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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功劳,微臣还担不起。除了圣上的英明远见之外,大宋能有今天文武鼎盛的局面,与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忠臣干将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韩琦、富弼做出了那么多,最后弄成那般下场,圣上不觉惭愧吗?虽然他们背叛了圣上,但是他们却是为了大宋江山社稷考虑。圣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一步步走出来。政事堂已经按照圣上的旨意,开发了湖广和流求,又大力兴建作坊,发展了海贸。现在,又按圣上的旨意,迁都上京。圣上所有的谋划都已经达到了,现在应该是稳步巩固成果、多多囤积粮草,大力兴修水利道路。圣上!不要再打仗了!增加一个明珠县,得到硝石矿,却增加了粮食的负担。”王安石这是在指责赵顼对韩琦、富弼不公,指责赵顼过多耗损民力,指责赵顼穷兵黩武了。
“韩琦、富弼有何功劳?他们的功劳就是大肆兼并,放高利贷,阻扰变法吗?”赵顼不再纠结粮荒的问题,转而愤怒地说道。
“大肆兼并,放高利贷,阻扰变法,这些事情,圣上详实地调查过吗?有何根据?难道田产多,就是兼并得来的吗?”王安石瞪眼反驳道。
“那先生说他们有功劳,又有什么根据?”赵顼也不服软。
“你养了那么多铁臂卫,暗影卫,难道就没看到吗?”王安石站起大吼道。
见赵顼与王安石似乎要吵起来,包绶急忙站起,拱手说道:“圣上,王相。韩琦、富弼等人阻扰变法说不上,尽管他们也是为了大宋江山社稷考虑,但他们背叛圣上却是不应该的。圣上剥夺他们的功名官位,也不算过分。他们自杀,也不是圣上的错。不过,他们为大宋立下的功劳,圣上也不能轻易抹杀。他们田产虽多,但微臣从来没有听到过百姓指责他们兼并土地,也不曾听到过百姓指责他们放高利贷。”
王安石也不想争吵得太厉害,毕竟是过来劝谏的,不是来吵架的,什么事情都要讲个理字。而赵顼也不想太过触怒王安石,对于王安石,或许是因为后世的影响,赵顼总有一种天生的信任感。
见王安石和赵顼都坐了下来,端起茶杯喝茶,包绶松了一口气,接着说道:“务农最怕的就是天灾,百姓家资弱小,既无法自行兴修水利,又无法在遭受天灾时自救,还得缴纳朝廷的赋税。无法承担之下,只能将田产出售给官员地主,求得庇护。自新法施行以来,废钱令、方田令得到贯彻,百姓能够得到青苗钱资助,官员地主的土地也得到丈量,查出了大量隐瞒的田产,官员们也得缴纳田税,土地兼并的状态因而得到好转,加上湖广大开荒,现在大宋已经没有客户了,客户得到了土地,都上升为主户了。然而,百姓始终家资弱小,无法兴修水利,无法购买耕牛,经营田产的经验也是不够,土地分开经营,人力耗费大,产量却要低得多。从这点来看,圣上新拟定的均田令,只会让大宋粮食产量越来越低,百姓越加贫困。”
包绶所说的,赵顼也明白,农业规模化生产的确有助于提高经营效率,增加粮食产量。地主出租土地给佃户时,也会干预农业生产,指导协调各家佃户进行农业种植。规模化,在防止天灾方面,的确也有优势,万一田地遭灾,还可以得到及时的补种改种,不会把土地荒废了。因为,佃户其实就是客户,可以自由流动,为了留住他们,地主的剥削并没有到让人活不下去的地步。这样的农业生产关系,还是比较符合这个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这个时代的客户对比后世的农民工,他们的处境几乎是一样的。
“这与韩琦、富弼的功绩有什么关系?”赵顼尽管明白包绶所说的道理,却觉得包绶这是扯开话题。
“韩琦、富弼,他们的田产就是这么经营的。凡是投靠他们的客户,只要努力经营,最后都能积蓄家资,最后购买一份自己的田产。而韩琦、富弼也不会阻扰他们离开。很多百姓受益于他们,也感恩于他们。他们虽有大量的田产,但租金却非常低,有效地经营不但扩大了他们的田产,也让投靠他们的客户百姓富裕了起来,有了能力离开。至于高利贷,虽然有,但都是对那些豪赌的贵族子弟而言,对于普通百姓,收取的利钱却是非常低。除此之外,韩琦、富弼在边疆立下的战功,圣上应该也是知道的。望圣上明鉴!”包绶拱手说道。
“这么说,均田令不适合推行了?”赵顼沉思了一会儿,开口问道。
“废钱令规定,朝廷所征赋税只征交子。普通百姓通过副业就能上缴赋税,这有利于百姓提高抵御天灾的能力。因为赋税只征交子,地租也变成了交子,佃户只需上缴交子做地租就行,不必再上缴地主规定的农产品而遭受地主与商人的联合剥削。只要圣上限定地租的范围,令各级衙门统筹水利,废钱令足于应对大宋存在的贫富差距,均田令没有推行的必要。”包绶进一步解释道。
“普通百姓家,能有什么副业?”赵顼对大宋的农业生产状态的确了解不够,听到这里,不由得再次问道。
“副业比较多了,饲养家畜,进山捕猎,外出进作坊务工,或是给地主豪族做短工。这些副业所得,比较稳定,不会受天灾的影响,所得交子足够他们缴纳赋税了。方田令规定,纳税不再分户等,农税只纳田亩税。只要百姓有求富之心,足够勤快,富起来不是难事。”包绶见赵顼听进去了,心里畅快了许多,进而解释道。
宋朝,与其它朝代最大的不同,便是民本思想的不同。孟子的地位在宋朝是很高的。赵顼与王安石等人谈论的也是百姓的生计问题。历史上,司马光反对变法,也是从百姓的生计考虑的,坚持“财不在民,便在官。”大哲学家程颢更是发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
“这功劳,微臣还担不起。除了圣上的英明远见之外,大宋能有今天文武鼎盛的局面,与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忠臣干将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韩琦、富弼做出了那么多,最后弄成那般下场,圣上不觉惭愧吗?虽然他们背叛了圣上,但是他们却是为了大宋江山社稷考虑。圣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一步步走出来。政事堂已经按照圣上的旨意,开发了湖广和流求,又大力兴建作坊,发展了海贸。现在,又按圣上的旨意,迁都上京。圣上所有的谋划都已经达到了,现在应该是稳步巩固成果、多多囤积粮草,大力兴修水利道路。圣上!不要再打仗了!增加一个明珠县,得到硝石矿,却增加了粮食的负担。”王安石这是在指责赵顼对韩琦、富弼不公,指责赵顼过多耗损民力,指责赵顼穷兵黩武了。
“韩琦、富弼有何功劳?他们的功劳就是大肆兼并,放高利贷,阻扰变法吗?”赵顼不再纠结粮荒的问题,转而愤怒地说道。
“大肆兼并,放高利贷,阻扰变法,这些事情,圣上详实地调查过吗?有何根据?难道田产多,就是兼并得来的吗?”王安石瞪眼反驳道。
“那先生说他们有功劳,又有什么根据?”赵顼也不服软。
“你养了那么多铁臂卫,暗影卫,难道就没看到吗?”王安石站起大吼道。
见赵顼与王安石似乎要吵起来,包绶急忙站起,拱手说道:“圣上,王相。韩琦、富弼等人阻扰变法说不上,尽管他们也是为了大宋江山社稷考虑,但他们背叛圣上却是不应该的。圣上剥夺他们的功名官位,也不算过分。他们自杀,也不是圣上的错。不过,他们为大宋立下的功劳,圣上也不能轻易抹杀。他们田产虽多,但微臣从来没有听到过百姓指责他们兼并土地,也不曾听到过百姓指责他们放高利贷。”
王安石也不想争吵得太厉害,毕竟是过来劝谏的,不是来吵架的,什么事情都要讲个理字。而赵顼也不想太过触怒王安石,对于王安石,或许是因为后世的影响,赵顼总有一种天生的信任感。
见王安石和赵顼都坐了下来,端起茶杯喝茶,包绶松了一口气,接着说道:“务农最怕的就是天灾,百姓家资弱小,既无法自行兴修水利,又无法在遭受天灾时自救,还得缴纳朝廷的赋税。无法承担之下,只能将田产出售给官员地主,求得庇护。自新法施行以来,废钱令、方田令得到贯彻,百姓能够得到青苗钱资助,官员地主的土地也得到丈量,查出了大量隐瞒的田产,官员们也得缴纳田税,土地兼并的状态因而得到好转,加上湖广大开荒,现在大宋已经没有客户了,客户得到了土地,都上升为主户了。然而,百姓始终家资弱小,无法兴修水利,无法购买耕牛,经营田产的经验也是不够,土地分开经营,人力耗费大,产量却要低得多。从这点来看,圣上新拟定的均田令,只会让大宋粮食产量越来越低,百姓越加贫困。”
包绶所说的,赵顼也明白,农业规模化生产的确有助于提高经营效率,增加粮食产量。地主出租土地给佃户时,也会干预农业生产,指导协调各家佃户进行农业种植。规模化,在防止天灾方面,的确也有优势,万一田地遭灾,还可以得到及时的补种改种,不会把土地荒废了。因为,佃户其实就是客户,可以自由流动,为了留住他们,地主的剥削并没有到让人活不下去的地步。这样的农业生产关系,还是比较符合这个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这个时代的客户对比后世的农民工,他们的处境几乎是一样的。
“这与韩琦、富弼的功绩有什么关系?”赵顼尽管明白包绶所说的道理,却觉得包绶这是扯开话题。
“韩琦、富弼,他们的田产就是这么经营的。凡是投靠他们的客户,只要努力经营,最后都能积蓄家资,最后购买一份自己的田产。而韩琦、富弼也不会阻扰他们离开。很多百姓受益于他们,也感恩于他们。他们虽有大量的田产,但租金却非常低,有效地经营不但扩大了他们的田产,也让投靠他们的客户百姓富裕了起来,有了能力离开。至于高利贷,虽然有,但都是对那些豪赌的贵族子弟而言,对于普通百姓,收取的利钱却是非常低。除此之外,韩琦、富弼在边疆立下的战功,圣上应该也是知道的。望圣上明鉴!”包绶拱手说道。
“这么说,均田令不适合推行了?”赵顼沉思了一会儿,开口问道。
“废钱令规定,朝廷所征赋税只征交子。普通百姓通过副业就能上缴赋税,这有利于百姓提高抵御天灾的能力。因为赋税只征交子,地租也变成了交子,佃户只需上缴交子做地租就行,不必再上缴地主规定的农产品而遭受地主与商人的联合剥削。只要圣上限定地租的范围,令各级衙门统筹水利,废钱令足于应对大宋存在的贫富差距,均田令没有推行的必要。”包绶进一步解释道。
“普通百姓家,能有什么副业?”赵顼对大宋的农业生产状态的确了解不够,听到这里,不由得再次问道。
“副业比较多了,饲养家畜,进山捕猎,外出进作坊务工,或是给地主豪族做短工。这些副业所得,比较稳定,不会受天灾的影响,所得交子足够他们缴纳赋税了。方田令规定,纳税不再分户等,农税只纳田亩税。只要百姓有求富之心,足够勤快,富起来不是难事。”包绶见赵顼听进去了,心里畅快了许多,进而解释道。
宋朝,与其它朝代最大的不同,便是民本思想的不同。孟子的地位在宋朝是很高的。赵顼与王安石等人谈论的也是百姓的生计问题。历史上,司马光反对变法,也是从百姓的生计考虑的,坚持“财不在民,便在官。”大哲学家程颢更是发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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