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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任何企图突破佐世保湾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
但可惜的是，遭遇了挫折的中国人并不这样想。
由于日本海军也在欧洲的海战中损失惨重，“筑波”、“鞍马”、“伊吹”等主力舰先后沉没，而新建造的战舰又没有全部完工，因而日本海军处于历史上罕见的“失血期”，而这一时间的中国海军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盛时期，中国海军在主力舰数量方面第一次拥有了绝对优势。尽管中国海军在欧洲表现出色，但面对老对手日本海军，中国海军高层丝毫不敢大意。在积极准备同日本海军主力决战的同时，一些中国海军将领也提出了效法德国海军的“潜艇偷袭作战”方案，和德国人的“无限制潜艇战”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潜艇在袭击日本海上航线，攻击日本运输船队的同时，也把寻找并攻击日本海军主力舰作为了同等重要的作战任务。
中国海军高层的一些将领为了强化中国海军主力舰方面的优势，打算使用潜艇击沉或者击伤日本海军的主力舰，以使中国海军能够轻松的得到制海权。
想要偷袭停泊在军港中的敌舰，只有具有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技术才能做到。用中国海军的实际指挥者杨朔铭的话来说，任何攻击者都“需要最为大胆与强烈的进取心”。因为他们所要面临的不仅是重兵防守的敌人海军，还有无法事先预知的强烈海流，它的力量足以使潜艇偏离预定航线而陷入危险境地。一直以来，杨朔铭都想尝试让一艘中国潜艇潜入日本海港，给予日本海军以沉重一击，如果能够击沉或者击伤一艘日本主力舰，日本人将一蹶不振（以日本人的速度，建造一艘战列舰并将其列装最快也须耗费2至3年的时间）。中国海军的情报部门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通过海军侦察船、在日本的情报人员和部分出海巡逻的潜艇搜集到了大量关于日本沿海各港口海湾的情报资料。中国伪装侦察舰派出的侦察飞机甚至设法拍摄了一些关于佐世保和广岛基地的清晰照片；在佐世保湾和濑户内海附近海域巡逻的部分中国潜艇也冒险靠近佐世保港，带回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情报。在针对上述情报仔细研究后，中国海军潜艇部队司令部得出结论：必须采取夜间攻击的方式，因为那时海底的水流较为缓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确定执行攻击任务的人选。
经过严格的挑选，肖永林最终脱颖而出。
作为曾经在曹妃甸海战中驾使袖珍潜艇击沉日本战列舰的老战士，肖永林当时已经是具有多年作战经验的艇长了。
潜艇部队司令部的一位将军在给杨朔铭的报告中称：
“我们大家的选择倾向于海军上尉肖永林，他是‘飞鱼9’号潜艇的艇长。在大家看来他完全具备执行任务所需要的个人品质和专业技能，……所有的有关资料都已经递给了他，他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放弃，但他坚持要去。”。这一天是1921年5月20日，时任潜艇部队司令的魏永浩中将给了肖永林48小时研究作战计划并做决定。当晚他便将作战计划拿回去仔细研究到了深夜。次日，他决定接受这次作战任务，因为他完全有信心成功地完成这次作战任务。
当潜艇上原有储备的物资被卸下，取而代之的是比以往执行任务时少的多的补给品时，“飞鱼9”号潜艇上的艇员们已经清楚这是一次极为特殊的任务。1921年6月里的一天，“飞鱼9”号潜艇满载鱼雷缓缓离开了大沽港，沿着事先谨慎制订的航线驶往日本海，在那里改航向往南并潜航以避免被水面船只发现自身的位置。此次作战任务代号为“元”（取元世祖忽必烈东征日本之意），航线的制订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完成的，然后由魏永浩亲自口述给海军司令蓝建枢。而在潜艇离港出发的时候，码头上甚至没有举行任何出海的仪式。
“飞鱼9”号潜艇沿着渤海海峡进入黄海。在航行的途中，肖永林未向艇员透露出任何关于这次作战任务的内容。航行过程中的很多时间潜艇都在水下潜航，只在白天偶尔浮出海面。由于对自己即将执行的任务一无所知，艇员们时常疑惑地注视着肖永林，但都一言不发。毫无疑问他们对肖永林抱以完全的信任。
经过严密的估算，在进入日本海之后，在水下航行了一阵子的“飞鱼9”号潜艇浮出海面并开始修正航线。此时天气逐渐发生了变化，浓云和空中的细雨使得星光隐没不现，辨别航向和方位极为困难。根据海岸上发出的灯光，肖永林确信自己已经离目的地不远了。事实上，潜艇当时的确已经到达位于距离长崎不到2.5海里的位置。肖永林的估计相当准确，其高超的航海经验毋庸质疑。艇上不明实情的艇员甚至问肖永林：“我们是否要去拜访长崎？”而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不，我们去佐世保。”
在凌晨4点钟左右，潜艇开始排气下潜。
由于陆战的形势已经变得明朗，在到达指定海域之后，作战任务也得以解密。肖永林告诉手下的艇员们，他们的任务便是进入佐世保湾。由于接下来的几乎一整天必须在水下度过，肖永林命令所有人节省空气和用电，如无必要不许四处走动。接着照明便中断了，潜艇控制室的仪表、管道轻微渗漏的水滴和海水从四面挤压艇壳发出的声响成为艇内唯一的噪音。
次日下午3点钟，全体艇员用餐完毕，桌椅器皿都整理完毕，艇员的铺位也都折叠起来。为了避免潜艇被俘，几名艇员在潜艇底部安装了炸药。每个人都检查了自己的救生衣，同时撕掉自己帽子上的舰队标识以避免可能被俘后暴露自己的身份。肖永林命令全体艇员作好战斗准备，攻击行动即将开始。
傍晚7点，肖永林下令潜艇上浮。
此时电动机开始全速运转。在上浮至45英尺深度时，肖永林命令升起潜望镜。经过观察，夜幕已经降临并且海况良好。7点15分，肖永林下令浮出海面。
潜艇的发动机开始飞束速运转。在接下来的4小时里，“飞鱼9”号随着海潮向海湾东北方向缓慢前行。为了躲避海面上过往的船只，潜艇时常潜入水中，同时还得与逐渐强烈的海流抗衡。进入佐世保湾的时间计算得有些偏差，有一股强大的海潮此时正流入海湾。如同落入激流中的独木舟一般，“飞鱼9”号勉强进入夜幕中的海峡。这时潜艇艇壳底部甚至与铺设在海底的系缆索发生了摩擦碰撞，使潜艇急剧右转并搁浅。由于此前肖永林根据水深情况下令潜艇采用半潜航状态行进，眼下只有向水柜内继续排气，“飞鱼9”号因此成功地再次浮起。前方的海峡逐渐变宽，水流也减缓下来。
为了防范中国潜艇的攻击，在海峡内的水下密布着许多人为的沉船和其它水下障碍物。根据出发之前搜集到的情报显示，采用通过海峡的路线进入是极其困难的，几乎难以渗透进去。而此时的“飞鱼9”号潜艇正是沿着这条航线向前航行。午夜12点27分，肖永林在作战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佐世保湾。
“飞鱼9”号潜艇改为沿着大陆海岸继续向前航行，途中发现了几艘静静停靠在岸边的运输船，肖永林对此不屑一顾。突然，潜艇前方出现了一艘船只巨大的黑影。
来，任何企图突破佐世保湾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
但可惜的是，遭遇了挫折的中国人并不这样想。
由于日本海军也在欧洲的海战中损失惨重，“筑波”、“鞍马”、“伊吹”等主力舰先后沉没，而新建造的战舰又没有全部完工，因而日本海军处于历史上罕见的“失血期”，而这一时间的中国海军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盛时期，中国海军在主力舰数量方面第一次拥有了绝对优势。尽管中国海军在欧洲表现出色，但面对老对手日本海军，中国海军高层丝毫不敢大意。在积极准备同日本海军主力决战的同时，一些中国海军将领也提出了效法德国海军的“潜艇偷袭作战”方案，和德国人的“无限制潜艇战”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潜艇在袭击日本海上航线，攻击日本运输船队的同时，也把寻找并攻击日本海军主力舰作为了同等重要的作战任务。
中国海军高层的一些将领为了强化中国海军主力舰方面的优势，打算使用潜艇击沉或者击伤日本海军的主力舰，以使中国海军能够轻松的得到制海权。
想要偷袭停泊在军港中的敌舰，只有具有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技术才能做到。用中国海军的实际指挥者杨朔铭的话来说，任何攻击者都“需要最为大胆与强烈的进取心”。因为他们所要面临的不仅是重兵防守的敌人海军，还有无法事先预知的强烈海流，它的力量足以使潜艇偏离预定航线而陷入危险境地。一直以来，杨朔铭都想尝试让一艘中国潜艇潜入日本海港，给予日本海军以沉重一击，如果能够击沉或者击伤一艘日本主力舰，日本人将一蹶不振（以日本人的速度，建造一艘战列舰并将其列装最快也须耗费2至3年的时间）。中国海军的情报部门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通过海军侦察船、在日本的情报人员和部分出海巡逻的潜艇搜集到了大量关于日本沿海各港口海湾的情报资料。中国伪装侦察舰派出的侦察飞机甚至设法拍摄了一些关于佐世保和广岛基地的清晰照片；在佐世保湾和濑户内海附近海域巡逻的部分中国潜艇也冒险靠近佐世保港，带回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情报。在针对上述情报仔细研究后，中国海军潜艇部队司令部得出结论：必须采取夜间攻击的方式，因为那时海底的水流较为缓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确定执行攻击任务的人选。
经过严格的挑选，肖永林最终脱颖而出。
作为曾经在曹妃甸海战中驾使袖珍潜艇击沉日本战列舰的老战士，肖永林当时已经是具有多年作战经验的艇长了。
潜艇部队司令部的一位将军在给杨朔铭的报告中称：
“我们大家的选择倾向于海军上尉肖永林，他是‘飞鱼9’号潜艇的艇长。在大家看来他完全具备执行任务所需要的个人品质和专业技能，……所有的有关资料都已经递给了他，他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放弃，但他坚持要去。”。这一天是1921年5月20日，时任潜艇部队司令的魏永浩中将给了肖永林48小时研究作战计划并做决定。当晚他便将作战计划拿回去仔细研究到了深夜。次日，他决定接受这次作战任务，因为他完全有信心成功地完成这次作战任务。
当潜艇上原有储备的物资被卸下，取而代之的是比以往执行任务时少的多的补给品时，“飞鱼9”号潜艇上的艇员们已经清楚这是一次极为特殊的任务。1921年6月里的一天，“飞鱼9”号潜艇满载鱼雷缓缓离开了大沽港，沿着事先谨慎制订的航线驶往日本海，在那里改航向往南并潜航以避免被水面船只发现自身的位置。此次作战任务代号为“元”（取元世祖忽必烈东征日本之意），航线的制订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完成的，然后由魏永浩亲自口述给海军司令蓝建枢。而在潜艇离港出发的时候，码头上甚至没有举行任何出海的仪式。
“飞鱼9”号潜艇沿着渤海海峡进入黄海。在航行的途中，肖永林未向艇员透露出任何关于这次作战任务的内容。航行过程中的很多时间潜艇都在水下潜航，只在白天偶尔浮出海面。由于对自己即将执行的任务一无所知，艇员们时常疑惑地注视着肖永林，但都一言不发。毫无疑问他们对肖永林抱以完全的信任。
经过严密的估算，在进入日本海之后，在水下航行了一阵子的“飞鱼9”号潜艇浮出海面并开始修正航线。此时天气逐渐发生了变化，浓云和空中的细雨使得星光隐没不现，辨别航向和方位极为困难。根据海岸上发出的灯光，肖永林确信自己已经离目的地不远了。事实上，潜艇当时的确已经到达位于距离长崎不到2.5海里的位置。肖永林的估计相当准确，其高超的航海经验毋庸质疑。艇上不明实情的艇员甚至问肖永林：“我们是否要去拜访长崎？”而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不，我们去佐世保。”
在凌晨4点钟左右，潜艇开始排气下潜。
由于陆战的形势已经变得明朗，在到达指定海域之后，作战任务也得以解密。肖永林告诉手下的艇员们，他们的任务便是进入佐世保湾。由于接下来的几乎一整天必须在水下度过，肖永林命令所有人节省空气和用电，如无必要不许四处走动。接着照明便中断了，潜艇控制室的仪表、管道轻微渗漏的水滴和海水从四面挤压艇壳发出的声响成为艇内唯一的噪音。
次日下午3点钟，全体艇员用餐完毕，桌椅器皿都整理完毕，艇员的铺位也都折叠起来。为了避免潜艇被俘，几名艇员在潜艇底部安装了炸药。每个人都检查了自己的救生衣，同时撕掉自己帽子上的舰队标识以避免可能被俘后暴露自己的身份。肖永林命令全体艇员作好战斗准备，攻击行动即将开始。
傍晚7点，肖永林下令潜艇上浮。
此时电动机开始全速运转。在上浮至45英尺深度时，肖永林命令升起潜望镜。经过观察，夜幕已经降临并且海况良好。7点15分，肖永林下令浮出海面。
潜艇的发动机开始飞束速运转。在接下来的4小时里，“飞鱼9”号随着海潮向海湾东北方向缓慢前行。为了躲避海面上过往的船只，潜艇时常潜入水中，同时还得与逐渐强烈的海流抗衡。进入佐世保湾的时间计算得有些偏差，有一股强大的海潮此时正流入海湾。如同落入激流中的独木舟一般，“飞鱼9”号勉强进入夜幕中的海峡。这时潜艇艇壳底部甚至与铺设在海底的系缆索发生了摩擦碰撞，使潜艇急剧右转并搁浅。由于此前肖永林根据水深情况下令潜艇采用半潜航状态行进，眼下只有向水柜内继续排气，“飞鱼9”号因此成功地再次浮起。前方的海峡逐渐变宽，水流也减缓下来。
为了防范中国潜艇的攻击，在海峡内的水下密布着许多人为的沉船和其它水下障碍物。根据出发之前搜集到的情报显示，采用通过海峡的路线进入是极其困难的，几乎难以渗透进去。而此时的“飞鱼9”号潜艇正是沿着这条航线向前航行。午夜12点27分，肖永林在作战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佐世保湾。
“飞鱼9”号潜艇改为沿着大陆海岸继续向前航行，途中发现了几艘静静停靠在岸边的运输船，肖永林对此不屑一顾。突然，潜艇前方出现了一艘船只巨大的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