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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口口声声“共匪”给人的印象是，中共乃土匪草寇之类。但是经过四次围剿失利，已知问题严重，甚至担心国民党政权的存亡。请看蒋作宾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日记所透露的内情：
内部军队均为“匪”牵制，不能调动，饷糈、弹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制止。以如此情形，欲与人战，真所谓自取灭亡也。况各处“匪共”蜂起，每欲蹑其后，恐不亡于敌人，而即亡于“匪共”也。呜呼！殆亦数也。(蒋作宾日记，页四一)
了解此一内情，始知蒋介石为何一再说：“日本是癣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所以当他听到第五次围剿得手，高兴异常。十月二十二日在洛阳驰电中央执行委员会报捷，有云：“赤匪日蹙、匪势已穷渠魁授首在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三卷，页七五九)复于同月三十一日电令“剿匪”各将领“此匪不灭，不惟民无噍类，而且国亦难于幸存，故民族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及吾人之是否能为国为民真正努力，均将于此觇之，即个人历史之荣辱而论，亦全系于此，望切告各将士努力截追！”(同书，页七六一)然而时机仍然失之，截追失败，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抵达陕北，别建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新根据地远在陕北，在心理上远不如江西苏区之具威胁，更何况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颇为惨重。但是绝不似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所说：“赤匪至此仅剩二三千人，窜达陕北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页九六六)连董显光写的蒋总统传都说：“共匪武力虽因当年流窜的损失而削弱，然在陕北与甘肃境内仍是一个危险性的游击分子。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们还可从其山间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陕西的不设防地区从事掠夺。”(页二四五至二四六)由此可见：在张其昀笔下所谓“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的“剿共”说法，在董显光笔下，并不成立。同时，董显光还透露这么一段：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页二四五)
这段话初看起来，觉得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蒋介石知道一时剿灭不了的陕北中共，背后还有苏俄。名为试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怕与日本和苏联两面树敌，一时对于盘踞延安的中共暂停用兵，以及派亲信与俄国代表商议，便事出有因了。
陈立夫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从这篇回忆中透露：原来董显光所谓的“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所谓同僚，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他在回忆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所谓希望“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才是真正的意图，但是为了怕影响剿共士气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隐秘。陈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来，因而周恩来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写了一封信给陈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颍神驰，伫待回教。尊此并颂
时祉(初刊于近代中国季刊，另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一九三至一九四)
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的话“黄君”是指黄华表、“养甫”是指曾养甫、“贤者”是指陈氏兄弟“所策划”“所主持”是指什么呢？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公开“剿匪”声中的秘密“通匪”作业。这一秘密作业，是由蒋介石这边主动的。正因为主动的是蒋介石这边，所以周恩来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的话，陈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的话，可见主动在蒋介石这边，是无法掩饰的。这边主动找共产党，那边周恩来有了反应，就写了这封信。陈立夫写他在收信后：
该函经呈阅后，奉命继续联系，由余等出名口头答复，允予转呈，惟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予考虑。此一线索，始终联系未断，以待进机之来临。
陈立夫把周恩来的信发表后，沈云龙、李云汉等说周恩来的信中“九月一日”不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而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沈云龙文见于他的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等，李云汉文见于他的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均发表在传记文学)但是蒋介石根据其个人的档案，条列大纲，由陶希圣执笔的苏俄在中国，也明列周恩来“九月一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后，正合陈立夫在信尾也加注“民国二十四年九月收到”字样，信是一九三五年写的，应无可疑。
周恩来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明说“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的话，朱开来周恩来文的考订(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说：
周文内所谓“一登莫干”系在二十五年夏，由张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所谓“两至匡庐”系在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后，由张先生陪周赴庐山晋谒蒋公。
张冲(淮南)的助手杜桐荪在致萧铮信(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说：
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盛暑热天，张淮南(冲)兄命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自南京出发，取道京杭国道，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张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无非因事未至公开，避免外间猜测而已。当日弟与周、潘抵达莫干山时，张已先期到达山庄等候，弟任务毕即下山，夜宿西湖蝶来饭店，翌日张与周、潘亦至蝶来饭店，共进午餐后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与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即周之悼张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之事，其事既发生在二十五年六七月间，因此周致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九月一日函之年份，当为民国二十四年无疑。
应当指出，周恩来不可能于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见到蒋介石“一登莫干，两至匡庐”都在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前，国共秘密谈判的对手主要是陈立夫与潘汉年。周恩来是想出马的，但是由于谈判情况不佳，所以毛泽东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给潘汉年的密电有谓：“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署名东、天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尽管如此，诚如张冲助手杜桐荪所说：“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九月一日之前，国共双方已有多次接触协商，故在逻辑上周没有迟到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始致函二陈先生从头重新接洽和谈的道理。”(谁教史达林说话？，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五期，页五十五)标明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今犹存北京中央档案馆。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还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谓：“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页四十五至四十六)哪里还需要等到一九三六年的九月一日，由周恩来写信给陈氏昆仲，请他们“进言”岂非犹如“置马于车前”(puthorsebeforethecart)之谬吗？再看周函的内容。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天津日军演习巷战，足称“近者寇入益深”；八月下旬日军武官高桥、羽山到达绥远，迫使绥远各级党部停止工作，办理结束，由伪蒙接收，正合“伪军侵绥，已成事实”同时毛泽东率红军第一方面军自巴西抵河西，活跃于西北，并早已呼吁抗日。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亦已抵达陕南，刘志丹早据陕北。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二日纪念周上报告，说是陕北二十三县几完全赤化，蒋介石也早于六月十四日发表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助剿匪书。完全与周函“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人陕甘”所陈述的相吻合。
正由于周恩来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致函两陈，陈立夫遂于一九三五年圣诞节前一天，奉蒋介石之命与懂俄语的张冲同行，二人均持化名护照，由上海经马赛到柏林。然而因秘密曝光，乃不敢径往莫斯科。(参阅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一九六至一九九)蒋介石遂改变计划，一方面，令陈立夫回南京与苏俄驻华大使交涉；另一方面，密令自俄回国述职的邓文仪重返莫斯科，转达和谈条件。苏联怕刺激日本和德国，不愿与华有任何同盟关系，但可考虑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特别要求苏联不得趁日本侵华时“直接或间接侵华”他并不担心苏联会“直接”侵华，要点是“间接”意指援助中共。陈立夫自承：“其实我们要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旨在使苏俄不要趁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成败之鉴，页一九九)这段秘辛告诉我们，蒋介石之所以积极与苏联搭线，就是怕两边作战，并借与苏联缔约以孤中共之势。所谓“联共抗日”只是表面文章。
周恩来对蒋介石联共抗日计划，自表欢迎，并重述中共抗日立场，当然不知蒋之谋略，更不知其中深藏联俄制(中)共的暗盘。于是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直接谈判。陈立夫说，经多次磋商后，
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应系潘汉年之误)乃欲回延安复命，余乃令张冲陪其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再唱抗日高调，以保实力。潘则留京续洽，不料事隔数日，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与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其共赴国难宣言，于七七事变后，于同年九月二十二日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日公布。(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
这段话，既把人名搞错，误将潘汉年写作周恩来，又把日子搞错，中苏互不侵犯协定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布的，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是九月二十二日公布的，并非“同日公布”此外，陈立夫更掩藏了重要真相，以至于变得莫名其妙：“共同抗日”既已“大体谈妥”并已告知张学良，为什么还会发生因蒋不抗日导致西安兵谏的事呢？
原因在于根本没有谈妥。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讨论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预定此次会议后，双方停战，然后由周恩来南下签订正式协议，解决各项具体问题，但是开会时，陈立夫忽然转趋强硬，转达蒋介石的话说：
蒋委员长的意思是：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编三个团，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一律解职出洋，经过考察半年后按才录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在野政党参加政府。(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二三一)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也提及“商谈内容有四点，大要前已言之如下：一、服膺三民主义；二、服从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之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四、取消苏维埃组织”(页二o二)潘汉年曾反问陈立夫：“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潘汉年就与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这已不是合作，而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作业，中共当然不可能接受，谁又肯不战而降呢？潘陈谈判遂无结果，蒋介石想收编而不是合作，可见之于他后来所写的苏俄在中国：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尔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页七十二)
明言“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这怎么可能呢？中共的基本立场是“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见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一九一)国民党原在情势所逼下，答应此一统一战线，然而何以蒋介石的态度突趋强硬呢？因为陈立夫与苏联大使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获得苏方首肯：“他们(指中共)如果不听话，你们(国民党)把他们消灭算了。”(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二三二)这正是陈立夫在回忆中所说的：“这时候苏联只希望能促成中日战争，他们就是牺牲了中共，亦在所不惜，国家至上，势所必然。”(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陈立夫怎么知道苏联肯“牺牲中共”？除了得自苏方的允诺，哪有别的？苏联肯牺牲中共也不稀奇，斯大林本来就不喜欢毛泽东，而且在毛打败蒋介石之前，根本不相信毛有成功之可能。迟至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才承认对中共估计错误，在二战后犹直告中共同志夺权无望，而应与蒋介石“妥协”(摸dusvivendi)。(见dedijer，titospeaks，p.322)
蒋介石知道可以荡灭残余共军，而不会影响中苏关系，才从停攻延安到猛力进攻延安。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二日复潘汉年电文中，即有“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之语。(电文见文献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合刊本)这样高姿态强迫张学良剿共，以致引发西安事变。蒋介石事后于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西安事变前中共已接受取消红军及苏维埃等，停止内战，是不确实的。果真如此，当张学良在洛阳、西安恳求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时，为什么不说一声？难道对自己的副司令会与事实正好相反的隐瞒？果真如此，又何必逼张剿共？事实很明白，蒋介石带着满朝文武到西安来，气势汹汹，就是要大举剿灭不肯接受收编的红军的。正因如此，才会有张、杨兵谏。蒋介石“通匪”是真戏假做，而张学良竟把老蒋的假戏真做起来，打破了他的计划，难怪此恨终身绵绵不绝，死也不肯饶恕张学良。
无可怀疑的，西安事变才真正改变了蒋介石的“先安内再攘外”的既定政策。蒋介石抗日，乃是被张学良逼上梁山的。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西，处境极为苦闷，因为他们不能在东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国人。有一项记录说，事变前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苗剑秋劝他说：“我觉得陕北共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学良听了，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浑蛋了！”苗剑秋说：“你才浑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浑蛋？”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浑蛋！”(参阅右军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因此，西安事变的原因，简单说，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愿再做浑蛋。他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张学良本来的打算是先由他跟中共谈拢，再由他向蒋介石进言，最后大家一致对外。在跟中共谈拢这一点上，他已经成功，中共对他信誓旦旦，甚至“愿受指挥、愿受监视，任何时候可以随意谴责”都无不可。在与中共谈拢的过程中，张学良甚至大哭，周恩来也陪他哭(参阅石川忠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这样子敲定，当然使张学良感动。于是“各以勿食言为约”后，就等张学良“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了。不料他在“向蒋公竭力进言”一点上，始终不成功，他以“巨额私款接济中共，中共自行撤出瓦窑堡等等，都表示了中共在套他的交情，等待他兑现中国人一致对外的大希望。
在这种等待中，张学良的心理压力愈来愈重，深感不达到“竭力进言”是不行了，最后，他在其他因素的相激相荡下，终于走上了“兵谏”的路子，即使个人遭到任何损失，也甘愿为国牺牲了。
蒋介石既已决定打完内战再说，他飞往西安，就是要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服从他的政策，坚不听张、杨苦劝一致抗日，更严厉督责，并加以威胁。最可注意的是，蒋介石在十二月九日，即西安事变发生前三日，写了一封密函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全函如下：
力子主席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页十至一十二)
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想经过大公报透露他“剿匪”的决心与布置。这种布置当然也同时给张、杨以警告与威胁，可说是蒋氏要达到其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另一方面，张学良于一再试图改变蒋介石不抗日政策失败后，为了达到抗日的目的，也采取了非常的手段，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二日发动兵谏，劫持蒋介石两个礼拜。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件。
张学良发动兵谏，主要是他少帅一个人的决定，中共事前固然不知情，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更不知情，是以当南京政府怀疑苏联策动西安事变，莫斯科十分愤怒，并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提出抗议。(见蒋廷黻回忆录，页一九八至一九九)俄国人既与蒋介石已有尚未公布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以及凭什么命令素无渊源的张学良抓人？
事变后一日，中共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说是“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又说：“公等果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此时中共显然仍是“讨蒋抗日”的立场，然而蒋既不在他们手中，是否“交付国人裁判”并非他们所能控制。不过，周恩来于十二月十七日晚上应张学良之请抵达西安后，得以商定和平解决五项条件如下：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从此一协议可知，中共立场已渐由“讨蒋抗日”倾向张学良“拥蒋抗日”的主张。中共在十九日又召开扩大会议，接受了“保蒋安全，消弭内战”的意见。盛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国际来电施压所致，是不确实的。共产国际确有“指示”但至十二月二十日才到达保安(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时致周恩来电)，有关和平解决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张学良兵谏之目的始终是“拥蒋抗日”一旦蒋答应抗日，哪有不和平解决之理？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共影响张学良，未免小看少帅的决心与独断。其实，张学良甚有主意。当西安事变顺利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就因为张学良的兵谏目的已达，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但蒋氏回到南京后，口口声声说没有答应任何事，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五届三中全会时，报告西安事变经过有云：“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说。”他以领袖人格保证的诺言，虽口说无凭，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放弃先安内的政策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张、杨的兵谏的确促使他把对内的枪杆子对外，也就是说不再打内战而一致对外，也就是说对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负重、不再退让。此一“不再”之后，除非日本军阀停止侵略，抗战的爆发乃是时间的问题。果然，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中国一抵抗，全面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安事变与抗战爆发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若问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一个最简单的答复就是西安事变，因为此事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西安事变达成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也即是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目的达到，当然是一种成功。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变之后，蒋介石个人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后所未有)。他的声望大增，当然是由于全国人民相信他将领导抗战。对共产党而言，也是成功的，由于停止内战使红军获致喘息、重整以及发展的机会。唯一失败的是事变两主角。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全家被谋害。而且，最想抗日的东北军，不准抗日，惨遭解散！张、杨因促成抗战而遭大殃，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讽刺。
但是此一大讽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蒋介石处心积虑造成的。西安事变之后，蒋委员长决心领导全国抗日，声望如日中天，他岂能予人一种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认西安事变有任何积极的作用与意义，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乱的叛逆事件。他之所以安全脱险，是由于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伪造所谓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不惜军事审判张学良、不惜囚张杀杨、不惜宣扬张、杨乃是目无法纪的军阀余孽。这一切都在制造惩罚叛逆的印象，而极力“淡化”对抗日所起的积极作用。
蒋介石掩遮西安事变真相的主要工程是西安半月记。他说是当时的日记，因此不少历史学者就把它当实录来引证。吴天威的英文专著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枢纽点(thesianlncident：apivotalpointinmodernchinesehistory)，虽知西安半月记实出陈布雷之手(见页二二八)，仍然据为“有名的日记”来引用，甚至据之证明张阅蒋之日记与文件后，态度改变，流泪后悔。(页八十六至八十七)李云汉撰写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引用不少档案资料，于事变经过一章中，一再长篇征引西安半月记所述，视为最信实的史料，并据之以重建“西安事变”半个月的史实。(参阅页四十九至七十五)
然而西安半月记全文起承转合，一气呵成，井然有序，不像是原始的日记。其浅近文言，更神似陈布雷的手笔。果然，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岁暮自杀后，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影印其手写稿出版(其夫人王允默女士提供，书前并有王女士序文)。此影印手稿又于一九六七年，由台北传记文学社，以铅字排印出版，书名陈布雷回忆录。观其内容，称之为陈布雷自编年谱似较恰当。谱中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这样一段记载：
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传记文学版，页一一八)
是知所谓在西安的对张、杨训词，乃是返抵南京后，陈布雷根据蒋氏夫妇授意而编写成“词”的，其目的欲告世人事变之结束，由于张、杨勇于悔过。
不仅此也，又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二月二日条记道：
蒋公赴杭州，余(陈布雷)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既成乃赴沪，盖蒋公归西爱咸斯路之沪寓请医检视身体也。(页一二)
是知西安半月记也并非蒋氏十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而是陈布雷遵照蒋氏的意思，在旅馆中“闭门造车”的产品，而且“工程”不小，还需“望弟来助余缮写”(“望弟”系陈布雷妹夫翁祖望，为陈之机要秘书，女儿为中共地下党员，后嫁蒋姓，即现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之乔石，乔石本姓蒋)。陈氏生前没想到要发表的手稿，居然无意间透露了真相。奇怪的是，此段宝贵的史料，虽早于一九四八年问世，却不被许多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所注意与引用。
西安半月记既由陈氏事后编造，严谨的史家自然不能再视为蒋氏日记来引用。不过，陈氏既秉蒋氏意志而编造，仍然具有史料价值，其价值在于足可反映蒋氏的“后知之明”(anachronism)，乃是蒋氏事后对“西安事变”的主观论断与定位。
陈布雷编写的蒋氏日记从十二月十一日起，正好是事变的前夕，所记种种疑点，诸如：“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此乃写文章的伏笔，以及“后见之明”！通篇用意，无处不在维护以及装饰领袖的尊严。其实“西安事变”之后“拥蒋抗日”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为了举国一致对外，维护领袖的尊严自有必要，张学良不计后果，坚持陪蒋返京，有若负荆请罪，亦就是要给足蒋氏面子。然而西安半月记更有进一步的发挥，尽量凸显委员长正气凛然的形象，若谓：“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然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以及直言张学良等因读其文件日记，受其伟大人格感召而释放他，甚至借宋美龄之口，将其西安蒙难，与孙中山广州蒙难相比拟。类此显然不仅仅要维护一时之颜面，直欲借此“日记”以塑造千秋的历史美名。
但是，如果要追求历史真相，则必须揭除神圣的面纱，以见真面目。我们不妨以西安半月记所记，与其他当时人的记录对质一下，比而观之。西安半月记对被捕时一刻的描述是：
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喝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西安事变史料，一九八三年出版，上册，页四)
文中的孙铭九营长亦有回忆，临潼扣蒋应是他一生最难忘的一刻，同样... -->>
蒋介石口口声声“共匪”给人的印象是，中共乃土匪草寇之类。但是经过四次围剿失利，已知问题严重，甚至担心国民党政权的存亡。请看蒋作宾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日记所透露的内情：
内部军队均为“匪”牵制，不能调动，饷糈、弹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制止。以如此情形，欲与人战，真所谓自取灭亡也。况各处“匪共”蜂起，每欲蹑其后，恐不亡于敌人，而即亡于“匪共”也。呜呼！殆亦数也。(蒋作宾日记，页四一)
了解此一内情，始知蒋介石为何一再说：“日本是癣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所以当他听到第五次围剿得手，高兴异常。十月二十二日在洛阳驰电中央执行委员会报捷，有云：“赤匪日蹙、匪势已穷渠魁授首在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三卷，页七五九)复于同月三十一日电令“剿匪”各将领“此匪不灭，不惟民无噍类，而且国亦难于幸存，故民族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及吾人之是否能为国为民真正努力，均将于此觇之，即个人历史之荣辱而论，亦全系于此，望切告各将士努力截追！”(同书，页七六一)然而时机仍然失之，截追失败，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抵达陕北，别建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新根据地远在陕北，在心理上远不如江西苏区之具威胁，更何况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颇为惨重。但是绝不似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所说：“赤匪至此仅剩二三千人，窜达陕北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页九六六)连董显光写的蒋总统传都说：“共匪武力虽因当年流窜的损失而削弱，然在陕北与甘肃境内仍是一个危险性的游击分子。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们还可从其山间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陕西的不设防地区从事掠夺。”(页二四五至二四六)由此可见：在张其昀笔下所谓“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的“剿共”说法，在董显光笔下，并不成立。同时，董显光还透露这么一段：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页二四五)
这段话初看起来，觉得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蒋介石知道一时剿灭不了的陕北中共，背后还有苏俄。名为试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怕与日本和苏联两面树敌，一时对于盘踞延安的中共暂停用兵，以及派亲信与俄国代表商议，便事出有因了。
陈立夫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从这篇回忆中透露：原来董显光所谓的“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所谓同僚，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他在回忆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所谓希望“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才是真正的意图，但是为了怕影响剿共士气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隐秘。陈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来，因而周恩来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写了一封信给陈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颍神驰，伫待回教。尊此并颂
时祉(初刊于近代中国季刊，另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一九三至一九四)
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的话“黄君”是指黄华表、“养甫”是指曾养甫、“贤者”是指陈氏兄弟“所策划”“所主持”是指什么呢？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公开“剿匪”声中的秘密“通匪”作业。这一秘密作业，是由蒋介石这边主动的。正因为主动的是蒋介石这边，所以周恩来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的话，陈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的话，可见主动在蒋介石这边，是无法掩饰的。这边主动找共产党，那边周恩来有了反应，就写了这封信。陈立夫写他在收信后：
该函经呈阅后，奉命继续联系，由余等出名口头答复，允予转呈，惟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予考虑。此一线索，始终联系未断，以待进机之来临。
陈立夫把周恩来的信发表后，沈云龙、李云汉等说周恩来的信中“九月一日”不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而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沈云龙文见于他的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等，李云汉文见于他的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均发表在传记文学)但是蒋介石根据其个人的档案，条列大纲，由陶希圣执笔的苏俄在中国，也明列周恩来“九月一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后，正合陈立夫在信尾也加注“民国二十四年九月收到”字样，信是一九三五年写的，应无可疑。
周恩来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明说“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的话，朱开来周恩来文的考订(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说：
周文内所谓“一登莫干”系在二十五年夏，由张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所谓“两至匡庐”系在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后，由张先生陪周赴庐山晋谒蒋公。
张冲(淮南)的助手杜桐荪在致萧铮信(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说：
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盛暑热天，张淮南(冲)兄命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自南京出发，取道京杭国道，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张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无非因事未至公开，避免外间猜测而已。当日弟与周、潘抵达莫干山时，张已先期到达山庄等候，弟任务毕即下山，夜宿西湖蝶来饭店，翌日张与周、潘亦至蝶来饭店，共进午餐后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与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即周之悼张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之事，其事既发生在二十五年六七月间，因此周致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九月一日函之年份，当为民国二十四年无疑。
应当指出，周恩来不可能于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见到蒋介石“一登莫干，两至匡庐”都在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前，国共秘密谈判的对手主要是陈立夫与潘汉年。周恩来是想出马的，但是由于谈判情况不佳，所以毛泽东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给潘汉年的密电有谓：“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署名东、天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尽管如此，诚如张冲助手杜桐荪所说：“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九月一日之前，国共双方已有多次接触协商，故在逻辑上周没有迟到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始致函二陈先生从头重新接洽和谈的道理。”(谁教史达林说话？，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五期，页五十五)标明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今犹存北京中央档案馆。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还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谓：“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页四十五至四十六)哪里还需要等到一九三六年的九月一日，由周恩来写信给陈氏昆仲，请他们“进言”岂非犹如“置马于车前”(puthorsebeforethecart)之谬吗？再看周函的内容。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天津日军演习巷战，足称“近者寇入益深”；八月下旬日军武官高桥、羽山到达绥远，迫使绥远各级党部停止工作，办理结束，由伪蒙接收，正合“伪军侵绥，已成事实”同时毛泽东率红军第一方面军自巴西抵河西，活跃于西北，并早已呼吁抗日。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亦已抵达陕南，刘志丹早据陕北。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二日纪念周上报告，说是陕北二十三县几完全赤化，蒋介石也早于六月十四日发表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助剿匪书。完全与周函“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人陕甘”所陈述的相吻合。
正由于周恩来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致函两陈，陈立夫遂于一九三五年圣诞节前一天，奉蒋介石之命与懂俄语的张冲同行，二人均持化名护照，由上海经马赛到柏林。然而因秘密曝光，乃不敢径往莫斯科。(参阅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一九六至一九九)蒋介石遂改变计划，一方面，令陈立夫回南京与苏俄驻华大使交涉；另一方面，密令自俄回国述职的邓文仪重返莫斯科，转达和谈条件。苏联怕刺激日本和德国，不愿与华有任何同盟关系，但可考虑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特别要求苏联不得趁日本侵华时“直接或间接侵华”他并不担心苏联会“直接”侵华，要点是“间接”意指援助中共。陈立夫自承：“其实我们要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旨在使苏俄不要趁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成败之鉴，页一九九)这段秘辛告诉我们，蒋介石之所以积极与苏联搭线，就是怕两边作战，并借与苏联缔约以孤中共之势。所谓“联共抗日”只是表面文章。
周恩来对蒋介石联共抗日计划，自表欢迎，并重述中共抗日立场，当然不知蒋之谋略，更不知其中深藏联俄制(中)共的暗盘。于是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直接谈判。陈立夫说，经多次磋商后，
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应系潘汉年之误)乃欲回延安复命，余乃令张冲陪其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再唱抗日高调，以保实力。潘则留京续洽，不料事隔数日，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与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其共赴国难宣言，于七七事变后，于同年九月二十二日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日公布。(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
这段话，既把人名搞错，误将潘汉年写作周恩来，又把日子搞错，中苏互不侵犯协定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布的，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是九月二十二日公布的，并非“同日公布”此外，陈立夫更掩藏了重要真相，以至于变得莫名其妙：“共同抗日”既已“大体谈妥”并已告知张学良，为什么还会发生因蒋不抗日导致西安兵谏的事呢？
原因在于根本没有谈妥。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讨论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预定此次会议后，双方停战，然后由周恩来南下签订正式协议，解决各项具体问题，但是开会时，陈立夫忽然转趋强硬，转达蒋介石的话说：
蒋委员长的意思是：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编三个团，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一律解职出洋，经过考察半年后按才录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在野政党参加政府。(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二三一)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也提及“商谈内容有四点，大要前已言之如下：一、服膺三民主义；二、服从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之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四、取消苏维埃组织”(页二o二)潘汉年曾反问陈立夫：“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潘汉年就与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这已不是合作，而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作业，中共当然不可能接受，谁又肯不战而降呢？潘陈谈判遂无结果，蒋介石想收编而不是合作，可见之于他后来所写的苏俄在中国：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尔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页七十二)
明言“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这怎么可能呢？中共的基本立场是“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见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一九一)国民党原在情势所逼下，答应此一统一战线，然而何以蒋介石的态度突趋强硬呢？因为陈立夫与苏联大使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获得苏方首肯：“他们(指中共)如果不听话，你们(国民党)把他们消灭算了。”(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二三二)这正是陈立夫在回忆中所说的：“这时候苏联只希望能促成中日战争，他们就是牺牲了中共，亦在所不惜，国家至上，势所必然。”(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陈立夫怎么知道苏联肯“牺牲中共”？除了得自苏方的允诺，哪有别的？苏联肯牺牲中共也不稀奇，斯大林本来就不喜欢毛泽东，而且在毛打败蒋介石之前，根本不相信毛有成功之可能。迟至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才承认对中共估计错误，在二战后犹直告中共同志夺权无望，而应与蒋介石“妥协”(摸dusvivendi)。(见dedijer，titospeaks，p.322)
蒋介石知道可以荡灭残余共军，而不会影响中苏关系，才从停攻延安到猛力进攻延安。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二日复潘汉年电文中，即有“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之语。(电文见文献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合刊本)这样高姿态强迫张学良剿共，以致引发西安事变。蒋介石事后于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西安事变前中共已接受取消红军及苏维埃等，停止内战，是不确实的。果真如此，当张学良在洛阳、西安恳求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时，为什么不说一声？难道对自己的副司令会与事实正好相反的隐瞒？果真如此，又何必逼张剿共？事实很明白，蒋介石带着满朝文武到西安来，气势汹汹，就是要大举剿灭不肯接受收编的红军的。正因如此，才会有张、杨兵谏。蒋介石“通匪”是真戏假做，而张学良竟把老蒋的假戏真做起来，打破了他的计划，难怪此恨终身绵绵不绝，死也不肯饶恕张学良。
无可怀疑的，西安事变才真正改变了蒋介石的“先安内再攘外”的既定政策。蒋介石抗日，乃是被张学良逼上梁山的。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西，处境极为苦闷，因为他们不能在东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国人。有一项记录说，事变前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苗剑秋劝他说：“我觉得陕北共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学良听了，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浑蛋了！”苗剑秋说：“你才浑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浑蛋？”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浑蛋！”(参阅右军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因此，西安事变的原因，简单说，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愿再做浑蛋。他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张学良本来的打算是先由他跟中共谈拢，再由他向蒋介石进言，最后大家一致对外。在跟中共谈拢这一点上，他已经成功，中共对他信誓旦旦，甚至“愿受指挥、愿受监视，任何时候可以随意谴责”都无不可。在与中共谈拢的过程中，张学良甚至大哭，周恩来也陪他哭(参阅石川忠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这样子敲定，当然使张学良感动。于是“各以勿食言为约”后，就等张学良“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了。不料他在“向蒋公竭力进言”一点上，始终不成功，他以“巨额私款接济中共，中共自行撤出瓦窑堡等等，都表示了中共在套他的交情，等待他兑现中国人一致对外的大希望。
在这种等待中，张学良的心理压力愈来愈重，深感不达到“竭力进言”是不行了，最后，他在其他因素的相激相荡下，终于走上了“兵谏”的路子，即使个人遭到任何损失，也甘愿为国牺牲了。
蒋介石既已决定打完内战再说，他飞往西安，就是要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服从他的政策，坚不听张、杨苦劝一致抗日，更严厉督责，并加以威胁。最可注意的是，蒋介石在十二月九日，即西安事变发生前三日，写了一封密函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全函如下：
力子主席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页十至一十二)
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想经过大公报透露他“剿匪”的决心与布置。这种布置当然也同时给张、杨以警告与威胁，可说是蒋氏要达到其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另一方面，张学良于一再试图改变蒋介石不抗日政策失败后，为了达到抗日的目的，也采取了非常的手段，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二日发动兵谏，劫持蒋介石两个礼拜。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件。
张学良发动兵谏，主要是他少帅一个人的决定，中共事前固然不知情，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更不知情，是以当南京政府怀疑苏联策动西安事变，莫斯科十分愤怒，并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提出抗议。(见蒋廷黻回忆录，页一九八至一九九)俄国人既与蒋介石已有尚未公布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以及凭什么命令素无渊源的张学良抓人？
事变后一日，中共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说是“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又说：“公等果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此时中共显然仍是“讨蒋抗日”的立场，然而蒋既不在他们手中，是否“交付国人裁判”并非他们所能控制。不过，周恩来于十二月十七日晚上应张学良之请抵达西安后，得以商定和平解决五项条件如下：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从此一协议可知，中共立场已渐由“讨蒋抗日”倾向张学良“拥蒋抗日”的主张。中共在十九日又召开扩大会议，接受了“保蒋安全，消弭内战”的意见。盛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国际来电施压所致，是不确实的。共产国际确有“指示”但至十二月二十日才到达保安(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时致周恩来电)，有关和平解决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张学良兵谏之目的始终是“拥蒋抗日”一旦蒋答应抗日，哪有不和平解决之理？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共影响张学良，未免小看少帅的决心与独断。其实，张学良甚有主意。当西安事变顺利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就因为张学良的兵谏目的已达，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但蒋氏回到南京后，口口声声说没有答应任何事，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五届三中全会时，报告西安事变经过有云：“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说。”他以领袖人格保证的诺言，虽口说无凭，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放弃先安内的政策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张、杨的兵谏的确促使他把对内的枪杆子对外，也就是说不再打内战而一致对外，也就是说对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负重、不再退让。此一“不再”之后，除非日本军阀停止侵略，抗战的爆发乃是时间的问题。果然，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中国一抵抗，全面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安事变与抗战爆发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若问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一个最简单的答复就是西安事变，因为此事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西安事变达成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也即是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目的达到，当然是一种成功。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变之后，蒋介石个人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后所未有)。他的声望大增，当然是由于全国人民相信他将领导抗战。对共产党而言，也是成功的，由于停止内战使红军获致喘息、重整以及发展的机会。唯一失败的是事变两主角。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全家被谋害。而且，最想抗日的东北军，不准抗日，惨遭解散！张、杨因促成抗战而遭大殃，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讽刺。
但是此一大讽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蒋介石处心积虑造成的。西安事变之后，蒋委员长决心领导全国抗日，声望如日中天，他岂能予人一种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认西安事变有任何积极的作用与意义，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乱的叛逆事件。他之所以安全脱险，是由于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伪造所谓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不惜军事审判张学良、不惜囚张杀杨、不惜宣扬张、杨乃是目无法纪的军阀余孽。这一切都在制造惩罚叛逆的印象，而极力“淡化”对抗日所起的积极作用。
蒋介石掩遮西安事变真相的主要工程是西安半月记。他说是当时的日记，因此不少历史学者就把它当实录来引证。吴天威的英文专著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枢纽点(thesianlncident：apivotalpointinmodernchinesehistory)，虽知西安半月记实出陈布雷之手(见页二二八)，仍然据为“有名的日记”来引用，甚至据之证明张阅蒋之日记与文件后，态度改变，流泪后悔。(页八十六至八十七)李云汉撰写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引用不少档案资料，于事变经过一章中，一再长篇征引西安半月记所述，视为最信实的史料，并据之以重建“西安事变”半个月的史实。(参阅页四十九至七十五)
然而西安半月记全文起承转合，一气呵成，井然有序，不像是原始的日记。其浅近文言，更神似陈布雷的手笔。果然，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岁暮自杀后，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影印其手写稿出版(其夫人王允默女士提供，书前并有王女士序文)。此影印手稿又于一九六七年，由台北传记文学社，以铅字排印出版，书名陈布雷回忆录。观其内容，称之为陈布雷自编年谱似较恰当。谱中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这样一段记载：
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传记文学版，页一一八)
是知所谓在西安的对张、杨训词，乃是返抵南京后，陈布雷根据蒋氏夫妇授意而编写成“词”的，其目的欲告世人事变之结束，由于张、杨勇于悔过。
不仅此也，又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二月二日条记道：
蒋公赴杭州，余(陈布雷)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既成乃赴沪，盖蒋公归西爱咸斯路之沪寓请医检视身体也。(页一二)
是知西安半月记也并非蒋氏十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而是陈布雷遵照蒋氏的意思，在旅馆中“闭门造车”的产品，而且“工程”不小，还需“望弟来助余缮写”(“望弟”系陈布雷妹夫翁祖望，为陈之机要秘书，女儿为中共地下党员，后嫁蒋姓，即现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之乔石，乔石本姓蒋)。陈氏生前没想到要发表的手稿，居然无意间透露了真相。奇怪的是，此段宝贵的史料，虽早于一九四八年问世，却不被许多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所注意与引用。
西安半月记既由陈氏事后编造，严谨的史家自然不能再视为蒋氏日记来引用。不过，陈氏既秉蒋氏意志而编造，仍然具有史料价值，其价值在于足可反映蒋氏的“后知之明”(anachronism)，乃是蒋氏事后对“西安事变”的主观论断与定位。
陈布雷编写的蒋氏日记从十二月十一日起，正好是事变的前夕，所记种种疑点，诸如：“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此乃写文章的伏笔，以及“后见之明”！通篇用意，无处不在维护以及装饰领袖的尊严。其实“西安事变”之后“拥蒋抗日”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为了举国一致对外，维护领袖的尊严自有必要，张学良不计后果，坚持陪蒋返京，有若负荆请罪，亦就是要给足蒋氏面子。然而西安半月记更有进一步的发挥，尽量凸显委员长正气凛然的形象，若谓：“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然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以及直言张学良等因读其文件日记，受其伟大人格感召而释放他，甚至借宋美龄之口，将其西安蒙难，与孙中山广州蒙难相比拟。类此显然不仅仅要维护一时之颜面，直欲借此“日记”以塑造千秋的历史美名。
但是，如果要追求历史真相，则必须揭除神圣的面纱，以见真面目。我们不妨以西安半月记所记，与其他当时人的记录对质一下，比而观之。西安半月记对被捕时一刻的描述是：
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喝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西安事变史料，一九八三年出版，上册，页四)
文中的孙铭九营长亦有回忆，临潼扣蒋应是他一生最难忘的一刻，同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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