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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结婚开头那些日子,这样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既软弱又坚强了。或许,在你们美国人心目中,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矛盾的东西的。但从我自己的生活来看,我不得不具备这两者,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我过着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但虽然没有希望,我却不再绝望。我不再反抗我的婚姻,但我也不顺从。这就是我的生活,一切总是徘徊着——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没有反抗,但也没有顺从。所以,你瞧,就是这样,既软弱又坚强。
我不要你欣赏我。这不是与自然合为一体,没这回事。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只不过要你明白,我就像一只关在笼中的母鸡,无知无党,不再梦想自由,但也从来不担心什么时候脖子被砍断。
但是,当然,哪怕是最笨的鸡也会趁笼子破的时候飞出去。现在我就要告诉你,这事最后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得不等到1945年的仲夏。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吃了些什么,杜阿姨说了些什么,胡兰穿了件什么样的衣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可为什么我对那个时刻的琐事还记得这么清楚。总之,我们挤在小方桌边——胡兰和家国、文福和杜阿姨,还有淡若,坐在我身边的一只小凳子上。我们在吃早饭,很平常的一顿早饭,——用小米煮的稀饭,一种像小蜗牛那样的酱菜,冷莴苣,是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很粘的臭豆腐,还有像小孩牙齿般大小的炒红豆。我们的早饭很平常,我们对饭菜的好坏也不费口舌加以评论,只有在菜丰盛的时候,我们才会评论哪道菜做得好,哪道菜做得不好。
当然,现在我一想起这些饭菜,就要赞美这些美味——所有这些味道你在美国都是尝不到的,真可惜。比方说,莴苣,像萝卜那么粗,又脆又甜,很好吃。还有臭豆腐,每天早上总有一个人推车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口中喊着,"臭豆腐!臭豆腐!"我们就是从他那儿买的。它的表皮是脆的,你一把它咬破,就会发现里面像奶酪那样软乎乎的,一股好闻的粘乎乎的味道直冲你的鼻子。
但是就像我说的,当时这些东西都是家常菜,每天都能吃到,就像你在商店里买的麦片一样。不管怎么说,因为是在夏天——你们这儿是八月——我们吃东西没什么胃口。
我还记得那天早饭桌上另外一些事情。胡兰吃了一颗红豆,吃得很慢,就像这样。她从盘子里搛起一颗,然后在空中抖动一下,好像是一颗苍蝇卵,摇摇晃晃送进嘴里。当时她已经发福了,穿的衣服又太小,就是我送她的那件桃红色衣服,把她的胸部都绷紧了。
"我当姑娘那会儿,"她说,"村子里只有我一个能一下子搛起一百粒豆子,一粒都不会掉下。"她又把一粒豆子丢入嘴里。
当然,我明白她说的意思,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当着未来婆家的面表演你有多么文雅,多么有教养。你得用最不像样的筷子搛起最小的食物,不留下一点垃圾。"在你的村子里,"我取笑她,"难道女人没事好做,光会数吃进嘴巴里的豆子有几颗?"
"你不信?"她说着,又嫌起一颗,咽了下去。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说,"只是没时间来数你到底吃了几颗。说不定才五十颗——"
"我告诉你,是一百颗!"她又吃了一颗,然后一颗接一颗,好像要证明自己没说谎。
杜阿姨责备我们两个。"你们俩争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或许有两百颗。不管怎么说,干吗要用筷子搛豆子来试验一个姑娘的身份呢?"
就在这当儿,我们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还没来得及放下筷子,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敲得更响,更急。一个男人冲进了我们的屋子,是三班的一个飞行员。他大笑着,喊道,"结束了!结束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无法想象——因为我们多次听说不要指望在明年能够听到这消息——所以当他说中国胜利了,永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了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每个人都高兴得哭了——胡兰、杜阿姨、厨师,甚至我们的丈夫。你真该看看那些快乐的眼泪,听听那些快乐的喊声。我们无法坐下去,也无法站着不动。我们跺着脚,跳上跳下。胡兰把手臂伸向空中,感谢上帝,当然,就在这当儿,她的衣服撕开了,可她一点儿也没察觉。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飞行员冲进我们的屋子,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二个。每次有人冲进屋,我们就叫第一个飞行员重复一遍他听来的消息——是谁告诉他的,开头他怎么不相信,后来又怎么信了。
所以你瞧,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只有我除外。我一会哭一会笑的,假装在听这些谈话。可实际上,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的头有点晕,我的脚底痒痒的。因为我想起好像一个旧梦又重现了。我心想,现在我可以选择了。我可以回上海去。我要给我父亲写封信。我要请叔叔,或老阿婶,或花生帮助。总会有人帮助我的,我敢肯定。我马上就能离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到下午,一切都决定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昆明。我们连多花一天卖掉旧家具的时间都舍不得。最好把一切全扔了!你瞧我们有多兴奋!我们在昆明待了整整七年,而我则被我的婚姻束缚了整整八年哪!
所以那天我们开始打点行装,把我们的东西分门别类,什么该丢,什么该留,说得快,做得也快,"要这个,不要那个。"淡着已经五岁了。呵,当我说我们不能把那张他从小睡到大的小吊床带走的时候,他哭得好伤心啊!
"别哭了!"文福吼道。淡若是那么怕他的父亲,马上就安静下来了。但是文福心情很好,这次他没有再责备淡若。只是说,"到上海后,我给你买张更好的床,不但买床,还买一辆木头做的小汽车。好了,笑吧。"于是淡若尽可能把嘴咧得大大的。可怜的小淡若!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了昆明。这次我们没有坐在后面的拖车里。我们和胡兰、家国还有其他飞行员一起坐上了公共汽车。当时没几个飞行员离开昆明,所以汽车不挤。我和文福坐在长椅上。我坐在窗口,淡若坐在我的膝盖上。这次我们带了很多箱子、盒子,不像刚到的那会儿,只有一只箱子。我们甚至把挡雨用的油布也带上了,以防万一过夜的地方没有合适的被褥时用得上。
汽车上了路,大家都回头最后望了一眼我们住过的屋子。只有我没回过头去。我干吗要看那个使我失落了希望的地方?我已经二十七了,我只想忘掉我生活中发生过的一切。我只想朝前看。
我看到街上很拥挤,到处是汽车、卡车和搬运东西的人们。我们开出城门,来到了郊区,沿途经过几个小村子,然后爬上了山。我的心在激烈跳动着,充满了担忧和急促感。这种感情和我曾经以为我们会被日本人追上的感情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我怕的是,要是我们不快些走,突然会有人说,"全搞错了,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得回去。"
这时有个飞行员喊道,"停车!"然后跑过过道,对司机吩咐了几句,指指路边。真的,车子大吼了一声,停下来了。我咬住自己的手,免得大声哭出来。三个飞行员跳了下来。我以为我们遇到抢劫了。我站起来,朝窗外望去。我一见他们的样子,马上就笑出来了——原来他们在拍照!
其中一个站着,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很骄傲地指着蓝天——好像这儿的天跟别的地方的天有什么不同似的。我想笑了。然后我又抬头看了看天。我记得当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就像你刚从一场乱七八糟的梦中醒来一般。就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昆明似的。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平常的天,平常的云。天色是那么亮,那么蓝,就像蓝宝石似的,直逼你的眼睛。云共有三朵,一朵接一朵,形状就像专门为天上的神仙做的巨大的坐垫。然后我看到了一只鸟,一只大鸟,它的翅膀像彩虹一般闪闪发光。我看到了森林覆盖的青山,树木的手臂挥舞着,拂动着大地。大地上鲜花盛开,各种各样的野花争相斗艳。在这后面我看到了古老的城市,安静的弯曲的街道,白色的墙壁,从远处望去更加明亮整洁。
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切,我并不快乐,反而觉得痛苦,因为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美景,现在已经晚了。
在去武昌的路上,我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破坏。几乎每一个村子,看上去都只剩下一排排的泥巴垒起来的平房,要么是中间塌掉了,要么是屋顶被掀掉了,要么是一边的墙壁倒掉了。有些房子已经算是修过了,这儿那儿的墙洞,用破桌子或床上的草褥或破汽车门挡住了。一次我望见一个绿色的山谷,高高的茅草丛中散落着几处黑洞洞的屋子。远远望去就像几个被人随便扔掉的破煤球。我一直认不出这是一个村子,直到我们差不多要走过这地方的时候,才辨认出那些黑洞洞的东西原来是小屋,好多年前就被烧掉了,没有一个幸存者留下来修复它们。
但是我见得最多的是那些可怜的饥饿的面孔,一路上那么多面孔,年轻的,年老的,全都是同样的憔悴和痛苦。他们在瓦砾堆中扒拉着,把废品扔进薄薄的口袋中。他们一听到我们的汽车声,就扔下袋子,双手合成讨饭碗的样子,哀求着,"小姐,瞧我们可怜的样子,行行好吧!"他们的哭泣的嗓音,随着我们汽车的远去而渐渐消失。一看到他们我的胃就痛。
我们这些坐在车子里的人也有自己的担忧。我们早就听说许多穷人已经成了土匪,成群结队地流窜在中国的大地上,山区特别多。我们坐船过洞庭湖时,有人警告我们,土匪已经扣住了许多船只,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断我们的脖子。国民党说这些事是共产党干的。而杜阿姨偷偷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她的女儿写信给她,现在有人把中国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怪到共产党身上。所以你瞧,战争结束了,可斗争并没有停止。
就在我们安全到达武昌的时候——我们只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夜——我和胡兰都以为这辈子我们无法再相见了。她和杜阿姨还要往北走到哈尔滨去,家国也被派到那儿去。文福、淡若和我要乘火车向东到南京去,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上海。
不错,八年来我和胡兰有过多次争吵。但现在真的要分手,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在旅馆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直到眼皮撑不住为止。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在一起吃了早饭,我们吃得很慢,吃的是平常的简单的早饭,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的,同样的小米粥和小红豆。吃完后,我们互相交换了地址。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和崇明岛上的叔叔的地址。她把家国写给她的哈尔滨的地址依样画葫芦地写给我。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从箱子里找些互相送别的礼物。
胡兰送我两副钩针,一副大的,一副小的。我把我最好的一件毛衣送了她,那是我自己精心编织的。然后我们两人都笑了,我们都猜中了对方的心思,一个需要织的工具,另一个需要织好的成品。家国送文福一枝自来水笔,文福送他一瓶美国威士忌。
这时我见杜阿姨在和淡着玩。她对我的儿子就像一个奶奶似的。我又回房间去翻箱子,想送她一样特别的东西。我想起来了,她很喜欢我有时让谈若玩的蓝色的香水瓶。我又一次把香水瓶举起来对着阳光,然后就出去送给了她。杜阿姨大声推辞,连声说,"我要这玩艺儿干吗?"我把瓶子硬塞在她手中,她哭起来了,告诉我她拿这东西是多么不好意思。"我没东西回送你呀。"她说。
于是我告诉她,"我给你的也不算什么,只是好看罢了,这样你就能记得一个傻女人和她的儿子。"
分手前,胡兰和我握了手。我很想为我们这些年来的争吵说声道歉。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于是我说,"我想确确实实是一百颗红豆。"她马上就明白,我指的是我们离开昆明前的最后一次争吵。
胡兰摇摇头,又哭又笑,"不,或许是你对,只有五十颗,没有更多了。"
"一百。"我坚持说。
"五十,或许还要少。"她坚决地说。然后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当时我们家很穷。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数量不多的豆子,一五一十地数成两堆,一堆给我妹妹,一堆给自己。所以你瞧,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颗豆子。"
我们到了上海码头后,没有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本来这是惯例。但因为日本人一占领上海,他的父母就搬到内地去了,这样我们就得再坐一天火车才能到达他父母亲那儿。所以文福就坚持说我们应该先到我父亲家去。我知道他也在梦想我们可以住在那幢高级住宅里。他还有个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岛上更能做好生意。什么样的生意,他没说,我也没问。
"你父亲当然会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儿嘛。"他说着,把他的空军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兴看到他,一个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
我没和他争论。我也想先看到我父亲。我不想得到他的帮助,我只希望我父亲见到我会很高兴。
我们从码头上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回去。一路上,文福独自哼着一支快乐的小调。淡若忙着看窗外的风景,他的头不停地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想抓住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妈妈,瞧!"他喊道,我见他指着一个头缠红布的印度人,在给来往车辆打手势。我小时候一见这些印度交通警就要哭。这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位太太告诉我,如果我不听话,她就要把我交给这些"红头阿三",他们会用他们的大胡子戳我。
"不要怕,"我告诉淡若,"你见他头上戴的帽子了吗?不过是湿衣服缠起来晾晾干的。"淡若想从座位上爬起来看得更清楚点。
"不要对孩子胡说八道。"文福说。淡若马上就爬下去了。
真不可思议,这个城市还是那么忙碌那么拥挤,好像什么也没毁坏,什么也没改变——至少在大马路上是如此。小车和出租车喇叭呜呜作响,自行车穿梭而过,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穿着燕尾服的商人,推着装满蔬菜的手拉车的农民,手拉手走路的女学生,戴着最新式的帽子、穿着跟最高的皮鞋的时髦女郎。她们知道大家都在看着她们,都在羡慕她们。当然那儿也有外国人,但是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多了,事实上,没几个。我看这些人没以前那么威风了,步子也没以前那么自信了,他们穿马路的时候很小心,现在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让他们慢慢走。
车子离我父亲的住宅越来越近了,我竭力想,我怎么把我的婚姻状况以及为什么我必须离婚的原因告诉他。
我强迫自己又一次想起发生在怡苦身上的事。"父亲,"我要哭着告诉他,"他说即使她死了,他也管不着。他就这样让她死了!"我想起文福怎样把我的陪嫁钱赌光的。"当他从我这里再也偷不到钱后,他就把我的身体当本钱,他笑着告诉那些男人,要是他失踪了,随便哪个都可以和我睡觉!"我想起那么多个晚上,他在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后,又来折腾我的身体,"他还把一个女人带到我们的床上来,叫我看。当然,我没看,但我不能捂住我的耳朵。"
越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呼吸就越快,仇恨充满了我的胸膛。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帮我的忙呢?他当然会帮我的!哪个家庭会要这么一个可恶的女婿?——没有感情,没有道德,没有廉耻。这就是我在到达巨鹿路我父亲家时的想法。但我没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的生活在这八年中有了那么大的变化,那么也许我父亲也同样。
我一穿过门廊,马上就发现这屋子出奇地静。朝外的百叶窗关得紧紧的,好像整个冬天都一直关着似的。可现在才九月呀,天气还相当热呢。
"这么大的房子,谁住在这儿呀?"淡若问。
"安静。"文福说。
因为我对我父亲的屋子不是很熟悉,也没注意到其他的变化,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前门破了,随便修了一下。院子里的扶梯已经塌下来了,然后又改了个方向。屋子下部的墙壁很匆忙地重新油漆了一下,色彩与原先的很不协调。下面的百叶窗已经破了,还没有换过。
等了很久,才有一个佣人出来开门。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们,我赶紧告诉她我们是江少炎的女儿、女婿和外孙。
"阿姨。"我客气地叫她,因为我不知道这佣人在家中的地位,"我是来看我父亲的。"这女人长得矮小肥胖,年纪已经不轻,穿一件普通的工作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那种替大户人家看门的佣人,倒是更像那种没人见的时候扫垃圾的清洁工。
"哦!"她说,"请进!请进!"
但她没有叫一个管家出来迎接我们,而是自己把我带到我父亲的书房里了,我见父亲坐在黑暗中,两眼茫然地凝视着前面。
我父亲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他的目光从我身上,从谈若身上移到文福身上。他一边的眉毛... -->>
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结婚开头那些日子,这样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既软弱又坚强了。或许,在你们美国人心目中,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矛盾的东西的。但从我自己的生活来看,我不得不具备这两者,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我过着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但虽然没有希望,我却不再绝望。我不再反抗我的婚姻,但我也不顺从。这就是我的生活,一切总是徘徊着——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没有反抗,但也没有顺从。所以,你瞧,就是这样,既软弱又坚强。
我不要你欣赏我。这不是与自然合为一体,没这回事。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只不过要你明白,我就像一只关在笼中的母鸡,无知无党,不再梦想自由,但也从来不担心什么时候脖子被砍断。
但是,当然,哪怕是最笨的鸡也会趁笼子破的时候飞出去。现在我就要告诉你,这事最后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得不等到1945年的仲夏。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吃了些什么,杜阿姨说了些什么,胡兰穿了件什么样的衣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可为什么我对那个时刻的琐事还记得这么清楚。总之,我们挤在小方桌边——胡兰和家国、文福和杜阿姨,还有淡若,坐在我身边的一只小凳子上。我们在吃早饭,很平常的一顿早饭,——用小米煮的稀饭,一种像小蜗牛那样的酱菜,冷莴苣,是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很粘的臭豆腐,还有像小孩牙齿般大小的炒红豆。我们的早饭很平常,我们对饭菜的好坏也不费口舌加以评论,只有在菜丰盛的时候,我们才会评论哪道菜做得好,哪道菜做得不好。
当然,现在我一想起这些饭菜,就要赞美这些美味——所有这些味道你在美国都是尝不到的,真可惜。比方说,莴苣,像萝卜那么粗,又脆又甜,很好吃。还有臭豆腐,每天早上总有一个人推车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口中喊着,"臭豆腐!臭豆腐!"我们就是从他那儿买的。它的表皮是脆的,你一把它咬破,就会发现里面像奶酪那样软乎乎的,一股好闻的粘乎乎的味道直冲你的鼻子。
但是就像我说的,当时这些东西都是家常菜,每天都能吃到,就像你在商店里买的麦片一样。不管怎么说,因为是在夏天——你们这儿是八月——我们吃东西没什么胃口。
我还记得那天早饭桌上另外一些事情。胡兰吃了一颗红豆,吃得很慢,就像这样。她从盘子里搛起一颗,然后在空中抖动一下,好像是一颗苍蝇卵,摇摇晃晃送进嘴里。当时她已经发福了,穿的衣服又太小,就是我送她的那件桃红色衣服,把她的胸部都绷紧了。
"我当姑娘那会儿,"她说,"村子里只有我一个能一下子搛起一百粒豆子,一粒都不会掉下。"她又把一粒豆子丢入嘴里。
当然,我明白她说的意思,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当着未来婆家的面表演你有多么文雅,多么有教养。你得用最不像样的筷子搛起最小的食物,不留下一点垃圾。"在你的村子里,"我取笑她,"难道女人没事好做,光会数吃进嘴巴里的豆子有几颗?"
"你不信?"她说着,又嫌起一颗,咽了下去。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说,"只是没时间来数你到底吃了几颗。说不定才五十颗——"
"我告诉你,是一百颗!"她又吃了一颗,然后一颗接一颗,好像要证明自己没说谎。
杜阿姨责备我们两个。"你们俩争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或许有两百颗。不管怎么说,干吗要用筷子搛豆子来试验一个姑娘的身份呢?"
就在这当儿,我们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还没来得及放下筷子,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敲得更响,更急。一个男人冲进了我们的屋子,是三班的一个飞行员。他大笑着,喊道,"结束了!结束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无法想象——因为我们多次听说不要指望在明年能够听到这消息——所以当他说中国胜利了,永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了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每个人都高兴得哭了——胡兰、杜阿姨、厨师,甚至我们的丈夫。你真该看看那些快乐的眼泪,听听那些快乐的喊声。我们无法坐下去,也无法站着不动。我们跺着脚,跳上跳下。胡兰把手臂伸向空中,感谢上帝,当然,就在这当儿,她的衣服撕开了,可她一点儿也没察觉。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飞行员冲进我们的屋子,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二个。每次有人冲进屋,我们就叫第一个飞行员重复一遍他听来的消息——是谁告诉他的,开头他怎么不相信,后来又怎么信了。
所以你瞧,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只有我除外。我一会哭一会笑的,假装在听这些谈话。可实际上,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的头有点晕,我的脚底痒痒的。因为我想起好像一个旧梦又重现了。我心想,现在我可以选择了。我可以回上海去。我要给我父亲写封信。我要请叔叔,或老阿婶,或花生帮助。总会有人帮助我的,我敢肯定。我马上就能离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到下午,一切都决定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昆明。我们连多花一天卖掉旧家具的时间都舍不得。最好把一切全扔了!你瞧我们有多兴奋!我们在昆明待了整整七年,而我则被我的婚姻束缚了整整八年哪!
所以那天我们开始打点行装,把我们的东西分门别类,什么该丢,什么该留,说得快,做得也快,"要这个,不要那个。"淡着已经五岁了。呵,当我说我们不能把那张他从小睡到大的小吊床带走的时候,他哭得好伤心啊!
"别哭了!"文福吼道。淡若是那么怕他的父亲,马上就安静下来了。但是文福心情很好,这次他没有再责备淡若。只是说,"到上海后,我给你买张更好的床,不但买床,还买一辆木头做的小汽车。好了,笑吧。"于是淡若尽可能把嘴咧得大大的。可怜的小淡若!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了昆明。这次我们没有坐在后面的拖车里。我们和胡兰、家国还有其他飞行员一起坐上了公共汽车。当时没几个飞行员离开昆明,所以汽车不挤。我和文福坐在长椅上。我坐在窗口,淡若坐在我的膝盖上。这次我们带了很多箱子、盒子,不像刚到的那会儿,只有一只箱子。我们甚至把挡雨用的油布也带上了,以防万一过夜的地方没有合适的被褥时用得上。
汽车上了路,大家都回头最后望了一眼我们住过的屋子。只有我没回过头去。我干吗要看那个使我失落了希望的地方?我已经二十七了,我只想忘掉我生活中发生过的一切。我只想朝前看。
我看到街上很拥挤,到处是汽车、卡车和搬运东西的人们。我们开出城门,来到了郊区,沿途经过几个小村子,然后爬上了山。我的心在激烈跳动着,充满了担忧和急促感。这种感情和我曾经以为我们会被日本人追上的感情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我怕的是,要是我们不快些走,突然会有人说,"全搞错了,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得回去。"
这时有个飞行员喊道,"停车!"然后跑过过道,对司机吩咐了几句,指指路边。真的,车子大吼了一声,停下来了。我咬住自己的手,免得大声哭出来。三个飞行员跳了下来。我以为我们遇到抢劫了。我站起来,朝窗外望去。我一见他们的样子,马上就笑出来了——原来他们在拍照!
其中一个站着,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很骄傲地指着蓝天——好像这儿的天跟别的地方的天有什么不同似的。我想笑了。然后我又抬头看了看天。我记得当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就像你刚从一场乱七八糟的梦中醒来一般。就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昆明似的。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平常的天,平常的云。天色是那么亮,那么蓝,就像蓝宝石似的,直逼你的眼睛。云共有三朵,一朵接一朵,形状就像专门为天上的神仙做的巨大的坐垫。然后我看到了一只鸟,一只大鸟,它的翅膀像彩虹一般闪闪发光。我看到了森林覆盖的青山,树木的手臂挥舞着,拂动着大地。大地上鲜花盛开,各种各样的野花争相斗艳。在这后面我看到了古老的城市,安静的弯曲的街道,白色的墙壁,从远处望去更加明亮整洁。
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切,我并不快乐,反而觉得痛苦,因为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美景,现在已经晚了。
在去武昌的路上,我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破坏。几乎每一个村子,看上去都只剩下一排排的泥巴垒起来的平房,要么是中间塌掉了,要么是屋顶被掀掉了,要么是一边的墙壁倒掉了。有些房子已经算是修过了,这儿那儿的墙洞,用破桌子或床上的草褥或破汽车门挡住了。一次我望见一个绿色的山谷,高高的茅草丛中散落着几处黑洞洞的屋子。远远望去就像几个被人随便扔掉的破煤球。我一直认不出这是一个村子,直到我们差不多要走过这地方的时候,才辨认出那些黑洞洞的东西原来是小屋,好多年前就被烧掉了,没有一个幸存者留下来修复它们。
但是我见得最多的是那些可怜的饥饿的面孔,一路上那么多面孔,年轻的,年老的,全都是同样的憔悴和痛苦。他们在瓦砾堆中扒拉着,把废品扔进薄薄的口袋中。他们一听到我们的汽车声,就扔下袋子,双手合成讨饭碗的样子,哀求着,"小姐,瞧我们可怜的样子,行行好吧!"他们的哭泣的嗓音,随着我们汽车的远去而渐渐消失。一看到他们我的胃就痛。
我们这些坐在车子里的人也有自己的担忧。我们早就听说许多穷人已经成了土匪,成群结队地流窜在中国的大地上,山区特别多。我们坐船过洞庭湖时,有人警告我们,土匪已经扣住了许多船只,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断我们的脖子。国民党说这些事是共产党干的。而杜阿姨偷偷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她的女儿写信给她,现在有人把中国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怪到共产党身上。所以你瞧,战争结束了,可斗争并没有停止。
就在我们安全到达武昌的时候——我们只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夜——我和胡兰都以为这辈子我们无法再相见了。她和杜阿姨还要往北走到哈尔滨去,家国也被派到那儿去。文福、淡若和我要乘火车向东到南京去,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上海。
不错,八年来我和胡兰有过多次争吵。但现在真的要分手,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在旅馆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直到眼皮撑不住为止。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在一起吃了早饭,我们吃得很慢,吃的是平常的简单的早饭,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的,同样的小米粥和小红豆。吃完后,我们互相交换了地址。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和崇明岛上的叔叔的地址。她把家国写给她的哈尔滨的地址依样画葫芦地写给我。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从箱子里找些互相送别的礼物。
胡兰送我两副钩针,一副大的,一副小的。我把我最好的一件毛衣送了她,那是我自己精心编织的。然后我们两人都笑了,我们都猜中了对方的心思,一个需要织的工具,另一个需要织好的成品。家国送文福一枝自来水笔,文福送他一瓶美国威士忌。
这时我见杜阿姨在和淡着玩。她对我的儿子就像一个奶奶似的。我又回房间去翻箱子,想送她一样特别的东西。我想起来了,她很喜欢我有时让谈若玩的蓝色的香水瓶。我又一次把香水瓶举起来对着阳光,然后就出去送给了她。杜阿姨大声推辞,连声说,"我要这玩艺儿干吗?"我把瓶子硬塞在她手中,她哭起来了,告诉我她拿这东西是多么不好意思。"我没东西回送你呀。"她说。
于是我告诉她,"我给你的也不算什么,只是好看罢了,这样你就能记得一个傻女人和她的儿子。"
分手前,胡兰和我握了手。我很想为我们这些年来的争吵说声道歉。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于是我说,"我想确确实实是一百颗红豆。"她马上就明白,我指的是我们离开昆明前的最后一次争吵。
胡兰摇摇头,又哭又笑,"不,或许是你对,只有五十颗,没有更多了。"
"一百。"我坚持说。
"五十,或许还要少。"她坚决地说。然后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当时我们家很穷。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数量不多的豆子,一五一十地数成两堆,一堆给我妹妹,一堆给自己。所以你瞧,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颗豆子。"
我们到了上海码头后,没有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本来这是惯例。但因为日本人一占领上海,他的父母就搬到内地去了,这样我们就得再坐一天火车才能到达他父母亲那儿。所以文福就坚持说我们应该先到我父亲家去。我知道他也在梦想我们可以住在那幢高级住宅里。他还有个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岛上更能做好生意。什么样的生意,他没说,我也没问。
"你父亲当然会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儿嘛。"他说着,把他的空军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兴看到他,一个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
我没和他争论。我也想先看到我父亲。我不想得到他的帮助,我只希望我父亲见到我会很高兴。
我们从码头上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回去。一路上,文福独自哼着一支快乐的小调。淡若忙着看窗外的风景,他的头不停地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想抓住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妈妈,瞧!"他喊道,我见他指着一个头缠红布的印度人,在给来往车辆打手势。我小时候一见这些印度交通警就要哭。这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位太太告诉我,如果我不听话,她就要把我交给这些"红头阿三",他们会用他们的大胡子戳我。
"不要怕,"我告诉淡若,"你见他头上戴的帽子了吗?不过是湿衣服缠起来晾晾干的。"淡若想从座位上爬起来看得更清楚点。
"不要对孩子胡说八道。"文福说。淡若马上就爬下去了。
真不可思议,这个城市还是那么忙碌那么拥挤,好像什么也没毁坏,什么也没改变——至少在大马路上是如此。小车和出租车喇叭呜呜作响,自行车穿梭而过,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穿着燕尾服的商人,推着装满蔬菜的手拉车的农民,手拉手走路的女学生,戴着最新式的帽子、穿着跟最高的皮鞋的时髦女郎。她们知道大家都在看着她们,都在羡慕她们。当然那儿也有外国人,但是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多了,事实上,没几个。我看这些人没以前那么威风了,步子也没以前那么自信了,他们穿马路的时候很小心,现在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让他们慢慢走。
车子离我父亲的住宅越来越近了,我竭力想,我怎么把我的婚姻状况以及为什么我必须离婚的原因告诉他。
我强迫自己又一次想起发生在怡苦身上的事。"父亲,"我要哭着告诉他,"他说即使她死了,他也管不着。他就这样让她死了!"我想起文福怎样把我的陪嫁钱赌光的。"当他从我这里再也偷不到钱后,他就把我的身体当本钱,他笑着告诉那些男人,要是他失踪了,随便哪个都可以和我睡觉!"我想起那么多个晚上,他在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后,又来折腾我的身体,"他还把一个女人带到我们的床上来,叫我看。当然,我没看,但我不能捂住我的耳朵。"
越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呼吸就越快,仇恨充满了我的胸膛。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帮我的忙呢?他当然会帮我的!哪个家庭会要这么一个可恶的女婿?——没有感情,没有道德,没有廉耻。这就是我在到达巨鹿路我父亲家时的想法。但我没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的生活在这八年中有了那么大的变化,那么也许我父亲也同样。
我一穿过门廊,马上就发现这屋子出奇地静。朝外的百叶窗关得紧紧的,好像整个冬天都一直关着似的。可现在才九月呀,天气还相当热呢。
"这么大的房子,谁住在这儿呀?"淡若问。
"安静。"文福说。
因为我对我父亲的屋子不是很熟悉,也没注意到其他的变化,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前门破了,随便修了一下。院子里的扶梯已经塌下来了,然后又改了个方向。屋子下部的墙壁很匆忙地重新油漆了一下,色彩与原先的很不协调。下面的百叶窗已经破了,还没有换过。
等了很久,才有一个佣人出来开门。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们,我赶紧告诉她我们是江少炎的女儿、女婿和外孙。
"阿姨。"我客气地叫她,因为我不知道这佣人在家中的地位,"我是来看我父亲的。"这女人长得矮小肥胖,年纪已经不轻,穿一件普通的工作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那种替大户人家看门的佣人,倒是更像那种没人见的时候扫垃圾的清洁工。
"哦!"她说,"请进!请进!"
但她没有叫一个管家出来迎接我们,而是自己把我带到我父亲的书房里了,我见父亲坐在黑暗中,两眼茫然地凝视着前面。
我父亲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他的目光从我身上,从谈若身上移到文福身上。他一边的眉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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