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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明白我过去是怎样一个人了吧。我并不像你和海伦说的,有消极想法,老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我年轻时,总希望相信世上有好事。当这好事要逃走的时候,我总想抓住它,不让它逃走。
如今我比较小心了。我不明白海伦干吗老为这个批评我。她该批评她自己!你知道她的为人。她看到一些好事——她的子女对她好——就想到了一些坏事。我问你,这是不是消极想法,因为大家都对你好,你就觉得自己死到临头了?中文里也有这样的说法,叫"倒霉"想法,不过也许更坏些。你觉得倒霉了,就会碰上倒霉事。如果海伦认为她要死了——好了,我们不该说这话。
我说了那么多,无非就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听了坏消息就信以为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很幸运,这种事从来没落到你头上。但这种事就落到了我的婚姻大事上——打一开头就这样。
当然,也许我的婚事从来不真的是个机遇。如果你嫁了个不好的丈夫,你就有了一个不好的婚姻,你就逃避不了这个。但假如没有花生给我带来的烦恼,也许在真相大白以前,我还能找到几次短暂的幸福时光。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婚礼前三天,花生干了一件很糟糕的事,她把文家令我反胃的事一古脑儿都讲给我听了。第二天,她又给我讲了一个秘密,爱上文福有多危险。又过了一天,我去上海为婚礼作准备的时候,我已经担心我的婚事给毁了。
当时,我还没想到花生告诉我这些事情是对我嫁给文福的一种报复。当我从我父亲那儿回来的时候,她对我又开始好起来了。她给我看一本美国杂志,上面有许多新娘照,告诉我穿哪种款式的婚纱最适合我。她建议我穿一种白色的缎子做的,后面拖一条十英尺长的飘带的婚纱。她指指这件她认为本来是归她穿的礼服,尽管我还没请她做我的伴娘呢。
我告诉她老阿婶已经为我选好了结婚礼服,一件红色的旗袍,外面配一件绣花罩衫。花生皱起鼻子说,"乡里乡气的,"然后嗤了一声,说,"你一定要穿一套西式的结婚礼服。现在有身份的上海姑娘结婚的时候都不穿中式服装了,多背时啊!瞧瞧这本杂志。"花生总是这样,喜欢赶时髦,但没有自己的新见解。
"不管背时不背时,"我说,"老阿婶决不会同意我穿白色的婚纱的。"
"只有没文化的人才会认为穿白色代表服丧。"花生争辩说,"你要是全听她安排,她还要你坐花轿,还要村里的吹鼓手敲锣打鼓,一路上招来一大帮乞丐哩!你父亲的那些有身份的朋友钻出汽车,看到这场面不都笑死了?"花生像一匹马似的放声大笑起来,想让我明白我结婚那天会听到些什么。
我倒是从来没想到这一点。
"嗨!别看得那么严重,"她说,"这事我马上跟我母亲讲一下。还有我俩干吗要为婚礼化妆也要讲一下。化妆不光是歌手、演员和下等社会姑娘的事,出身体面的姑娘也要化妆。瞧瞧宋氏三姐妹。"
既然花生说要帮我,我就让我结婚的兴奋一点一点地流露出来。我告诉她准备摆两桌酒席,一桌放在文家朋友开的一家好饭店里,另一桌放在基督教青年会里,这是当时上海一幢很现代的、很时髦的大楼,至少在1937年是如此。现在这名字听起来不那么好听了,可我告诉你,当时它可是举办宴会的一个好地方。
我还告诉花生我父亲给我买了些家具做嫁妆,讲那张嵌有扇形雕花图案的梳妆台——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还告诉她文福家出了四千元钱做聘礼。"瞧他们家出手多大方啊,瞧他们多么看重我啊。"我说着,不免有些吹牛。
"我希望我将来的婆家至少付四万元。"花生说着,脸上露出了自命不凡的神态。
她的话好像一记耳光,使我一下子愣住了。我盯着她。
"你还记得那算命女人说的话吗?"花生说,"我要嫁给一个上海人,比我不要嫁的本地人不知富多少倍。"
这时我才明白:她这是在告诉我,早在给我提亲前,她已经作出了决定,放弃文福,嫁一个更好的。这样一来她就给我们两人都保全了面子,她失去文福的面子,我从她那儿抢走文福的面子。
我以为她真是很大方,为我们两个接受既成事实找到了一个借口。所以在我离家前剩下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又恢复了亲姐妹般的关系。实际上,从那天起直到我出嫁,我们一直互相称"糖姐",这是对堂姐的一种非常亲热的称呼。但花生对我提起的有关钱的事不是什么坏事,反而使我觉得她是诚心诚意的。
婚礼前三天,家里挤满了远道而来的亲戚朋友——有老阿婶家的人,有新阿婶家的人,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形成的堂表亲戚。那么多人闹哄哄的,吵得人午饭后觉也睡不成了。于是花生就到外面散步去了。我开始收拾衣物,把首饰等用软布包起来。
几天前,我在一次盛大的家宴上收到了许多礼物:我祖母送我一只椭圆形翡翠戒指,我父亲送我一条金项链,两只金手锡分别是老阿婶和新阿婶送的。另外还有些东西,老阿婶趁没人看见的时候送我一副帝王绿耳环,那是我母亲戴过的,我母亲曾说过总有一天要给我的。
我试戴耳环的时候,想起了我母亲说过的话——关于这副耳环的价值和我的话的价值——忽然花生跑回房间来了,她悄悄跟我说,她有事要告诉我,我们得到暖房去谈。我马上放下手头正在理的东西,跟她出了门。暖房里说悄悄话自然是最好的,免得被别人听见。我们绕过那些破瓶烂罐,然后找到了小时候喝茶用过的桌子和两张靠背已经破损的椅子。
花生说,她刚才一直坐在新西头的前台阶上,后面就是有屏风的门廊,听得见男亲戚们的说话声。老阿婶把他们从客厅里赶出来了,因为他们一直在抽烟,还有几个人老爱往地毯上吐痰,所以,他们就到门廊里来抽烟吐痰。
花生说,她听到他们在谈一些无聊的事情: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啦、工厂爆炸啦、工人罢工啦,然后换了个话题——垃圾、生意等等。
"有一个舅舅说上海人是怎样拼命想办法通过捡外国垃圾致富的。那些美国佬、英国佬和法国佬老是把公司里剩余的东西,把他们的食品扔出来,因为他们生产得太多了。他们把东西装在木箱里;开箱取货后就把箱子扔了。他们回国的时候,把家具也扔了。
"舅舅说,用外国垃圾致富容易得很,不需要特别精明。你只要告诉他们,'给点小费吧,我可以把你的垃圾扔掉——你的旧衣服啦、零碎东西啦、不要用的家具啦。'他们付钱给你后,你就转身把这些东西卖给别人,这样一夜间就能挣进三代人才积蓄得起来的家产。"
"你干吗跟我说这些?"我问花生。我觉得这些生意经不值得到暖房里当秘密来谈。
"我还没说完呢,"花生说,"才开了个头,因为后来另一个舅舅又说了做垃圾生意并不比做另外生意来得坏,至少不是那么见不得人。"
"什么样见不得人的生意呢?"我问。我以为花生要说"帮工太太"之类的事了。这是那些下流的女要饭干的事,她们缠住外国人说:"今晚让我做一回你的帮工太太吧,救救我的命,救救我的命吧。"
但是花生说的是另外的事,"他提到了文家做的生意。他说他们把中国垃圾卖给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和英国人。"
我一下子喘不过气来,"什么样的垃圾?"
"他们卖所有的破东西,要么是奇形怪状的,要么是禁止出卖的。"花生说,"破东西他们叫明朝,奇形怪状的他们叫清朝。禁止出卖的东西嘛——他们说既然是禁止的,就没必要藏起来。"
"什么样禁止出卖的东西呢?"
"舅舅说文福的父亲到那些遭受水灾、旱灾或蝗灾的乡下小村子里去。他很快就能查出哪些家庭缴不起租,哪些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把最后一小块土地卖出去。他只要花几个铜子儿,就能把他们那些死去的祖先的画像买到手。真的!我没撒谎。那些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同自己的亲人的神龛分手了。你想象得到吗?所有这些祖先都是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而被运到美国去的。然后有一天他们醒来,——啊哈——发现自已被挂在西方的墙壁上了,听人们用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话在吵架!"花生笑得更厉害了。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想法。我想象我可怜的母亲的画像,它在哪儿呢?
"这不可能,"我说,"文家只卖高档货。苗阿姨说过的。"
"喵喵的丈夫也在那儿。"花生说,"连他都说文家做的是缺德生意。真的,他们赚了不少钱哪,他说。外国佬就是喜欢这些玩艺儿。但这是利用别人的不幸发财。那些不得不出卖画像的人已经够不幸了。但是更惨的不幸还在后头哪:苗阿姨的丈夫说了,文家人死后,想到阴间去,那些卖画人的祖先肯定要站在阎王殿大门口,把他们踢回去。"
我跳起来,掸掉衣服上的灰尘,"我不信。那些人只是出于妒忌罢了。你知道喵喵的丈夫是什么人,那些人是什么人,是撒谎精。"
"我只是把我听到的告诉你。你干吗对我这么凶?也许这不是真的。但那有什么关系?这还是一笔好生意嘛。他们没干什么违法的事,这是他们和外国人做的一笔现代生意嘛。"
"外人不该对我丈夫家的事说东道西,"我说,"我不准你再把这谎话传给别人。"我向她晃晃手指。
整整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我都在想花生的话。我不断地对自己说,这不是真的。但是我的胃和我作对,使我感到花生说的是实情。我病了。
当然,我精神紧张还有另外原因,只要想一想我的婚礼,所有的人都要到这儿来,我的父亲、他的有地位的朋友、我的异母兄弟们,还有他们的太太和孩子。我告诉老阿婶我觉得有点难受,她说,"当然啰,你肯定会难受的。你就要离开老家,自己去过日子了。"她把我扶到床上,给我喝一种又热又苦的汤,我觉得我从来不知道她会待我那么好。
第二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花生过来看我了。她说她又去门廊那儿,听到了另外一个故事。
"我再也不想听什么故事了。"我说。
"这个故事和文家没关系,"她坚持要讲给我听,"和生意一点也没关系。是个好故事。"然后她往前靠了靠,凑到我的耳朵旁悄悄说,"是一个性故事。"
我一听花生说出"性故事"这几个字,眼睛就睁开了。我们两个都格格地笑起来。我坐起来听她讲。
我那时还很天真,比大多数中国姑娘还要天真。我不像你,在学校里看有关人体的电影,十六岁就跟人约会,大学一年级就跟野孩子谈恋爱。你和他干过不规矩的事了,对不对?瞧,你至今还不肯承认这一点。你和他在一块的时候,我看你的脸色很不自然。我看你现在还是有点尴尬... -->>
现在你明白我过去是怎样一个人了吧。我并不像你和海伦说的,有消极想法,老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我年轻时,总希望相信世上有好事。当这好事要逃走的时候,我总想抓住它,不让它逃走。
如今我比较小心了。我不明白海伦干吗老为这个批评我。她该批评她自己!你知道她的为人。她看到一些好事——她的子女对她好——就想到了一些坏事。我问你,这是不是消极想法,因为大家都对你好,你就觉得自己死到临头了?中文里也有这样的说法,叫"倒霉"想法,不过也许更坏些。你觉得倒霉了,就会碰上倒霉事。如果海伦认为她要死了——好了,我们不该说这话。
我说了那么多,无非就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听了坏消息就信以为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很幸运,这种事从来没落到你头上。但这种事就落到了我的婚姻大事上——打一开头就这样。
当然,也许我的婚事从来不真的是个机遇。如果你嫁了个不好的丈夫,你就有了一个不好的婚姻,你就逃避不了这个。但假如没有花生给我带来的烦恼,也许在真相大白以前,我还能找到几次短暂的幸福时光。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婚礼前三天,花生干了一件很糟糕的事,她把文家令我反胃的事一古脑儿都讲给我听了。第二天,她又给我讲了一个秘密,爱上文福有多危险。又过了一天,我去上海为婚礼作准备的时候,我已经担心我的婚事给毁了。
当时,我还没想到花生告诉我这些事情是对我嫁给文福的一种报复。当我从我父亲那儿回来的时候,她对我又开始好起来了。她给我看一本美国杂志,上面有许多新娘照,告诉我穿哪种款式的婚纱最适合我。她建议我穿一种白色的缎子做的,后面拖一条十英尺长的飘带的婚纱。她指指这件她认为本来是归她穿的礼服,尽管我还没请她做我的伴娘呢。
我告诉她老阿婶已经为我选好了结婚礼服,一件红色的旗袍,外面配一件绣花罩衫。花生皱起鼻子说,"乡里乡气的,"然后嗤了一声,说,"你一定要穿一套西式的结婚礼服。现在有身份的上海姑娘结婚的时候都不穿中式服装了,多背时啊!瞧瞧这本杂志。"花生总是这样,喜欢赶时髦,但没有自己的新见解。
"不管背时不背时,"我说,"老阿婶决不会同意我穿白色的婚纱的。"
"只有没文化的人才会认为穿白色代表服丧。"花生争辩说,"你要是全听她安排,她还要你坐花轿,还要村里的吹鼓手敲锣打鼓,一路上招来一大帮乞丐哩!你父亲的那些有身份的朋友钻出汽车,看到这场面不都笑死了?"花生像一匹马似的放声大笑起来,想让我明白我结婚那天会听到些什么。
我倒是从来没想到这一点。
"嗨!别看得那么严重,"她说,"这事我马上跟我母亲讲一下。还有我俩干吗要为婚礼化妆也要讲一下。化妆不光是歌手、演员和下等社会姑娘的事,出身体面的姑娘也要化妆。瞧瞧宋氏三姐妹。"
既然花生说要帮我,我就让我结婚的兴奋一点一点地流露出来。我告诉她准备摆两桌酒席,一桌放在文家朋友开的一家好饭店里,另一桌放在基督教青年会里,这是当时上海一幢很现代的、很时髦的大楼,至少在1937年是如此。现在这名字听起来不那么好听了,可我告诉你,当时它可是举办宴会的一个好地方。
我还告诉花生我父亲给我买了些家具做嫁妆,讲那张嵌有扇形雕花图案的梳妆台——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还告诉她文福家出了四千元钱做聘礼。"瞧他们家出手多大方啊,瞧他们多么看重我啊。"我说着,不免有些吹牛。
"我希望我将来的婆家至少付四万元。"花生说着,脸上露出了自命不凡的神态。
她的话好像一记耳光,使我一下子愣住了。我盯着她。
"你还记得那算命女人说的话吗?"花生说,"我要嫁给一个上海人,比我不要嫁的本地人不知富多少倍。"
这时我才明白:她这是在告诉我,早在给我提亲前,她已经作出了决定,放弃文福,嫁一个更好的。这样一来她就给我们两人都保全了面子,她失去文福的面子,我从她那儿抢走文福的面子。
我以为她真是很大方,为我们两个接受既成事实找到了一个借口。所以在我离家前剩下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又恢复了亲姐妹般的关系。实际上,从那天起直到我出嫁,我们一直互相称"糖姐",这是对堂姐的一种非常亲热的称呼。但花生对我提起的有关钱的事不是什么坏事,反而使我觉得她是诚心诚意的。
婚礼前三天,家里挤满了远道而来的亲戚朋友——有老阿婶家的人,有新阿婶家的人,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形成的堂表亲戚。那么多人闹哄哄的,吵得人午饭后觉也睡不成了。于是花生就到外面散步去了。我开始收拾衣物,把首饰等用软布包起来。
几天前,我在一次盛大的家宴上收到了许多礼物:我祖母送我一只椭圆形翡翠戒指,我父亲送我一条金项链,两只金手锡分别是老阿婶和新阿婶送的。另外还有些东西,老阿婶趁没人看见的时候送我一副帝王绿耳环,那是我母亲戴过的,我母亲曾说过总有一天要给我的。
我试戴耳环的时候,想起了我母亲说过的话——关于这副耳环的价值和我的话的价值——忽然花生跑回房间来了,她悄悄跟我说,她有事要告诉我,我们得到暖房去谈。我马上放下手头正在理的东西,跟她出了门。暖房里说悄悄话自然是最好的,免得被别人听见。我们绕过那些破瓶烂罐,然后找到了小时候喝茶用过的桌子和两张靠背已经破损的椅子。
花生说,她刚才一直坐在新西头的前台阶上,后面就是有屏风的门廊,听得见男亲戚们的说话声。老阿婶把他们从客厅里赶出来了,因为他们一直在抽烟,还有几个人老爱往地毯上吐痰,所以,他们就到门廊里来抽烟吐痰。
花生说,她听到他们在谈一些无聊的事情: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啦、工厂爆炸啦、工人罢工啦,然后换了个话题——垃圾、生意等等。
"有一个舅舅说上海人是怎样拼命想办法通过捡外国垃圾致富的。那些美国佬、英国佬和法国佬老是把公司里剩余的东西,把他们的食品扔出来,因为他们生产得太多了。他们把东西装在木箱里;开箱取货后就把箱子扔了。他们回国的时候,把家具也扔了。
"舅舅说,用外国垃圾致富容易得很,不需要特别精明。你只要告诉他们,'给点小费吧,我可以把你的垃圾扔掉——你的旧衣服啦、零碎东西啦、不要用的家具啦。'他们付钱给你后,你就转身把这些东西卖给别人,这样一夜间就能挣进三代人才积蓄得起来的家产。"
"你干吗跟我说这些?"我问花生。我觉得这些生意经不值得到暖房里当秘密来谈。
"我还没说完呢,"花生说,"才开了个头,因为后来另一个舅舅又说了做垃圾生意并不比做另外生意来得坏,至少不是那么见不得人。"
"什么样见不得人的生意呢?"我问。我以为花生要说"帮工太太"之类的事了。这是那些下流的女要饭干的事,她们缠住外国人说:"今晚让我做一回你的帮工太太吧,救救我的命,救救我的命吧。"
但是花生说的是另外的事,"他提到了文家做的生意。他说他们把中国垃圾卖给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和英国人。"
我一下子喘不过气来,"什么样的垃圾?"
"他们卖所有的破东西,要么是奇形怪状的,要么是禁止出卖的。"花生说,"破东西他们叫明朝,奇形怪状的他们叫清朝。禁止出卖的东西嘛——他们说既然是禁止的,就没必要藏起来。"
"什么样禁止出卖的东西呢?"
"舅舅说文福的父亲到那些遭受水灾、旱灾或蝗灾的乡下小村子里去。他很快就能查出哪些家庭缴不起租,哪些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把最后一小块土地卖出去。他只要花几个铜子儿,就能把他们那些死去的祖先的画像买到手。真的!我没撒谎。那些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同自己的亲人的神龛分手了。你想象得到吗?所有这些祖先都是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而被运到美国去的。然后有一天他们醒来,——啊哈——发现自已被挂在西方的墙壁上了,听人们用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话在吵架!"花生笑得更厉害了。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想法。我想象我可怜的母亲的画像,它在哪儿呢?
"这不可能,"我说,"文家只卖高档货。苗阿姨说过的。"
"喵喵的丈夫也在那儿。"花生说,"连他都说文家做的是缺德生意。真的,他们赚了不少钱哪,他说。外国佬就是喜欢这些玩艺儿。但这是利用别人的不幸发财。那些不得不出卖画像的人已经够不幸了。但是更惨的不幸还在后头哪:苗阿姨的丈夫说了,文家人死后,想到阴间去,那些卖画人的祖先肯定要站在阎王殿大门口,把他们踢回去。"
我跳起来,掸掉衣服上的灰尘,"我不信。那些人只是出于妒忌罢了。你知道喵喵的丈夫是什么人,那些人是什么人,是撒谎精。"
"我只是把我听到的告诉你。你干吗对我这么凶?也许这不是真的。但那有什么关系?这还是一笔好生意嘛。他们没干什么违法的事,这是他们和外国人做的一笔现代生意嘛。"
"外人不该对我丈夫家的事说东道西,"我说,"我不准你再把这谎话传给别人。"我向她晃晃手指。
整整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我都在想花生的话。我不断地对自己说,这不是真的。但是我的胃和我作对,使我感到花生说的是实情。我病了。
当然,我精神紧张还有另外原因,只要想一想我的婚礼,所有的人都要到这儿来,我的父亲、他的有地位的朋友、我的异母兄弟们,还有他们的太太和孩子。我告诉老阿婶我觉得有点难受,她说,"当然啰,你肯定会难受的。你就要离开老家,自己去过日子了。"她把我扶到床上,给我喝一种又热又苦的汤,我觉得我从来不知道她会待我那么好。
第二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花生过来看我了。她说她又去门廊那儿,听到了另外一个故事。
"我再也不想听什么故事了。"我说。
"这个故事和文家没关系,"她坚持要讲给我听,"和生意一点也没关系。是个好故事。"然后她往前靠了靠,凑到我的耳朵旁悄悄说,"是一个性故事。"
我一听花生说出"性故事"这几个字,眼睛就睁开了。我们两个都格格地笑起来。我坐起来听她讲。
我那时还很天真,比大多数中国姑娘还要天真。我不像你,在学校里看有关人体的电影,十六岁就跟人约会,大学一年级就跟野孩子谈恋爱。你和他干过不规矩的事了,对不对?瞧,你至今还不肯承认这一点。你和他在一块的时候,我看你的脸色很不自然。我看你现在还是有点尴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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