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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二大三中全会在蒋介石拒不出席的情况下，没能真正解决问题，强调“恢复党权”欲以党来控制枪杆子也徒托空言。不过至少暂时掩遮了波涛汹涌的政潮，以及蒋总司令悍然抗命的威胁，军事行动得以继续进行，然而随着军事的发展，蒋介石权势的上升，政潮与威胁反而与日俱增。
国民革命军继续军事行动，兵分三路，西路唐生智任总指挥，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夹击河南，中路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李宗仁率江左军，程潜率江右军，沿长江而下，进掠南京、安庆等地。东路白崇禧于二月十日即已占领杭州，等待何应钦自福建北上的纵队，会师后向淞沪挺进，于三月二十日入据上海附近的龙华。稍后于三月二十三日，程潜江右军占领南京，由于革命军之反帝，英美帝国主义于翌日炮轰南京城以示威，死伤约千余人。李宗仁江左军于三月中已达安庆，守军陈调元“附义”不血刃而定安徽，北洋长江舰队亦于三月二十三日“起义”北洋军队遂退守徐州一线，至此长江中下游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夺取长江下游如此神速，鲜遭抵抗，固然由于革命风潮澎湃、民心归向，令敌无斗志。然而同时还有别的奥秘。据于此时访问南昌的俄国汉学家卡沙宁(marckasanin)探知，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攻势之前，已用威迫利诱手法，逐步赢得京、沪归顺，因其十分渴望与长江下游的资产阶级结合，然后与革命分道扬镳。(见氏著chi奶nthetties，p。196)
蒋介石此时已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勾结妥协，但绝不肯与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他已决心抗争到底。他于三月十六日临行之前下令解散南昌市国民党党部，直接向“恢复党权”的诉愿挑战，同时又解散南昌学联以及查封贯彻日报。十七日抵达九江，枪毙市党部与工会负责同志四人，又于二十三日捣毁设在安庆的省党部与总工会。
蒋介石以枪杆子对付党的行径，武汉中央颇为震惊。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就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愤然说：“(蒋)现在愈闹愈不像话，好像是他总司令的世界，为所欲为，把党的威权弄得扫地，我们如果再不下决心，何必还革什么命！”但是武汉中央政府犹如遥控脱缰之马，难以着力。而蒋介石又玩弄两面手法，骨子里一意孤行，表面上服从中央，如三月三十日还发电请示军事外交方针，以至于连鲍罗廷尚欲“爱惜蒋同志”帮助他不受反革命包围。(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纪录)当然武汉中央也想到过解除蒋介石的兵柄，不仅仅是鲍罗廷与中共党人，国民党中重要人物如谭延、徐谦、顾孟余、邓演达、张发奎等人曾经一再劝说战功甚高的李宗仁，取而代之。(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八九)但李宗仁以洪杨同室操戈为鉴，不肯答应。三月下旬武汉中央还草拟了一个伺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由国府代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子上，交给在南京的程潜执行，但程潜虽然拥护武汉三中全会决议，但不愿因执行密令而导致国民党的分裂，却没有想到程潜离宁以后，他委托卫戍南京的杨杰与贺耀组竟倒向蒋介石，蒋遂下令调程之二、六两军北上，使整个南京城完全在蒋控制之下，卒令沪杭甬尽成蒋氏天下。(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二六至五二七；另参阅wut’ien-wei，changkai-shek’sapril12thcoupof1927p.154)
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六日自安庆抵达上海，了解到中共与工会的实力，颇感惊异与不安。缘自三月二十一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兵临上海城郊，因怕帝国主义军事干涉，不敢遽攻，然而市内总工会组织第三次大罢工，发动五十万人，终于克复上海。周恩来与顾成章指挥下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约有二千七百余名。蒋抵沪后，立即受到右派分子以及买办、帮会、帝国主义者的包围与支持，实力亦属不小，何况还有包括桂系在内的武力后盾。三月二十八日吴稚晖就提出“请查办共产党”呈文，拟断然结束孙中山的容共政策。
吴稚晖是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贯以插科打诨的丑角姿态出现”以博取主子的欢心。自中山舰事件以后，一直为蒋开锣喝道、保镖帮腔，此时在沪倡议清党既是奉命办事，也是善体君意。蒋介石蓄意清党已久，到上海后更感“吾道不孤”但是清党分共牵涉到国民党根本政策的改变，不仅兹事体大，而且影响到整个革命的前途，更不必说因分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了。
就在此紧要关头，国府主席汪精卫返抵国门。汪氏不是悄然返国，而是在国民党同志们千呼万唤始归来，尤其是由于国民党内部危机四伏，切望汪能复职扭转乾坤。即使是蒋介石，虽然在心中或私下不愿汪回(见陈公博苦笑录)，但在表面上仍然是函电恳请，甚至要派张静江、李石曾到法国去迎驾，说是“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甚至假仁假义地说：“如兄不来，则弟唯有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国人。”(引自蔡穗金汪精卫评传，页一一五)汪精卫终于绕道俄国，自海参崴回到了上海，那天正好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愚人节。汪氏回国后的遭遇，确有不少“愚人”的意味。
蒋介石亲往码头迎汪，移樽就教，辟室密谈。蒋之意旨十分明确，即要汪跟他一起清党反共赶走鲍罗廷，采取断然措施。这当然也是蒋支持汪“主持一切”的条件。但是汪精卫是国府主席，虽称病出国，主席一职仍由人代行，而三中全会继续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不能跟在一个总司令后面擅自做重大的政策改变，否则何异吴稚晖之投靠，更置武汉党中央同志于何地？即使要改变政策，亦应从长计议，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来决定，诚如汪氏致函李石曾时所说，联俄容共政策“绝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须依据党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武力可以迫成。”(汪精卫全集，页一八四)汪之不能应蒋之求，留沪“清党”是必然的。
蒋介石及其“清党”的附和者显然在汪面前，力数共产党的“阴谋”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以及制造恐怖、引发外交冲突等等。这种指控如果属实，当然有违当初国共合作的原则、破坏了合作的基础，于是汪在上海两次往访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欲探明真相。陈力言绝无此事，亲笔作书，并表之于汪陈联合声明之中，以昭公信。阴谋既系谣言，则蒋介石用武力“清党”的主张便无着落，汪自无不维护联共政策之理，故汪陈于联合声明中说：
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对于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载时事新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如果胸怀善意，面对此公开的宣言，自应尽量祛除误解，再谋合作，以完成尚未成功的革命。孰料联合声明公布之后，吴稚晖立即无理取闹，破口大骂，甚至讥嘲陈是中共的总书记，而汪之国府主席恐怕有名无实，暴露出吴氏有恃无恐，甘愿充当蒋介石的打手。足见蒋等“清党”纯粹为了反共而“清党”、为了巩固一己的权力而“清党”其他种种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不过是借口而已。事已至此，汪精卫留沪若不顺从蒋之意志，势必纠缠不清，理性解决问题唯有回武汉中央处理。汪于行前致书蒋之亲信张静江，明言赴汉之必要，若谓：
党事至此，以铭之愚，唯有提议开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汪精卫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致张静江书)
翌晨，汪即乘船溯江而上，于十日舟抵汉口，复职后成为国民党中央与国府的最高领导人，并立即与谭延闿、孙科等协商到南京去开四中全会，以求解决问题，又于十三日，... -->>
国民党的二大三中全会在蒋介石拒不出席的情况下，没能真正解决问题，强调“恢复党权”欲以党来控制枪杆子也徒托空言。不过至少暂时掩遮了波涛汹涌的政潮，以及蒋总司令悍然抗命的威胁，军事行动得以继续进行，然而随着军事的发展，蒋介石权势的上升，政潮与威胁反而与日俱增。
国民革命军继续军事行动，兵分三路，西路唐生智任总指挥，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夹击河南，中路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李宗仁率江左军，程潜率江右军，沿长江而下，进掠南京、安庆等地。东路白崇禧于二月十日即已占领杭州，等待何应钦自福建北上的纵队，会师后向淞沪挺进，于三月二十日入据上海附近的龙华。稍后于三月二十三日，程潜江右军占领南京，由于革命军之反帝，英美帝国主义于翌日炮轰南京城以示威，死伤约千余人。李宗仁江左军于三月中已达安庆，守军陈调元“附义”不血刃而定安徽，北洋长江舰队亦于三月二十三日“起义”北洋军队遂退守徐州一线，至此长江中下游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夺取长江下游如此神速，鲜遭抵抗，固然由于革命风潮澎湃、民心归向，令敌无斗志。然而同时还有别的奥秘。据于此时访问南昌的俄国汉学家卡沙宁(marckasanin)探知，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攻势之前，已用威迫利诱手法，逐步赢得京、沪归顺，因其十分渴望与长江下游的资产阶级结合，然后与革命分道扬镳。(见氏著chi奶nthetties，p。196)
蒋介石此时已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勾结妥协，但绝不肯与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他已决心抗争到底。他于三月十六日临行之前下令解散南昌市国民党党部，直接向“恢复党权”的诉愿挑战，同时又解散南昌学联以及查封贯彻日报。十七日抵达九江，枪毙市党部与工会负责同志四人，又于二十三日捣毁设在安庆的省党部与总工会。
蒋介石以枪杆子对付党的行径，武汉中央颇为震惊。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就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愤然说：“(蒋)现在愈闹愈不像话，好像是他总司令的世界，为所欲为，把党的威权弄得扫地，我们如果再不下决心，何必还革什么命！”但是武汉中央政府犹如遥控脱缰之马，难以着力。而蒋介石又玩弄两面手法，骨子里一意孤行，表面上服从中央，如三月三十日还发电请示军事外交方针，以至于连鲍罗廷尚欲“爱惜蒋同志”帮助他不受反革命包围。(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纪录)当然武汉中央也想到过解除蒋介石的兵柄，不仅仅是鲍罗廷与中共党人，国民党中重要人物如谭延、徐谦、顾孟余、邓演达、张发奎等人曾经一再劝说战功甚高的李宗仁，取而代之。(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八九)但李宗仁以洪杨同室操戈为鉴，不肯答应。三月下旬武汉中央还草拟了一个伺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由国府代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子上，交给在南京的程潜执行，但程潜虽然拥护武汉三中全会决议，但不愿因执行密令而导致国民党的分裂，却没有想到程潜离宁以后，他委托卫戍南京的杨杰与贺耀组竟倒向蒋介石，蒋遂下令调程之二、六两军北上，使整个南京城完全在蒋控制之下，卒令沪杭甬尽成蒋氏天下。(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二六至五二七；另参阅wut’ien-wei，changkai-shek’sapril12thcoupof1927p.154)
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六日自安庆抵达上海，了解到中共与工会的实力，颇感惊异与不安。缘自三月二十一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兵临上海城郊，因怕帝国主义军事干涉，不敢遽攻，然而市内总工会组织第三次大罢工，发动五十万人，终于克复上海。周恩来与顾成章指挥下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约有二千七百余名。蒋抵沪后，立即受到右派分子以及买办、帮会、帝国主义者的包围与支持，实力亦属不小，何况还有包括桂系在内的武力后盾。三月二十八日吴稚晖就提出“请查办共产党”呈文，拟断然结束孙中山的容共政策。
吴稚晖是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贯以插科打诨的丑角姿态出现”以博取主子的欢心。自中山舰事件以后，一直为蒋开锣喝道、保镖帮腔，此时在沪倡议清党既是奉命办事，也是善体君意。蒋介石蓄意清党已久，到上海后更感“吾道不孤”但是清党分共牵涉到国民党根本政策的改变，不仅兹事体大，而且影响到整个革命的前途，更不必说因分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了。
就在此紧要关头，国府主席汪精卫返抵国门。汪氏不是悄然返国，而是在国民党同志们千呼万唤始归来，尤其是由于国民党内部危机四伏，切望汪能复职扭转乾坤。即使是蒋介石，虽然在心中或私下不愿汪回(见陈公博苦笑录)，但在表面上仍然是函电恳请，甚至要派张静江、李石曾到法国去迎驾，说是“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甚至假仁假义地说：“如兄不来，则弟唯有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国人。”(引自蔡穗金汪精卫评传，页一一五)汪精卫终于绕道俄国，自海参崴回到了上海，那天正好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愚人节。汪氏回国后的遭遇，确有不少“愚人”的意味。
蒋介石亲往码头迎汪，移樽就教，辟室密谈。蒋之意旨十分明确，即要汪跟他一起清党反共赶走鲍罗廷，采取断然措施。这当然也是蒋支持汪“主持一切”的条件。但是汪精卫是国府主席，虽称病出国，主席一职仍由人代行，而三中全会继续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不能跟在一个总司令后面擅自做重大的政策改变，否则何异吴稚晖之投靠，更置武汉党中央同志于何地？即使要改变政策，亦应从长计议，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来决定，诚如汪氏致函李石曾时所说，联俄容共政策“绝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须依据党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武力可以迫成。”(汪精卫全集，页一八四)汪之不能应蒋之求，留沪“清党”是必然的。
蒋介石及其“清党”的附和者显然在汪面前，力数共产党的“阴谋”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以及制造恐怖、引发外交冲突等等。这种指控如果属实，当然有违当初国共合作的原则、破坏了合作的基础，于是汪在上海两次往访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欲探明真相。陈力言绝无此事，亲笔作书，并表之于汪陈联合声明之中，以昭公信。阴谋既系谣言，则蒋介石用武力“清党”的主张便无着落，汪自无不维护联共政策之理，故汪陈于联合声明中说：
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对于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载时事新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如果胸怀善意，面对此公开的宣言，自应尽量祛除误解，再谋合作，以完成尚未成功的革命。孰料联合声明公布之后，吴稚晖立即无理取闹，破口大骂，甚至讥嘲陈是中共的总书记，而汪之国府主席恐怕有名无实，暴露出吴氏有恃无恐，甘愿充当蒋介石的打手。足见蒋等“清党”纯粹为了反共而“清党”、为了巩固一己的权力而“清党”其他种种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不过是借口而已。事已至此，汪精卫留沪若不顺从蒋之意志，势必纠缠不清，理性解决问题唯有回武汉中央处理。汪于行前致书蒋之亲信张静江，明言赴汉之必要，若谓：
党事至此，以铭之愚，唯有提议开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汪精卫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致张静江书)
翌晨，汪即乘船溯江而上，于十日舟抵汉口，复职后成为国民党中央与国府的最高领导人，并立即与谭延闿、孙科等协商到南京去开四中全会，以求解决问题，又于十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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