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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两购买商品价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铜钱是真正流通的货币，而银两则主要用于大额交易、官员俸禄、兵饷和财政税收等。同时，银两本身也非常复杂，各地银两重量不等、形状各异、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种外国银元的大量涌入，形成了巨大的银钱兑换和银两成色评估等业务需求。
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上海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交汇之处，其货币兑换的需求更为迫切，以宁波-绍兴-上海为中心的宁绍帮钱庄就应运而生了。为解决国内商人银两的折算和外国商人带来的银元计价问题，从1856年起，上海钱庄业开始采用一种虚拟的银两记账单位，名叫“规元”这一发明，极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业记账。
除了货币兑换的基本业务外，宁绍帮的钱庄业充分利用了上海国际国内贸易中心的优势，创造性地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商业汇票体系，在内外贸易之间，将外国金融资本和中国的贸易市场，整合成一个灵活而有效的平台。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进入上海采购中国土特产并销售外国工业制成品。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对中国的供货商和采购商缺乏商业信任。采购中国商品担心付款后收不到货，销售外国产品害怕发货后收不到款，这种情形与13世纪意大利商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一样。宁绍帮的钱庄抓住了这一巨大的商业机会，创造出了“庄票”这一汇票工具，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内国际贸易的迅猛扩张。
庄票在19世纪前期就已经在上海出现了，但当时的庄票从本质上看就是银票“庄票者，钱庄因放款或商家之请求，而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与持票人之票据也”18。它的主要特点是即时性，而不是商业汇票中的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业汇票在时间轴上拉长了支付期限，同时可以贴现，所以当商业汇票被作为支付手段时，在其期限之内，相当于扩大了信用的规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信用扩张。
商业汇票的本质，就是以贸易为抵押发行的短期贸易货币，这有别于以债务为抵押发行的债务货币。商业汇票构成了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信用扩张手段。而后陆续出现了以国家债务为抵押的殖民资本主义的信用扩张、以工业债务为抵押的工业资本主义信用扩张和以个人债务抵押为主的后工业化时代的信用扩张。19宁绍帮所发明的庄票是由华商向钱庄申请“以贸易为基础”的5～20天兑现的汇票，采购洋行货物时，即以庄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华商，但对于钱庄，特别是有实力的钱庄，还是相当认可的。其原因在于洋行普遍采用的洋买办制度。洋买办不仅对当地钱庄的实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现意外必须承担无限责任。如果到期华商不能支付货款，则钱庄负责向洋行垫支，然后钱庄再去找华商算账，也可以由钱庄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华商收款。这样一来，洋行的货好卖了，钱庄签发的庄票是要收利息的，于是扩大了钱庄的利润并增加了新的业务。华商则获得了短期融资，扩大了业务量。这是一个三全其美的金融创新。而且，这些庄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钱庄或外国银行进行打折贴现，随时得到现金。
当汇丰银行进入上海时，它面临的是一个外国银行与当地钱庄并存的格局。外国银行的优势在于资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国际汇兑业务。而钱庄的优势在于了解市场，占据着对内贸易签发商业汇票的信用中介地位，特别是基于国内货币制度的银钱兑换基础业务利润丰厚，无可替代，因此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既然汇丰银行有一统金融江湖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会以其实力将当地各路金融诸侯降服。当横扫其他外国银行的汇票大战以汇丰完胜结束后，它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本土钱庄。由于汇丰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拉来中国富人们的存款，加上鸦片贸易融资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到19世纪末，其资产总额已高达2。11亿港元，建立了远东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权。汇丰充分利用了自身资金雄厚的优势，开始大规模使用拆票的办法来控制钱庄的资金。20由于钱庄自有资本有限，对于吃下更多的商业汇票蛋糕，心有余而力不足。汇丰银行正是看准了这一弱点，才将廉价的多余资金拆借给上海的钱庄，钱庄只需将庄票作为抵押交给汇丰，就可以得到信用贷款。因此，上海钱庄纷纷向汇丰银行大量拆借资金。汇丰也可以直接收购市场上已经被打折过的庄票，进行再贴现，利用存款与再贴现之间的息差获得收益。各钱庄在打折收购其他钱庄的庄票后，本可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但为了加快资金周转获得更多利润，只要汇丰出价合适，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庄票转卖给汇丰，将利润落袋为安后再去做新的贴现买卖。
如此一来，虽然上海的钱庄可以获得汇丰的资金将生意做大，但同时也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汇丰的控制，而不得不变为汇丰的附庸。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拆票或提高拆息来紧缩银根，也可以调高再贴现率，即对钱庄想转卖给汇丰的庄票进行深度打折，使得钱庄无法获得两次打折之间的利差而无利可图，从而迫使他们减缓或停止第一次贴现行为。这将导致全体钱庄由于商业汇票周转放慢，而不得不减少对贸易的融资。最终的后果就是，资金匮乏导致华商无法收购茶农、丝农等土特产品，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降价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此时，汇丰背后的洋行股东们“正好”能够廉价吃进，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抛出，获得丰厚利润。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国金融势力在与外国金融势力进行殊死抗争时，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拧紧货币供应的水龙头，制造银根紧缩，轻易打垮一切贸易抵抗联盟的反抗。
在汇丰银行把持着清帝国中央银行大位的情况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机构都不可能发展成为足以挑战国际银行家核心战略的竞争对手。
银两购买商品价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铜钱是真正流通的货币，而银两则主要用于大额交易、官员俸禄、兵饷和财政税收等。同时，银两本身也非常复杂，各地银两重量不等、形状各异、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种外国银元的大量涌入，形成了巨大的银钱兑换和银两成色评估等业务需求。
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上海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交汇之处，其货币兑换的需求更为迫切，以宁波-绍兴-上海为中心的宁绍帮钱庄就应运而生了。为解决国内商人银两的折算和外国商人带来的银元计价问题，从1856年起，上海钱庄业开始采用一种虚拟的银两记账单位，名叫“规元”这一发明，极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业记账。
除了货币兑换的基本业务外，宁绍帮的钱庄业充分利用了上海国际国内贸易中心的优势，创造性地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商业汇票体系，在内外贸易之间，将外国金融资本和中国的贸易市场，整合成一个灵活而有效的平台。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进入上海采购中国土特产并销售外国工业制成品。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对中国的供货商和采购商缺乏商业信任。采购中国商品担心付款后收不到货，销售外国产品害怕发货后收不到款，这种情形与13世纪意大利商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一样。宁绍帮的钱庄抓住了这一巨大的商业机会，创造出了“庄票”这一汇票工具，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内国际贸易的迅猛扩张。
庄票在19世纪前期就已经在上海出现了，但当时的庄票从本质上看就是银票“庄票者，钱庄因放款或商家之请求，而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与持票人之票据也”18。它的主要特点是即时性，而不是商业汇票中的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业汇票在时间轴上拉长了支付期限，同时可以贴现，所以当商业汇票被作为支付手段时，在其期限之内，相当于扩大了信用的规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信用扩张。
商业汇票的本质，就是以贸易为抵押发行的短期贸易货币，这有别于以债务为抵押发行的债务货币。商业汇票构成了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信用扩张手段。而后陆续出现了以国家债务为抵押的殖民资本主义的信用扩张、以工业债务为抵押的工业资本主义信用扩张和以个人债务抵押为主的后工业化时代的信用扩张。19宁绍帮所发明的庄票是由华商向钱庄申请“以贸易为基础”的5～20天兑现的汇票，采购洋行货物时，即以庄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华商，但对于钱庄，特别是有实力的钱庄，还是相当认可的。其原因在于洋行普遍采用的洋买办制度。洋买办不仅对当地钱庄的实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现意外必须承担无限责任。如果到期华商不能支付货款，则钱庄负责向洋行垫支，然后钱庄再去找华商算账，也可以由钱庄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华商收款。这样一来，洋行的货好卖了，钱庄签发的庄票是要收利息的，于是扩大了钱庄的利润并增加了新的业务。华商则获得了短期融资，扩大了业务量。这是一个三全其美的金融创新。而且，这些庄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钱庄或外国银行进行打折贴现，随时得到现金。
当汇丰银行进入上海时，它面临的是一个外国银行与当地钱庄并存的格局。外国银行的优势在于资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国际汇兑业务。而钱庄的优势在于了解市场，占据着对内贸易签发商业汇票的信用中介地位，特别是基于国内货币制度的银钱兑换基础业务利润丰厚，无可替代，因此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既然汇丰银行有一统金融江湖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会以其实力将当地各路金融诸侯降服。当横扫其他外国银行的汇票大战以汇丰完胜结束后，它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本土钱庄。由于汇丰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拉来中国富人们的存款，加上鸦片贸易融资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到19世纪末，其资产总额已高达2。11亿港元，建立了远东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权。汇丰充分利用了自身资金雄厚的优势，开始大规模使用拆票的办法来控制钱庄的资金。20由于钱庄自有资本有限，对于吃下更多的商业汇票蛋糕，心有余而力不足。汇丰银行正是看准了这一弱点，才将廉价的多余资金拆借给上海的钱庄，钱庄只需将庄票作为抵押交给汇丰，就可以得到信用贷款。因此，上海钱庄纷纷向汇丰银行大量拆借资金。汇丰也可以直接收购市场上已经被打折过的庄票，进行再贴现，利用存款与再贴现之间的息差获得收益。各钱庄在打折收购其他钱庄的庄票后，本可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但为了加快资金周转获得更多利润，只要汇丰出价合适，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庄票转卖给汇丰，将利润落袋为安后再去做新的贴现买卖。
如此一来，虽然上海的钱庄可以获得汇丰的资金将生意做大，但同时也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汇丰的控制，而不得不变为汇丰的附庸。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拆票或提高拆息来紧缩银根，也可以调高再贴现率，即对钱庄想转卖给汇丰的庄票进行深度打折，使得钱庄无法获得两次打折之间的利差而无利可图，从而迫使他们减缓或停止第一次贴现行为。这将导致全体钱庄由于商业汇票周转放慢，而不得不减少对贸易的融资。最终的后果就是，资金匮乏导致华商无法收购茶农、丝农等土特产品，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降价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此时，汇丰背后的洋行股东们“正好”能够廉价吃进，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抛出，获得丰厚利润。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国金融势力在与外国金融势力进行殊死抗争时，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拧紧货币供应的水龙头，制造银根紧缩，轻易打垮一切贸易抵抗联盟的反抗。
在汇丰银行把持着清帝国中央银行大位的情况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机构都不可能发展成为足以挑战国际银行家核心战略的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