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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里站着一位军官,只听他在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请把大衣脱掉,指挥员同志们,请把大衣脱掉……”
我看见前面的军官们都纷纷脱掉了身上的大衣,在衣帽间前排队等待寄存衣服。我也脱掉身上的士兵的军大衣,跟着走了过去。
寄存处的那位女中士,接过大衣的时候,好奇地看看我,有些迟疑地问我:“中尉同志,这是您的大衣吗?”
“没错!”我觉得她问得挺多余的,我亲自递到她手上的,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这是我穿的军大衣。”
“可是这是件战士穿的普通军大衣啊,您是中尉,大衣上的军衔才是中士。我怕您搞错了,所以问一下。您确认没错吗?”她态度非常友好,毕竟现在是特殊的时期,能进克里姆林宫的都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赶紧向她解释:“亲爱的,我来的莫斯科的时候比较匆忙,没有带任何冬装,这是临时向旅馆的同志借的。”
“明白了。”她递了个号牌给我,“请保管好,这是出来取衣服时用的。祝您好运!”
“谢谢!”我接过号牌后,快步地走入了会议大厅,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坐下。
主席台上摆着几排长长的铺着红呢子桌布的长桌。我刚坐下不久,主席团的成员们就闪亮登场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件扣上了全部扣子的灰制服的人,他脚上穿着一双上过油的擦得闪闪发亮的靴子,半举在腰间的右手上握着一个烟斗,迈着轻快的步子,从容不迫地走在主席台上,在他身后两三步远跟着的是一群元帅和高级别的将军。
他的照片我看过不下千遍,后世的红场上,也经常看见他老人家的模仿者,他那经典的大胡子,更让我印象深刻,所以他一出场,我便一点不迟疑地认了出来:他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出场后,大厅里所有的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也不例外,顿时雷鸣般的鼓掌声和椅子向后翻转的碰撞声混成了一片。
没有过多的寒暄,主席团成员就坐后,就有人宣布会议开始。可是,主持会议的不是斯大林,而是红军总参谋长沙波斯尼科夫元帅。我认识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也在台上,不过却没有见到朱可夫的影子。
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斯大林,只见他坐在主席团旁边最远的一排上。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点燃了烟斗,开始在主席团的背后慢吞吞地走来走去。他静悄悄地前前后后来回走动,有时在自己那只遥远的座位上坐一会儿,然后又站起身来,以便继续他那缓慢的、安详的走动。
斯大林不时地打断发言人的话,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或着作一些简短的插话。
大厅里一片寂静,可是,当斯大林放慢他那本来已很慢的寂静无声的脚步,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发言人,或者稍微抬—抬紧烟斗的手的时候,台下的一片寂静就变得更加显著,因为大家都明白:他要说些什么了。那时侯,站在讲台上的人就不由自主地沉默下来,向斯大林的那一边转过身去。
会议延续了好几个小时。各方面军的军事首长们一个接一个登上讲台发言,他们的姓名大多数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毕竟我所熟知的,只有朱可夫、崔可夫这样的二战名将,以及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布琼尼之类的老一辈元帅。
所有发言的人几乎都千篇一律地指出,虽然我军战士的装备和素质与德军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战士们都表现得很顽强,面对敌人的立体式进攻,还是象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一步也不后退,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甚至是那些从德军合围中突围出来的西南方面军的将军们,也是这样的论调。
对于这种陈词滥调,我没有听下去的兴趣。作为后世来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战争爆发前,苏联对于德国的进攻准备很不充分的。虽然认为苏德之战不可避免,但还在一相情愿地幻想尽量推迟战争爆发时间。全国上上下下麻痹大意,在战前还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德国大量出口粮食、煤炭和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正是斯大林的判断失误,使苏军虽有物质上的准备,却没有精神上的准备。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许多官兵茫然无措,上至方面军司令部,下至各级部队都陷入了混乱之中。精神上的无备加上德军的迅猛进攻导致了苏军的全线溃败。原先准备充分的物质储备被德军缴获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资敌的物资。
德军的将领们在欧洲作战多年,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懂得如何在兵力上形成对苏军的局部优势。苏军的兵器数量虽多但其质量远逊于德军,加上德军是突然袭击,苏军数量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使兵器整体实力处于劣势,这也是战争失利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大批有经验的军事首长在几年前的大清洗中,都被清洗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级别低且年轻的军官,造成苏军从军到营的指挥员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低下、缺乏经验,战术思想的陈旧与僵化,导致部队整体战斗力不高。这种情况在苏芬战争中可见一斑:多达... -->>
门里站着一位军官,只听他在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请把大衣脱掉,指挥员同志们,请把大衣脱掉……”
我看见前面的军官们都纷纷脱掉了身上的大衣,在衣帽间前排队等待寄存衣服。我也脱掉身上的士兵的军大衣,跟着走了过去。
寄存处的那位女中士,接过大衣的时候,好奇地看看我,有些迟疑地问我:“中尉同志,这是您的大衣吗?”
“没错!”我觉得她问得挺多余的,我亲自递到她手上的,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这是我穿的军大衣。”
“可是这是件战士穿的普通军大衣啊,您是中尉,大衣上的军衔才是中士。我怕您搞错了,所以问一下。您确认没错吗?”她态度非常友好,毕竟现在是特殊的时期,能进克里姆林宫的都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赶紧向她解释:“亲爱的,我来的莫斯科的时候比较匆忙,没有带任何冬装,这是临时向旅馆的同志借的。”
“明白了。”她递了个号牌给我,“请保管好,这是出来取衣服时用的。祝您好运!”
“谢谢!”我接过号牌后,快步地走入了会议大厅,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坐下。
主席台上摆着几排长长的铺着红呢子桌布的长桌。我刚坐下不久,主席团的成员们就闪亮登场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件扣上了全部扣子的灰制服的人,他脚上穿着一双上过油的擦得闪闪发亮的靴子,半举在腰间的右手上握着一个烟斗,迈着轻快的步子,从容不迫地走在主席台上,在他身后两三步远跟着的是一群元帅和高级别的将军。
他的照片我看过不下千遍,后世的红场上,也经常看见他老人家的模仿者,他那经典的大胡子,更让我印象深刻,所以他一出场,我便一点不迟疑地认了出来:他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出场后,大厅里所有的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也不例外,顿时雷鸣般的鼓掌声和椅子向后翻转的碰撞声混成了一片。
没有过多的寒暄,主席团成员就坐后,就有人宣布会议开始。可是,主持会议的不是斯大林,而是红军总参谋长沙波斯尼科夫元帅。我认识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也在台上,不过却没有见到朱可夫的影子。
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斯大林,只见他坐在主席团旁边最远的一排上。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点燃了烟斗,开始在主席团的背后慢吞吞地走来走去。他静悄悄地前前后后来回走动,有时在自己那只遥远的座位上坐一会儿,然后又站起身来,以便继续他那缓慢的、安详的走动。
斯大林不时地打断发言人的话,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或着作一些简短的插话。
大厅里一片寂静,可是,当斯大林放慢他那本来已很慢的寂静无声的脚步,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发言人,或者稍微抬—抬紧烟斗的手的时候,台下的一片寂静就变得更加显著,因为大家都明白:他要说些什么了。那时侯,站在讲台上的人就不由自主地沉默下来,向斯大林的那一边转过身去。
会议延续了好几个小时。各方面军的军事首长们一个接一个登上讲台发言,他们的姓名大多数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毕竟我所熟知的,只有朱可夫、崔可夫这样的二战名将,以及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布琼尼之类的老一辈元帅。
所有发言的人几乎都千篇一律地指出,虽然我军战士的装备和素质与德军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战士们都表现得很顽强,面对敌人的立体式进攻,还是象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一步也不后退,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甚至是那些从德军合围中突围出来的西南方面军的将军们,也是这样的论调。
对于这种陈词滥调,我没有听下去的兴趣。作为后世来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战争爆发前,苏联对于德国的进攻准备很不充分的。虽然认为苏德之战不可避免,但还在一相情愿地幻想尽量推迟战争爆发时间。全国上上下下麻痹大意,在战前还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德国大量出口粮食、煤炭和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正是斯大林的判断失误,使苏军虽有物质上的准备,却没有精神上的准备。战争的突然爆发使许多官兵茫然无措,上至方面军司令部,下至各级部队都陷入了混乱之中。精神上的无备加上德军的迅猛进攻导致了苏军的全线溃败。原先准备充分的物质储备被德军缴获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资敌的物资。
德军的将领们在欧洲作战多年,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懂得如何在兵力上形成对苏军的局部优势。苏军的兵器数量虽多但其质量远逊于德军,加上德军是突然袭击,苏军数量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使兵器整体实力处于劣势,这也是战争失利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大批有经验的军事首长在几年前的大清洗中,都被清洗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级别低且年轻的军官,造成苏军从军到营的指挥员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低下、缺乏经验,战术思想的陈旧与僵化,导致部队整体战斗力不高。这种情况在苏芬战争中可见一斑:多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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