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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十八日，老王进城里看我们来了。
原来我曾与冯忠帮、孙良等知青同学约好，要去剑河县潘溪乡的小广村去看望老王。然而，不是嫌道路难走，就是因天气不好，借口多多，终因犹豫不定，顾虑重重而未成行。
老王要来了，在凯里的知青同学，特别是我们一个大队的十几名知青，大家都很热情，没有哪一个态度冷漠的。看来，这40多年的患难友情已经深深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是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老董、老英与莫葆芝还热情地到凯里汽车站去迎接老王。在不知道老王坐什么车次的情况下，单凭大约到达的时间也接到了老王。后来才知道，老王并非乘坐剑河县至凯里市的班车，而是走潘溪乡村公路到三穗县款场镇乘坐三穗县至凯里市的班车。
老王奉母命回家结婚居山乡几十年，除了偶尔来凯里外，只有一次他到广西打工帮人收甘蔗去了一个多月，就再也没有出过远门了。那也是他唯一的一次见识外面的世界。
老王进城来，城里人一眼就会看出他是“乡下人”以至在他进城的第二天早上，小偷就瞄上了他，我们送给他买东西的钱被偷了个一干二净。
大热天的，老王还穿着一件黄军服，脚上是一双城里已很少见到的解放鞋。因风吹日晒而黑红多皱的脸，显得苍老而木讷。
第一天见面时，与我们这些老同学也没有什么话说，只是机械地回答问话：“老王还好吧，——好”“家里都好吧，——好”
为了表达我欢迎老王的心情，我特意在高级酒店的豪华包间用国酒茅台设宴款待老王和所有来陪同的知青同学。
老王大概是从来没有进过这样的地方，竞显得手足无措，站着不知坐下，坐下后就不再挪动。同学们在敬酒时说一些欢迎、祝福的话，他也不知如何回答，只是闷着头喝酒，也不会回敬大家，默默地坐在那里，让我们看了心酸不已。
老王啊，我们大伙原来都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啊，大伙同甘共苦六七年，有吃没吃，照样乐乐嗬嗬，风风雨雨，依然充满幻想。何以在几十年后，我们之间就有了这样的差别与距离了呢。真是环境影响人生啊。“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何况老王一个老实巴交普普通通的农民哟。然而，我们是“齐人无事忧天倾”悲观过了头了。我们以城市小资或城市中产的心态来看老王是片面的和失当的。
老王在大家的盛情挽留下，在城里住了三天。在凯里的知青战友轮流做东宴请了老王。三天中，老王渐渐恢复了自然。特别是喝两杯酒下肚后，终于打开了话闸，兴致勃勃地讲起了当年的故事。他甚至还记得我在那缺吃少穿的困难年代，一年当中没得几片肉吃的穷苦中也不吃肥肉的生活习惯。说起当时村里男女青年“玩马郎”的情景时竞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家高兴了，纷纷说个不停。孙良还说起与我一起爬汽车的笑话：有一年冬天，我俩从凯里要赶回到“万潮公社”乡下，好不容易在上坡路段爬上了一辆卡车（因为招手搭车是失望的多，除非有姑娘出面才有可能），谁知在下坡时车速加快，一阵风吹来，把我戴的一顶“毛毛帽”吹落到车下去了，我急忙拍打司机室的顶棚叫停车，司机这才知道我们爬上了他的车。很生气，故意开了好长一段路才停车，我俩跳下车后就往回跑去找帽子。找到帽子后我才说话。那时穷，舍不得花五角钱坐班车，而一顶“毛毛帽”要值好多个五角钱，不找回来行吗！后来这顶帽子我返城时送给了村里的农民朋友张启华了。大家在笑声中又忆起了许多在乡下的旧闻轶事，那曾经相熟相知的乡亲故知、旧友，就像“放电影”一样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那个爱护和关心知青，如同我们的长辈亲人一般的大队长潘锡胜。那时，他经常教育当地社员“要爱护知青，如果我们自己的子女到外地去劳动，人家要是欺负起来，我们心里难过不”？
那个叫吴朝兴的生产队长，每天清晨喊社员“挨高锣”（苗语，出工罗），知青们背地里都叫他“哇哇凹”（这是苗语“扶法高”明天的活路之谐音）。因为吴队长每天傍晚收工前都要布置明天干什么活，第一句话就是“哇哇凹”
而另一个叫金明生的生产队长，则总是在要收工时说“再干一会儿”完了又说“还再干一点”一直到天快黑了才罢休。他没有什么生产指标，指标就是“天黑”
还有一个会看相把我们知青前途看得很准的“潘老树”以及他那个同母不同父的、妹声妹气的哥哥龙启荣，女知... -->>
今年六月十八日，老王进城里看我们来了。
原来我曾与冯忠帮、孙良等知青同学约好，要去剑河县潘溪乡的小广村去看望老王。然而，不是嫌道路难走，就是因天气不好，借口多多，终因犹豫不定，顾虑重重而未成行。
老王要来了，在凯里的知青同学，特别是我们一个大队的十几名知青，大家都很热情，没有哪一个态度冷漠的。看来，这40多年的患难友情已经深深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是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老董、老英与莫葆芝还热情地到凯里汽车站去迎接老王。在不知道老王坐什么车次的情况下，单凭大约到达的时间也接到了老王。后来才知道，老王并非乘坐剑河县至凯里市的班车，而是走潘溪乡村公路到三穗县款场镇乘坐三穗县至凯里市的班车。
老王奉母命回家结婚居山乡几十年，除了偶尔来凯里外，只有一次他到广西打工帮人收甘蔗去了一个多月，就再也没有出过远门了。那也是他唯一的一次见识外面的世界。
老王进城来，城里人一眼就会看出他是“乡下人”以至在他进城的第二天早上，小偷就瞄上了他，我们送给他买东西的钱被偷了个一干二净。
大热天的，老王还穿着一件黄军服，脚上是一双城里已很少见到的解放鞋。因风吹日晒而黑红多皱的脸，显得苍老而木讷。
第一天见面时，与我们这些老同学也没有什么话说，只是机械地回答问话：“老王还好吧，——好”“家里都好吧，——好”
为了表达我欢迎老王的心情，我特意在高级酒店的豪华包间用国酒茅台设宴款待老王和所有来陪同的知青同学。
老王大概是从来没有进过这样的地方，竞显得手足无措，站着不知坐下，坐下后就不再挪动。同学们在敬酒时说一些欢迎、祝福的话，他也不知如何回答，只是闷着头喝酒，也不会回敬大家，默默地坐在那里，让我们看了心酸不已。
老王啊，我们大伙原来都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啊，大伙同甘共苦六七年，有吃没吃，照样乐乐嗬嗬，风风雨雨，依然充满幻想。何以在几十年后，我们之间就有了这样的差别与距离了呢。真是环境影响人生啊。“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何况老王一个老实巴交普普通通的农民哟。然而，我们是“齐人无事忧天倾”悲观过了头了。我们以城市小资或城市中产的心态来看老王是片面的和失当的。
老王在大家的盛情挽留下，在城里住了三天。在凯里的知青战友轮流做东宴请了老王。三天中，老王渐渐恢复了自然。特别是喝两杯酒下肚后，终于打开了话闸，兴致勃勃地讲起了当年的故事。他甚至还记得我在那缺吃少穿的困难年代，一年当中没得几片肉吃的穷苦中也不吃肥肉的生活习惯。说起当时村里男女青年“玩马郎”的情景时竞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家高兴了，纷纷说个不停。孙良还说起与我一起爬汽车的笑话：有一年冬天，我俩从凯里要赶回到“万潮公社”乡下，好不容易在上坡路段爬上了一辆卡车（因为招手搭车是失望的多，除非有姑娘出面才有可能），谁知在下坡时车速加快，一阵风吹来，把我戴的一顶“毛毛帽”吹落到车下去了，我急忙拍打司机室的顶棚叫停车，司机这才知道我们爬上了他的车。很生气，故意开了好长一段路才停车，我俩跳下车后就往回跑去找帽子。找到帽子后我才说话。那时穷，舍不得花五角钱坐班车，而一顶“毛毛帽”要值好多个五角钱，不找回来行吗！后来这顶帽子我返城时送给了村里的农民朋友张启华了。大家在笑声中又忆起了许多在乡下的旧闻轶事，那曾经相熟相知的乡亲故知、旧友，就像“放电影”一样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那个爱护和关心知青，如同我们的长辈亲人一般的大队长潘锡胜。那时，他经常教育当地社员“要爱护知青，如果我们自己的子女到外地去劳动，人家要是欺负起来，我们心里难过不”？
那个叫吴朝兴的生产队长，每天清晨喊社员“挨高锣”（苗语，出工罗），知青们背地里都叫他“哇哇凹”（这是苗语“扶法高”明天的活路之谐音）。因为吴队长每天傍晚收工前都要布置明天干什么活，第一句话就是“哇哇凹”
而另一个叫金明生的生产队长，则总是在要收工时说“再干一会儿”完了又说“还再干一点”一直到天快黑了才罢休。他没有什么生产指标，指标就是“天黑”
还有一个会看相把我们知青前途看得很准的“潘老树”以及他那个同母不同父的、妹声妹气的哥哥龙启荣，女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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