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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一起对着真理，把应该流的泪都流光，看看到底是谁得罪了真理和信仰。
这种想像是很可笑的，陈松奇早就把这个傻瓜忘了。母亲说，你就一厢情愿吧！只有你这个傻瓜才会这样想，人家现在当了更大的官，而你呢，自从解放以后，你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越干越退步。父亲的确是这样，后来他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副校长是不能做了，一直当一个普通的教授。
母亲和父亲正式的感情破裂源于母亲这句致命的话。为了这句话，父亲当场和母亲扭打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听到这话后会突然发狂，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恐怖的画面——他像一条疯狗一样冲上去把母亲打翻在地，两人在地板上滚动，撕扯着对方的衣服。
可怜的母亲到打完架还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父亲。渐渐我们了解到，父亲并不是因为母亲说他无能，他才不怕别人说他无能。真正的原因竟然是母亲说陈松奇的坏话让他发疯，因为她说的是事实，她说出了父亲和陈松奇关系的真相:这两个人根本上从来就不是朋友，也就是说，父亲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所有人都不是他的朋友。
父亲被迫看到了某种真相，他绝望了，所以突然间一反常态，完全背离他本人平常的性情，疯狂发作，歇斯底里像野兽一样，因为母亲说出了那个他不愿意承认的真相。
母亲流着泪说，铁山，你不要这样打我，我说对了，是不是？所以你受不了了，你就打我，是不是？
父亲失声痛哭。
事实上母亲在解放初期已经领教过父亲发疯的行为，但只有一两次。可这回不一样，好像开出一个破口，从这件事之后，父亲变得极其脆弱，只要一提到他和陈松奇的事，他就有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变得歇斯底里，把饭桌掀翻，甚至把汤碗扣在母亲脸上。可在平时，父亲是老实平和的，经常帮母亲洗菜，也很爱我们。那天，他把汤碗扣在母亲脸上后，他自己非常难过，一把抱起母亲冲到医疗室。接下来的一个月父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母亲，在他的精心照料下，母亲的脸上没有留下伤痕。
你爸疯了。母亲对我说，他得了一种怪病。
父亲的解释与此不同，他对我说，你母亲不应该讥讽我，更不应该嘲笑他（指陈松奇），谁都可以笑我们，她不能。她这样做让我伤心，她忘记了她是因为什么才和我走到一起的，她怎么能这样说呢？即使陈松奇是坏蛋，她怎么能笑呢？她难道不应该哭吗？发生了这件让他如此痛彻心扉的事情，哀哭都来不及，可是她居然笑得出来。
我意识到，父亲完全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事实上，粗陋的父亲没有发现，母亲从几年前开始，就已经对他的主义渐渐失去了信心，因为这种变化是渐进式发生的，所以父亲没有察觉。母亲根本不去再看任何这方面的书，除了单位要写学习心得。她重新开始阅读圣经，就是阿尔伯特给她留下的那本旧约。也就是说，在跟随铁山十二年后，母亲重新走回自己原先的信仰。
这种变化是不知不觉的，连伊利亚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空洞的心中越来越频繁地梦见自己祖先的那片家园，那是一片被称为迦南美地的地方，上面流着奶和蜜。每当伊利亚心中如风一样掠过空虚时，她就会打开旧约的诗篇，然后她的心很快就得到抚慰，因为诗篇说，它的杖，它的竿都安慰她。母亲先是以教我诗篇为由，开始天天读旧约，我跟着背熟了几乎所有诗篇和一部分箴言。
父亲在不久后发现了这一秘密，他和母亲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冲突。他把母亲的旧约夺下来丢到地上，用脚去踩。我看见父亲在一瞬间变成了恶魔，他揪住母亲的头发在地上拖，母亲的一大片头发就这样落下来，一小块头皮脱落，血滴在地上。父亲完全失去了理智，用手在母亲身上乱抓，母亲的肩上和脸上都留下了血痕。
那天晚上，母亲没有哭，父亲却哭了。母亲自己换下了被父亲扯破的裤子，她白白的臀
部都露出来了。这是我看到最可怕的一幕:母亲一滴泪也不掉，自己冷静地换下衣裤，父亲却因为自己的行为哭泣，他跪在地上请求母亲原谅。母亲冷冷地说，我们犹太人从来不对着人下跪，你的膝盖怎么这么软呢？父亲神经质地夺过母亲的破裤子，他要自己动手，为妻子补裤子。他的手哆嗦着，下巴也颤抖着，眼神是直的。
我发现，父亲真的可能是有神经症人格的人。他在后来的几年里经常突如其来地痛打母亲，践踏旧约，可是他会在几秒钟后突然来一个180度大转弯，他抱住母亲，还从地上拾起圣经，亲吻它的封面，对母亲说他对不起她，说他再也不会这样干了。他不停地发疯，又不停地忏悔，反复无常。终于，母亲对他的爱渐渐淡漠了。
你爸爸是个好人。母亲对我说，但他好像坏了，是的，他像一台机器一样，坏了，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坏了，也没人能修理他。
可是，四十年后，当父亲躺在协和医院行将死去时，他对我揭示的是另一个答案:我当时的确疯了，因为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我的左边是一群假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没有信仰；我的右边，我最亲爱的人，我的妻子，也离开了我的信念，她有了她自己的信仰。我问你，如果我左边人的信仰是假的信仰，我右边人的信仰是真的信仰，那我所信仰的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这就是父亲疯狂的真实原因。他好像同时失去了两个最亲密的朋友，他突然发现自己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那里。他的左手没有了，右手也没有了。
我是铁红，我目睹着这一切的发展，1966年，我读中学。在这十年中，我父母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他们在相爱近二十年后，突然发现两个人变回了自己原先的那个人，互不相干了。母亲天天读圣经旧约，夜夜祷告，成为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宗教徒。这真是一个讽刺，当年阿尔伯特千方百计要让母亲回到犹太教，却毫无效果，现在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而父亲却在这十年间突然变得激进起来，文革开始后，大中学生上街闹革命，父亲有一天回家，突然给我带回一套红卫兵的军装、袖章、皮带，要我参加红卫兵运动，母亲当场反对，两人发生了对殴。
我相信这是十年后这两个人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们从卧室打到厨房，两个人打得浑身是血，我怎么掰也掰不开。我哭肿了眼睛，我这才知道，两个好人的仇恨竟是那么深，比仇敌的仇恨还更深。
我把母亲送到医院，她被打断了一根锁骨，还有多处挫裂伤。母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整个晚上都没有松开。她看了一夜的天花板，说，拉结。她叫了我的犹太名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上街吗？因为我想起了卡尔。
那一夜，母亲萌动了回以色列的念头。
父亲在那次对殴后，成了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母亲和他分居了，他只好一个人缩在他的办公室里，整天抱着个酒瓶。他一喝醉酒就在操场奔跑，有一次他竟然脱光了衣服在操场上跑，被保卫人员送回到家里。他胆怯地望着母亲，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
我哭了，走过去，他抱住我，颤抖的嘴唇上沾着葱花，说，铁红，不能失去斗志。
一个月后，母亲和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父亲在办公室里众目睽睽之下，死死抱住母亲不让她离开，他的胳膊像钢筋一样死死搂住母亲，直到保卫人员把他胳膊掰开。
我这才知道，母亲的离开对他意味着什么。
又过了三个月，我的母亲终于达成她的心愿，带着我回到了以色列。她把可怜的一点积蓄几乎全部留给了父亲。临走的前一天，母亲把父亲的东西从办公室搬回到家里，她把房子里的东西全部整理好，连父亲书房中的书都摆得整整齐齐。
她把阿尔伯特送她的那本旧约留在了书桌上。
那一晚，母亲恸哭了一场。
的朋友一起对着真理，把应该流的泪都流光，看看到底是谁得罪了真理和信仰。
这种想像是很可笑的，陈松奇早就把这个傻瓜忘了。母亲说，你就一厢情愿吧！只有你这个傻瓜才会这样想，人家现在当了更大的官，而你呢，自从解放以后，你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越干越退步。父亲的确是这样，后来他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副校长是不能做了，一直当一个普通的教授。
母亲和父亲正式的感情破裂源于母亲这句致命的话。为了这句话，父亲当场和母亲扭打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听到这话后会突然发狂，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恐怖的画面——他像一条疯狗一样冲上去把母亲打翻在地，两人在地板上滚动，撕扯着对方的衣服。
可怜的母亲到打完架还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父亲。渐渐我们了解到，父亲并不是因为母亲说他无能，他才不怕别人说他无能。真正的原因竟然是母亲说陈松奇的坏话让他发疯，因为她说的是事实，她说出了父亲和陈松奇关系的真相:这两个人根本上从来就不是朋友，也就是说，父亲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所有人都不是他的朋友。
父亲被迫看到了某种真相，他绝望了，所以突然间一反常态，完全背离他本人平常的性情，疯狂发作，歇斯底里像野兽一样，因为母亲说出了那个他不愿意承认的真相。
母亲流着泪说，铁山，你不要这样打我，我说对了，是不是？所以你受不了了，你就打我，是不是？
父亲失声痛哭。
事实上母亲在解放初期已经领教过父亲发疯的行为，但只有一两次。可这回不一样，好像开出一个破口，从这件事之后，父亲变得极其脆弱，只要一提到他和陈松奇的事，他就有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变得歇斯底里，把饭桌掀翻，甚至把汤碗扣在母亲脸上。可在平时，父亲是老实平和的，经常帮母亲洗菜，也很爱我们。那天，他把汤碗扣在母亲脸上后，他自己非常难过，一把抱起母亲冲到医疗室。接下来的一个月父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母亲，在他的精心照料下，母亲的脸上没有留下伤痕。
你爸疯了。母亲对我说，他得了一种怪病。
父亲的解释与此不同，他对我说，你母亲不应该讥讽我，更不应该嘲笑他（指陈松奇），谁都可以笑我们，她不能。她这样做让我伤心，她忘记了她是因为什么才和我走到一起的，她怎么能这样说呢？即使陈松奇是坏蛋，她怎么能笑呢？她难道不应该哭吗？发生了这件让他如此痛彻心扉的事情，哀哭都来不及，可是她居然笑得出来。
我意识到，父亲完全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事实上，粗陋的父亲没有发现，母亲从几年前开始，就已经对他的主义渐渐失去了信心，因为这种变化是渐进式发生的，所以父亲没有察觉。母亲根本不去再看任何这方面的书，除了单位要写学习心得。她重新开始阅读圣经，就是阿尔伯特给她留下的那本旧约。也就是说，在跟随铁山十二年后，母亲重新走回自己原先的信仰。
这种变化是不知不觉的，连伊利亚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空洞的心中越来越频繁地梦见自己祖先的那片家园，那是一片被称为迦南美地的地方，上面流着奶和蜜。每当伊利亚心中如风一样掠过空虚时，她就会打开旧约的诗篇，然后她的心很快就得到抚慰，因为诗篇说，它的杖，它的竿都安慰她。母亲先是以教我诗篇为由，开始天天读旧约，我跟着背熟了几乎所有诗篇和一部分箴言。
父亲在不久后发现了这一秘密，他和母亲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冲突。他把母亲的旧约夺下来丢到地上，用脚去踩。我看见父亲在一瞬间变成了恶魔，他揪住母亲的头发在地上拖，母亲的一大片头发就这样落下来，一小块头皮脱落，血滴在地上。父亲完全失去了理智，用手在母亲身上乱抓，母亲的肩上和脸上都留下了血痕。
那天晚上，母亲没有哭，父亲却哭了。母亲自己换下了被父亲扯破的裤子，她白白的臀
部都露出来了。这是我看到最可怕的一幕:母亲一滴泪也不掉，自己冷静地换下衣裤，父亲却因为自己的行为哭泣，他跪在地上请求母亲原谅。母亲冷冷地说，我们犹太人从来不对着人下跪，你的膝盖怎么这么软呢？父亲神经质地夺过母亲的破裤子，他要自己动手，为妻子补裤子。他的手哆嗦着，下巴也颤抖着，眼神是直的。
我发现，父亲真的可能是有神经症人格的人。他在后来的几年里经常突如其来地痛打母亲，践踏旧约，可是他会在几秒钟后突然来一个180度大转弯，他抱住母亲，还从地上拾起圣经，亲吻它的封面，对母亲说他对不起她，说他再也不会这样干了。他不停地发疯，又不停地忏悔，反复无常。终于，母亲对他的爱渐渐淡漠了。
你爸爸是个好人。母亲对我说，但他好像坏了，是的，他像一台机器一样，坏了，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坏了，也没人能修理他。
可是，四十年后，当父亲躺在协和医院行将死去时，他对我揭示的是另一个答案:我当时的确疯了，因为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我的左边是一群假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没有信仰；我的右边，我最亲爱的人，我的妻子，也离开了我的信念，她有了她自己的信仰。我问你，如果我左边人的信仰是假的信仰，我右边人的信仰是真的信仰，那我所信仰的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这就是父亲疯狂的真实原因。他好像同时失去了两个最亲密的朋友，他突然发现自己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那里。他的左手没有了，右手也没有了。
我是铁红，我目睹着这一切的发展，1966年，我读中学。在这十年中，我父母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他们在相爱近二十年后，突然发现两个人变回了自己原先的那个人，互不相干了。母亲天天读圣经旧约，夜夜祷告，成为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宗教徒。这真是一个讽刺，当年阿尔伯特千方百计要让母亲回到犹太教，却毫无效果，现在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而父亲却在这十年间突然变得激进起来，文革开始后，大中学生上街闹革命，父亲有一天回家，突然给我带回一套红卫兵的军装、袖章、皮带，要我参加红卫兵运动，母亲当场反对，两人发生了对殴。
我相信这是十年后这两个人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们从卧室打到厨房，两个人打得浑身是血，我怎么掰也掰不开。我哭肿了眼睛，我这才知道，两个好人的仇恨竟是那么深，比仇敌的仇恨还更深。
我把母亲送到医院，她被打断了一根锁骨，还有多处挫裂伤。母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整个晚上都没有松开。她看了一夜的天花板，说，拉结。她叫了我的犹太名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上街吗？因为我想起了卡尔。
那一夜，母亲萌动了回以色列的念头。
父亲在那次对殴后，成了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母亲和他分居了，他只好一个人缩在他的办公室里，整天抱着个酒瓶。他一喝醉酒就在操场奔跑，有一次他竟然脱光了衣服在操场上跑，被保卫人员送回到家里。他胆怯地望着母亲，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
我哭了，走过去，他抱住我，颤抖的嘴唇上沾着葱花，说，铁红，不能失去斗志。
一个月后，母亲和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父亲在办公室里众目睽睽之下，死死抱住母亲不让她离开，他的胳膊像钢筋一样死死搂住母亲，直到保卫人员把他胳膊掰开。
我这才知道，母亲的离开对他意味着什么。
又过了三个月，我的母亲终于达成她的心愿，带着我回到了以色列。她把可怜的一点积蓄几乎全部留给了父亲。临走的前一天，母亲把父亲的东西从办公室搬回到家里，她把房子里的东西全部整理好，连父亲书房中的书都摆得整整齐齐。
她把阿尔伯特送她的那本旧约留在了书桌上。
那一晚，母亲恸哭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