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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8章举贤不避亲
咸阳各方势力都举荐本系大员争夺司空一职，互不相让，僵持不下。
这天秦王政在御书房召见郑国，商讨秋后整修关中、河北等地的水利一事。商讨中，郑国有意提到了自己的弟子陈禄和他在江南主持的水利修缮事宜。陈禄在江南的时候不仅主持修凿南岭大渠，还负责江南的水利，江南十八方镇的垦荒屯田两年便见成效和水利建设的同步跟进有直接关系。
陈禄之所以加官升爵，和他在江南取得的功绩密切相关。当然了，朝廷有人好做官，假如陈禄不是隶属于关东系，他的师傅郑国不是秦王政的客卿，陈禄取得的这些功绩还是不足以让他获得目前的地位。
秦王政一听就明白了，郑国这是举贤不避亲，在向自己举荐陈禄。
陈禄现为司空左丞，名义上是司空府排序第三位的大员，但实际上司空府的左右丞官秩也就是中级官员，和地方上的都尉、监御史同级，距离司空这个上卿之位还是有不小的距离。
正常情况下，有资格出任司空这个中枢要职的官员在官秩上至少是两千石，在爵秩上至少是第十五等少上造爵，也就是说，其候选人不是中央府署的上卿大夫，就是某几个大郡的郡守，或者是爵至少上造的军中统率，而具备这些条件的文武大员在大秦最多也就二十多个。
陈禄绝对没有资格去竞争司空一职，但这是正常情况，而在特殊情况下，比如由秦王政亲自举荐提拔，那就一切皆有可能。
其实郑国可以向冯劫或者蒙嘉举荐自己的弟子，走正常渠道。冯劫是御史大夫，三公之一，当然有举荐权。蒙嘉是郎中令，郎中令的职责就包括官吏的选拔和举荐，郎中令府下的诸大夫实际上就是大秦高级官吏的备选。这些上卿大夫们既负责郎中令府的日常事务，也是大秦君王和中枢的智囊，如果放出去至少是一方郡守，而留在中央，则随时有机会进入中枢。比如甘罗，过去就是上卿大夫，外放南阳守相，再回京就可以入主九卿或者其他诸卿府，进入中枢参与国事决策了。
官吏选拔制度是官制的基础，而制度需要遵守，要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虽然破格提拔也是官吏选拔制度的一种，但因为其弊端太大，限制条件非常多，即便是君王，在行使这一权力的时候也非常谨慎，毕竟破坏制度也就是破坏律法，破坏公正的原则，最终损害的是制度本身，是国之根本，是中央的权威。
郑国如果通过冯劫和蒙嘉来举荐陈禄，走正常选拔渠道，难度不是一般得大。司空一职的竞争太利害，博弈太激烈，这时候任何一个错误都有可能导致本派系丧失对司空一职的竞争。冯劫和蒙嘉即便有心给郑国这个面子，但考虑到整个关东系的利益，估计也不会真正出力，最多也就是敷衍一下。
此时此刻陈禄若要上位，必须走非正常渠道，也就是由秦王政出面举荐，中枢共议，然后再破格提拔。这时候，郑国的作用就体现了，他是大秦客卿，有资格出入内廷与秦王政共议国事，当然也有机会向秦王政举荐一下自己的弟子。
秦王政尊崇“法治”“法治”的核心原则就是公平公正，就是遵循现行律法和制度，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动用特权去破坏制度，亵渎“法治”损害权威，所以自秦王政亲政以来，在官吏选拔上非常严格，基本上没有破格提拔的特例。
武烈侯公子宝鼎算是一个特例，但宝鼎的提拔也是建立在军功上，如果宝鼎没有足够的军功，秦王政完全可以阻止华阳太后对宝鼎的扶植，更不会授予他一等封君的爵位。王子出镇地方，王子封君，也是基于这一原则。当然了，王子建功相对来说很容易，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下山“摘桃子”但没办法，这是等级制度决定的，也是律法所规定的，试想这大好河山都是老嬴家的，宗室子弟能做到这一步，也实属不易了。
郑国不敢向秦王政举荐陈禄，担心贸然举荐反受其害，原因就在这里。此事虽然不违反律法，但关键问题是秦王政尊崇“法治”遵守大秦律法，反对这种破坏律法公正性的事情，一旦惹恼了秦王政，不要说陈禄从此失去前途，郑国一系也会受到连累。
但陈禄的态度非常坚决，而武烈侯的谋划也让郑国怦然心动。富贵险中求，一味的小心谨慎也无法让郑国一系在未来的大秦朝堂上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财富，还不如借此机会博一把，即便输了，以郑国一系的水利技术，在大秦混口饭吃还是不成问题。
郑国仔细运筹之后，向秦王政上奏秋后整修水利一事。秦王政对此非常关注，水利关系到粮食生产，关系到国之存亡，大秦的统一进程突然加快，与前几年河北、中原连续爆发的大旱有直接关系，假如赵国没有遭受连续的灾难，国力损失殆尽，大秦根本吞灭不了赵国，关东诸国尤其是齐楚燕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赵国灭亡。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值此中原决战的关键时刻，秦王政对郑国的这份奏议当然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关注，马上召他进宫共同商讨。
郑国在商讨中提到陈禄，呈述陈禄在江南的功绩，委婉地向秦王政举荐自己的这位弟子，并没有引起秦王政的不快，相反，他对此非常感兴趣，他隐约察觉到，陈禄这个人或许可以帮助咸阳宫解决当前的危机。
中原决战正在打，武烈侯正要带着大军南下参战，咸阳宫正在为决战之后的形势变化和政局发展进行谋划和布局，这时候却爆发了一场政治风暴，虽然秦王政和中枢把这场风暴控制住了，但咸阳各方势力为争夺司空府的控制权“大打出手”假如不能迅速平息这场争斗，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中原决战，更影响到咸阳宫对未来局势的全面掌控。
司空府在中央府署中因为其专业性而地位特殊。从王国发展角度来说，它非常重要，长城、都江堰、关中大渠、南岭大渠的修筑和大秦的日益强大就有直接关系，但从权力博弈角度来说，它就不重要了，甚至可以说是被边缘化了，它在国事决策上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试想一个主掌全国水土之事的府署能对大秦国策产生多大的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执行部门，只要执行中枢决策就行了。
但今天它在中枢中的话语权突然大了，份量也无限制扩大，因为它主掌直道的修筑，而直道的修筑直接关系到了秦王政和武烈侯、中央和北疆、咸阳宫和太傅府的权力博弈，所以咸阳各方势力都要去抢夺这个位置，谁抢到了，谁就能在未来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赢得更多。
武烈侯在中原决战前突然对关中熊氏“发难”其目标就是司空府，就是要掌控直道的修筑，就是要在未来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咸阳不是不知道司空府的重要性增大了，但司空府控制在楚系手中，楚系又紧紧依附于咸阳宫，这一位置可以说固若磐石，谁知武烈侯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给了咸阳宫雷霆一击，立即让咸阳宫陷入两难之境。
咸阳宫不能妥协，而不妥协的代价恐怕很严重。当然了，武烈侯不会拿统一大业来要挟咸阳宫，这一点武烈侯在离石会面中已经向秦王政做了承诺，但决战之后呢？假如武烈侯和老秦人联手，以武力逼迫咸阳宫增加封国数量呢？封国数量越多，越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但未来几年大秦的主要矛盾就是“分封”和“集权”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而中央若要控制地方，就必须赢得武烈侯的绝对支持，以强悍武力做中央后盾，帮助中央镇慑地方，所以中央和北疆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了大秦能否完成统一大业，能否在统一进程的最后阶段牢牢掌控局势。
咸阳宫要控制北疆就必须控制直道修筑，就必须控制司空这一中枢要职，因此楚系和关东系都想获得这一位置，谁能获得这一位置，谁就能在咸阳宫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老秦人获得这一位置的难度太大，于是老秦人就在暗中推波助澜，有意把水搅混了，以便从中谋利。最终不管谁拿... -->>
第398章举贤不避亲
咸阳各方势力都举荐本系大员争夺司空一职，互不相让，僵持不下。
这天秦王政在御书房召见郑国，商讨秋后整修关中、河北等地的水利一事。商讨中，郑国有意提到了自己的弟子陈禄和他在江南主持的水利修缮事宜。陈禄在江南的时候不仅主持修凿南岭大渠，还负责江南的水利，江南十八方镇的垦荒屯田两年便见成效和水利建设的同步跟进有直接关系。
陈禄之所以加官升爵，和他在江南取得的功绩密切相关。当然了，朝廷有人好做官，假如陈禄不是隶属于关东系，他的师傅郑国不是秦王政的客卿，陈禄取得的这些功绩还是不足以让他获得目前的地位。
秦王政一听就明白了，郑国这是举贤不避亲，在向自己举荐陈禄。
陈禄现为司空左丞，名义上是司空府排序第三位的大员，但实际上司空府的左右丞官秩也就是中级官员，和地方上的都尉、监御史同级，距离司空这个上卿之位还是有不小的距离。
正常情况下，有资格出任司空这个中枢要职的官员在官秩上至少是两千石，在爵秩上至少是第十五等少上造爵，也就是说，其候选人不是中央府署的上卿大夫，就是某几个大郡的郡守，或者是爵至少上造的军中统率，而具备这些条件的文武大员在大秦最多也就二十多个。
陈禄绝对没有资格去竞争司空一职，但这是正常情况，而在特殊情况下，比如由秦王政亲自举荐提拔，那就一切皆有可能。
其实郑国可以向冯劫或者蒙嘉举荐自己的弟子，走正常渠道。冯劫是御史大夫，三公之一，当然有举荐权。蒙嘉是郎中令，郎中令的职责就包括官吏的选拔和举荐，郎中令府下的诸大夫实际上就是大秦高级官吏的备选。这些上卿大夫们既负责郎中令府的日常事务，也是大秦君王和中枢的智囊，如果放出去至少是一方郡守，而留在中央，则随时有机会进入中枢。比如甘罗，过去就是上卿大夫，外放南阳守相，再回京就可以入主九卿或者其他诸卿府，进入中枢参与国事决策了。
官吏选拔制度是官制的基础，而制度需要遵守，要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虽然破格提拔也是官吏选拔制度的一种，但因为其弊端太大，限制条件非常多，即便是君王，在行使这一权力的时候也非常谨慎，毕竟破坏制度也就是破坏律法，破坏公正的原则，最终损害的是制度本身，是国之根本，是中央的权威。
郑国如果通过冯劫和蒙嘉来举荐陈禄，走正常选拔渠道，难度不是一般得大。司空一职的竞争太利害，博弈太激烈，这时候任何一个错误都有可能导致本派系丧失对司空一职的竞争。冯劫和蒙嘉即便有心给郑国这个面子，但考虑到整个关东系的利益，估计也不会真正出力，最多也就是敷衍一下。
此时此刻陈禄若要上位，必须走非正常渠道，也就是由秦王政出面举荐，中枢共议，然后再破格提拔。这时候，郑国的作用就体现了，他是大秦客卿，有资格出入内廷与秦王政共议国事，当然也有机会向秦王政举荐一下自己的弟子。
秦王政尊崇“法治”“法治”的核心原则就是公平公正，就是遵循现行律法和制度，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动用特权去破坏制度，亵渎“法治”损害权威，所以自秦王政亲政以来，在官吏选拔上非常严格，基本上没有破格提拔的特例。
武烈侯公子宝鼎算是一个特例，但宝鼎的提拔也是建立在军功上，如果宝鼎没有足够的军功，秦王政完全可以阻止华阳太后对宝鼎的扶植，更不会授予他一等封君的爵位。王子出镇地方，王子封君，也是基于这一原则。当然了，王子建功相对来说很容易，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下山“摘桃子”但没办法，这是等级制度决定的，也是律法所规定的，试想这大好河山都是老嬴家的，宗室子弟能做到这一步，也实属不易了。
郑国不敢向秦王政举荐陈禄，担心贸然举荐反受其害，原因就在这里。此事虽然不违反律法，但关键问题是秦王政尊崇“法治”遵守大秦律法，反对这种破坏律法公正性的事情，一旦惹恼了秦王政，不要说陈禄从此失去前途，郑国一系也会受到连累。
但陈禄的态度非常坚决，而武烈侯的谋划也让郑国怦然心动。富贵险中求，一味的小心谨慎也无法让郑国一系在未来的大秦朝堂上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财富，还不如借此机会博一把，即便输了，以郑国一系的水利技术，在大秦混口饭吃还是不成问题。
郑国仔细运筹之后，向秦王政上奏秋后整修水利一事。秦王政对此非常关注，水利关系到粮食生产，关系到国之存亡，大秦的统一进程突然加快，与前几年河北、中原连续爆发的大旱有直接关系，假如赵国没有遭受连续的灾难，国力损失殆尽，大秦根本吞灭不了赵国，关东诸国尤其是齐楚燕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赵国灭亡。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值此中原决战的关键时刻，秦王政对郑国的这份奏议当然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关注，马上召他进宫共同商讨。
郑国在商讨中提到陈禄，呈述陈禄在江南的功绩，委婉地向秦王政举荐自己的这位弟子，并没有引起秦王政的不快，相反，他对此非常感兴趣，他隐约察觉到，陈禄这个人或许可以帮助咸阳宫解决当前的危机。
中原决战正在打，武烈侯正要带着大军南下参战，咸阳宫正在为决战之后的形势变化和政局发展进行谋划和布局，这时候却爆发了一场政治风暴，虽然秦王政和中枢把这场风暴控制住了，但咸阳各方势力为争夺司空府的控制权“大打出手”假如不能迅速平息这场争斗，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中原决战，更影响到咸阳宫对未来局势的全面掌控。
司空府在中央府署中因为其专业性而地位特殊。从王国发展角度来说，它非常重要，长城、都江堰、关中大渠、南岭大渠的修筑和大秦的日益强大就有直接关系，但从权力博弈角度来说，它就不重要了，甚至可以说是被边缘化了，它在国事决策上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试想一个主掌全国水土之事的府署能对大秦国策产生多大的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执行部门，只要执行中枢决策就行了。
但今天它在中枢中的话语权突然大了，份量也无限制扩大，因为它主掌直道的修筑，而直道的修筑直接关系到了秦王政和武烈侯、中央和北疆、咸阳宫和太傅府的权力博弈，所以咸阳各方势力都要去抢夺这个位置，谁抢到了，谁就能在未来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赢得更多。
武烈侯在中原决战前突然对关中熊氏“发难”其目标就是司空府，就是要掌控直道的修筑，就是要在未来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咸阳不是不知道司空府的重要性增大了，但司空府控制在楚系手中，楚系又紧紧依附于咸阳宫，这一位置可以说固若磐石，谁知武烈侯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给了咸阳宫雷霆一击，立即让咸阳宫陷入两难之境。
咸阳宫不能妥协，而不妥协的代价恐怕很严重。当然了，武烈侯不会拿统一大业来要挟咸阳宫，这一点武烈侯在离石会面中已经向秦王政做了承诺，但决战之后呢？假如武烈侯和老秦人联手，以武力逼迫咸阳宫增加封国数量呢？封国数量越多，越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但未来几年大秦的主要矛盾就是“分封”和“集权”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而中央若要控制地方，就必须赢得武烈侯的绝对支持，以强悍武力做中央后盾，帮助中央镇慑地方，所以中央和北疆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了大秦能否完成统一大业，能否在统一进程的最后阶段牢牢掌控局势。
咸阳宫要控制北疆就必须控制直道修筑，就必须控制司空这一中枢要职，因此楚系和关东系都想获得这一位置，谁能获得这一位置，谁就能在咸阳宫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老秦人获得这一位置的难度太大，于是老秦人就在暗中推波助澜，有意把水搅混了，以便从中谋利。最终不管谁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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