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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不足问题。
现在说来也不怕“砢碜”了。1973年春夏季节，我家老五和老六动不动晚上就饿得直哭。无奈，我跟母亲曾采取三种方式解决“粮荒”问题：一是我跟老五曾不止一次地上树撸过榆树钱然后掺到包米面里烀大饼子；二是去农场托人特批一部分麦麸子掺到白面里头蒸饽饽；三是找继父生前的老朋友弄一点原粮补充口粮的不足。记得当年因吃麦麸子掺白面蒸的黑乎乎的“面饽悖”竟让我们哥几个干燥得连屎都拉不下来，没办法不得不偷偷请村医陈国顺大哥过来帮我们灌肠解决拉屎问题。其痛苦程度至今想起都令人不寒而栗。按说，一帮半大小子生活在遍地是粮的农村本不该饿成这个样。据我所知，当时很多人家的手都是“不老实”的，但我们的母亲却教育我们“宁可饿死也不能干不劳而获”的偷盗行为。现在看来，母亲这么做没有错。倘若她对孩子们的偷盗行为不加制止反倒推波助澜的话，那么我们哥仨或许早就走上了一条人生的“不归路”。
现在看来，那段时间是对我们一家人进行“人性大考”的关键期。倘若不是母亲以“高尚人品”和固守做人“底线原则”影响和教育了我们哥仨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顺利通过那场“人性大考”。从这个意义上讲，母亲就是我们的几个孩子的“人生航标灯”。
综上事例说明，人性的“善与恶”只是一念之间的事。守住了你就会拥有美丽的人生；滑落了你就是滋生恶念的罪人。若非如此，那么教人向善的释迦牟尼佛也许就不会谆谆告诫弟子们说“佛在我心、我心即佛”了。其次，继父的突然病逝 让我们的家庭再一次失去了“顶梁柱。
个别人由于一直嫉恨张君和继父的关系，很早就想要搬倒他了，就是苦于找不到突破口。当时人们疯传：在腰杭安电这件事上于大头肯定给了张君好处，否则张君是不会冒险包庇袒护“陈久章宣扬反革命言论”案的。正是基于这种斗争思维，大队授意学校对正读小学三年级的久章开始深挖背后的教唆人了。由于事实上这件事的确与继父无关，故调查人员却非得逼久章说是“继父教唆”的，不说中午就不让久章回家吃饭。别看久章是个孩子，但他还真挺犟就说是自己想的，到了也没说是继父教唆这句话，气得调查人在屋里直跳脚。此事因在这一环节始终没能核下来，外加抠了两次久章就是一个劲地哭，拿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也就只好先放下了。
第二种情况：是拿我的“入团问题”大做文章。1973年寒假过后，此时我在腰杭戴帽中学（初一）正读后半学期。当时的班主任是毕兴玉老师，教我们语文的是季景义老师。学生除腰杭本屯学生外还有毕家岗子的周万喜、毕兴刚、王德君、毕荣新和前杭乃的郑福全等十名同学。在此期间，由于我在班级各方面表现都极为出色，故早已被做为发展共青团员的重点培养对象。按说，早在放寒假前我与周万喜、王洪福等3人加入团组织的手续即已履行完毕，计划待寒假过后开学在全校搞一次公开的“入团宣誓仪式”。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待举行“入团宣誓仪式”那天，当校长王忠义向全校师生公布上台宣誓人名单时只有周万喜、王洪福，却唯独没有我。面对这一突发变故，我的大脑顿时变成一片空白。眼泪刷刷地流过面颊，所有师生都把诧异的目光聚焦到我的身上。然而，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只知道事情肯定是出岔了。
十分钟后，待“宣誓仪式”刚一结束，校长王忠义便把坐在一边还在发呆的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只见他绷着一张严肃的面孔，眨着左眼带有玻璃花的眼睛对我说道：
“孝章同学，鉴于你的现实政治表现校团支部决定对吸纳你加入团组织要继续延长考验期。希望你要继续努力学习、工作，不要背思想包袱！”
听了王校长这番话，我知道继续辩解已毫无意义。于是回复道：“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请组织继续考察我的学习和工作吧！”说罢，我礼貌地向王老师行了个礼后便含泪离开了校长室……此后，我的“共青团员”身份直到1973年8月转学到东方红农场中学就读初中二年级时才予以正式确认。
第三种情况：是屯子里的“鸡鸣狗盗”之徒不时对我家进行不怀好意的“滋事骚扰”。老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这话一点不假。继父死后，一时间个别不怀好意的“屯痞”也开始把魔爪在凄黑之夜伸向了我家。在前面我曾说过，腰杭本地人对外来人员是具有很强排外心理的。他们的共性问题是看不得外来人在衣食住行方面比他们好。加之我继父在这方面又一度太过张扬，所以早就在某些“屯痞”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眼下，于大头突然死了，因此他们觉得向于大头家人泄恨的机会终于来了。
开始的时候，“屯痞”们只是干一些小偷小模的事情。今天顺走两根松木杆，明天偷走两块木头板。就这么一来二去，他们觉得孤儿寡母“鼠眯”得就象耗子见了猫，于是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升级到偷鸡毒狗了。
记得那是1973年暑期的一个漆黑的子夜时分，正当屋内一家人熟睡之际，一个黑影正在院外将一个下了毒的“馒头”扔进了我家的院子里。不大一会儿，吃下馒头的小花狗只发出两声哀叫便一头扑倒在地上了。接着一个大个、猫着水蛇腰的黑衣人从东院墙跳进院子里。此人经验十分老道，没用多大会儿功夫就把外屋风门给捅咕开了。随后他闪身向中屋摸去。此时，母亲和妹妹仍住中屋小北炕，我和老五老六住南炕。黑衣人进了中屋后先是顺着南炕炕沿往右摸，结果他第一个先摸到的是老五的头。只听老五“妈呀！”一声从炕上跳起来大喊道：“屋里进人啦！”
紧随老五这声喊，我母亲一下拽着了电灯，但见那个黑衣人一个高蹿到外屋夺门便跑了出去。我跟老五这时也都光着脚紧跟着追了出去。此时，院内空无一人，只有死去的小花狗还静静地趴在那里……
当我跟老五带着一脸惊恐回到屋内的时候，只见母亲抱着妹妹还在那里一脸无助地流着眼泪。自打发生了这挡事以后，母亲在第二天上午便赶去张家园子拜见了农场的闫振生书记。听了母亲的含泪请求，闫书记深表同情并表态一定尽快落实住房解决搬家问题。从农场回到家里后，西院“老邢二姐”马上赶了过来。当她听母亲说完昨晚发生的事情后简直气坏了。她当即表态晚上要过来给我母亲作伴。打这以后，母亲不知不觉地患上“神经衰弱症”，每到夜晚再也不敢睡囫囵觉了。此外，为了给孩子们壮胆，她在答应让“老矾二姐”晚上过来作伴的同时，还特意找了后院吕洪武的儿子吕三一并过来作伴壮胆了。其实，现在看来母亲同时请吕三过来作伴实属一步“高棋”。因有了吕三的进局，那么面对屯子里的种种流言蜚语我们就基本能把关于老矾二姐的话说清楚了。
你还别说，自打有老邢二姐和吕三双双进入我家过夜作伴，一时间“屯痞”们也都消停下来。看来，这吕邢两门大户真的是无人敢惹。
别看17岁的老邢二姐没读过书，但她天生就是个聪明的女孩。自打来到我家作伴后，人家处处都表现出一个好姐姐的样子。上敬我母，下爱弟妹，不矫情，肯担当，绝不轻佻，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中的“大姐大”。
老邢二姐不同于一般肤浅女孩的地方还在于她的美是“美在心里”。在我看来，老邢二姐的心象“水晶”一样纯净，美的无瑕，美的没有一丝杂念。接近母亲跟我的动机是纯粹的“爱之深”和“怜之切”使然。
在老邢二姐与我家交往过程中，有两件事是曾经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的：
其一是她很能讲故事。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她总能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给我们讲鬼故事和爱情故事。她的这手“绝活儿”一段时间都成了吕三和我们哥仨晚上的最盼。似乎每个晚上二姐不讲上两段故事我们都根本睡不着觉。而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听二姐绘声绘色的故事入眠就像流过心田的小溪至今仍绕耳不绝。
其二是在感情上她真的渴望把“生米煮成熟饭”。1973年12月份，当淑峰姐刚刚生下第一个女儿小巍的时候母亲打发我专程赶去江城送鸡蛋和小米。老邢二姐听说后也要去江城看她在四小教书的二姨，并想结伴同往。无奈母亲只能同意。对这次结伴同行我没想太多。但老邢二姐却有着很多想法。这一路上她几乎没有浪费任何跟我单独相处的一点时间。只要一有机会她就想方设法向我示爱。在此期间，二姐有一个举动似乎太露骨了，即在长春火车站候车时她非得要拉我去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对于她的这个提议我当场就给拒绝了。给出的理由非常简单：我不愿意照相。其实，当时二姐的想法我非常清楚，她只是想急于把我二人婚姻关系既成事实，然后回去再跟我母亲摊牌。事情走到这一步，我很庆幸自己还是有坐怀不乱的很好定力的。假如我不负责任地跟二姐拍了这张合影，那么我的人生轨迹或许在这一节点就出现重大人生“拐点”了。
事实再一次证明：尊重别人的前提首先要学会尊重自己。一个连自己都不尊重的人，他可能尊重别人吗？我是打心里尊重“老砍二姐”的，但“爱”与“尊重”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两种情感。我不能因为尊重“老邢二姐”而对她“妄自菲薄”，那不是正人君子所为，而是要必遭天谴的一种畜生行为！
的严重不足问题。
现在说来也不怕“砢碜”了。1973年春夏季节，我家老五和老六动不动晚上就饿得直哭。无奈，我跟母亲曾采取三种方式解决“粮荒”问题：一是我跟老五曾不止一次地上树撸过榆树钱然后掺到包米面里烀大饼子；二是去农场托人特批一部分麦麸子掺到白面里头蒸饽饽；三是找继父生前的老朋友弄一点原粮补充口粮的不足。记得当年因吃麦麸子掺白面蒸的黑乎乎的“面饽悖”竟让我们哥几个干燥得连屎都拉不下来，没办法不得不偷偷请村医陈国顺大哥过来帮我们灌肠解决拉屎问题。其痛苦程度至今想起都令人不寒而栗。按说，一帮半大小子生活在遍地是粮的农村本不该饿成这个样。据我所知，当时很多人家的手都是“不老实”的，但我们的母亲却教育我们“宁可饿死也不能干不劳而获”的偷盗行为。现在看来，母亲这么做没有错。倘若她对孩子们的偷盗行为不加制止反倒推波助澜的话，那么我们哥仨或许早就走上了一条人生的“不归路”。
现在看来，那段时间是对我们一家人进行“人性大考”的关键期。倘若不是母亲以“高尚人品”和固守做人“底线原则”影响和教育了我们哥仨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顺利通过那场“人性大考”。从这个意义上讲，母亲就是我们的几个孩子的“人生航标灯”。
综上事例说明，人性的“善与恶”只是一念之间的事。守住了你就会拥有美丽的人生；滑落了你就是滋生恶念的罪人。若非如此，那么教人向善的释迦牟尼佛也许就不会谆谆告诫弟子们说“佛在我心、我心即佛”了。其次，继父的突然病逝 让我们的家庭再一次失去了“顶梁柱。
个别人由于一直嫉恨张君和继父的关系，很早就想要搬倒他了，就是苦于找不到突破口。当时人们疯传：在腰杭安电这件事上于大头肯定给了张君好处，否则张君是不会冒险包庇袒护“陈久章宣扬反革命言论”案的。正是基于这种斗争思维，大队授意学校对正读小学三年级的久章开始深挖背后的教唆人了。由于事实上这件事的确与继父无关，故调查人员却非得逼久章说是“继父教唆”的，不说中午就不让久章回家吃饭。别看久章是个孩子，但他还真挺犟就说是自己想的，到了也没说是继父教唆这句话，气得调查人在屋里直跳脚。此事因在这一环节始终没能核下来，外加抠了两次久章就是一个劲地哭，拿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也就只好先放下了。
第二种情况：是拿我的“入团问题”大做文章。1973年寒假过后，此时我在腰杭戴帽中学（初一）正读后半学期。当时的班主任是毕兴玉老师，教我们语文的是季景义老师。学生除腰杭本屯学生外还有毕家岗子的周万喜、毕兴刚、王德君、毕荣新和前杭乃的郑福全等十名同学。在此期间，由于我在班级各方面表现都极为出色，故早已被做为发展共青团员的重点培养对象。按说，早在放寒假前我与周万喜、王洪福等3人加入团组织的手续即已履行完毕，计划待寒假过后开学在全校搞一次公开的“入团宣誓仪式”。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待举行“入团宣誓仪式”那天，当校长王忠义向全校师生公布上台宣誓人名单时只有周万喜、王洪福，却唯独没有我。面对这一突发变故，我的大脑顿时变成一片空白。眼泪刷刷地流过面颊，所有师生都把诧异的目光聚焦到我的身上。然而，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只知道事情肯定是出岔了。
十分钟后，待“宣誓仪式”刚一结束，校长王忠义便把坐在一边还在发呆的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只见他绷着一张严肃的面孔，眨着左眼带有玻璃花的眼睛对我说道：
“孝章同学，鉴于你的现实政治表现校团支部决定对吸纳你加入团组织要继续延长考验期。希望你要继续努力学习、工作，不要背思想包袱！”
听了王校长这番话，我知道继续辩解已毫无意义。于是回复道：“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请组织继续考察我的学习和工作吧！”说罢，我礼貌地向王老师行了个礼后便含泪离开了校长室……此后，我的“共青团员”身份直到1973年8月转学到东方红农场中学就读初中二年级时才予以正式确认。
第三种情况：是屯子里的“鸡鸣狗盗”之徒不时对我家进行不怀好意的“滋事骚扰”。老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这话一点不假。继父死后，一时间个别不怀好意的“屯痞”也开始把魔爪在凄黑之夜伸向了我家。在前面我曾说过，腰杭本地人对外来人员是具有很强排外心理的。他们的共性问题是看不得外来人在衣食住行方面比他们好。加之我继父在这方面又一度太过张扬，所以早就在某些“屯痞”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眼下，于大头突然死了，因此他们觉得向于大头家人泄恨的机会终于来了。
开始的时候，“屯痞”们只是干一些小偷小模的事情。今天顺走两根松木杆，明天偷走两块木头板。就这么一来二去，他们觉得孤儿寡母“鼠眯”得就象耗子见了猫，于是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升级到偷鸡毒狗了。
记得那是1973年暑期的一个漆黑的子夜时分，正当屋内一家人熟睡之际，一个黑影正在院外将一个下了毒的“馒头”扔进了我家的院子里。不大一会儿，吃下馒头的小花狗只发出两声哀叫便一头扑倒在地上了。接着一个大个、猫着水蛇腰的黑衣人从东院墙跳进院子里。此人经验十分老道，没用多大会儿功夫就把外屋风门给捅咕开了。随后他闪身向中屋摸去。此时，母亲和妹妹仍住中屋小北炕，我和老五老六住南炕。黑衣人进了中屋后先是顺着南炕炕沿往右摸，结果他第一个先摸到的是老五的头。只听老五“妈呀！”一声从炕上跳起来大喊道：“屋里进人啦！”
紧随老五这声喊，我母亲一下拽着了电灯，但见那个黑衣人一个高蹿到外屋夺门便跑了出去。我跟老五这时也都光着脚紧跟着追了出去。此时，院内空无一人，只有死去的小花狗还静静地趴在那里……
当我跟老五带着一脸惊恐回到屋内的时候，只见母亲抱着妹妹还在那里一脸无助地流着眼泪。自打发生了这挡事以后，母亲在第二天上午便赶去张家园子拜见了农场的闫振生书记。听了母亲的含泪请求，闫书记深表同情并表态一定尽快落实住房解决搬家问题。从农场回到家里后，西院“老邢二姐”马上赶了过来。当她听母亲说完昨晚发生的事情后简直气坏了。她当即表态晚上要过来给我母亲作伴。打这以后，母亲不知不觉地患上“神经衰弱症”，每到夜晚再也不敢睡囫囵觉了。此外，为了给孩子们壮胆，她在答应让“老矾二姐”晚上过来作伴的同时，还特意找了后院吕洪武的儿子吕三一并过来作伴壮胆了。其实，现在看来母亲同时请吕三过来作伴实属一步“高棋”。因有了吕三的进局，那么面对屯子里的种种流言蜚语我们就基本能把关于老矾二姐的话说清楚了。
你还别说，自打有老邢二姐和吕三双双进入我家过夜作伴，一时间“屯痞”们也都消停下来。看来，这吕邢两门大户真的是无人敢惹。
别看17岁的老邢二姐没读过书，但她天生就是个聪明的女孩。自打来到我家作伴后，人家处处都表现出一个好姐姐的样子。上敬我母，下爱弟妹，不矫情，肯担当，绝不轻佻，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中的“大姐大”。
老邢二姐不同于一般肤浅女孩的地方还在于她的美是“美在心里”。在我看来，老邢二姐的心象“水晶”一样纯净，美的无瑕，美的没有一丝杂念。接近母亲跟我的动机是纯粹的“爱之深”和“怜之切”使然。
在老邢二姐与我家交往过程中，有两件事是曾经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的：
其一是她很能讲故事。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她总能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给我们讲鬼故事和爱情故事。她的这手“绝活儿”一段时间都成了吕三和我们哥仨晚上的最盼。似乎每个晚上二姐不讲上两段故事我们都根本睡不着觉。而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听二姐绘声绘色的故事入眠就像流过心田的小溪至今仍绕耳不绝。
其二是在感情上她真的渴望把“生米煮成熟饭”。1973年12月份，当淑峰姐刚刚生下第一个女儿小巍的时候母亲打发我专程赶去江城送鸡蛋和小米。老邢二姐听说后也要去江城看她在四小教书的二姨，并想结伴同往。无奈母亲只能同意。对这次结伴同行我没想太多。但老邢二姐却有着很多想法。这一路上她几乎没有浪费任何跟我单独相处的一点时间。只要一有机会她就想方设法向我示爱。在此期间，二姐有一个举动似乎太露骨了，即在长春火车站候车时她非得要拉我去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对于她的这个提议我当场就给拒绝了。给出的理由非常简单：我不愿意照相。其实，当时二姐的想法我非常清楚，她只是想急于把我二人婚姻关系既成事实，然后回去再跟我母亲摊牌。事情走到这一步，我很庆幸自己还是有坐怀不乱的很好定力的。假如我不负责任地跟二姐拍了这张合影，那么我的人生轨迹或许在这一节点就出现重大人生“拐点”了。
事实再一次证明：尊重别人的前提首先要学会尊重自己。一个连自己都不尊重的人，他可能尊重别人吗？我是打心里尊重“老砍二姐”的，但“爱”与“尊重”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两种情感。我不能因为尊重“老邢二姐”而对她“妄自菲薄”，那不是正人君子所为，而是要必遭天谴的一种畜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