因为争夺中央财政势必要大打出手，而秦王政则可借此机会渔翁得利，调集中央财政去远征西南。但贵族们不想与武烈侯反目成仇。在他们的眼里，武烈侯和他们的目标都是分封诸侯，两者利益诉求一致，何必为了眼前的这点利益而大打出手，让秦王政渔翁得利？所以，干脆推动秦王政去远征西南。如此一来，秦王政和武烈侯为了争夺中央财政就要拔剑相向了，最后就算秦王政胜出了，武烈侯也必定从中阻挠，而江南控制在武烈侯手上，假如武烈侯出手阻挠，远征西南更是没有半分胜算。
形势发展到那一步，秦王政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必定以大败而结束，咸阳宫随即在政治上陷入全面的被动，可以想像，那时秦王政还拿什么来阻止功臣分封？
退一步说，就算秦王政说服了武烈侯，这对兄弟联手合作，创造了奇迹，赢得了远征西南的胜利，但远征西南的巨大耗费将把大秦拖进崩溃的绝境。
中央财政全面崩溃，秦王政拿什么统治王国？中央增赋加徭，国民不堪重负，必定引发叛乱，叛乱一起，功臣们率军戡乱，可以迅速增加对地方的控制力，同时也可以借助这一混乱形势对抗中央，拒绝中央的命令，在所控制地区实施“轻赋薄徭”以收买人心，于是也就形成了割据的事实。
割据形成事实，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秦王政还能阻止分封？那时他若想维持大秦的统一，唯一的办法也就是分封功臣了。
但这里面有个最大的变数，那就是武烈侯和北疆武力。
秦王政之所以敢于实施此策，就是因为他掌控了武烈侯和北疆的命脉，他可以借助北疆的强大武力威慑功臣，假如武烈侯志不在一方诸侯，而是野心勃勃要取代秦王政，那变数就太大了，武烈侯完全可以利用形势，先与秦王政合作诛杀功臣，然后再反噬咸阳，篡位谋国。
到了那一刻，秦王政固然是自取败亡，而功臣们也统统掉进了武烈侯的陷阱，最后秦王政和功臣们都成了武烈侯的口中食，为武烈侯做了“嫁衣裳”白白把一个帝国拱手送给了武烈侯。
变数始终是未知的，秦王政会防备武烈侯，而功臣们也会更加谨慎，但现在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三天后，中枢大臣们一致通过了秦王政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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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侯一定要修筑直道，而功臣们一定要打过大江，秦王政一定要远征西南，那么大家都要抢夺中央财政，最后就会形成最为恶劣的一种结果，那就是迫使中央加大赋税的征缴力度，拼命地“压榨”普罗大众，把“官”与“民”的矛盾推到极致。
到了那个时候就是生死悬于一线了，还要不要保住统一战果？还想不想瓜分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还是否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帝国，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
这就是拿未来的帝国做豪赌，谁不敢赌，谁迟疑不决，谁就输了，但谁敢赌，谁就是义无反顾地去舍身赴死，还是输。
这就是一个有输无赢的赌局，唯一能确保胜算的就是“庄家”就是秦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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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大臣们不管自己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也不管自己隶属于哪个政治势力，他首先必须站在中枢决策者的立场上考虑王国的未来。只要王国能在未来获得丰厚的利益，那么其所在的政治势力才能获得需要的利益，才能实现所追求的政治理念，否则，一切都是井中月水中花，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现在，秦王政的决策满足了他们对利益的追求，但结果是王国的利益被无限制地掠夺，中央财政肯定要崩溃，王国的未来一片黑暗。国祚岌岌可危，王国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依附于王国而生存的政治势力又拿什么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未来？
中枢大臣们的质疑声越来越大，但秦王政始终保持沉默。
他拿出这个决策后，他就是旁观者了，他相信没有哪个中枢大臣会反对自己的决策。当前形势下，还有比这个更完美的决策吗？肯定没有。
至于中枢大臣们的质疑，都集中在中央财政上，而如何提高中央财政，那不是秦王政这个最高决策者的事情，而是中枢大臣们的本职工作。
中枢议事很快进入**。
中央两大财政官长治粟内史卿冯去疾和少府卿王戊明确表态，中央财政无法保证大军在渡淮作战后继续进行渡江作战，也就是说，即便秦军在军事上具备了吞灭楚国的能力，但因为中央财政的极度匮乏，大军也只能止步于大江北岸。
言下之意，中央财政既然无法支撑大军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统一战争，那就更不要说去远征西南或者修筑直道了。
太尉公子腾、上将军王翦、蒙武、麃公，卫尉卿李瑶、中尉卿张唐等大臣从军事角度和统一战争的形势出发，强烈要求在最短时间完成灭楚之战，为此他们建议中枢马上修改赋税政策，加大赋税的征缴和徭役的征发力度。
太傅公子宝鼎、郎中令蒙嘉、廷尉卿李斯、御史中丞甘罗、内史公子成等大臣极力反对增加赋税和徭役，认为这是竭泽而渔，必将危及到国祚的安危。
这时候右丞相隗状、左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驷车庶长公子豹四位上公大臣提出了一个折衷意见，暂时不做增赋加徭的考虑，先进行渡淮作战，假如渡淮作战顺利，渡江作战也万事俱备，那么中央就以完成统一大业为第一要务，下令增赋加徭，全力保证大军渡江作战，完成中土的统一。
反之，假如渡淮作战不顺利，渡江作战更是困难重重，那么中央就必须改变统一战争的攻击策略，就必须开辟西南战场，然后对江东实施战略上的大包围，最后以南北夹击来完成对楚国的最后一击。
也就是说，增赋加徭势在必行，这是形势所逼，统一大业所必须，但实施力度不一样。假如大军在渡淮之后马上渡江作战，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统一大业，那增赋加徭的力度就不大；，反之，假如大军必须远征西南，必须以开辟西南战场来完成对楚国的攻击，那增赋加徭的力度就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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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大臣们旋即沉默。
这不是因为四位上公大臣的一致意见份量沉重，而是因为这明显是一个陷阱，一个反击秦王政的陷阱。
很明显，秦王政无意攻打江东，而武烈侯又一门心思要修筑直道发展北疆，那么无论功臣们如何努力，最终都会止步于大江北岸，既然如此，何不将计就计，让秦王政去远征西南？
远征西南的成功率有多大？看看楚国就知道了。楚国几百年来有不少胸怀大志的君王都有过开辟西南、拓展疆土的想法，有的甚至付诸实施，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南岭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条大渠改变不了现实，以今日大秦的国力和当前的形势，远征西南注定了要失败。
南岭大渠的开凿是武烈侯设下的一个陷阱，而西南策略更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幻，偏偏秦王政就上了武烈侯的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竟然相信了武烈侯的西南策略，竟然要远征西南，试图以远征西南来拖延统一的进程，延缓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试图以开辟西南来增加咸阳宫的权威，打破眼前政治上的困局，这未免过于异想天开了。
秦王政的决策一出，武烈侯和功臣们的矛盾骤然突出，武烈侯和豪门贵族迅速分裂，两者因为争夺中央财政势必要大打出手，而秦王政则可借此机会渔翁得利，调集中央财政去远征西南。但贵族们不想与武烈侯反目成仇。在他们的眼里，武烈侯和他们的目标都是分封诸侯，两者利益诉求一致，何必为了眼前的这点利益而大打出手，让秦王政渔翁得利？所以，干脆推动秦王政去远征西南。如此一来，秦王政和武烈侯为了争夺中央财政就要拔剑相向了，最后就算秦王政胜出了，武烈侯也必定从中阻挠，而江南控制在武烈侯手上，假如武烈侯出手阻挠，远征西南更是没有半分胜算。
形势发展到那一步，秦王政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必定以大败而结束，咸阳宫随即在政治上陷入全面的被动，可以想像，那时秦王政还拿什么来阻止功臣分封？
退一步说，就算秦王政说服了武烈侯，这对兄弟联手合作，创造了奇迹，赢得了远征西南的胜利，但远征西南的巨大耗费将把大秦拖进崩溃的绝境。
中央财政全面崩溃，秦王政拿什么统治王国？中央增赋加徭，国民不堪重负，必定引发叛乱，叛乱一起，功臣们率军戡乱，可以迅速增加对地方的控制力，同时也可以借助这一混乱形势对抗中央，拒绝中央的命令，在所控制地区实施“轻赋薄徭”以收买人心，于是也就形成了割据的事实。
割据形成事实，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秦王政还能阻止分封？那时他若想维持大秦的统一，唯一的办法也就是分封功臣了。
但这里面有个最大的变数，那就是武烈侯和北疆武力。
秦王政之所以敢于实施此策，就是因为他掌控了武烈侯和北疆的命脉，他可以借助北疆的强大武力威慑功臣，假如武烈侯志不在一方诸侯，而是野心勃勃要取代秦王政，那变数就太大了，武烈侯完全可以利用形势，先与秦王政合作诛杀功臣，然后再反噬咸阳，篡位谋国。
到了那一刻，秦王政固然是自取败亡，而功臣们也统统掉进了武烈侯的陷阱，最后秦王政和功臣们都成了武烈侯的口中食，为武烈侯做了“嫁衣裳”白白把一个帝国拱手送给了武烈侯。
变数始终是未知的，秦王政会防备武烈侯，而功臣们也会更加谨慎，但现在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三天后，中枢大臣们一致通过了秦王政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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