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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到尾只花了六星期。是爱尔兰人，非常出色。这地方，他们一个月就可以打理好。”
我很想鼓励他这么做。一群爱尔兰工人，一旦尝到在普罗旺斯做工的甜头——阳光和煦，酒便宜，怠工没关系；屋主远在千里外，没人挑毛病——何乐而不为。我可以预见他们直拖到十月还没做完，说不定八月间还把全家从英国接来，大伙儿好好度个假。
不过，我还是老实告诉东尼，他还是雇用本地工人的好，而且应该请一位建筑师，负责召募工人。
“不需要建筑师，”他说：“我完全知道要怎么整修。”他当然知道。“举手之劳的事，干吗要花大钱请他？”好啦，我帮不上忙，他什么都知道。我问他何时回英国。“今晚，’‘他宣读了他忙碌的日程。周一要见客户，接着去纽约三天，又是在那里开业务会议。他滔滔不绝地说，表明自己乃是不可或缺的行政主管。“总之，”他说：“我会跟你联系。一两周内我还不会下手买那房子，不过一旦签约，我会马上告诉你。”
妻和我坐在游泳池边，纳闷我们怎么总躲不开厚颜无礼之人的纠缠。到夏天，这种人来的还会更多，来要吃要喝要住，游了几天泳之后要我们送上机场。
我们自认并非孤僻遁世，但与东尼短暂接触的经验，足以提醒我们。往后的几个月内，我们需要坚定的立场，机灵的反应，以及一具电话答录机。
私人土地内有毒蛇
马索一定意识到夏季的到来，因为几天后我在林中看到他时，他正忙着加固防止露营者侵入的围篱。在写着“私人土地！”的几块牌子下方，他又钉上了一连串简短凶恶的警语：“内有蝮蛇！”
最佳的警告方式。既不像“内有恶犬”、“当心触电”之类的说法需要眼见为证，又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再不怕死的露营客，夜晚钻进睡袋以前，总要考虑考虑底下会不会蟋曲着某条毒蛇。我问马索，卢贝隆山区真的有蝮蛇吗？他摇着头，对于外国人的无知再度表示惋惜。
“是啊，”他说：“不算大啦，”他用手比了比，30公分长的样子：“可是你如果被咬，45分钟以内就得赶到医生那去，否则”他做了个鬼脸，头歪向一边，舌头伸出来：“人家说，蝮蛇咬男人，男人死；可是蝮蛇咬女人，”他倾身向前，挑动眉毛：“蝮蛇亡。”他乐不可支地吁吁喘着粗气，递给我一根粗大的黄色香烟：“没穿上结实的靴子，千万别上山散步。”
据大学者马索说，卢贝隆蝮蛇通常避开人类，只有在受到骚扰时才会攻击。一旦被蛇追赶，马索的建议是作之字形的跑，而且最好往上跑，因为蝮蛇发怒时，在平地上短距离直线冲刺，速度超得过人。我紧张地四下张望，马索哈哈大笑：“当然啦，你也不妨学学农夫的本事，一把抓住它的七寸要害，捏得它嘴巴大张，往它嘴里猛吐一口唾沫，啪！它就一命鸣呼了。”
他示范着吐了一口痰，命中他养的一条狗的脑袋。“但最好还是，”马索说：“带个女人同行。女人跑得没男人快，蛇会先咬到她。”他回家去吃早餐了，留下我，小心翼翼地穿越树丛，一路练习吐痰。
游客部落
复活节假期到了，我们的30余棵樱花树一齐开放。从马路上望过来，房子好像浮在一片粉红与白色交织的海上。开车路过的人都停车拍照，探头探脑地沿着车道往上走，直到听见狗吠，才掉头回去。有一伙人特别大胆，竟开着一辆瑞士牌照的车子，直抵我们屋前。
“我们要在这里野餐，”开车的那位告诉我。
“对不起，这儿是私人住宅。””
“不，不，”他挥动一张地图说：“这儿是卢贝隆。”
“不，不，”我指着山：“那儿才是卢贝隆。”
“可是我不能把车开上去。”
他悻悻地开车走了，在我们努力栽培的草皮上留下深深的车辙。旅游季节就这么开始了。
复活节那个周日，山上村子里的小停车场挤得满满的，没有一辆车子挂的是本地牌照。观光客在窄街小巷里猎奇寻趣，往人家家里张望，在教堂前面摆姿势拍照。成天闲坐在杂货店隔壁门坎儿上的小伙子，伸手向每个过路人要10法郎，说是没钱打电话，而其实他收了钱便踱进咖啡馆享乐去了。
“进步咖啡馆”是一家多年维持丑陋面貌的店子，室内设计师看到它一定大失所望恶梦不断。摇摇晃晃的桌椅全不搭配，墙上挂的画沉默可憎，厕所传出的飞溅声声声入耳，隔壁冰淇淋店又十分嘈杂，老板粗鲁，连狗都丑陋不堪。然而，厕所旁边有一座玻璃阳台，视野宽广。端杯啤酒坐在那里，观赏远山近村的景色变化，可以把阿尔卑斯山都收进眼底。桌上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警告你不得把烟蒂丢到窗外，因为下面是一家露天餐厅，顾客曾经对此抱有怨言。但你只要遵守规则，没有人会来打扰你。本地客都坐在吧台边，阳台是观光客才去的地方。复活节的周日，阳台上高朋满座。
有荷兰人，登山靴、背包齐全；有德国人，一身珠光宝气，像是要赴宴会；有巴黎人，脸上摆着傲气与精明，仿佛在用放大镜察看细菌；还有一个英国人，脚踏凉鞋，敞开上班穿的那种条纹衬衫领，在用袖珍计算器计算这趟度假花了多少钱，他的妻则在写风景名信片给家乡的邻居。老板的狗在桌间追来赶去，嗅寻掉落的糖粒，吓得那些干净利落的巴黎人直往后退。收音机虽播放着女歌手的歌声，却敌不过厕所制造的杂音。吧台上又响起一片酒杯碰撞声，原来本地客纷纷结帐，该回家吃午饭了。
咖啡馆外，三辆车纠结成一团，车主相互咆哮。其实只要其中一辆后退10公尺，这结就打开了，可是法国人认为开车让路有失威风，正如他们喜欢随地停车。在危险弯路上任意超车，好像那才是法国人的作为。他们常批评意大利人开车横冲直撞，我倒主张，夜晚饿着肚子在100号公路上飞驰的法国人，才是最要命的疯子。
电线杆和驻虫
我离开小村，驾车回家。本季第一宗车祸刚刚在这条路上发生：“一辆白色标致旧型车，屁股撞上一根木制电线杆，把它撞成两段。左右并无其他车辆，道路也平坦干净，叫人想不通车屁股怎么狠狠地与电线杆遭遇。”一个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搔头，看见我停车，他咧开嘴笑了。
我问他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他说：“车子恐怕报销了。”我看看上半身弯向车顶的电线杆——几根电话线吊住它，所以没有完全倒下——它也报销了。
“我们得快走，”年轻人说：“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竖起一根手指压在唇上。“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就在路那头。我要去找辆拖拉机。”
他上了我的车，肇事原因立刻明了，原来他一身酒气，仿佛刚在酒里洗过澡似的。他解释为什么得急速且秘密地把车吊走。邮局若知道他撞坏了电话线杆，会向他索赔。“不能让别人知道。”他重复，边说边加强语气似的打了两个酒嗝。
我把他送到，自己回家。半小时后，我又开车去看拖吊工作是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
车子还在那儿，旁边围了一群农夫，七嘴八舌地争吵着。马路上另有两部小汽车和一辆拖拉机，挡住了路面。我正看着，又一辆车开来，接起喇叭，催拖拉机让路。开拖拉机的人手指肇事残骸，耸耸肩膀。喇叭声再度响起，这次响个不停，回声振动山谷，相信在两公里外的梅纳村都听得到。
骚乱又持续了半小时，标致车终于拖出沟渠，神秘车队消失在通往本地修车厂的那个方向，留下电线杆在微风中吱嘎作响，似乎在哀叫救命。
邮局一周后派人来换装，又吸引了一小群人围观。邮局的人问一个农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农夫一脸无辜的样子耸了耸肩。“谁晓得？”他说：“虫蛀的吧？”
宾主对话
巴黎来的一位朋友，一脸茫然审视他已空的酒杯，仿佛有人趁他不注意时倒空了它。我为他添上酒，他靠回椅背，面孔朝着阳光。
“在巴黎，我们还开着暖气呢，”嘿一口冰凉的甜酒，他说：“雨下了好几个星期。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里了。提醒你，我可不适合住在这里。”
他看起来适合得很，饱餐一顿之后沐浴着阳光。但我不跟他争论。
“你一定不会喜欢，”我说：“你说不定会晒出皮肤癌，又因为酒喝得太多，得了肝硬化。就算你觉得还可以，你也会想念在巴黎看戏的乐趣。再说，你在这儿成天都干什么呢？”
他懒洋洋地斜眼看我，戴起太阳眼镜：“一点不错。”
很多对话我们经常重复：
“你不想念朋友们吗？”“不想，他们会来这儿看我们。”
“你不怀念英国电视吗？”
“不怀念。”
“英国总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怀念的吧？”
“桔子柠檬果酱。”
接下来是他们真正想问的问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出：你们成天都干些什么呢？
巴黎来的这位朋友，换了一种方式问：
“你们不觉得无聊吗？”
不会。我们异常忙碌。我们觉得法国乡村生活的每一天都新鲜有趣。我们改造家里屋子，让它配合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过程缓慢，我们也乐在其中；我们设计花园，种植草木；我们计划铺建一座法国滚球场，法语也有待学习，还有那么多村落、葡萄园和市场等着我们去开发、去欣赏。时光过得很快；无暇多想别的。又永远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上星期，就有这么一件奇妙的插曲。
信箱与地毯
先是星期一，邮差先生上门来。他很不高兴，匆忙地握了手之后便单刀直入地问我，到底把信箱藏到那里去了。时间已近正午了，他还有好些信要送，再要跟信箱捉迷藏的话，这信可怎么送得完呢？
我说我并没有藏起信箱，信箱不就在车道头上，结结实实地挂在钢柱子上吗？
“没有，”邮差说：“给拿走了。”
没办法，我只好跟他一道走下去，又一起在道旁的树丛里搜寻了五分钟，看是不是给撞掉到那儿去了。没有。若不是那根钢柱还竖在地面，此处全看不出曾经摆过信箱。
“你看吧，”邮差说：“我就说嘛。”
会有人偷信箱？难以置信。可是邮差先生见多识广。“这是常有的事，”他说：“这里的人有点malfini。”
什么意思？
“神经病。”
我们回屋去，喝杯酒，平复他的心清，也好谈谈装个新信箱的事。他很乐意卖一个给我。我们谈好，新信箱应该设在旧水井旁，高约70公分，他坐在邮车里就可以把信丢进信箱。
这么说，该去水井旁勘察一番，量量尺寸什么的，可是已经到了午餐时间了，邮局的业务，等到两点钟以后再进行吧。
几天后，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从屋中召出，我看见狗儿们围着一辆崭新的白色奔驰车乱转。驾车人不敢下车，只拉下一半车窗。我往里觑，是一对个头矮小、皮肤棕黑的夫妇，紧张地对着我笑。他们说我的狗可真凶，问可否容许他们出来。两人都是城里人打扮，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斗蓬、帽子俱全，脚穿漆皮靴子。
地毯商人
你在家，太好了。他们说，房子真漂亮。你在这儿住很久了吗？没有？那你一定需要几张真正的东方地毯了。今天我很走运，他们刚从亚维依，参加一个重要的地毯展销会回来，有几张特选地毯，刚好没卖掉。本是要运回巴黎去的，有品味的巴黎人一定抢着买。但这夫妇二人决定绕乡间小道逛逛，命运带领他们，来到我面前。为了纪念这偶然的缘份，他们愿以“极动人的价格”让我挑选他们的精选商品。
光洁利落的小个子向我述说这大好消息时，他的妻子已经把地毯搬下车，在车道上舒展地铺展开来。她大声赞叹每一块地毯：“啊，真是美！”“看它在阳光下的色彩！”“这一块——嗅，我真舍不得割爱！”她快步走过来，加入我们谈话的阵容，漆皮靴子铮亮。她和丈夫满怀期待地望着我。
普罗旺斯人对于卖地毯的人没有好感。形容一个人是“地毯商”等于骂他狡猾，甚至是无耻小人。也曾有人告诉我，流动的地毯商常是小偷的同伙，来计探你家中虚实。地毯也可能是假货，或是偷来的。
可是这两人不像骗子，我又觉得内中一块小地毯挺出色。
我不应该把这想法说了出来。那女子看了她丈夫一眼，演练纯熟地作出惊讶的表情：“了不起！”她叫起来：“先生的眼光真准。这也是我们两人都最偏爱的。但何不再买一块大些的呢？”
啊啊，我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他们略一迟疑，马上说不成问题。我可以开支票，不过，付现金另有折扣就是了。我再看看地毯，我的一条狗躺在上面，微微打着鼾。那女子很得意：“您看，先生，您的爱犬已经为您挑选好了。”
我很不在行地还价三分钟，就价格五折成交。我回屋取出支票簿来填，那两人在旁边仔细地看，叮嘱我不要填收票人名衔。
他们慢慢把车开走，小心绕过我新买的地毯和在上面熟睡的狗，说他们明年还会再来。那女子笑着，坐在地毯堆中，像女王一般向我挥手。
他们的到来，花去我整个早晨。
本周最后一桩插曲则不太愉快。一辆卡车来运送砂石，要倒车至他自己选定的卸货地点，后轮忽然掉下去。一阵劈啪声，卡车向后倾斜，刺鼻的气味儿弥漫。司机下来查看损坏情况，不假思索地吐出在那当儿最恰当的字眼：
“妈的！”
他撞到化粪池里去了。
“所以你看，”我对巴黎来的那位朋友说：“新鲜事儿总是一桩接着一桩，永远不会有无聊的时候。”
他没有回答。我推推他，摘下他的太阳眼镜。刺眼的阳光唤醒了他。
“啊？什么？”
从头到尾只花了六星期。是爱尔兰人，非常出色。这地方，他们一个月就可以打理好。”
我很想鼓励他这么做。一群爱尔兰工人，一旦尝到在普罗旺斯做工的甜头——阳光和煦，酒便宜，怠工没关系；屋主远在千里外，没人挑毛病——何乐而不为。我可以预见他们直拖到十月还没做完，说不定八月间还把全家从英国接来，大伙儿好好度个假。
不过，我还是老实告诉东尼，他还是雇用本地工人的好，而且应该请一位建筑师，负责召募工人。
“不需要建筑师，”他说：“我完全知道要怎么整修。”他当然知道。“举手之劳的事，干吗要花大钱请他？”好啦，我帮不上忙，他什么都知道。我问他何时回英国。“今晚，’‘他宣读了他忙碌的日程。周一要见客户，接着去纽约三天，又是在那里开业务会议。他滔滔不绝地说，表明自己乃是不可或缺的行政主管。“总之，”他说：“我会跟你联系。一两周内我还不会下手买那房子，不过一旦签约，我会马上告诉你。”
妻和我坐在游泳池边，纳闷我们怎么总躲不开厚颜无礼之人的纠缠。到夏天，这种人来的还会更多，来要吃要喝要住，游了几天泳之后要我们送上机场。
我们自认并非孤僻遁世，但与东尼短暂接触的经验，足以提醒我们。往后的几个月内，我们需要坚定的立场，机灵的反应，以及一具电话答录机。
私人土地内有毒蛇
马索一定意识到夏季的到来，因为几天后我在林中看到他时，他正忙着加固防止露营者侵入的围篱。在写着“私人土地！”的几块牌子下方，他又钉上了一连串简短凶恶的警语：“内有蝮蛇！”
最佳的警告方式。既不像“内有恶犬”、“当心触电”之类的说法需要眼见为证，又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再不怕死的露营客，夜晚钻进睡袋以前，总要考虑考虑底下会不会蟋曲着某条毒蛇。我问马索，卢贝隆山区真的有蝮蛇吗？他摇着头，对于外国人的无知再度表示惋惜。
“是啊，”他说：“不算大啦，”他用手比了比，30公分长的样子：“可是你如果被咬，45分钟以内就得赶到医生那去，否则”他做了个鬼脸，头歪向一边，舌头伸出来：“人家说，蝮蛇咬男人，男人死；可是蝮蛇咬女人，”他倾身向前，挑动眉毛：“蝮蛇亡。”他乐不可支地吁吁喘着粗气，递给我一根粗大的黄色香烟：“没穿上结实的靴子，千万别上山散步。”
据大学者马索说，卢贝隆蝮蛇通常避开人类，只有在受到骚扰时才会攻击。一旦被蛇追赶，马索的建议是作之字形的跑，而且最好往上跑，因为蝮蛇发怒时，在平地上短距离直线冲刺，速度超得过人。我紧张地四下张望，马索哈哈大笑：“当然啦，你也不妨学学农夫的本事，一把抓住它的七寸要害，捏得它嘴巴大张，往它嘴里猛吐一口唾沫，啪！它就一命鸣呼了。”
他示范着吐了一口痰，命中他养的一条狗的脑袋。“但最好还是，”马索说：“带个女人同行。女人跑得没男人快，蛇会先咬到她。”他回家去吃早餐了，留下我，小心翼翼地穿越树丛，一路练习吐痰。
游客部落
复活节假期到了，我们的30余棵樱花树一齐开放。从马路上望过来，房子好像浮在一片粉红与白色交织的海上。开车路过的人都停车拍照，探头探脑地沿着车道往上走，直到听见狗吠，才掉头回去。有一伙人特别大胆，竟开着一辆瑞士牌照的车子，直抵我们屋前。
“我们要在这里野餐，”开车的那位告诉我。
“对不起，这儿是私人住宅。””
“不，不，”他挥动一张地图说：“这儿是卢贝隆。”
“不，不，”我指着山：“那儿才是卢贝隆。”
“可是我不能把车开上去。”
他悻悻地开车走了，在我们努力栽培的草皮上留下深深的车辙。旅游季节就这么开始了。
复活节那个周日，山上村子里的小停车场挤得满满的，没有一辆车子挂的是本地牌照。观光客在窄街小巷里猎奇寻趣，往人家家里张望，在教堂前面摆姿势拍照。成天闲坐在杂货店隔壁门坎儿上的小伙子，伸手向每个过路人要10法郎，说是没钱打电话，而其实他收了钱便踱进咖啡馆享乐去了。
“进步咖啡馆”是一家多年维持丑陋面貌的店子，室内设计师看到它一定大失所望恶梦不断。摇摇晃晃的桌椅全不搭配，墙上挂的画沉默可憎，厕所传出的飞溅声声声入耳，隔壁冰淇淋店又十分嘈杂，老板粗鲁，连狗都丑陋不堪。然而，厕所旁边有一座玻璃阳台，视野宽广。端杯啤酒坐在那里，观赏远山近村的景色变化，可以把阿尔卑斯山都收进眼底。桌上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警告你不得把烟蒂丢到窗外，因为下面是一家露天餐厅，顾客曾经对此抱有怨言。但你只要遵守规则，没有人会来打扰你。本地客都坐在吧台边，阳台是观光客才去的地方。复活节的周日，阳台上高朋满座。
有荷兰人，登山靴、背包齐全；有德国人，一身珠光宝气，像是要赴宴会；有巴黎人，脸上摆着傲气与精明，仿佛在用放大镜察看细菌；还有一个英国人，脚踏凉鞋，敞开上班穿的那种条纹衬衫领，在用袖珍计算器计算这趟度假花了多少钱，他的妻则在写风景名信片给家乡的邻居。老板的狗在桌间追来赶去，嗅寻掉落的糖粒，吓得那些干净利落的巴黎人直往后退。收音机虽播放着女歌手的歌声，却敌不过厕所制造的杂音。吧台上又响起一片酒杯碰撞声，原来本地客纷纷结帐，该回家吃午饭了。
咖啡馆外，三辆车纠结成一团，车主相互咆哮。其实只要其中一辆后退10公尺，这结就打开了，可是法国人认为开车让路有失威风，正如他们喜欢随地停车。在危险弯路上任意超车，好像那才是法国人的作为。他们常批评意大利人开车横冲直撞，我倒主张，夜晚饿着肚子在100号公路上飞驰的法国人，才是最要命的疯子。
电线杆和驻虫
我离开小村，驾车回家。本季第一宗车祸刚刚在这条路上发生：“一辆白色标致旧型车，屁股撞上一根木制电线杆，把它撞成两段。左右并无其他车辆，道路也平坦干净，叫人想不通车屁股怎么狠狠地与电线杆遭遇。”一个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搔头，看见我停车，他咧开嘴笑了。
我问他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他说：“车子恐怕报销了。”我看看上半身弯向车顶的电线杆——几根电话线吊住它，所以没有完全倒下——它也报销了。
“我们得快走，”年轻人说：“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竖起一根手指压在唇上。“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就在路那头。我要去找辆拖拉机。”
他上了我的车，肇事原因立刻明了，原来他一身酒气，仿佛刚在酒里洗过澡似的。他解释为什么得急速且秘密地把车吊走。邮局若知道他撞坏了电话线杆，会向他索赔。“不能让别人知道。”他重复，边说边加强语气似的打了两个酒嗝。
我把他送到，自己回家。半小时后，我又开车去看拖吊工作是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
车子还在那儿，旁边围了一群农夫，七嘴八舌地争吵着。马路上另有两部小汽车和一辆拖拉机，挡住了路面。我正看着，又一辆车开来，接起喇叭，催拖拉机让路。开拖拉机的人手指肇事残骸，耸耸肩膀。喇叭声再度响起，这次响个不停，回声振动山谷，相信在两公里外的梅纳村都听得到。
骚乱又持续了半小时，标致车终于拖出沟渠，神秘车队消失在通往本地修车厂的那个方向，留下电线杆在微风中吱嘎作响，似乎在哀叫救命。
邮局一周后派人来换装，又吸引了一小群人围观。邮局的人问一个农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农夫一脸无辜的样子耸了耸肩。“谁晓得？”他说：“虫蛀的吧？”
宾主对话
巴黎来的一位朋友，一脸茫然审视他已空的酒杯，仿佛有人趁他不注意时倒空了它。我为他添上酒，他靠回椅背，面孔朝着阳光。
“在巴黎，我们还开着暖气呢，”嘿一口冰凉的甜酒，他说：“雨下了好几个星期。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里了。提醒你，我可不适合住在这里。”
他看起来适合得很，饱餐一顿之后沐浴着阳光。但我不跟他争论。
“你一定不会喜欢，”我说：“你说不定会晒出皮肤癌，又因为酒喝得太多，得了肝硬化。就算你觉得还可以，你也会想念在巴黎看戏的乐趣。再说，你在这儿成天都干什么呢？”
他懒洋洋地斜眼看我，戴起太阳眼镜：“一点不错。”
很多对话我们经常重复：
“你不想念朋友们吗？”“不想，他们会来这儿看我们。”
“你不怀念英国电视吗？”
“不怀念。”
“英国总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怀念的吧？”
“桔子柠檬果酱。”
接下来是他们真正想问的问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出：你们成天都干些什么呢？
巴黎来的这位朋友，换了一种方式问：
“你们不觉得无聊吗？”
不会。我们异常忙碌。我们觉得法国乡村生活的每一天都新鲜有趣。我们改造家里屋子，让它配合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过程缓慢，我们也乐在其中；我们设计花园，种植草木；我们计划铺建一座法国滚球场，法语也有待学习，还有那么多村落、葡萄园和市场等着我们去开发、去欣赏。时光过得很快；无暇多想别的。又永远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上星期，就有这么一件奇妙的插曲。
信箱与地毯
先是星期一，邮差先生上门来。他很不高兴，匆忙地握了手之后便单刀直入地问我，到底把信箱藏到那里去了。时间已近正午了，他还有好些信要送，再要跟信箱捉迷藏的话，这信可怎么送得完呢？
我说我并没有藏起信箱，信箱不就在车道头上，结结实实地挂在钢柱子上吗？
“没有，”邮差说：“给拿走了。”
没办法，我只好跟他一道走下去，又一起在道旁的树丛里搜寻了五分钟，看是不是给撞掉到那儿去了。没有。若不是那根钢柱还竖在地面，此处全看不出曾经摆过信箱。
“你看吧，”邮差说：“我就说嘛。”
会有人偷信箱？难以置信。可是邮差先生见多识广。“这是常有的事，”他说：“这里的人有点malfini。”
什么意思？
“神经病。”
我们回屋去，喝杯酒，平复他的心清，也好谈谈装个新信箱的事。他很乐意卖一个给我。我们谈好，新信箱应该设在旧水井旁，高约70公分，他坐在邮车里就可以把信丢进信箱。
这么说，该去水井旁勘察一番，量量尺寸什么的，可是已经到了午餐时间了，邮局的业务，等到两点钟以后再进行吧。
几天后，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从屋中召出，我看见狗儿们围着一辆崭新的白色奔驰车乱转。驾车人不敢下车，只拉下一半车窗。我往里觑，是一对个头矮小、皮肤棕黑的夫妇，紧张地对着我笑。他们说我的狗可真凶，问可否容许他们出来。两人都是城里人打扮，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斗蓬、帽子俱全，脚穿漆皮靴子。
地毯商人
你在家，太好了。他们说，房子真漂亮。你在这儿住很久了吗？没有？那你一定需要几张真正的东方地毯了。今天我很走运，他们刚从亚维依，参加一个重要的地毯展销会回来，有几张特选地毯，刚好没卖掉。本是要运回巴黎去的，有品味的巴黎人一定抢着买。但这夫妇二人决定绕乡间小道逛逛，命运带领他们，来到我面前。为了纪念这偶然的缘份，他们愿以“极动人的价格”让我挑选他们的精选商品。
光洁利落的小个子向我述说这大好消息时，他的妻子已经把地毯搬下车，在车道上舒展地铺展开来。她大声赞叹每一块地毯：“啊，真是美！”“看它在阳光下的色彩！”“这一块——嗅，我真舍不得割爱！”她快步走过来，加入我们谈话的阵容，漆皮靴子铮亮。她和丈夫满怀期待地望着我。
普罗旺斯人对于卖地毯的人没有好感。形容一个人是“地毯商”等于骂他狡猾，甚至是无耻小人。也曾有人告诉我，流动的地毯商常是小偷的同伙，来计探你家中虚实。地毯也可能是假货，或是偷来的。
可是这两人不像骗子，我又觉得内中一块小地毯挺出色。
我不应该把这想法说了出来。那女子看了她丈夫一眼，演练纯熟地作出惊讶的表情：“了不起！”她叫起来：“先生的眼光真准。这也是我们两人都最偏爱的。但何不再买一块大些的呢？”
啊啊，我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他们略一迟疑，马上说不成问题。我可以开支票，不过，付现金另有折扣就是了。我再看看地毯，我的一条狗躺在上面，微微打着鼾。那女子很得意：“您看，先生，您的爱犬已经为您挑选好了。”
我很不在行地还价三分钟，就价格五折成交。我回屋取出支票簿来填，那两人在旁边仔细地看，叮嘱我不要填收票人名衔。
他们慢慢把车开走，小心绕过我新买的地毯和在上面熟睡的狗，说他们明年还会再来。那女子笑着，坐在地毯堆中，像女王一般向我挥手。
他们的到来，花去我整个早晨。
本周最后一桩插曲则不太愉快。一辆卡车来运送砂石，要倒车至他自己选定的卸货地点，后轮忽然掉下去。一阵劈啪声，卡车向后倾斜，刺鼻的气味儿弥漫。司机下来查看损坏情况，不假思索地吐出在那当儿最恰当的字眼：
“妈的！”
他撞到化粪池里去了。
“所以你看，”我对巴黎来的那位朋友说：“新鲜事儿总是一桩接着一桩，永远不会有无聊的时候。”
他没有回答。我推推他，摘下他的太阳眼镜。刺眼的阳光唤醒了他。
“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