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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以你温和腼腆的性格，你也不可能是一个英雄。你仅仅是用孩子的眼睛来观察，用孩子的嘴来表达。
忏悔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我想起刘再复在独语天涯中说写的一段话："忏悔意识并非只是对昨天的反顾，它还包括用明天的眼睛来注视今天的缺陷与责任。当我的家乡的大森林被消灭的时候，我用明天的眼睛看到森林的尸首与废墟，即用一百年后孩子的眼睛来看这尸首与废墟，于是，我看清了昨天与今天的行为，并感到最深刻的罪孽。"被残害的岂止是森林呢？我们的罪行又岂止是摧毁了森林？
你放心，你不是孤独的。你的阵营中，即使没有一个战友，也还有我呢。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永远都站在你这一边。
关于罪孽和忏悔，对于远离神的"神州"来说、对于那些没有信仰的中国人来说，理解起来实在太难了，更不用说实践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你真诚的呼吁，无异于"对牛弹琴"，甚至会遭到群起而攻之。他们以为认罪和忏悔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而在有信仰的人看来，认罪和忏悔却是一件荣耀的、有尊严的事情。在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有这么一段话：
教士艾黎扎说："在死亡之前的某一天忏悔。"
他的门徒问："人们怎么知道自己死亡的日期？"
"所以更有理由今天就忏悔，"教士艾黎扎说，"以防你明天就死去，所以说一个人的整个一生应该在忏悔中度过。"
这部古老的法典中还说："在忏悔者站立过的地方，连最正直的人也羞于立足其上。"法典认为："不管是谁，在他爬上断头台接受惩处的时候，如果他能找到伟大的辩护者，他就可能被拯救下来。但是，如果他找不到这样的辩护者，那么他就只能死。人类伟大的辩护者是：忏悔和善行。"
然而，在我们的国度里，对忏悔的呼吁居然被理解为对他人的侮辱，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错位啊。
许多人喜欢读卢梭的忏悔录。但是，他们阅读忏悔录，不是体验作者忏悔的痛苦与愉悦，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卢梭与几个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上。因此，在我看来，他们读完忏悔录，还不如不读。
掩饰罪行，是第二次的犯罪，而且比第一次更加严重。这样，不是人战胜了罪恶，而是罪恶吞没了人。这样的人，一生都只能在罪恶的阴影下苟延残喘，一丝阳光也照不到他们的脸上。
我爱读诗歌，但在我们今天的诗歌中，忏悔一直都处于缺席的状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诗歌本质是极其自我与自由的艺术表达方式，本来是最容易表达忏悔意识与忏悔精神的。然而，由于人们对内心世界的关怀并不能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和美名美誉，反而会招致嘲笑和白眼，于是诗人们也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公然地拒绝忏悔。
一百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在面对灾难的时候，逃避是第一位的，而是否与之进行抗争，却丝毫不重要。即使在灾难过后，人们也只是轻巧地谴责灾难本身，并塑造出几只替罪羊来抵消罪过，却从来不从自身出发追究责任、反省灵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我们读到大量控诉式、或英雄式的作品，却难以见到一个作者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进行扪心自问乃至自责忏悔。巴金的随想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为一座高峰，并不是因为其思考的深度，而仅仅是因为他还残存着一点说真话的勇气。
在我们这里，忏悔仅仅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和理论而存在，忏悔没有跟个体的、具象的人勾连起来。作为单个的、鲜活的人，全都湮没在庞大、芜杂的群体当中，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人人都理直气壮地说"法不责众"。中国人转移别人视线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看，还有人比我更坏、更卑劣，你们谴责他吧，为什么要揪着罪过轻得多的我不放呢？
于是，关于"文革"以及此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我们看到的多是受害者的回忆，却见不到一个迫害狂、或者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参与了对他人的迫害的人，写下充满忏悔精神的文字。
我学过一些法律，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国家的任何一条法律，都没有说要制止人们忏悔——无论是对参与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的忏悔，还是涉及普通人生活中的小事的忏悔。在法律的意义上，忏悔并不是一种禁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说到忏悔便谈虎色变。迄今为止，忏悔者的数量依然是万里挑一。
我看过一部名叫莫扎特的电影。这部电影从一个人忏悔乃至精神失常的回忆视角，展示了一名牧师因为嫉妒莫扎特的才华，而将这名少年天才迫害致死的过程。后来，牧师良心发现，内心无法得到解脱。深重的忏悔精神使他终于陷入难以自拔的地步，他割开自己的血管结束了生命。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它却展示出西方人生命中忏悔精神的重要性。有了忏悔，方有健康的人格状态；有了忏悔，方有饱满的精神生活。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圣经中讲过一个故事来，我可以复述给你听，给你作为参考——
有一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吃饭，耶稣就去那法利赛人家中。他们在客厅的桌子旁边坐着，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女人，年轻美貌，风华绝代，人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妓女。
她曾经听说过耶稣的事迹，这位善良的先知爱罪人。她怎么才能走近他呢？如果他在群中的时候，她要接近他，人们就会嘲笑她，而且也不会给她让路，让她过去。她早就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他在一间屋里，而屋里又只有几个人。
她心里忐忑不安，揣摩用什么方式来讨好先知。除了香膏以外，她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东西献给先知。她常常把香膏涂在自己的身体上，来取悦那些以钱买爱的人。
此时，她看见他在饭桌边。他那温和的容貌，那与那些粗暴的脸孔形成强烈对比的温和容貌，使她无法心神镇定，禁不住倒在他脚下哭泣起来，眼泪湿遍了他的脚。
她抬起头来向四周看看，想找一块布来擦他的脚。所有的人都盯着她，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也没有人替她找她所需要的东西。
她就用自己的长发代替了布，那长发，也是她迷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她用头发擦干了他的脚，又用嘴连连热烈地亲吻它们，还不断地抽泣着。她又用颤抖的手，把瓶子里的香膏涂到他的脚上。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她一直低着眼睛，不敢抬起头来看耶稣的脸。
主人很生气，他想："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谁都知道她是个妓女。"
耶稣看透了他心里的想法，就高声问他："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了他的债，一个人欠五十两银子，另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的债。你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我想，"西门回答道，"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你断得不错。"耶稣庄严平静地说。
他看了看脚边的女人，转身面对西门，继续说道："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亲吻我，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告诉你，她的许多罪都免了，因为她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爱的也少。"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道理。
在沉寂静默之中，房间里好像只有他们两个人：耶稣和罪人。他们被女人的爱连接在一起，被她对那泪水洗过、头发擦干的脚的亲吻连接在一起。同时，也被耶稣慈爱的言语连接在一起。
耶稣把女人扶起来，温和地对她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仰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家去吧。"
她走了，不久她又返回来跟从他。她从抹大拿来到他身边，是被一种新的然而又含混难解的渴望驱使而来。这个陌生人温柔和蔼地对她说话时，她忍不住眼泪直流。
在此之前，有谁这样和声和气地对她说过话？除非是那些被瞬间的欲望攫住、要占有她身体的人。
但是，耶稣把她从卑微屈辱中升了起来，帮助她医治心里的苦痛。
从此，她就一直跟着他传道，在他使命的全过程中，她敏锐聪慧，比起其他的跟随者来，她能从他身上发现他们发现不了的力量。她比他的门徒中任何一个更能理解他。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终，当他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抹大拿的马利亚还站在十字架下，并且第一个梦到耶稣复活，使他不朽。
亲爱的廷生，我们每个人，谁又能够说自己比这个抹大拿的马利亚更纯洁、更高贵呢？我们不也常常深陷在泥潭之中不能自拔吗？我们在洋洋得意地鄙视马利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是否做过比她更加可耻的事情？
我们对罪恶无比痛恨，正是因为自己也沾染了罪恶；我们对光明无比向往，正是因为自己曾经在黑暗中摸索。
我们并没有外在于罪恶与黑暗。
你案头的灯光又点亮了吧？我想念着你那间稻香园的小屋。我愿意弃广厦千万而寻一温暖的怀抱，即使豪华如五星级酒店，没有爱与情义，没有相抉相助，也不过是我眼中的水泥加地毯！
廷生，我亲爱的人，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赤足的"灰姑娘"了，丢掉眩目的水晶鞋，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小赖皮般地跟着你。
哪怕千里万里，哪怕流放牢狱，只要有你，有你的爱，有信仰，有善良，我觉得我就是最富足的人了，可以傲视巨贾亲王呢！
夜黑了，我的灯亮了。
你来了，我的爱醒了。
爱着你的小萱儿
两千年五月二十日
五、廷生的信
亲爱的小萱儿：
要是我的童年时代就有你这个"灰姑娘"陪伴，我会有更多甜美的回忆。想象着两个牵着手的小孩，我就情不自禁地微笑了。
我的童年，一半的时间跟外公外婆一起住，一半的时间跟父母一起住。
那时，父母在川西的一个煤矿工作。父亲大学毕业之后，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是他们那一代人所共有的意愿。于是，他被分配到大渡河边的一个煤矿从事施工设计工作。这个煤矿名叫"新华矿山"，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我猜想全国各地一定有好几十个叫这个名字的煤矿。后来，母亲也调了过去。
由于矿源逐渐枯竭，"新华煤矿"在九十年代初就停产了。前两年，曾经有一次，我路过那里，从车窗向外望出去，到处是凄凄的荒草、颓败的房舍。仿佛那是一片史前的化石。我再也找不到童年的梦幻了。
于是，我只好彻底地求助于记忆。
小时候，我曾经跟随父亲到几百米深的矿井下。那是一段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隧道，瓦斯灯一路通明。沿途，父亲会遇到许多满脸黝黑的矿工，他们都亲切地跟他打招呼，然后伸出黑黝黝的手来摸我雪白的脸蛋。
我继承了母亲和外婆皮肤的特征，皮肤像雪一样白、像玉一样嫩。小时候，人们凭借我的肤色来判断，常常以为我是一个女孩。我那雪白的皮肤，在矿井下面，被闪亮的瓦斯灯一照射，几乎是透明的。难怪那些寂寞的叔叔们都想来摸一摸，他们似乎以为我是一个玩具呢。
被他们这个摸一下、那个摸一下，我的脸便成了一个大花脸。回家的时候，母亲很心疼，埋怨父亲半天，隔了很久都不让父亲再带我下井。
而我呢，却不理解母亲对我的心疼，一心想着再次下井去。孩子总是喜欢另一个神秘的世界。
井下，在像煤一样沉重厚实的寂寞中，矿工们经常放开嗓子唱歌，他们的声音粗野而高亢。有时候，没有歌词，只有简单的调子。由于处在坑道之中，空气不太流通，他们的歌声也显得更加浑浊，回音也更加悠长。那是人间最美好的音乐。
父亲大部分时候都会深入到井下去，亲自指挥工人们施工，他虽然是大学生，但跟大字不识的工人们非常亲密，就像兄弟一样。
下井的机会毕竟不多，更多时候，父母都上班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玩。
所谓的"家"，就是煤矿刚刚修建的一大排背后靠着山岩的简易平房中的一间。父亲在屋子后面靠着山岩搭建了一个小棚子，暂且充当厨房。煮饭用的燃料，就是那些挑选剩下的、成色不好的煤块。那些煤块燃烧的时候，经常冒出浓浓的烟雾来，熏得一家三口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个不停。
这样的家，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屋子里可以捉到蟋蟀之类的小虫子，有时，它们就在房间的角落里鸣叫，我爬到床下寻找半天也找不到。外面，有一大排挺拔的大树，树干上时常出现啄木鸟，啄木鸟会在树干上啄出一首首轻快明朗的曲子来。蟋蟀、啄木鸟还有青蛙，它们组成了一场特殊的"家庭音乐会"。夏天的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门口快活地倾听着这美妙的天籁。
然而，也发生过一两次意外。有一天，我在床上睡午觉，母亲回来之后，刚刚掀开被子，吓得魂飞魄散——原来，被子里除了我之外，还躺着一条小蛇。小蛇就躺在我的手臂旁边，也不知道躺了多久，我们居然一直都相安无事。
那时候父亲还在上班，母亲不敢去抓蛇，赶紧跑到邻居家，央求隔壁的老工人胡师傅来抓蛇。胡师傅经验丰富，一进门来，铁钳般大手只一抓，便将小蛇抓在手中。他告诉母亲说，这是一条无毒的蛇。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几乎瘫坐在门槛上。
而我一直还在甜美的睡梦中，嘴角流出的唾液打湿了枕头。
爸爸回家后，立即在房间的角落里撒下石灰，在门口挂上艾草。
当几天之后母亲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条曾经与我同被共枕的小蛇，已经躺在老师傅的药酒瓶子里面。我经常与邻居的几个小孩子一起，趴在老师傅的桌子边上观察这条凝固的小蛇，并得意地向他们宣讲我的"勇敢"。
山上多蛇，也有很多关于蛇精的传说。隔壁另一家的阿姨就经常跟我们这些小孩子讲蛇精的故事。她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个小女孩，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一个人跑到山里玩，天快黑了找不到回家的路。突然，路边出现一个黑衣服的老奶奶。老奶奶拿着一捧草莓给女孩子吃，并且说要带她到好玩的地方去。
于是，女孩子跟着老奶奶走，走着走着，走进了一个山洞。在山洞里又走了很久，忽然老奶奶不见了。小女孩哭喊着，在黑暗中四处摸索，却怎么也找不到出洞的路。四周寂静无声，良久才有石头缝隙里水滴的声音悠悠地传来。
后来，当家人打着火把找到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已经失踪了二十天。她居然没有饿死，是因为她一直舔着山洞里岩石壁上的苔藓，这是山洞里唯一的食物。
聪明的小女孩保住了性命。但是，她的身体已经接近虚脱的状态，她的精神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她的眼睛里是一片像白云一样的空虚。
人们把小女孩送进了城里最好的医院。刚开始，小女孩每天都喃喃自语："我看到了那个白头发的老奶奶。"除了这句话之外，她不会说别的话，也不认识包括父母在内的亲人朋友。她在医院里住了好几年才逐渐恢复过来。
阿姨讲这个故事，把气氛渲染得有声有色。而且，她还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小女孩长大以后在医院里当了护士。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某某医院问女孩本人。
虽然听故事的时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我也不禁感到毛骨悚然，不住地往自己身后张望，看是不是有白头发的老太婆跟来。胆小一些的孩子，还没有听完就已经躲到桌子下面去了。
不过，孩子的心理就是这样，越是恐怖的故事，他们越是爱听。所以，我们听完了一个还想听第二个。
矿区的人们说，在矿区确实发生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甚至还有身强力壮的大人，也被变成白发老婆婆的蛇精迷惑住，骗进岩洞里，差点就没命了。
恐怖的故事给矿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有时候，我们在山路上走，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白头发的老婆婆来了！"于是，所有人都不敢回头去看，每个人都夺路狂奔。
童年时代矿区的生活，对于我来说，最快乐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吃粉蒸排骨，二是看露天电影。
每到周末，矿区的公共食堂都会卖一道名菜：粉蒸排骨。山区的农民都养羊，羊肉价钱便宜，食堂便买来给工人们改善伙食。
这是一个星期里唯一的一次吃肉。所有的人员都凭菜票买一份，家家户户享受的待遇都一模一样。下午，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我便缠着母亲带我去食堂排队。食堂离我们家有一段半个小时的山路，得翻过几道小山岗。食堂与煤矿的行政机关修建在一起，在山顶的一片平地上，是矿井上最大的一个大厅。平时，大人们也经常在里面开会。
远远的，我们还行走在小块的菜地之间的时候，粉蒸羊肉的香味就飘了过来。去食堂买粉蒸排骨的路上，还会碰见好些平常在一起玩的小孩，他们也都是由父母带着，手上也拎着一个大瓷碗。我们各自炫耀着各自的瓷碗，仿佛谁的瓷碗大，谁就是孩子中的头领。
去的时候几乎是一路小跑，回家的时候却是归心似箭。一到家，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瓷碗，粉蒸排骨的香味顿时弥漫在整个屋子里。爸爸妈妈都吃得很少，把最好的肉省给我吃。那是，我长得瘦弱多病，是爸爸妈妈的"重点保护对象"。
那美味的粉蒸羊肉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卖粉蒸肉的胖大师傅的笑脸也留在我的记忆里。大师傅很喜欢我，他每次都会"偏心"地给我的碗里多加两块排骨。他经常跟父亲开玩笑说，你们家孩子的脸蛋，就好像刚出笼的粉蒸肉。那时，尽管他多给了我两块肉，我在心里还是很恨他——因为他对我的这种可笑的形容，很快就在小伙伴中间传开了。
以后，我们全家都离开了矿区。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样好吃的粉蒸排骨了。也不知道煤矿停产以后，胖师傅到哪里去了。我想，他要是自己去开一家餐馆，凭他那套手艺，餐馆的生意一定会十分火爆。
在矿区，另外的一大乐趣就是看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在矿区的大坝子里放映。我们一家一般都会提前两三个小时就去占座位，父亲把我扛在头顶，母亲则拎着两把竹编的小椅子。一家三口，组成其乐融融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现在，当年看过的电影一部也记不清了，我却还记得天上闪闪的星星。是不是那时我看星星的时候反倒比看电影的时候要多呢？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最高兴的倒不在于电影的内容和故事，电影吸引了大人的注意力，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在正式电影还没有开始之前，放映员一般会加演一些小片断，大部分是已经很陈旧的领袖人物活动的新闻简报。如果放映的加演片断是自然风光，孩子们就会骑在父亲们的头上，寻找从后面射来的光束，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手势。这些手势在雪白的屏幕上变得巨大而灵活。于是，孩子们都发出欢快的笑声。酣畅淋漓的笑声在广大的场地里此起彼伏。
即使在正式的电影开始之后，我们也不会老老实实地从头看到尾。还不到一半的时候，孩子们就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玩起了捉迷藏。
这些调皮的孩子，有的跟我一样是矿区职工的孩子，也有的是附近农民家的孩子。大家不分彼此，玩得非常默契，片刻的功夫便如同一家人一样。"工农联盟"在成人的世界里只是口号，在小孩的世界里却真正实现了。
散场的时候，大人们往往大声喊着各自孩子的名字，孩子的应答从各个角落发出来。这一场景有些混乱，又有些温暖。
刚刚互相熟悉的孩子们，又恋恋不舍地分开，各自像小磁铁归向大磁铁一样，奔向各自的父母。
下次的游戏，只好等待下次的电影。
而孩子们纯真的友谊，多半是在大人们聚精会神地观看电影的时候产生并巩固的。我还记得一些有趣的绰号和灵活的脸庞，他们成为我童年生活永不褪色的背景。
宁萱，你有过类似的童年生活吗？那个偏僻而困苦的矿区，在父母们的回忆里，会有些苦涩的味道；而在我的回忆里，却充满着甜蜜和温情。
有一个平常很爱逗我玩的"眼镜叔叔"，他是一个比父亲更年轻的、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矿上的叔叔很少有戴眼镜的，因此我们这帮小孩子便叫他"眼镜叔叔"。眼镜叔叔长的很英俊，刚刚结婚，还没有小孩子。因此，他们夫妻两都特别喜欢小孩子。他们经常带我上山捉麻雀，阿姨的兜里总是装着棒棒糖，一支接一支地塞给我。
眼镜叔叔家里有很多书，这是最吸引我的"钓铒"。跟外公家的那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一样，眼镜叔叔家里的书多是外国文学，从安徒生童话到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从一千零一夜到普希金诗歌选，不管是否看得懂，我一本接一本地像流水一样读了下去。
矿区的孩子都好动，很少有喜欢读书的。发现我对书有着天生的亲近感，眼镜叔叔便让我无条件地分享他的藏书。这个秘密只有我和他知道。
突然有一天，眼镜叔叔在煤矿塌方中死去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塌方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还来不及呼叫一声，他和另外几个工友就被埋在几百米深的坑道里。人们抢救了几天几夜，然而救上来的却是几具面孔扭曲的尸体。这是很久以后，我从大人们口中的只言片语中听到的。
大人们从来没有正式告诉我眼睛叔叔已经离开了人世了，连父亲和母亲对我也守口如瓶。然而，从此以后，眼镜叔叔再也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那年轻的妻子、我美丽的阿姨，天天在房间里哭泣，出门的时候也是神情恍惚的。我叫她，她看了看我，好像从来就不认识我一样，不答应我。她再不给我棒棒糖吃了。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死亡。那是第一个跟我有着亲密关系的人离开我。然而，那只是一丝忧郁的阴影，并没有遮住我心头的阳光。很快我又蹦蹦跳跳了。
后来，父亲调动工作，我们一家离开了矿区。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想念那里的青山，那里的矿井和那些童年的伙伴。我再也没有跟他们见过面。现在，即使再见面，我谁也认不出来了。后来，只是辗转听说煤矿效益很不好，工人的日子很难过。
有一次，父亲的一位同事写信给他，倾诉了生活的艰难，他们每月只有一百元退休金，有时还不能按时发出，因此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父亲拿着信叹了半天的气，给这位同事汇去了五百元。虽然这仅仅是杯水车薪，但毕竟是一点心意。
讲完童年的故事，我又重新读你上次的来信。你对于"忏悔"的论述，让我信服和叹服。
你讲述的那个圣经故事也让我深受启发：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连一位获得拯救的玛利亚也难以诞生呢？有人身在淤泥之中，却因为忏悔而永生；有人长在辉煌的宫殿里，却因为拒绝忏悔并嘲笑忏悔的人而坠入炼狱。人与人之间太不一样了。
同样在土地上行走的，有耶稣这样的人，也有犹大这样的人。
同样在苍穹下呼吸的，有甘地这样的人，也有枪杀甘地的凶手戈德森这样的人。
现实生活中，崇高与卑劣的距离，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宁萱，我一边在给你写信，一边又想给你打电话。我想听听你电话里的声音，请你在电话里给我唱一首歌。我记得我们在未名湖边的那些夜晚，你的歌声在我的耳边荡漾。
可是，我的手机又没有电了，我只好先充着电，继续把这封信写完。写完信，手机也就充满了电，我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了。
今生与来世都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五月二十五日
实上，以你温和腼腆的性格，你也不可能是一个英雄。你仅仅是用孩子的眼睛来观察，用孩子的嘴来表达。
忏悔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我想起刘再复在独语天涯中说写的一段话："忏悔意识并非只是对昨天的反顾，它还包括用明天的眼睛来注视今天的缺陷与责任。当我的家乡的大森林被消灭的时候，我用明天的眼睛看到森林的尸首与废墟，即用一百年后孩子的眼睛来看这尸首与废墟，于是，我看清了昨天与今天的行为，并感到最深刻的罪孽。"被残害的岂止是森林呢？我们的罪行又岂止是摧毁了森林？
你放心，你不是孤独的。你的阵营中，即使没有一个战友，也还有我呢。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永远都站在你这一边。
关于罪孽和忏悔，对于远离神的"神州"来说、对于那些没有信仰的中国人来说，理解起来实在太难了，更不用说实践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你真诚的呼吁，无异于"对牛弹琴"，甚至会遭到群起而攻之。他们以为认罪和忏悔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而在有信仰的人看来，认罪和忏悔却是一件荣耀的、有尊严的事情。在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有这么一段话：
教士艾黎扎说："在死亡之前的某一天忏悔。"
他的门徒问："人们怎么知道自己死亡的日期？"
"所以更有理由今天就忏悔，"教士艾黎扎说，"以防你明天就死去，所以说一个人的整个一生应该在忏悔中度过。"
这部古老的法典中还说："在忏悔者站立过的地方，连最正直的人也羞于立足其上。"法典认为："不管是谁，在他爬上断头台接受惩处的时候，如果他能找到伟大的辩护者，他就可能被拯救下来。但是，如果他找不到这样的辩护者，那么他就只能死。人类伟大的辩护者是：忏悔和善行。"
然而，在我们的国度里，对忏悔的呼吁居然被理解为对他人的侮辱，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错位啊。
许多人喜欢读卢梭的忏悔录。但是，他们阅读忏悔录，不是体验作者忏悔的痛苦与愉悦，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卢梭与几个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上。因此，在我看来，他们读完忏悔录，还不如不读。
掩饰罪行，是第二次的犯罪，而且比第一次更加严重。这样，不是人战胜了罪恶，而是罪恶吞没了人。这样的人，一生都只能在罪恶的阴影下苟延残喘，一丝阳光也照不到他们的脸上。
我爱读诗歌，但在我们今天的诗歌中，忏悔一直都处于缺席的状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诗歌本质是极其自我与自由的艺术表达方式，本来是最容易表达忏悔意识与忏悔精神的。然而，由于人们对内心世界的关怀并不能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和美名美誉，反而会招致嘲笑和白眼，于是诗人们也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公然地拒绝忏悔。
一百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在面对灾难的时候，逃避是第一位的，而是否与之进行抗争，却丝毫不重要。即使在灾难过后，人们也只是轻巧地谴责灾难本身，并塑造出几只替罪羊来抵消罪过，却从来不从自身出发追究责任、反省灵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我们读到大量控诉式、或英雄式的作品，却难以见到一个作者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进行扪心自问乃至自责忏悔。巴金的随想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为一座高峰，并不是因为其思考的深度，而仅仅是因为他还残存着一点说真话的勇气。
在我们这里，忏悔仅仅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和理论而存在，忏悔没有跟个体的、具象的人勾连起来。作为单个的、鲜活的人，全都湮没在庞大、芜杂的群体当中，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人人都理直气壮地说"法不责众"。中国人转移别人视线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看，还有人比我更坏、更卑劣，你们谴责他吧，为什么要揪着罪过轻得多的我不放呢？
于是，关于"文革"以及此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我们看到的多是受害者的回忆，却见不到一个迫害狂、或者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参与了对他人的迫害的人，写下充满忏悔精神的文字。
我学过一些法律，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国家的任何一条法律，都没有说要制止人们忏悔——无论是对参与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的忏悔，还是涉及普通人生活中的小事的忏悔。在法律的意义上，忏悔并不是一种禁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说到忏悔便谈虎色变。迄今为止，忏悔者的数量依然是万里挑一。
我看过一部名叫莫扎特的电影。这部电影从一个人忏悔乃至精神失常的回忆视角，展示了一名牧师因为嫉妒莫扎特的才华，而将这名少年天才迫害致死的过程。后来，牧师良心发现，内心无法得到解脱。深重的忏悔精神使他终于陷入难以自拔的地步，他割开自己的血管结束了生命。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它却展示出西方人生命中忏悔精神的重要性。有了忏悔，方有健康的人格状态；有了忏悔，方有饱满的精神生活。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圣经中讲过一个故事来，我可以复述给你听，给你作为参考——
有一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吃饭，耶稣就去那法利赛人家中。他们在客厅的桌子旁边坐着，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女人，年轻美貌，风华绝代，人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妓女。
她曾经听说过耶稣的事迹，这位善良的先知爱罪人。她怎么才能走近他呢？如果他在群中的时候，她要接近他，人们就会嘲笑她，而且也不会给她让路，让她过去。她早就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他在一间屋里，而屋里又只有几个人。
她心里忐忑不安，揣摩用什么方式来讨好先知。除了香膏以外，她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东西献给先知。她常常把香膏涂在自己的身体上，来取悦那些以钱买爱的人。
此时，她看见他在饭桌边。他那温和的容貌，那与那些粗暴的脸孔形成强烈对比的温和容貌，使她无法心神镇定，禁不住倒在他脚下哭泣起来，眼泪湿遍了他的脚。
她抬起头来向四周看看，想找一块布来擦他的脚。所有的人都盯着她，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也没有人替她找她所需要的东西。
她就用自己的长发代替了布，那长发，也是她迷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她用头发擦干了他的脚，又用嘴连连热烈地亲吻它们，还不断地抽泣着。她又用颤抖的手，把瓶子里的香膏涂到他的脚上。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她一直低着眼睛，不敢抬起头来看耶稣的脸。
主人很生气，他想："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谁都知道她是个妓女。"
耶稣看透了他心里的想法，就高声问他："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了他的债，一个人欠五十两银子，另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的债。你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我想，"西门回答道，"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你断得不错。"耶稣庄严平静地说。
他看了看脚边的女人，转身面对西门，继续说道："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亲吻我，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告诉你，她的许多罪都免了，因为她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爱的也少。"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道理。
在沉寂静默之中，房间里好像只有他们两个人：耶稣和罪人。他们被女人的爱连接在一起，被她对那泪水洗过、头发擦干的脚的亲吻连接在一起。同时，也被耶稣慈爱的言语连接在一起。
耶稣把女人扶起来，温和地对她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仰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家去吧。"
她走了，不久她又返回来跟从他。她从抹大拿来到他身边，是被一种新的然而又含混难解的渴望驱使而来。这个陌生人温柔和蔼地对她说话时，她忍不住眼泪直流。
在此之前，有谁这样和声和气地对她说过话？除非是那些被瞬间的欲望攫住、要占有她身体的人。
但是，耶稣把她从卑微屈辱中升了起来，帮助她医治心里的苦痛。
从此，她就一直跟着他传道，在他使命的全过程中，她敏锐聪慧，比起其他的跟随者来，她能从他身上发现他们发现不了的力量。她比他的门徒中任何一个更能理解他。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终，当他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抹大拿的马利亚还站在十字架下，并且第一个梦到耶稣复活，使他不朽。
亲爱的廷生，我们每个人，谁又能够说自己比这个抹大拿的马利亚更纯洁、更高贵呢？我们不也常常深陷在泥潭之中不能自拔吗？我们在洋洋得意地鄙视马利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是否做过比她更加可耻的事情？
我们对罪恶无比痛恨，正是因为自己也沾染了罪恶；我们对光明无比向往，正是因为自己曾经在黑暗中摸索。
我们并没有外在于罪恶与黑暗。
你案头的灯光又点亮了吧？我想念着你那间稻香园的小屋。我愿意弃广厦千万而寻一温暖的怀抱，即使豪华如五星级酒店，没有爱与情义，没有相抉相助，也不过是我眼中的水泥加地毯！
廷生，我亲爱的人，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赤足的"灰姑娘"了，丢掉眩目的水晶鞋，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小赖皮般地跟着你。
哪怕千里万里，哪怕流放牢狱，只要有你，有你的爱，有信仰，有善良，我觉得我就是最富足的人了，可以傲视巨贾亲王呢！
夜黑了，我的灯亮了。
你来了，我的爱醒了。
爱着你的小萱儿
两千年五月二十日
五、廷生的信
亲爱的小萱儿：
要是我的童年时代就有你这个"灰姑娘"陪伴，我会有更多甜美的回忆。想象着两个牵着手的小孩，我就情不自禁地微笑了。
我的童年，一半的时间跟外公外婆一起住，一半的时间跟父母一起住。
那时，父母在川西的一个煤矿工作。父亲大学毕业之后，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是他们那一代人所共有的意愿。于是，他被分配到大渡河边的一个煤矿从事施工设计工作。这个煤矿名叫"新华矿山"，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我猜想全国各地一定有好几十个叫这个名字的煤矿。后来，母亲也调了过去。
由于矿源逐渐枯竭，"新华煤矿"在九十年代初就停产了。前两年，曾经有一次，我路过那里，从车窗向外望出去，到处是凄凄的荒草、颓败的房舍。仿佛那是一片史前的化石。我再也找不到童年的梦幻了。
于是，我只好彻底地求助于记忆。
小时候，我曾经跟随父亲到几百米深的矿井下。那是一段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隧道，瓦斯灯一路通明。沿途，父亲会遇到许多满脸黝黑的矿工，他们都亲切地跟他打招呼，然后伸出黑黝黝的手来摸我雪白的脸蛋。
我继承了母亲和外婆皮肤的特征，皮肤像雪一样白、像玉一样嫩。小时候，人们凭借我的肤色来判断，常常以为我是一个女孩。我那雪白的皮肤，在矿井下面，被闪亮的瓦斯灯一照射，几乎是透明的。难怪那些寂寞的叔叔们都想来摸一摸，他们似乎以为我是一个玩具呢。
被他们这个摸一下、那个摸一下，我的脸便成了一个大花脸。回家的时候，母亲很心疼，埋怨父亲半天，隔了很久都不让父亲再带我下井。
而我呢，却不理解母亲对我的心疼，一心想着再次下井去。孩子总是喜欢另一个神秘的世界。
井下，在像煤一样沉重厚实的寂寞中，矿工们经常放开嗓子唱歌，他们的声音粗野而高亢。有时候，没有歌词，只有简单的调子。由于处在坑道之中，空气不太流通，他们的歌声也显得更加浑浊，回音也更加悠长。那是人间最美好的音乐。
父亲大部分时候都会深入到井下去，亲自指挥工人们施工，他虽然是大学生，但跟大字不识的工人们非常亲密，就像兄弟一样。
下井的机会毕竟不多，更多时候，父母都上班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玩。
所谓的"家"，就是煤矿刚刚修建的一大排背后靠着山岩的简易平房中的一间。父亲在屋子后面靠着山岩搭建了一个小棚子，暂且充当厨房。煮饭用的燃料，就是那些挑选剩下的、成色不好的煤块。那些煤块燃烧的时候，经常冒出浓浓的烟雾来，熏得一家三口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个不停。
这样的家，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屋子里可以捉到蟋蟀之类的小虫子，有时，它们就在房间的角落里鸣叫，我爬到床下寻找半天也找不到。外面，有一大排挺拔的大树，树干上时常出现啄木鸟，啄木鸟会在树干上啄出一首首轻快明朗的曲子来。蟋蟀、啄木鸟还有青蛙，它们组成了一场特殊的"家庭音乐会"。夏天的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门口快活地倾听着这美妙的天籁。
然而，也发生过一两次意外。有一天，我在床上睡午觉，母亲回来之后，刚刚掀开被子，吓得魂飞魄散——原来，被子里除了我之外，还躺着一条小蛇。小蛇就躺在我的手臂旁边，也不知道躺了多久，我们居然一直都相安无事。
那时候父亲还在上班，母亲不敢去抓蛇，赶紧跑到邻居家，央求隔壁的老工人胡师傅来抓蛇。胡师傅经验丰富，一进门来，铁钳般大手只一抓，便将小蛇抓在手中。他告诉母亲说，这是一条无毒的蛇。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几乎瘫坐在门槛上。
而我一直还在甜美的睡梦中，嘴角流出的唾液打湿了枕头。
爸爸回家后，立即在房间的角落里撒下石灰，在门口挂上艾草。
当几天之后母亲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条曾经与我同被共枕的小蛇，已经躺在老师傅的药酒瓶子里面。我经常与邻居的几个小孩子一起，趴在老师傅的桌子边上观察这条凝固的小蛇，并得意地向他们宣讲我的"勇敢"。
山上多蛇，也有很多关于蛇精的传说。隔壁另一家的阿姨就经常跟我们这些小孩子讲蛇精的故事。她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个小女孩，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一个人跑到山里玩，天快黑了找不到回家的路。突然，路边出现一个黑衣服的老奶奶。老奶奶拿着一捧草莓给女孩子吃，并且说要带她到好玩的地方去。
于是，女孩子跟着老奶奶走，走着走着，走进了一个山洞。在山洞里又走了很久，忽然老奶奶不见了。小女孩哭喊着，在黑暗中四处摸索，却怎么也找不到出洞的路。四周寂静无声，良久才有石头缝隙里水滴的声音悠悠地传来。
后来，当家人打着火把找到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已经失踪了二十天。她居然没有饿死，是因为她一直舔着山洞里岩石壁上的苔藓，这是山洞里唯一的食物。
聪明的小女孩保住了性命。但是，她的身体已经接近虚脱的状态，她的精神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她的眼睛里是一片像白云一样的空虚。
人们把小女孩送进了城里最好的医院。刚开始，小女孩每天都喃喃自语："我看到了那个白头发的老奶奶。"除了这句话之外，她不会说别的话，也不认识包括父母在内的亲人朋友。她在医院里住了好几年才逐渐恢复过来。
阿姨讲这个故事，把气氛渲染得有声有色。而且，她还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小女孩长大以后在医院里当了护士。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某某医院问女孩本人。
虽然听故事的时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我也不禁感到毛骨悚然，不住地往自己身后张望，看是不是有白头发的老太婆跟来。胆小一些的孩子，还没有听完就已经躲到桌子下面去了。
不过，孩子的心理就是这样，越是恐怖的故事，他们越是爱听。所以，我们听完了一个还想听第二个。
矿区的人们说，在矿区确实发生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甚至还有身强力壮的大人，也被变成白发老婆婆的蛇精迷惑住，骗进岩洞里，差点就没命了。
恐怖的故事给矿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有时候，我们在山路上走，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白头发的老婆婆来了！"于是，所有人都不敢回头去看，每个人都夺路狂奔。
童年时代矿区的生活，对于我来说，最快乐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吃粉蒸排骨，二是看露天电影。
每到周末，矿区的公共食堂都会卖一道名菜：粉蒸排骨。山区的农民都养羊，羊肉价钱便宜，食堂便买来给工人们改善伙食。
这是一个星期里唯一的一次吃肉。所有的人员都凭菜票买一份，家家户户享受的待遇都一模一样。下午，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我便缠着母亲带我去食堂排队。食堂离我们家有一段半个小时的山路，得翻过几道小山岗。食堂与煤矿的行政机关修建在一起，在山顶的一片平地上，是矿井上最大的一个大厅。平时，大人们也经常在里面开会。
远远的，我们还行走在小块的菜地之间的时候，粉蒸羊肉的香味就飘了过来。去食堂买粉蒸排骨的路上，还会碰见好些平常在一起玩的小孩，他们也都是由父母带着，手上也拎着一个大瓷碗。我们各自炫耀着各自的瓷碗，仿佛谁的瓷碗大，谁就是孩子中的头领。
去的时候几乎是一路小跑，回家的时候却是归心似箭。一到家，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瓷碗，粉蒸排骨的香味顿时弥漫在整个屋子里。爸爸妈妈都吃得很少，把最好的肉省给我吃。那是，我长得瘦弱多病，是爸爸妈妈的"重点保护对象"。
那美味的粉蒸羊肉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卖粉蒸肉的胖大师傅的笑脸也留在我的记忆里。大师傅很喜欢我，他每次都会"偏心"地给我的碗里多加两块排骨。他经常跟父亲开玩笑说，你们家孩子的脸蛋，就好像刚出笼的粉蒸肉。那时，尽管他多给了我两块肉，我在心里还是很恨他——因为他对我的这种可笑的形容，很快就在小伙伴中间传开了。
以后，我们全家都离开了矿区。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样好吃的粉蒸排骨了。也不知道煤矿停产以后，胖师傅到哪里去了。我想，他要是自己去开一家餐馆，凭他那套手艺，餐馆的生意一定会十分火爆。
在矿区，另外的一大乐趣就是看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在矿区的大坝子里放映。我们一家一般都会提前两三个小时就去占座位，父亲把我扛在头顶，母亲则拎着两把竹编的小椅子。一家三口，组成其乐融融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现在，当年看过的电影一部也记不清了，我却还记得天上闪闪的星星。是不是那时我看星星的时候反倒比看电影的时候要多呢？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最高兴的倒不在于电影的内容和故事，电影吸引了大人的注意力，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在正式电影还没有开始之前，放映员一般会加演一些小片断，大部分是已经很陈旧的领袖人物活动的新闻简报。如果放映的加演片断是自然风光，孩子们就会骑在父亲们的头上，寻找从后面射来的光束，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手势。这些手势在雪白的屏幕上变得巨大而灵活。于是，孩子们都发出欢快的笑声。酣畅淋漓的笑声在广大的场地里此起彼伏。
即使在正式的电影开始之后，我们也不会老老实实地从头看到尾。还不到一半的时候，孩子们就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玩起了捉迷藏。
这些调皮的孩子，有的跟我一样是矿区职工的孩子，也有的是附近农民家的孩子。大家不分彼此，玩得非常默契，片刻的功夫便如同一家人一样。"工农联盟"在成人的世界里只是口号，在小孩的世界里却真正实现了。
散场的时候，大人们往往大声喊着各自孩子的名字，孩子的应答从各个角落发出来。这一场景有些混乱，又有些温暖。
刚刚互相熟悉的孩子们，又恋恋不舍地分开，各自像小磁铁归向大磁铁一样，奔向各自的父母。
下次的游戏，只好等待下次的电影。
而孩子们纯真的友谊，多半是在大人们聚精会神地观看电影的时候产生并巩固的。我还记得一些有趣的绰号和灵活的脸庞，他们成为我童年生活永不褪色的背景。
宁萱，你有过类似的童年生活吗？那个偏僻而困苦的矿区，在父母们的回忆里，会有些苦涩的味道；而在我的回忆里，却充满着甜蜜和温情。
有一个平常很爱逗我玩的"眼镜叔叔"，他是一个比父亲更年轻的、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矿上的叔叔很少有戴眼镜的，因此我们这帮小孩子便叫他"眼镜叔叔"。眼镜叔叔长的很英俊，刚刚结婚，还没有小孩子。因此，他们夫妻两都特别喜欢小孩子。他们经常带我上山捉麻雀，阿姨的兜里总是装着棒棒糖，一支接一支地塞给我。
眼镜叔叔家里有很多书，这是最吸引我的"钓铒"。跟外公家的那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一样，眼镜叔叔家里的书多是外国文学，从安徒生童话到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从一千零一夜到普希金诗歌选，不管是否看得懂，我一本接一本地像流水一样读了下去。
矿区的孩子都好动，很少有喜欢读书的。发现我对书有着天生的亲近感，眼镜叔叔便让我无条件地分享他的藏书。这个秘密只有我和他知道。
突然有一天，眼镜叔叔在煤矿塌方中死去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塌方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还来不及呼叫一声，他和另外几个工友就被埋在几百米深的坑道里。人们抢救了几天几夜，然而救上来的却是几具面孔扭曲的尸体。这是很久以后，我从大人们口中的只言片语中听到的。
大人们从来没有正式告诉我眼睛叔叔已经离开了人世了，连父亲和母亲对我也守口如瓶。然而，从此以后，眼镜叔叔再也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那年轻的妻子、我美丽的阿姨，天天在房间里哭泣，出门的时候也是神情恍惚的。我叫她，她看了看我，好像从来就不认识我一样，不答应我。她再不给我棒棒糖吃了。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死亡。那是第一个跟我有着亲密关系的人离开我。然而，那只是一丝忧郁的阴影，并没有遮住我心头的阳光。很快我又蹦蹦跳跳了。
后来，父亲调动工作，我们一家离开了矿区。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想念那里的青山，那里的矿井和那些童年的伙伴。我再也没有跟他们见过面。现在，即使再见面，我谁也认不出来了。后来，只是辗转听说煤矿效益很不好，工人的日子很难过。
有一次，父亲的一位同事写信给他，倾诉了生活的艰难，他们每月只有一百元退休金，有时还不能按时发出，因此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父亲拿着信叹了半天的气，给这位同事汇去了五百元。虽然这仅仅是杯水车薪，但毕竟是一点心意。
讲完童年的故事，我又重新读你上次的来信。你对于"忏悔"的论述，让我信服和叹服。
你讲述的那个圣经故事也让我深受启发：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连一位获得拯救的玛利亚也难以诞生呢？有人身在淤泥之中，却因为忏悔而永生；有人长在辉煌的宫殿里，却因为拒绝忏悔并嘲笑忏悔的人而坠入炼狱。人与人之间太不一样了。
同样在土地上行走的，有耶稣这样的人，也有犹大这样的人。
同样在苍穹下呼吸的，有甘地这样的人，也有枪杀甘地的凶手戈德森这样的人。
现实生活中，崇高与卑劣的距离，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宁萱，我一边在给你写信，一边又想给你打电话。我想听听你电话里的声音，请你在电话里给我唱一首歌。我记得我们在未名湖边的那些夜晚，你的歌声在我的耳边荡漾。
可是，我的手机又没有电了，我只好先充着电，继续把这封信写完。写完信，手机也就充满了电，我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了。
今生与来世都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五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