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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袭击行动开始的前一天，一位叫高占德的长春岭警尉来三岔河开会。中午吃饭时被同事灌了个“酩酊大醉”。在路过“马掌刘”店铺时他实在是太困了，于是临时决定趁给马换副新掌的空档想“打个盹”休息一会儿再西返长春岭。但见他把马嚼子往马掌桩上一挂，进到店里倒头便在木櫈上呼呼大睡了。见此情形，马掌刘和继父都以为这个家伙睡得死死的呢，所以在对话过程一不小心泄露了第二天凌晨3点“袭击长春岭伪警所”的绝密信息。表面看，高警尉好像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其不知这家伙是个“海量”的酒鬼，表面看似迷迷糊糊，其实神思尤为清醒。马掌刘和继父的对话被他一字不落地都记在了心里。高警尉直到钉完马掌被继父推醒上马离去，这个狡猾的家伙都没露出一丁点破绽。
翌日凌晨3点，马掌刘指挥12名抗日队员准时包围了长春岭伪警所。然而，当一名队员翻墙进入院子打开院门有一半人员刚进入大门时，有两顶安在正房房顶的探照灯突然把院门口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接着，两挺机关枪对准院门“嗒嗒嗒嗒嗒”就是一阵狂扫。马掌刘冲在所有人的最前面；我继父紧随马掌刘的身后，若非前面有他挡着，继父恐怕早就没命了。遗憾的是马掌刘到死都没功夫交待一句话，他只是跟继父使劲握了两下手就算是对继父饱含深意地作了临终的嘱托和交待。说时迟，那时快，继父突然抬手“叭叭”两枪把两眼探照灯打灭，后边没有中弹的队员趁此当口迅速从院门快速地退去200米外的安全地带。后经清点人数，十二名参战队员有七人当场牺牲。包括继父在内只有五人死里逃生。
马掌刘牺牲后，继父心如刀绞。他连夜遣散了剩下的队友，然后独自一人潜回了大林子乡老屯三弟家的菜窖里躲了起来。开始有一个问题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即为何计划周密的的行动转眼变成了惨不忍睹的败局？直到三天后三弟告知从三岔河那边传来消息说：马掌刘等七人的人头被小日本割下装在木笼里正挂在三岔河广场日军司令部门口的旗杆上当街“示众”。同时还说长春岭的高警尉在这次剿杀“马掌刘”等七名反满抗日分子战斗中立有大功，现已升任三岔河伪警署副警长并获领不少奖金。得知这一消息，继父气得指天发誓若不杀死汉奸高警尉，替马掌刘报仇雪恨誓不为人！
1945年4月中旬的一个月暗云黑之夜，经过一连多日的侦察、摸底、踩线，机会终于来了。继父和他的另外两名队员经过一番化妆之后进入三岔河开始实施“锄奸计划”了。
高警尉这个家伙是个集阴险、狡诈、凶险、狠毒于一身的恶棍。自从升任三岔河伪警署副警长后，仗着有日本“黑田少佐”的赏识开始肆无忌殚地为害十里八乡。高警尉最缺德的是极为好色。在三岔河他要是看上谁家的姑娘或媳妇那是准没好。在这方面他简直比日本人还禽兽不如。当了副署长后，三岔河镇的买卖人年节都得给他上“孝敬银子”或献上“有姿色的女人”。谁要敢说个“不”字立马叫你“关门大吉”。在升任副署长一年多时间里，他在镇上同时霸占着七个女人，年龄最小的才十五岁。继父得知高警尉专好这口以后，为投其所好他专门花大钱从辽宁铁岭那边请来两位“二人转”演员。其中那位艺名叫“小百合”的女演员年方二十，长得象天仙一般美丽。在舞台表演时，其曼妙的身姿、甜美的表情、一举手一投足、一嗔一怒、一颦一笑足可钩走任何一位“采花贼”的魂魄。有了这张“王牌”后继父觉得已有了铲除高警尉的八分胜算。
“小百合”的演出是在三岔河最好的“站前戏楼”准时上演的。开始三天高警尉逢场必到，但自我防范很严，身边总跟着四名伪警。三天过后见安然无事这家伙就有点放松了，身边的伪警开始变成两名。尤为要命的是他焦灼难耐的心实在是让他无法再装斯文了。故小百合演出刚一结束，这家伙果然自己就上了后台化妆室想强行猥亵“小百合”。他的这一举动继父早就料到了，于是在暗中紧随其后。待到这家伙堆着满脸淫笑突然扑向小百合之际，继父猛然窜出用一根细钢丝绳从高警尉身后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同时另两个队员迅速让小百合和男演员披上事先备好的黑色大敞迅速从戏院后门上了一台事先停在后街的马车神速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与此同时，戏院舞台正由另外一对二人转演员上演着“马前泼水”。台下的看客包括两名伪警谁都不会想到后台化妆室所发生的一切。
由于继父是带着满腔仇恨勒杀高警尉的，所以都没让对方使出一点挣扎的动作就一命呜呼了。随后，继父从戏院后门跑出快速跳上拴在胡同电杆上的一匹黑马飞也似地朝前郭尔罗斯方向跑去……
二十分钟过后，当“马前泼水”一唱完，仍不见高警尉从后台回来，两名伪警才觉得有些蹊跷，于是才蹑手蹑脚地向后台走去。但一切都晚了，化妆室里只有高警尉直挺挺地圆瞪两只眼睛，口吐一条长舌地横卧在地上。同时在胸前还放了一张字条，上书：“杀人者于大头！”
高警尉被勒杀后，黑田少佐气得暴跳如雷。立即派出宪兵队封锁了东南西北四面进出镇子的路口。但为时已晚，此时继父和小百合等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向全世界发布“终战诏书”。时隔不久，大批苏联红军接管东北全境。紧接着一批又一批关内八路军进入东北，还有一些退到苏联的东北抗联人员也陆续回到国内。其中，有一位叫王根宝的“十三省”老战士还专程赶来三岔河寻找“马掌刘”的下落。这时，正赶上继父从前郭那边返回三岔河，所以有幸跟王根宝见面并向他讲述了“马掌刘”牺牲及勒死汉奸高警尉的具体经过。时隔不久，共产党很快在扶余三岔河建立了地方政权，并相应开展了土改和剿匪工作。鉴于继父在抗战期间的“除奸”表现和王根宝的鉴证，继父被安排到三岔河公安局当了治安科科长。而后他相继在剿匪工作中多次立功。1958年因工作需要被上调吉林省第二监狱任供销科长。随后，妻子和女儿珍儿也一并随迁吉林市生活。
自打过了腊月小年，苏可屯的“年味儿”首先从天真孩子们的欢歌笑语中散发出来了。
跟城里孩子嬉戏打闹生活方式不同的是，苏可屯的孩子们喜欢仨俩成群，四五成伙地出西家串东家。缘于此故，好像也就十几天的功夫，我和老五几乎就串遍了苏可屯所有半大小子的人家。由于接触的人家多了，玩伴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此外，通过串门子得知在苏可屯爆增的外来人口中有一多半是来自山东高密、诸城的支边人口。他（她）们与本地“东北土着人”的区别是，人家勤劳、心齐、能吃苦、抗压性好。相比之下，东北人懒惰、保守、奴性太强、思想僵化、开拓性差。但有一点山东人是比不了的，那就是“土着东北人”不论男女在遭遇急难险危境况拼胆略时往往要比外来人略胜一筹。要不咋说“二人转”戏词中会有“关东女子猛如虎”的唱法呢！
记得还是那一年腊月廿六的早晨。我家刚吃过早饭俺班大个子同学邱元友“呼哧带喘”地跑来我家带着很浓的山东口音兴奋地告诉我说：“孝章，听说今晚“小岗子”演电影《地道战》，可打仗了，你去不去看！”还没等我回话呢，母亲在桌子上一边捡碗一边不无担心地说：“没有大人跟着光你们一帮小孩去可不中啊！听说这条道晚上可背了！”
“大娘，别担心！我二哥邱元义和张彦军他们和俺一起去！”为消除我妈的担心邱元友又随口补了这么一嘴。听了邱元友这么一说，我冲着厨房刷碗的母亲多少有些不耐烦地说：“妈，你就别说了，我一定要去！”这时坐在炕梢翻看“小人书”的老五和老六也都从炕上蹦到地上一起喊着要跟着去。我随口敷衍道：“行行行！晚上一定领你俩去！”说完我跟邱元友便又去串掇别的孩子了。
当我俩离开我家顺两栋住宅之间的屯路向南一路小跑的时候，突然从右栋“干打垒”第一家院门“毛毛楞楞”地快步窜出一位个头挺高挺膀，梳着一条大辫，额前刘海略带“羊毛卷”的女孩在屯路中间把两臂一张，两腿一叉便拦住了我跟邱元友的去路：“哎，俺跟你俩说说，晚上我们几个女生想跟你们一起去小岗子看电影行不？”跟我们打招呼的这个女孩是比我们高一年的毛玉秋。她年龄其实跟我相仿，就是上学比我早了一年，个头发育得比我高些罢了。她父亲毛书文是苏可分队的电工；母亲名叫张艳芳。看到毛玉秋已经摆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驾式，邱元友随口答道：“腿长在你们身上，不让跟着，是我能说得算得吗？但丑话可说好了，出了啥子事俺可不管！”就这么一边说着，邱元友还一边故意给我使了个眼神。于是，俺俩突然“撒丫子”向苏可屯西片区跑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农场和农村的文化生活依然单调而又枯燥。偶尔能看上一场电影简直就是那一时期孩子们望眼欲穿的天大快事。
苏可屯本就不是很大，故位于西边十里外的小岗子放映露天电影《地道战》的消息早就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苏可屯。所有的孩子们心里都像长了“草”。大家都在盼着今天的太阳还是快一点地落下山去吧……
那一天的黄昏时分终于在我们焦灼难耐的等待中姗姗来到了。想去看电影的孩子们都在屯西去往小岗子村的路口不期而遇了。屈指一算，好家伙！连男带女、连大带小共有81人。其中有16岁左右的大男孩14人。
隆冬时节是夜长昼短的。大概也就5点钟光景，天已经黑得不象个样子。那一晩，夜很静，夜风也很是柔顺，天是晴的，满天的寒星依稀可见。所有的人排成一溜长队，一个紧跟一个，鱼贯而行。老五是在我们临近出发时赶来的，母亲说啥都没让他带久章来，弄得久章在家好顿闹不说，还挨了老妈两“笤扫疙瘩”。
当我们一行人到达小岗子露天电影放映场时，电影还没开演。在面对高挂银幕的正面，观众已经有序地坐着从自家携带的椅凳排成了一个大扇面。其间以老人和孩子居多。在大伞面左右两翼和后边人们围了一圈又一圈。靠里圈的直接站在地上，靠外圈的就只能站在凳子上了。就在电影机开始转动的一刹那，嘁嘁喳喳的嘈杂声终于平静下来。电影在未放映正片之前先放了一卷《新闻纪录片》，随后才正式放映《地道战》。
绝不“扒瞎”地说，我那时是带着对“英雄高老忠”无尚崇敬和对“山田和汤司令”无比憎恨之情观看这场电影的。时至今日，该部影片中由多位老艺术家塑造的“高老忠、高传宝、赵平原、山田、汤司令”等艺术形象至今仍深植心中挥之不去。
时间过得真是老快了，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觉得好像还没演完似的就“煞场”了。此时，由于眼睛长时间未离开过银幕，故对天气骤然发生的突变，所有人似乎都没有一点感觉。谁都不会想到一场“特大暴风雪”正在向毫无准备的科尔沁大草原快速袭来……正如文人墨客形容暑季“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样，“暴雪欲来同样风生满楼”。可不，当我们一行人鱼贯离开小岗子的时候，从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力突然加大，大片大片的雪花砸到脸上让人瞬间就睁不开眼睛了。好在风刚起，雪刚落，气温还没有一下骤降到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这时，偶尔朝远在十里之外的苏可屯望去，高悬在场院水泥杆上闪亮的“水银灯光”还依稀可见。所以不论男女每个人的心起初还没有恐惧感，但多少都有点心慌。走在我前面的是邱元友；元友前面是邱元义和张彦军；我跟在元友身后；老五跟在我身后；老五的身后是崔苍松、王志国、王军；再往后是毛玉秋、靳凤华、鲁春荣等多名女孩。大家一个拽着一个像蜗牛一样缓缓地向前走动着……
此时，时间大约是在晚上10点左右。风越刮越急；气温越降越低；雪越下越大……苏可场院的灯光再也看不见了……孩子们相互抓着的手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麻木了……终于，个别胆小怕冷的女孩和年龄偏小的男孩开始间或发出低沉的啜泣声……
正在此时，临时充当队伍总指挥的邱元义通过“一传一”的方式把话传了过来：“不论男女，为防止冻坏露在外面的手每人必须允许后边的人紧紧抓住前一个人的棉裤裤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场《地道战》电影邱元义真没白看，他的这招“实在是高”。若非他灵机一动使出这一“高招”，还真不知要冻坏多少孩子呢！
大约在半夜11点左右，狂风卷集着乌云，终于把这场突降大雪演变为一场50年难得一见的“白毛风”。此时，风力约达10级。好在气温还没有降到令人无法招架的程度。这时，走在最前面的邱元义又传来第二道命令：“停止前行，不论男女每5人必须抱成团蹲于地上，等待分场派人接应！”事实再次证明：这同样又是一计“高招”。若非如此，那一夜百分之百会要出人命的。
“时间就是生命，暴雪就是命令！”苏可分队朱书记和张队长在场部办公室正在紧急调度车辆和救援人员。约在十点半左右，由4台“耶特”和10名救援人员带着面包、白酒等迅速朝小岗子方向顶着风雪摸了过去。
记得后来我在《狼图腾》一书中曾看到有过“雪夜风高日，狼群出没时”的描述。让我们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的是，还是那个大暴雪之夜，就在我们紧挨在一起的两个人圈外围不知什么时候有多只上下左右翻动且射出蓝光的狼眼正贪婪地瞄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由于夜黑可视性不好，加之每五个人是处于挽肘、围蹲、低头、面地、闭眼状态。故也就等于谁都没看见一样，所以自然也就没人害怕或吓得连哭带叫了。好在狼这种猛兽它历来是不猎杀死物的。也亏着当时的孩子们是处于围拢死寂状，才让那几只狼只是在一米之外摇头晃脑的逡寻嗅望着，才一直没有做出攻击的动作……
大约十五分钟以后，从苏可屯出发的“耶特”救援队就亮着灯柱“突突突突”地驶到蹲坐在地上的这群孩子跟前。此时，暴风雪好像更加肆虐，鹅毛似的雪片扑打到脸上让人很难睁开眼睛。待4台“耶特”依次列队停在人堆跟前的时候，救援人员开始从车上下来并在8支“耶特”灯柱的交叉照耀下开始把一个又一个的孩子连拖带?地推上了有一侧打开沙箱板的“耶特”拖车上。
邱元义、邱元友、毛羽秋和我等四人是最后在救援人员掩护下开始上车的。这时，只见两只缓过神的灰狼在灯柱里偷偷绕到了我们跟前分别咬住了毛羽秋和邱元友的棉祆袖，任凭3名救援人员怎么用脚踹狼就是不撒口。放在一般孩子的身上这场景可能早就把人“吓瘫”了，可是人家毛羽秋却转身用右手拎着的一根铁棍“啪啪”两下就把两只灰狼打得“嗷嗷”地嚎着跑走了。随后，所有的人都上了“耶特”。直到这时，惊魂未定的孩子才一个个地掩面放出一阵哭声来。其实，那是孩子们的喜极而泣。正是这场骤然而来的科尔沁几十年难得一见的“白毛风”才给我们这群孩子留下了永远烙在心中的记忆……
事实证明，在骤然突发的“大雪暴”面前，人类将永远是脆弱不堪的。好在那一夜苏可分队救援及时外加孩子们在邱元义组织指挥下“自救得当”，除23个孩子的“手脚耳脸”有轻度冻伤之外无一人有生命之忧。然而，同是跨屯追看《地道战》电影的“腰杭乃”和“兰家堡”的孩子在返回本屯的路上因自我防范不当却被活活冻死了三个。令人心有余悸的是，当第二天早上家家推开房门的时候，一米来厚的雪都把房门堵到无法推开。走到外边一看，所有的道路都没存雪，只是家家房前屋后和低洼窝风之处积雪特多。个别地方多达两三米深。直到后来方知，那场50年一遇的“大雪暴”给镇赉东部农耕区域造成的灾害还要小些。雪灾最严重的则是以牧业为赖以生存方式的“莫莫格”、“岔台”、“哈土气”等地牛羊成圈成圈的被冻饿而死。灾情过后的村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很多百姓都不得不被迫离开家园，浪迹他乡……
腊月“廿六雪暴”过后四天就是1970年的“除夕”日了。好在铁路和小火车还在照常通行，农场每天到树北接送站的也由通常的马车改用了“马拉爬梨”。这种交通工具在雪地上跑起来似乎更为轻便、快捷。
约摸是腊月三十的那天中午光景，我的三哥贵章搭坐苏可分场接送站的“马爬梨”回来和我们一道过年了。自打来到苏可屯脸子几乎没有放过“晴”的母亲看到自己最惦记的三儿从吉林回家了，她的那张“苦瓜脸”总算露出了一丝笑意。她先是给三哥按老家吉林“上车饺子下车面”的习俗擀了面条。吃完面后，她又接着使出她的手艺给三哥理了发。我和老五久章还有继父昨天都先理过了。老妈的这手“拿手活儿”简直让苏可全屯子的人羡慕极了。别人家的孩子年节也都收拾头发，但不是专业手把剃的，有的看上去就像是“狗啃的”老砢碜了。在这点上，老妈的“理发技艺”着实给一向爱美的继父在农场台面上可是赚足了面子。每个当官的都巴不得盼着能让我的母亲给收拾收拾头发做为一件倍感体面的事。当时，继父在苏可虽不属“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但也是被“专政对象”。为此，一向聪明的母亲也深谙其中“奥秘”，懂得如何用自己的这点“手艺”为继父赢得相对宽松的“管制空间”。在我的印象中，当时苏可分队的朱书记、张连友、会计许兆富、军代表老由、管教崔勋哲等人都纳入了母亲定期为其提供无偿理发服务的关照对象。这些人个个不乏爱美之心。正由于老妈投其所好满足了这个权力圈层的“爱美需求”，所以才一定程度地帮助继父改善了他在苏可屯下放劳改期间的“人权状况”。
1970年的大年三十伴随着中苏两国继“珍宝岛事件”之后的“剑拔弩张”终于到来了。
这一天，农场破天荒地给全场干部放“雪假”一天，目的是让大家“各家自扫门前雪，干干净净过大年”。
吃过早饭，继父即向全家人主动请缨，今年的年饭由他亲自下厨“掌勺”。于是他找来纸笔便独自去“纳摸”年饭的“煎炒烹炸”菜谱去了。
母亲还是不闲着，照着苏可屯的“年俗”她已经蒸了好几天的“年饽饽”了。主要有“年糕”、“粘豆包”、“冻饺子”、“豆沙包”等。苏可屯的“年俗”有个讲究：即从大年初一到初六女人不下厨。故每顿饭都以馏“年干粮”为主。因此家家户户小年一过就开始一锅接一锅地“蒸饽饽”，然后放在外边冻好，再存放到窗根底下的大缸里。
淑峰姐这两天一有空儿就帮老妈打扫室内卫生、浆洗被褥。今天上午她还约了闺蜜陈桂兰和张亚琴要到家里来学习“剪忠字”和“贴窗花”。这不，说着念着的功夫那姐俩就有说有笑地走进了屋里。陈桂兰年方19，身材高挑，眉清目秀，比姐姐大一岁。二舅是苏可分队长张连友；哥哥陈贵福是苏可机务队长。张亚琴年方16，个头不高，面庞白净，丰腴俊美，是苏可分队赶牛车的“车把式”张连芳的二闺女，跟陈桂兰是姑舅表姊妹。这两人进屋之后就被淑峰姐让到炕上。由于姐妹间很熟，故俩人也绝不外道。和姐姐比，那姐俩的手可比俺姐巧多了，没多大功夫就把上边显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大“忠”字的“文革窗花”剪完并贴在了门窗之上。随后，张亚琴又拿出随身揣来的“旯拉蛤”在炕上就地玩了起来。经过几局角逐，张亚琴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试”。看得出，那是姐姐在苏可屯生活三个月最快乐的一天。
现在再来看看我和老五老六那天上午都忙乎了啥吧！早饭过后，我们哥仨首先是用土篮子从院内往外清雪，然后就跟毛羽秋他弟弟“毛蛋”，还有于德水的儿子等一帮半大小子带上自制的20个铁夹子到苏可屯西岗子去打“雪雀”了。
苏可西岗子是整个屯子的最高点。虽刚刚经历“廿六雪暴”，但因风大岗上存雪还不是很厚，用脚一踢很容易就能露出地面。此外，选择这个地点捕捉“雪雀”，是因为这里原为一片谷地，是各种鸟雀常来光顾的觅食场所。
当我们一帮小家伙各自拎着铁夹、柳编笸萝、包着谷穗，蹚着没过脚踝的积雪爬上西岗子最高点的时候，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老五跟老六更是累得直“咳哟”。尤其是老六久章在爬上西岗子至高点之后算是彻底放赖了。只见他“四仰八叉”把自己整个身体重重地往雪地上一砸，由于用力过猛竟把整个身形都深深地嵌入了雪地，楞是活生生地砸出了一个格外醒目的“大”字。
记得那天上午天空是朗晴朗晴的，没有一丝云彩。站在岗顶环望四周，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银色世界。
出生在苏可屯的农场孩子几乎都熟知大雪过后“雪雀”的觅食规律。在这方面“毛蛋”绝对是个“专家”。据他讲，“雪雀”不是随意出来觅食的，它们不仅需要在“头鸟”号令下实施有组织的统一行动，而且对天气阴晴、风力大小、气温高低、觅食目的地也都是有相应要求的。如果不了解这些基本常识，你即使在这里守上一、两天恐怕也是很难捕到一只“雪雀”的。
待我们这帮孩子在岗顶稍事休息体力得到恢复后，“毛蛋”开始指挥大伙在这几天别人“罩雀”已经清出的场子上开始下?子的下夹子，支笸箩的支笸箩，搓谷穗的搓谷穗。经过一阵紧张的忙活儿，总算完成了最重要的“设伏”准备。接着我们又撤到北坡的一片小杨树林卧雪静候。
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为了寻得一口吃食，这些天不知有多少只鸟在这片西岗子成为苏可孩子们的腹中之物。但话又说回来，即使这些鸟儿能够躲过人为捕杀，恐怕也难逃今冬饥寒之困。
似乎跟垂钓的原理一样，捕鸟也是需要有足够耐心的。大约10分钟过后，在遥远的西南天际忽然有一片黑乎乎的鸟群由远及近地向西岗子飞来。要知道，那可是令人无比振撼的一幕啊！现在想来，当年若不是那场无情的大雪暴残酷地剥夺了那群鸟儿的“生存权”，它们又怎能冒死自投罗网命丧于我们的“铁夹”和“箩筐”之下？
看得清清楚楚，大雪过后可怜的“雪雀”往往都是群体觅食。此时，饥饿已经让它们置生死于度外，只要在死前能寻到一口吃的，它们似乎也就死而无憾了。
鸟群飞得既高又快，转眼就来到了西岗子的上空。它们黑鸦鸦的在低空中一会儿滚成一个球，一会又拉成一条粗线，煞是神奇壮观。盘旋了大概两圈，鸟群在头鸟的带领下猛地扎向岗上裸露地面，把个不到100平方米裸露黑土的“设伏区”罩了黑黑的一层。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了接二连三铁夹传来的“啪啪声”。再有我们还看到了“毛蛋”和于得水儿子等人也快速地拉动了3个罩筐的长绳。随后只听“毛蛋”高喊一声：“走哇！我们起雀去喽！”
应着“毛蛋”这一声喊，大家伙快速地窜到了捕鸟设伏场。未被夹住的鸟被惊得极不情愿地呼啦一下又飞上了天空在那划圈盘旋着。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不亦乐乎”地捡摘着雪雀，随后又快速地把铁?下好；“毛蛋”和于得水儿子收获犹丰，仅这头一回合就捕了80只“雪雀”。就在我们完成了第二回合的捕捉后，头鸟好像悟出点什么道理似的带着鸟群又在倏忽之间很知好歹地飞离了西岗子……
大概中午时分，我和老五老六拎着50只捕获的“雪雀”回到了家中。正在灶房忙活做年夜饭的继父看我们所获颇丰，乐呵呵地说：“你们三个小犊子挺尿性！今晩我们又可以多道油炸雪雀哩！”随后，我的任务就是忙着烧开水，准备“秃噜雪雀”去了。说句心里话，就当时农场生活境况而言，过年的饭桌上能平添这样一道美味也真算得上是相当惬意的人生享受了！
午后一点半左右，我的三哥贵章终于赶回苏可家中和我们来过年了。一路上的旅途颠簸让他显现出很是疲惫的样子。看到他这副样子，母亲又一次心疼地落下了眼泪。随后她先给三哥煮了碗热面，接着又给三哥理了发。还别说，经过老妈这一“匝咕”三哥一下又变得精神起来。只见他找出毛笔和墨汁，裁下红纸先是遵循东北“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年俗挥笔写下了上联为“日日天天家常乐”；下联为“岁岁年年庆有余”；横批是“福运高照”的自拟“年对”。而后，他又挥笔写了几个“忠”字和“福”字就和淑峰姐去贴“对子”了……
约在下午3点半左右，扎着围裙在厨房忙活了一小天的继父终于把“掂当”出的12道菜摆上了饭桌。此时，我和老五老六正在当院放“二踢脚”和“小鞭”。其他人家的孩子们也都在“挂灯”、“放炮”。整个苏可屯都沉浸在了浓浓的过大年气氛中……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1970年的春节是最令人难忘的。对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普通人家来说，那是一个在政治“极左年代”历经一次从城市到农村人生起伏后，每个人多少都能找到一点“幸福感”的春节；她就像一波涌起的海浪把漂泊在茫茫海天之间的一叶小舟从浪谷推上了“浪峰”；她就象一树在广褒沙丘之上绽放的“昙花”美好而又短暂。正因如此，所以1970春节才刻骨铭心般地印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之中……
在袭击行动开始的前一天，一位叫高占德的长春岭警尉来三岔河开会。中午吃饭时被同事灌了个“酩酊大醉”。在路过“马掌刘”店铺时他实在是太困了，于是临时决定趁给马换副新掌的空档想“打个盹”休息一会儿再西返长春岭。但见他把马嚼子往马掌桩上一挂，进到店里倒头便在木櫈上呼呼大睡了。见此情形，马掌刘和继父都以为这个家伙睡得死死的呢，所以在对话过程一不小心泄露了第二天凌晨3点“袭击长春岭伪警所”的绝密信息。表面看，高警尉好像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其不知这家伙是个“海量”的酒鬼，表面看似迷迷糊糊，其实神思尤为清醒。马掌刘和继父的对话被他一字不落地都记在了心里。高警尉直到钉完马掌被继父推醒上马离去，这个狡猾的家伙都没露出一丁点破绽。
翌日凌晨3点，马掌刘指挥12名抗日队员准时包围了长春岭伪警所。然而，当一名队员翻墙进入院子打开院门有一半人员刚进入大门时，有两顶安在正房房顶的探照灯突然把院门口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接着，两挺机关枪对准院门“嗒嗒嗒嗒嗒”就是一阵狂扫。马掌刘冲在所有人的最前面；我继父紧随马掌刘的身后，若非前面有他挡着，继父恐怕早就没命了。遗憾的是马掌刘到死都没功夫交待一句话，他只是跟继父使劲握了两下手就算是对继父饱含深意地作了临终的嘱托和交待。说时迟，那时快，继父突然抬手“叭叭”两枪把两眼探照灯打灭，后边没有中弹的队员趁此当口迅速从院门快速地退去200米外的安全地带。后经清点人数，十二名参战队员有七人当场牺牲。包括继父在内只有五人死里逃生。
马掌刘牺牲后，继父心如刀绞。他连夜遣散了剩下的队友，然后独自一人潜回了大林子乡老屯三弟家的菜窖里躲了起来。开始有一个问题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即为何计划周密的的行动转眼变成了惨不忍睹的败局？直到三天后三弟告知从三岔河那边传来消息说：马掌刘等七人的人头被小日本割下装在木笼里正挂在三岔河广场日军司令部门口的旗杆上当街“示众”。同时还说长春岭的高警尉在这次剿杀“马掌刘”等七名反满抗日分子战斗中立有大功，现已升任三岔河伪警署副警长并获领不少奖金。得知这一消息，继父气得指天发誓若不杀死汉奸高警尉，替马掌刘报仇雪恨誓不为人！
1945年4月中旬的一个月暗云黑之夜，经过一连多日的侦察、摸底、踩线，机会终于来了。继父和他的另外两名队员经过一番化妆之后进入三岔河开始实施“锄奸计划”了。
高警尉这个家伙是个集阴险、狡诈、凶险、狠毒于一身的恶棍。自从升任三岔河伪警署副警长后，仗着有日本“黑田少佐”的赏识开始肆无忌殚地为害十里八乡。高警尉最缺德的是极为好色。在三岔河他要是看上谁家的姑娘或媳妇那是准没好。在这方面他简直比日本人还禽兽不如。当了副署长后，三岔河镇的买卖人年节都得给他上“孝敬银子”或献上“有姿色的女人”。谁要敢说个“不”字立马叫你“关门大吉”。在升任副署长一年多时间里，他在镇上同时霸占着七个女人，年龄最小的才十五岁。继父得知高警尉专好这口以后，为投其所好他专门花大钱从辽宁铁岭那边请来两位“二人转”演员。其中那位艺名叫“小百合”的女演员年方二十，长得象天仙一般美丽。在舞台表演时，其曼妙的身姿、甜美的表情、一举手一投足、一嗔一怒、一颦一笑足可钩走任何一位“采花贼”的魂魄。有了这张“王牌”后继父觉得已有了铲除高警尉的八分胜算。
“小百合”的演出是在三岔河最好的“站前戏楼”准时上演的。开始三天高警尉逢场必到，但自我防范很严，身边总跟着四名伪警。三天过后见安然无事这家伙就有点放松了，身边的伪警开始变成两名。尤为要命的是他焦灼难耐的心实在是让他无法再装斯文了。故小百合演出刚一结束，这家伙果然自己就上了后台化妆室想强行猥亵“小百合”。他的这一举动继父早就料到了，于是在暗中紧随其后。待到这家伙堆着满脸淫笑突然扑向小百合之际，继父猛然窜出用一根细钢丝绳从高警尉身后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同时另两个队员迅速让小百合和男演员披上事先备好的黑色大敞迅速从戏院后门上了一台事先停在后街的马车神速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与此同时，戏院舞台正由另外一对二人转演员上演着“马前泼水”。台下的看客包括两名伪警谁都不会想到后台化妆室所发生的一切。
由于继父是带着满腔仇恨勒杀高警尉的，所以都没让对方使出一点挣扎的动作就一命呜呼了。随后，继父从戏院后门跑出快速跳上拴在胡同电杆上的一匹黑马飞也似地朝前郭尔罗斯方向跑去……
二十分钟过后，当“马前泼水”一唱完，仍不见高警尉从后台回来，两名伪警才觉得有些蹊跷，于是才蹑手蹑脚地向后台走去。但一切都晚了，化妆室里只有高警尉直挺挺地圆瞪两只眼睛，口吐一条长舌地横卧在地上。同时在胸前还放了一张字条，上书：“杀人者于大头！”
高警尉被勒杀后，黑田少佐气得暴跳如雷。立即派出宪兵队封锁了东南西北四面进出镇子的路口。但为时已晚，此时继父和小百合等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向全世界发布“终战诏书”。时隔不久，大批苏联红军接管东北全境。紧接着一批又一批关内八路军进入东北，还有一些退到苏联的东北抗联人员也陆续回到国内。其中，有一位叫王根宝的“十三省”老战士还专程赶来三岔河寻找“马掌刘”的下落。这时，正赶上继父从前郭那边返回三岔河，所以有幸跟王根宝见面并向他讲述了“马掌刘”牺牲及勒死汉奸高警尉的具体经过。时隔不久，共产党很快在扶余三岔河建立了地方政权，并相应开展了土改和剿匪工作。鉴于继父在抗战期间的“除奸”表现和王根宝的鉴证，继父被安排到三岔河公安局当了治安科科长。而后他相继在剿匪工作中多次立功。1958年因工作需要被上调吉林省第二监狱任供销科长。随后，妻子和女儿珍儿也一并随迁吉林市生活。
自打过了腊月小年，苏可屯的“年味儿”首先从天真孩子们的欢歌笑语中散发出来了。
跟城里孩子嬉戏打闹生活方式不同的是，苏可屯的孩子们喜欢仨俩成群，四五成伙地出西家串东家。缘于此故，好像也就十几天的功夫，我和老五几乎就串遍了苏可屯所有半大小子的人家。由于接触的人家多了，玩伴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此外，通过串门子得知在苏可屯爆增的外来人口中有一多半是来自山东高密、诸城的支边人口。他（她）们与本地“东北土着人”的区别是，人家勤劳、心齐、能吃苦、抗压性好。相比之下，东北人懒惰、保守、奴性太强、思想僵化、开拓性差。但有一点山东人是比不了的，那就是“土着东北人”不论男女在遭遇急难险危境况拼胆略时往往要比外来人略胜一筹。要不咋说“二人转”戏词中会有“关东女子猛如虎”的唱法呢！
记得还是那一年腊月廿六的早晨。我家刚吃过早饭俺班大个子同学邱元友“呼哧带喘”地跑来我家带着很浓的山东口音兴奋地告诉我说：“孝章，听说今晚“小岗子”演电影《地道战》，可打仗了，你去不去看！”还没等我回话呢，母亲在桌子上一边捡碗一边不无担心地说：“没有大人跟着光你们一帮小孩去可不中啊！听说这条道晚上可背了！”
“大娘，别担心！我二哥邱元义和张彦军他们和俺一起去！”为消除我妈的担心邱元友又随口补了这么一嘴。听了邱元友这么一说，我冲着厨房刷碗的母亲多少有些不耐烦地说：“妈，你就别说了，我一定要去！”这时坐在炕梢翻看“小人书”的老五和老六也都从炕上蹦到地上一起喊着要跟着去。我随口敷衍道：“行行行！晚上一定领你俩去！”说完我跟邱元友便又去串掇别的孩子了。
当我俩离开我家顺两栋住宅之间的屯路向南一路小跑的时候，突然从右栋“干打垒”第一家院门“毛毛楞楞”地快步窜出一位个头挺高挺膀，梳着一条大辫，额前刘海略带“羊毛卷”的女孩在屯路中间把两臂一张，两腿一叉便拦住了我跟邱元友的去路：“哎，俺跟你俩说说，晚上我们几个女生想跟你们一起去小岗子看电影行不？”跟我们打招呼的这个女孩是比我们高一年的毛玉秋。她年龄其实跟我相仿，就是上学比我早了一年，个头发育得比我高些罢了。她父亲毛书文是苏可分队的电工；母亲名叫张艳芳。看到毛玉秋已经摆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驾式，邱元友随口答道：“腿长在你们身上，不让跟着，是我能说得算得吗？但丑话可说好了，出了啥子事俺可不管！”就这么一边说着，邱元友还一边故意给我使了个眼神。于是，俺俩突然“撒丫子”向苏可屯西片区跑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农场和农村的文化生活依然单调而又枯燥。偶尔能看上一场电影简直就是那一时期孩子们望眼欲穿的天大快事。
苏可屯本就不是很大，故位于西边十里外的小岗子放映露天电影《地道战》的消息早就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苏可屯。所有的孩子们心里都像长了“草”。大家都在盼着今天的太阳还是快一点地落下山去吧……
那一天的黄昏时分终于在我们焦灼难耐的等待中姗姗来到了。想去看电影的孩子们都在屯西去往小岗子村的路口不期而遇了。屈指一算，好家伙！连男带女、连大带小共有81人。其中有16岁左右的大男孩14人。
隆冬时节是夜长昼短的。大概也就5点钟光景，天已经黑得不象个样子。那一晩，夜很静，夜风也很是柔顺，天是晴的，满天的寒星依稀可见。所有的人排成一溜长队，一个紧跟一个，鱼贯而行。老五是在我们临近出发时赶来的，母亲说啥都没让他带久章来，弄得久章在家好顿闹不说，还挨了老妈两“笤扫疙瘩”。
当我们一行人到达小岗子露天电影放映场时，电影还没开演。在面对高挂银幕的正面，观众已经有序地坐着从自家携带的椅凳排成了一个大扇面。其间以老人和孩子居多。在大伞面左右两翼和后边人们围了一圈又一圈。靠里圈的直接站在地上，靠外圈的就只能站在凳子上了。就在电影机开始转动的一刹那，嘁嘁喳喳的嘈杂声终于平静下来。电影在未放映正片之前先放了一卷《新闻纪录片》，随后才正式放映《地道战》。
绝不“扒瞎”地说，我那时是带着对“英雄高老忠”无尚崇敬和对“山田和汤司令”无比憎恨之情观看这场电影的。时至今日，该部影片中由多位老艺术家塑造的“高老忠、高传宝、赵平原、山田、汤司令”等艺术形象至今仍深植心中挥之不去。
时间过得真是老快了，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觉得好像还没演完似的就“煞场”了。此时，由于眼睛长时间未离开过银幕，故对天气骤然发生的突变，所有人似乎都没有一点感觉。谁都不会想到一场“特大暴风雪”正在向毫无准备的科尔沁大草原快速袭来……正如文人墨客形容暑季“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样，“暴雪欲来同样风生满楼”。可不，当我们一行人鱼贯离开小岗子的时候，从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力突然加大，大片大片的雪花砸到脸上让人瞬间就睁不开眼睛了。好在风刚起，雪刚落，气温还没有一下骤降到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这时，偶尔朝远在十里之外的苏可屯望去，高悬在场院水泥杆上闪亮的“水银灯光”还依稀可见。所以不论男女每个人的心起初还没有恐惧感，但多少都有点心慌。走在我前面的是邱元友；元友前面是邱元义和张彦军；我跟在元友身后；老五跟在我身后；老五的身后是崔苍松、王志国、王军；再往后是毛玉秋、靳凤华、鲁春荣等多名女孩。大家一个拽着一个像蜗牛一样缓缓地向前走动着……
此时，时间大约是在晚上10点左右。风越刮越急；气温越降越低；雪越下越大……苏可场院的灯光再也看不见了……孩子们相互抓着的手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麻木了……终于，个别胆小怕冷的女孩和年龄偏小的男孩开始间或发出低沉的啜泣声……
正在此时，临时充当队伍总指挥的邱元义通过“一传一”的方式把话传了过来：“不论男女，为防止冻坏露在外面的手每人必须允许后边的人紧紧抓住前一个人的棉裤裤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场《地道战》电影邱元义真没白看，他的这招“实在是高”。若非他灵机一动使出这一“高招”，还真不知要冻坏多少孩子呢！
大约在半夜11点左右，狂风卷集着乌云，终于把这场突降大雪演变为一场50年难得一见的“白毛风”。此时，风力约达10级。好在气温还没有降到令人无法招架的程度。这时，走在最前面的邱元义又传来第二道命令：“停止前行，不论男女每5人必须抱成团蹲于地上，等待分场派人接应！”事实再次证明：这同样又是一计“高招”。若非如此，那一夜百分之百会要出人命的。
“时间就是生命，暴雪就是命令！”苏可分队朱书记和张队长在场部办公室正在紧急调度车辆和救援人员。约在十点半左右，由4台“耶特”和10名救援人员带着面包、白酒等迅速朝小岗子方向顶着风雪摸了过去。
记得后来我在《狼图腾》一书中曾看到有过“雪夜风高日，狼群出没时”的描述。让我们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的是，还是那个大暴雪之夜，就在我们紧挨在一起的两个人圈外围不知什么时候有多只上下左右翻动且射出蓝光的狼眼正贪婪地瞄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由于夜黑可视性不好，加之每五个人是处于挽肘、围蹲、低头、面地、闭眼状态。故也就等于谁都没看见一样，所以自然也就没人害怕或吓得连哭带叫了。好在狼这种猛兽它历来是不猎杀死物的。也亏着当时的孩子们是处于围拢死寂状，才让那几只狼只是在一米之外摇头晃脑的逡寻嗅望着，才一直没有做出攻击的动作……
大约十五分钟以后，从苏可屯出发的“耶特”救援队就亮着灯柱“突突突突”地驶到蹲坐在地上的这群孩子跟前。此时，暴风雪好像更加肆虐，鹅毛似的雪片扑打到脸上让人很难睁开眼睛。待4台“耶特”依次列队停在人堆跟前的时候，救援人员开始从车上下来并在8支“耶特”灯柱的交叉照耀下开始把一个又一个的孩子连拖带?地推上了有一侧打开沙箱板的“耶特”拖车上。
邱元义、邱元友、毛羽秋和我等四人是最后在救援人员掩护下开始上车的。这时，只见两只缓过神的灰狼在灯柱里偷偷绕到了我们跟前分别咬住了毛羽秋和邱元友的棉祆袖，任凭3名救援人员怎么用脚踹狼就是不撒口。放在一般孩子的身上这场景可能早就把人“吓瘫”了，可是人家毛羽秋却转身用右手拎着的一根铁棍“啪啪”两下就把两只灰狼打得“嗷嗷”地嚎着跑走了。随后，所有的人都上了“耶特”。直到这时，惊魂未定的孩子才一个个地掩面放出一阵哭声来。其实，那是孩子们的喜极而泣。正是这场骤然而来的科尔沁几十年难得一见的“白毛风”才给我们这群孩子留下了永远烙在心中的记忆……
事实证明，在骤然突发的“大雪暴”面前，人类将永远是脆弱不堪的。好在那一夜苏可分队救援及时外加孩子们在邱元义组织指挥下“自救得当”，除23个孩子的“手脚耳脸”有轻度冻伤之外无一人有生命之忧。然而，同是跨屯追看《地道战》电影的“腰杭乃”和“兰家堡”的孩子在返回本屯的路上因自我防范不当却被活活冻死了三个。令人心有余悸的是，当第二天早上家家推开房门的时候，一米来厚的雪都把房门堵到无法推开。走到外边一看，所有的道路都没存雪，只是家家房前屋后和低洼窝风之处积雪特多。个别地方多达两三米深。直到后来方知，那场50年一遇的“大雪暴”给镇赉东部农耕区域造成的灾害还要小些。雪灾最严重的则是以牧业为赖以生存方式的“莫莫格”、“岔台”、“哈土气”等地牛羊成圈成圈的被冻饿而死。灾情过后的村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很多百姓都不得不被迫离开家园，浪迹他乡……
腊月“廿六雪暴”过后四天就是1970年的“除夕”日了。好在铁路和小火车还在照常通行，农场每天到树北接送站的也由通常的马车改用了“马拉爬梨”。这种交通工具在雪地上跑起来似乎更为轻便、快捷。
约摸是腊月三十的那天中午光景，我的三哥贵章搭坐苏可分场接送站的“马爬梨”回来和我们一道过年了。自打来到苏可屯脸子几乎没有放过“晴”的母亲看到自己最惦记的三儿从吉林回家了，她的那张“苦瓜脸”总算露出了一丝笑意。她先是给三哥按老家吉林“上车饺子下车面”的习俗擀了面条。吃完面后，她又接着使出她的手艺给三哥理了发。我和老五久章还有继父昨天都先理过了。老妈的这手“拿手活儿”简直让苏可全屯子的人羡慕极了。别人家的孩子年节也都收拾头发，但不是专业手把剃的，有的看上去就像是“狗啃的”老砢碜了。在这点上，老妈的“理发技艺”着实给一向爱美的继父在农场台面上可是赚足了面子。每个当官的都巴不得盼着能让我的母亲给收拾收拾头发做为一件倍感体面的事。当时，继父在苏可虽不属“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但也是被“专政对象”。为此，一向聪明的母亲也深谙其中“奥秘”，懂得如何用自己的这点“手艺”为继父赢得相对宽松的“管制空间”。在我的印象中，当时苏可分队的朱书记、张连友、会计许兆富、军代表老由、管教崔勋哲等人都纳入了母亲定期为其提供无偿理发服务的关照对象。这些人个个不乏爱美之心。正由于老妈投其所好满足了这个权力圈层的“爱美需求”，所以才一定程度地帮助继父改善了他在苏可屯下放劳改期间的“人权状况”。
1970年的大年三十伴随着中苏两国继“珍宝岛事件”之后的“剑拔弩张”终于到来了。
这一天，农场破天荒地给全场干部放“雪假”一天，目的是让大家“各家自扫门前雪，干干净净过大年”。
吃过早饭，继父即向全家人主动请缨，今年的年饭由他亲自下厨“掌勺”。于是他找来纸笔便独自去“纳摸”年饭的“煎炒烹炸”菜谱去了。
母亲还是不闲着，照着苏可屯的“年俗”她已经蒸了好几天的“年饽饽”了。主要有“年糕”、“粘豆包”、“冻饺子”、“豆沙包”等。苏可屯的“年俗”有个讲究：即从大年初一到初六女人不下厨。故每顿饭都以馏“年干粮”为主。因此家家户户小年一过就开始一锅接一锅地“蒸饽饽”，然后放在外边冻好，再存放到窗根底下的大缸里。
淑峰姐这两天一有空儿就帮老妈打扫室内卫生、浆洗被褥。今天上午她还约了闺蜜陈桂兰和张亚琴要到家里来学习“剪忠字”和“贴窗花”。这不，说着念着的功夫那姐俩就有说有笑地走进了屋里。陈桂兰年方19，身材高挑，眉清目秀，比姐姐大一岁。二舅是苏可分队长张连友；哥哥陈贵福是苏可机务队长。张亚琴年方16，个头不高，面庞白净，丰腴俊美，是苏可分队赶牛车的“车把式”张连芳的二闺女，跟陈桂兰是姑舅表姊妹。这两人进屋之后就被淑峰姐让到炕上。由于姐妹间很熟，故俩人也绝不外道。和姐姐比，那姐俩的手可比俺姐巧多了，没多大功夫就把上边显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大“忠”字的“文革窗花”剪完并贴在了门窗之上。随后，张亚琴又拿出随身揣来的“旯拉蛤”在炕上就地玩了起来。经过几局角逐，张亚琴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试”。看得出，那是姐姐在苏可屯生活三个月最快乐的一天。
现在再来看看我和老五老六那天上午都忙乎了啥吧！早饭过后，我们哥仨首先是用土篮子从院内往外清雪，然后就跟毛羽秋他弟弟“毛蛋”，还有于德水的儿子等一帮半大小子带上自制的20个铁夹子到苏可屯西岗子去打“雪雀”了。
苏可西岗子是整个屯子的最高点。虽刚刚经历“廿六雪暴”，但因风大岗上存雪还不是很厚，用脚一踢很容易就能露出地面。此外，选择这个地点捕捉“雪雀”，是因为这里原为一片谷地，是各种鸟雀常来光顾的觅食场所。
当我们一帮小家伙各自拎着铁夹、柳编笸萝、包着谷穗，蹚着没过脚踝的积雪爬上西岗子最高点的时候，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老五跟老六更是累得直“咳哟”。尤其是老六久章在爬上西岗子至高点之后算是彻底放赖了。只见他“四仰八叉”把自己整个身体重重地往雪地上一砸，由于用力过猛竟把整个身形都深深地嵌入了雪地，楞是活生生地砸出了一个格外醒目的“大”字。
记得那天上午天空是朗晴朗晴的，没有一丝云彩。站在岗顶环望四周，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银色世界。
出生在苏可屯的农场孩子几乎都熟知大雪过后“雪雀”的觅食规律。在这方面“毛蛋”绝对是个“专家”。据他讲，“雪雀”不是随意出来觅食的，它们不仅需要在“头鸟”号令下实施有组织的统一行动，而且对天气阴晴、风力大小、气温高低、觅食目的地也都是有相应要求的。如果不了解这些基本常识，你即使在这里守上一、两天恐怕也是很难捕到一只“雪雀”的。
待我们这帮孩子在岗顶稍事休息体力得到恢复后，“毛蛋”开始指挥大伙在这几天别人“罩雀”已经清出的场子上开始下?子的下夹子，支笸箩的支笸箩，搓谷穗的搓谷穗。经过一阵紧张的忙活儿，总算完成了最重要的“设伏”准备。接着我们又撤到北坡的一片小杨树林卧雪静候。
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为了寻得一口吃食，这些天不知有多少只鸟在这片西岗子成为苏可孩子们的腹中之物。但话又说回来，即使这些鸟儿能够躲过人为捕杀，恐怕也难逃今冬饥寒之困。
似乎跟垂钓的原理一样，捕鸟也是需要有足够耐心的。大约10分钟过后，在遥远的西南天际忽然有一片黑乎乎的鸟群由远及近地向西岗子飞来。要知道，那可是令人无比振撼的一幕啊！现在想来，当年若不是那场无情的大雪暴残酷地剥夺了那群鸟儿的“生存权”，它们又怎能冒死自投罗网命丧于我们的“铁夹”和“箩筐”之下？
看得清清楚楚，大雪过后可怜的“雪雀”往往都是群体觅食。此时，饥饿已经让它们置生死于度外，只要在死前能寻到一口吃的，它们似乎也就死而无憾了。
鸟群飞得既高又快，转眼就来到了西岗子的上空。它们黑鸦鸦的在低空中一会儿滚成一个球，一会又拉成一条粗线，煞是神奇壮观。盘旋了大概两圈，鸟群在头鸟的带领下猛地扎向岗上裸露地面，把个不到100平方米裸露黑土的“设伏区”罩了黑黑的一层。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了接二连三铁夹传来的“啪啪声”。再有我们还看到了“毛蛋”和于得水儿子等人也快速地拉动了3个罩筐的长绳。随后只听“毛蛋”高喊一声：“走哇！我们起雀去喽！”
应着“毛蛋”这一声喊，大家伙快速地窜到了捕鸟设伏场。未被夹住的鸟被惊得极不情愿地呼啦一下又飞上了天空在那划圈盘旋着。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不亦乐乎”地捡摘着雪雀，随后又快速地把铁?下好；“毛蛋”和于得水儿子收获犹丰，仅这头一回合就捕了80只“雪雀”。就在我们完成了第二回合的捕捉后，头鸟好像悟出点什么道理似的带着鸟群又在倏忽之间很知好歹地飞离了西岗子……
大概中午时分，我和老五老六拎着50只捕获的“雪雀”回到了家中。正在灶房忙活做年夜饭的继父看我们所获颇丰，乐呵呵地说：“你们三个小犊子挺尿性！今晩我们又可以多道油炸雪雀哩！”随后，我的任务就是忙着烧开水，准备“秃噜雪雀”去了。说句心里话，就当时农场生活境况而言，过年的饭桌上能平添这样一道美味也真算得上是相当惬意的人生享受了！
午后一点半左右，我的三哥贵章终于赶回苏可家中和我们来过年了。一路上的旅途颠簸让他显现出很是疲惫的样子。看到他这副样子，母亲又一次心疼地落下了眼泪。随后她先给三哥煮了碗热面，接着又给三哥理了发。还别说，经过老妈这一“匝咕”三哥一下又变得精神起来。只见他找出毛笔和墨汁，裁下红纸先是遵循东北“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年俗挥笔写下了上联为“日日天天家常乐”；下联为“岁岁年年庆有余”；横批是“福运高照”的自拟“年对”。而后，他又挥笔写了几个“忠”字和“福”字就和淑峰姐去贴“对子”了……
约在下午3点半左右，扎着围裙在厨房忙活了一小天的继父终于把“掂当”出的12道菜摆上了饭桌。此时，我和老五老六正在当院放“二踢脚”和“小鞭”。其他人家的孩子们也都在“挂灯”、“放炮”。整个苏可屯都沉浸在了浓浓的过大年气氛中……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1970年的春节是最令人难忘的。对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普通人家来说，那是一个在政治“极左年代”历经一次从城市到农村人生起伏后，每个人多少都能找到一点“幸福感”的春节；她就像一波涌起的海浪把漂泊在茫茫海天之间的一叶小舟从浪谷推上了“浪峰”；她就象一树在广褒沙丘之上绽放的“昙花”美好而又短暂。正因如此，所以1970春节才刻骨铭心般地印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