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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灵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
当然被李德、博古等人拒绝了。
红军开始集结，到达了会昌地区，考虑到蒋介石已在湘粤边境组织了封锁线，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界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
这个建议又被拒绝了。
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他并不过分遗憾。他知道暂时没有能力去左右红军的命运，他要让事实说话，他要等待时机。
“最高三人团”的计划是突破湘江，与2、6军团会合，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终于见到了贺子珍，这是在老界山的山角下。贺子珍一直在为毛泽东担着心，毛泽东又何尝不为贺子珍担心呢。那天在董老的安排下，两人在濛濛的细雨中，在老界山下那个半壁的小石屋里见面了。警卫员吴吉清把那盏马灯点亮，便退了出去。
毛泽东看着怀着身孕的贺子珍心疼地说：子珍真是难为你了。
贺子珍故作轻松地说：我很好，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
毛泽东在灯下望着贺子珍半晌无语，他不知道此时该说些什么好。
贺子珍想起了什么似的从皮包里掏出一袋炒花生道：这是我们休养连发的，慰问你吧。
毛泽东笑着接过那袋炒花生，当着贺子珍的面孩子似的便剥开吃了起来，贺子珍笑了。毛泽东笑着说：还是你们休养连好，不论走到哪都能受到优待。
贺子珍开玩笑似地说：那你明天就和我去休养连吧。
毛泽东风趣地道：那我不是成了你的家属。
贺子珍嗔怪道：你现在就是家属。
毛泽东不说话了，似在沉思什么。贺子珍意识到，这句话又勾起了毛泽东的心事，现在毛泽东无职无权，只是挂着一个苏维埃主席的头衔，现在整个国家都在行军路上，他这个苏维埃主席也成了个空架子。贺子珍想改变一个话题，使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还没等她开口，警卫员吴吉清敲门进来，他端来一盆水放在两人面前。
毛泽东说：是该洗洗了。
吴吉清走后，毛泽东说：子珍你先洗吧。
贺子珍没说什么，弯着腰笨重地向脸盆前走去，洗完脸，又去弯腰洗脚。贺子珍难受地喘着粗气。毛泽东走过来道：还是我帮你洗吧。说完不等贺子珍同意便拉过了贺子珍的双脚。
贺子珍羞怯地红了脸。
贺子珍突然咯咯笑了起来，毛泽东不解地问：你笑什么？
贺子珍两颊扉红：我痒痒。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
毛泽东从长征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么大笑。
后来贺子珍躺在地铺上睡着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坐在贺子珍身边，看着熟睡中的妻子，他一边吸烟，一边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贺子珍再有两个月就该生产了，这个孩子来的太不是时候了。从长征以来，他一直在思索红军的出路问题。“最高三人团”原定计划是与2、6军团会合。此时毛泽东异常清醒地意识到，与2、6军团会合是一个陷阱，要让红军顺利地冲出重围，必须放弃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
这样一来就要把军权从李德、博古手中夺过来，让红军迅速改变行进的方向。
想到此，毛泽东激动起来，压抑了两年多的郁闷难抒的激情，犹如决堤的洪水，迅速凶猛地奔涌狂泻而来，他似乎看到了眼前的迷雾已经消散。
毛泽东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步。他知道，要战胜那些人还要团结许多人，这些天的行军，他和王稼祥、洛甫几乎无话不谈，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兵败，到红军的出路。王稼祥和洛甫似乎已经从错误的认识中清醒了过来，但仍需做工作。
长征一开始，毛泽东、王稼祥、洛甫这3个坐在担架上行军的人，便没有分开过，他们吃在一起，走在一起，宿营的时候又住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们宿在一个叫九溪桥的小村里。白天他们在担架上几乎睡了一整天，这时的3个人都不感到困倦。医护人员进来询问了他们的病情之后，便走了。毛泽东在马灯下一直在看一本书。
王稼祥探过身来问：主席，你在看什么？淮南子。毛泽东答。
王稼祥自语似地说：淮南子？
毛泽东把书放下，不失时机地说：这本书很有意思，有机会你也看一看。淮南子对共工的评价与历史上的国语周语和三皇本纪的说法都不同，有人把共工说成是争强好胜的鲁莽汉，我觉得淮南子说的最为合理，共工与颛项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是共工改变了天地间的格局，我认为共工应该是胜利的英雄。
王稼祥是个精明而又敏锐的人，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毛泽东。他比博古、洛甫更先到中央苏区一步，与毛泽东相处的时间更久一些，他看到毛泽东在繁忙中治理着苏区，领导着苏区军民共同反“围剿”还要分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去宣传土地政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工作之余依然坚持博览群书。可以说，毛泽东给他的印象是深刻的。不像后来的那些亲苏派，靠的是主观臆测想象毛泽东。
王稼祥深感毛泽东有武能安帮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他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但他同时又发现毛泽东的言论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而有他自己的独创。毛泽东曾说过：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但是，它不可能在100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才能治好中国的病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和后方的激烈争吵对抗中，他才真正看清毛泽东是对的。他看清了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那些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无知的。
他们对前方乱指挥一气，发号施令，结果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兵败。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他比王明、博古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在宁都会议上，他对撤销毛泽东的军内职务没有举手。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残酷的无情的斗争中，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主席，这次反‘围剿’的失利，我们要有个说法，不然对红军未来的命运更为不利。”王稼祥这么说。
毛泽东又点燃了支烟，这个问题他早就想过，这一切都是那些人盲目执行国际路线的结果，只有解决政治路线才是根本。可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想解决路线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这时，毛泽东公然出来反对国际路线，自己孤立无援不说，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会说他是对宁都会议的反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团结更多的人，形成一种阵势，让那些人奈何不得，无话可说。但毛泽东又意识到，在红军最危难的时候，挑起这种争权夺利的纷争是不明智的，要讲究策略，有理有节。
毛泽东看着灯影外的王稼祥道：路线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取得这么大成就，不仅打垮了敌人的四次“围剿”还使我们的红军发展到了近10万人，苏区人民支持我们的热情是任何一支部队也未曾感受到的
那这次失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王稼祥仍没把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路线分开来看。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毛泽东的神情有些激动，但头脑却异常冷静。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军事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我们应采取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出击，这样才有把握消灭敌人，单纯的防御这是敌人求之不得的，我们从军事上，人力上就输给了蒋介石，李德的那一套，只适合小规模战斗，而不是战役
要是采用你的办法，几次下来还能有效吗？王稼祥眨着眼睛问。
变化是肯定的，战术要以不变应万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相应采取变化，让敌人摸不着头尾，发挥我们的长处，克敌人的短处，这样一来总能找到消灭敌人的机会。还有最主要一点就是李德等人不了解中国的农村，把西方的城市街垒战搬到中国来，这能不失败么？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治好中国的病，还是要中国自己的医生，我们目前红军的数量很少，只有在农村革命才能成功，这不同于俄国，我们没有军队的哗变，没有飞机、大炮，我们只能小规模地暴动，然后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一点点地占领，一仗仗地打，不可能想通过一次暴动夺取政权。中国现在混乱的局面，不单单是一个蒋介石的问题，推翻一个蒋介石，还有李介石、陈介石、何介石
王稼祥很有兴趣地听着。
中国的局面是太复杂了。王稼祥感叹着。
毛泽东说：李德鄙视孙子兵法，这是他不了解中国这个民族的原因。还有博古，他善于用马列主义的原文照搬中国现在的一切，可他又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这种教条主义，只能是原则上正确，实际中失败。马列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但不能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俄国就是俄国，中国就是中国，二者不能混淆，也不能一概而论。广昌战役的失败，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王稼祥在后方养伤，没有参加那场战斗，但他知道彭德怀和李德、博古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王稼祥感到毛泽东说得很客观公正，但有些事仍想不通，李德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
毛泽东似乎看出了王稼祥的心思，接着又说：李德错误在整个战术上，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上。他勇敢却少谋，是中国人的谋，中国人是善于用谋的。博古过份依赖了李德，他把中国人的谋也忘记了。
有道理。王稼祥一拍大腿这么说，伤痛让他复又冷静了下来。他冲毛泽东笑着说：知中国知红军者，非你润之莫属。
毛泽东摇摇头，叹口气。
此时，他的思绪已经飞向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他多么希望能亲自指挥这支浩荡的大军去创造一项人间奇迹啊。
洛甫闭着眼睛，却没有睡着，他一直在听着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谈话。刚开始他对毛泽东的谈话并不以为然，然而，他越听越觉得有道理，终于忍不住，他睁开眼睛问：这么说，要想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也是有办法的了？
当然有办法。毛泽东见洛甫说话更来了兴致，他接着说：
以不变应万变，敌变我也得变，先藏长用短，诱敌深入，然后抓住机会，避短扬长，一举克之。敌人50万，我们不过几万，与敌人硬顶肯定行不通，我们要采用内外线结合的战术，先拖着敌人走，等敌人疲了，我们再打，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暴露弱点，发生过失，放松警惕，我们再来个大改变，布下一个陷阱，让敌人去钻。
可是，敌人却步步为营，我们将如何呢？洛甫又问。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暂时放弃一部分土地，攻守进退纯属正常，把包袱扔给敌人，我们绕到他们后面去，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暂时让给他们的苏区，我们不仅可以收复，而且还能扩大。
没错，我们在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行动中，与这些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原则是相悖的。王稼祥赞成地说。
毛泽东又接着说：敌人的兵力强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打败了。我们要战胜自己，集中优势兵力，有效地打击敌人，或部分地消灭敌人。李德倡导的短促突击，也能消灭一部分敌人，但这种拼消耗的办法，对我们是不利的，这就等于我们自己在打自己。
洛甫不住地点头。其实这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向毛泽东靠拢。经过云石山上的多次聊天，他已经相信毛泽东是正确的。4月在广昌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说伤亡太大，对红军来说，这种步步为营的办法是不明智的。洛甫曾对毛泽东说：红军这样下去不可能取得胜利。
在长征途中，李德对毛泽东发起的这种担架“阴谋”一无所知，但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种谈话对他的事业没有好处。
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以北的黄坳，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灵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
当然被李德、博古等人拒绝了。
红军开始集结，到达了会昌地区，考虑到蒋介石已在湘粤边境组织了封锁线，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界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
这个建议又被拒绝了。
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他并不过分遗憾。他知道暂时没有能力去左右红军的命运，他要让事实说话，他要等待时机。
“最高三人团”的计划是突破湘江，与2、6军团会合，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终于见到了贺子珍，这是在老界山的山角下。贺子珍一直在为毛泽东担着心，毛泽东又何尝不为贺子珍担心呢。那天在董老的安排下，两人在濛濛的细雨中，在老界山下那个半壁的小石屋里见面了。警卫员吴吉清把那盏马灯点亮，便退了出去。
毛泽东看着怀着身孕的贺子珍心疼地说：子珍真是难为你了。
贺子珍故作轻松地说：我很好，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
毛泽东在灯下望着贺子珍半晌无语，他不知道此时该说些什么好。
贺子珍想起了什么似的从皮包里掏出一袋炒花生道：这是我们休养连发的，慰问你吧。
毛泽东笑着接过那袋炒花生，当着贺子珍的面孩子似的便剥开吃了起来，贺子珍笑了。毛泽东笑着说：还是你们休养连好，不论走到哪都能受到优待。
贺子珍开玩笑似地说：那你明天就和我去休养连吧。
毛泽东风趣地道：那我不是成了你的家属。
贺子珍嗔怪道：你现在就是家属。
毛泽东不说话了，似在沉思什么。贺子珍意识到，这句话又勾起了毛泽东的心事，现在毛泽东无职无权，只是挂着一个苏维埃主席的头衔，现在整个国家都在行军路上，他这个苏维埃主席也成了个空架子。贺子珍想改变一个话题，使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还没等她开口，警卫员吴吉清敲门进来，他端来一盆水放在两人面前。
毛泽东说：是该洗洗了。
吴吉清走后，毛泽东说：子珍你先洗吧。
贺子珍没说什么，弯着腰笨重地向脸盆前走去，洗完脸，又去弯腰洗脚。贺子珍难受地喘着粗气。毛泽东走过来道：还是我帮你洗吧。说完不等贺子珍同意便拉过了贺子珍的双脚。
贺子珍羞怯地红了脸。
贺子珍突然咯咯笑了起来，毛泽东不解地问：你笑什么？
贺子珍两颊扉红：我痒痒。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
毛泽东从长征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么大笑。
后来贺子珍躺在地铺上睡着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坐在贺子珍身边，看着熟睡中的妻子，他一边吸烟，一边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贺子珍再有两个月就该生产了，这个孩子来的太不是时候了。从长征以来，他一直在思索红军的出路问题。“最高三人团”原定计划是与2、6军团会合。此时毛泽东异常清醒地意识到，与2、6军团会合是一个陷阱，要让红军顺利地冲出重围，必须放弃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
这样一来就要把军权从李德、博古手中夺过来，让红军迅速改变行进的方向。
想到此，毛泽东激动起来，压抑了两年多的郁闷难抒的激情，犹如决堤的洪水，迅速凶猛地奔涌狂泻而来，他似乎看到了眼前的迷雾已经消散。
毛泽东站了起来，在屋里踱着步。他知道，要战胜那些人还要团结许多人，这些天的行军，他和王稼祥、洛甫几乎无话不谈，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兵败，到红军的出路。王稼祥和洛甫似乎已经从错误的认识中清醒了过来，但仍需做工作。
长征一开始，毛泽东、王稼祥、洛甫这3个坐在担架上行军的人，便没有分开过，他们吃在一起，走在一起，宿营的时候又住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们宿在一个叫九溪桥的小村里。白天他们在担架上几乎睡了一整天，这时的3个人都不感到困倦。医护人员进来询问了他们的病情之后，便走了。毛泽东在马灯下一直在看一本书。
王稼祥探过身来问：主席，你在看什么？淮南子。毛泽东答。
王稼祥自语似地说：淮南子？
毛泽东把书放下，不失时机地说：这本书很有意思，有机会你也看一看。淮南子对共工的评价与历史上的国语周语和三皇本纪的说法都不同，有人把共工说成是争强好胜的鲁莽汉，我觉得淮南子说的最为合理，共工与颛项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是共工改变了天地间的格局，我认为共工应该是胜利的英雄。
王稼祥是个精明而又敏锐的人，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毛泽东。他比博古、洛甫更先到中央苏区一步，与毛泽东相处的时间更久一些，他看到毛泽东在繁忙中治理着苏区，领导着苏区军民共同反“围剿”还要分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去宣传土地政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工作之余依然坚持博览群书。可以说，毛泽东给他的印象是深刻的。不像后来的那些亲苏派，靠的是主观臆测想象毛泽东。
王稼祥深感毛泽东有武能安帮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他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但他同时又发现毛泽东的言论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而有他自己的独创。毛泽东曾说过：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但是，它不可能在100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才能治好中国的病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和后方的激烈争吵对抗中，他才真正看清毛泽东是对的。他看清了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那些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无知的。
他们对前方乱指挥一气，发号施令，结果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兵败。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他比王明、博古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在宁都会议上，他对撤销毛泽东的军内职务没有举手。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残酷的无情的斗争中，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主席，这次反‘围剿’的失利，我们要有个说法，不然对红军未来的命运更为不利。”王稼祥这么说。
毛泽东又点燃了支烟，这个问题他早就想过，这一切都是那些人盲目执行国际路线的结果，只有解决政治路线才是根本。可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想解决路线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这时，毛泽东公然出来反对国际路线，自己孤立无援不说，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会说他是对宁都会议的反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团结更多的人，形成一种阵势，让那些人奈何不得，无话可说。但毛泽东又意识到，在红军最危难的时候，挑起这种争权夺利的纷争是不明智的，要讲究策略，有理有节。
毛泽东看着灯影外的王稼祥道：路线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取得这么大成就，不仅打垮了敌人的四次“围剿”还使我们的红军发展到了近10万人，苏区人民支持我们的热情是任何一支部队也未曾感受到的
那这次失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王稼祥仍没把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路线分开来看。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毛泽东的神情有些激动，但头脑却异常冷静。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军事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我们应采取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出击，这样才有把握消灭敌人，单纯的防御这是敌人求之不得的，我们从军事上，人力上就输给了蒋介石，李德的那一套，只适合小规模战斗，而不是战役
要是采用你的办法，几次下来还能有效吗？王稼祥眨着眼睛问。
变化是肯定的，战术要以不变应万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相应采取变化，让敌人摸不着头尾，发挥我们的长处，克敌人的短处，这样一来总能找到消灭敌人的机会。还有最主要一点就是李德等人不了解中国的农村，把西方的城市街垒战搬到中国来，这能不失败么？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治好中国的病，还是要中国自己的医生，我们目前红军的数量很少，只有在农村革命才能成功，这不同于俄国，我们没有军队的哗变，没有飞机、大炮，我们只能小规模地暴动，然后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一点点地占领，一仗仗地打，不可能想通过一次暴动夺取政权。中国现在混乱的局面，不单单是一个蒋介石的问题，推翻一个蒋介石，还有李介石、陈介石、何介石
王稼祥很有兴趣地听着。
中国的局面是太复杂了。王稼祥感叹着。
毛泽东说：李德鄙视孙子兵法，这是他不了解中国这个民族的原因。还有博古，他善于用马列主义的原文照搬中国现在的一切，可他又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这种教条主义，只能是原则上正确，实际中失败。马列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但不能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俄国就是俄国，中国就是中国，二者不能混淆，也不能一概而论。广昌战役的失败，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王稼祥在后方养伤，没有参加那场战斗，但他知道彭德怀和李德、博古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王稼祥感到毛泽东说得很客观公正，但有些事仍想不通，李德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
毛泽东似乎看出了王稼祥的心思，接着又说：李德错误在整个战术上，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上。他勇敢却少谋，是中国人的谋，中国人是善于用谋的。博古过份依赖了李德，他把中国人的谋也忘记了。
有道理。王稼祥一拍大腿这么说，伤痛让他复又冷静了下来。他冲毛泽东笑着说：知中国知红军者，非你润之莫属。
毛泽东摇摇头，叹口气。
此时，他的思绪已经飞向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他多么希望能亲自指挥这支浩荡的大军去创造一项人间奇迹啊。
洛甫闭着眼睛，却没有睡着，他一直在听着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谈话。刚开始他对毛泽东的谈话并不以为然，然而，他越听越觉得有道理，终于忍不住，他睁开眼睛问：这么说，要想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也是有办法的了？
当然有办法。毛泽东见洛甫说话更来了兴致，他接着说：
以不变应万变，敌变我也得变，先藏长用短，诱敌深入，然后抓住机会，避短扬长，一举克之。敌人50万，我们不过几万，与敌人硬顶肯定行不通，我们要采用内外线结合的战术，先拖着敌人走，等敌人疲了，我们再打，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暴露弱点，发生过失，放松警惕，我们再来个大改变，布下一个陷阱，让敌人去钻。
可是，敌人却步步为营，我们将如何呢？洛甫又问。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暂时放弃一部分土地，攻守进退纯属正常，把包袱扔给敌人，我们绕到他们后面去，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暂时让给他们的苏区，我们不仅可以收复，而且还能扩大。
没错，我们在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行动中，与这些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原则是相悖的。王稼祥赞成地说。
毛泽东又接着说：敌人的兵力强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打败了。我们要战胜自己，集中优势兵力，有效地打击敌人，或部分地消灭敌人。李德倡导的短促突击，也能消灭一部分敌人，但这种拼消耗的办法，对我们是不利的，这就等于我们自己在打自己。
洛甫不住地点头。其实这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向毛泽东靠拢。经过云石山上的多次聊天，他已经相信毛泽东是正确的。4月在广昌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说伤亡太大，对红军来说，这种步步为营的办法是不明智的。洛甫曾对毛泽东说：红军这样下去不可能取得胜利。
在长征途中，李德对毛泽东发起的这种担架“阴谋”一无所知，但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种谈话对他的事业没有好处。
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