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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上士名字叫李全有，小兵叫王浦生，这是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同学们第二天就知道的。小兵的兵龄才一个月，是从家门口的红薯地里直接给拉进兵营，套上军装的。套上军装当天，他得到一把长枪，一条子弹带，然后被拉到打谷场上，学了几个刺杀动作，操练了几个射击姿势，就被拉到了南京。他连一枪都没有捞到放，因为长官说子弹太金贵，都留到战场上去放吧。可是他在战场上也只捞到放几枪，就挂了彩，整个大部队投降的时候，他还不太明白他的军旅生涯已经结束了，他十五岁的一条命，也差不多结束了。
上士李全有的左腿受伤很重，挨了四刀，膝盖后面的筋被扎断了，因此这条腿像是他身体上最先死亡的一部分，无力而碍事地被他拖着。他和王浦生如何被枪杀，以及他们又如何逃生，是戴少校一再追问才问出来的，最开始，戴少校一问他，他便说：“提它呢？娘那逼，老子可没那么窝囊过！”或者说：“啥也不记得了！”直到第三天，喝了点酒，他才把事情始末告诉少校，酒当然是教堂浮财，是女人们偷出来给军人们的，那个时候军人们和女人已经处成患难知己了。
故事被戴少校讲给了法比，法比又转告了英格曼神父。等我姨妈书娟以及其他女学生听到，已经掐头去尾，支离破碎。书娟大起来，又碰见已经辞退神职的法比，阿多那多，从法比那里又听了一次李全有和王浦生的故事，那时，法比讲出来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和想象编辑的，故事不连接的地方，被他多年来掌握的有关那场战争的宏观知识填补了。并且，在法比把这故事讲给成年后的书娟之前，已经给无数人讲过，在讲述中故事不断被完善和逻辑化，所以书娟在八十年代听到老年法比讲的故事，就比较丰满，甚至文学化。
故事是这样的，李全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队在宣誓“人在城在，打倒最后一个人”之后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和总指挥部的联络。就是说，他们的长官不知道接下来去往哪里打、怎么打，也无法知道敌人的进攻方向。长官们还不知道，他们已被更大的长官出卖了，前线稍微先进些、完好些的无线电装备，此刻已经被装上车船，往后方运送。一支三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是蒋总统唯一的空中战斗力量，因此也让他当做政府侦察的敌军位置，因此炮兵失去了发射方向。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调来的，失去无线电为他们彼此联络，谁也不知道该配合谁、增援谁，有的部队只差一步就能阻止敌人破城了，但是伤亡过重，弹药耗尽，而就在他们附近的友军因为毫不了解情况，把增援的机会错过了。
在该增援友军而按兵不动的部队中，有个三十岁的老兵油子，他就是李全有，等日本兵攻破友军的阵地，从他们身边大踏步进入城市，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是一盘棋中死去的棋子。
好在天色暗下来，他们和敌人稀里煳涂地交错过去。夜里，他们被自己的长官出卖了。上尉以上的军官都天黑之后跑光了。清晨来了一架日本直升机，还有个汉奸在大喇叭里喊话：“中国士兵们，大日本皇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等着你们的是大米饭、热茶和皇军的罐头鱼肉！”到此刻，中国士兵们已经三四天没闻到大米饭的味道了。飞机围着山头转，山坡上的柏树下，都是仰着头的中国士兵。过了一会儿，飞机转回来，大喇叭里的汉奸变成了日本婆娘，用日本舌头喝了一支中国歌。飞机再次转回来时，满天都是白纸张、黄纸张、粉红纸张。中国士兵捡起那些纸张，有个别认字的人说：“这是日本人撒的传单，要咱投降！”有识字识得多的，便说：“这上面说了，保证不杀不打，保证有吃有住，还说只要抵抗就剿尽杀绝。南京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投降了，都是在受优待呢！”还有一张传单不那么客气，说日本皇军的等待不是无限的，假如到明天清晨五点还不投降，什么都晚了。
夜里，中国士兵们把各种可能性都讨论了。李全有是他们连队的班长，向排长提出，可以化整为零趁天黑逃走，能不能逃出去，可以碰碰运气。排长说：“你想到的，恐怕日本人都想到了。”另一个上士班长说：“咱拿着这些传单，要是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咱能找他评理，这些传单白纸黑字，都是凭据！这儿还印着他们司令官的名字，他敢赖不成？！”
有的传单上印着投降和投降条例：第一，把武器搜集成一堆；第二，士兵按班、排、连列成队伍，打头的举白旗——白色床单或白色衬衣都行；第三，每个士兵军官都必须把双手举过头，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日本军队提倡秩序，扰乱秩序者一律严惩。
李全有一口干粮都没有，但烟还有半袋。他装了一锅又一锅烟，想打定主意，是跟大部队一块投降，还是悄悄猫下来，或者趁天黑偷偷摸出去，如果他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跟着投降。所有弟兄都掏出烟，相互让着，又潮又冷的气息被密实的松树、柞树吐出，在夜里灌进几千个饿汉的血肉，唯有抽烟能给他们一点舒适。
他们不知道，正在此刻，比他们少十倍的日本兵在山坡下看着满坡密密麻麻的烟头上的火星，感到有些畏惧：这毕竟是一个壮大的军事集体，万一传单散布的诈降失败，是很难对付的。
李全有最终放弃了逃走和潜伏的打算。投降的结果是已知的，至少日本人的传单让他们看到朦胧的下一步，逃亡和潜伏的结果却未知。还有李全有跟他所有的战友一样，在凶吉未卜的时候，总是相信集体的决定，集体是几千人的胆量相加，就是一份毁灭的危险被几千人分承，也容易受得多。
清晨五点，中国士兵们的第一杆白旗升起。那是一个号兵举着的一条白床单。床单是一个团长逃跑之后遗忘的。床单被裁成四块，分别发到四个团里，雾刚刚起来，等中国战俘到了日本兵跟前，才发现如此悬殊的敌寡我众。昨夜要是突围应该能突出去，因为他们没有无线电设备，无法知道中国军队的全盘局势，被敌人钻了空子。
这支部队里有个命最大的，一直活到八十多，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这个老兵从全世界集中的历史资料中得知，日军在一九三七年攻打南京时多么无耻诡诈，如何早早谋划好骗局，离间中国军队，同时一支一支部队地进行诈降。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丝诚意执行日内瓦国际战俘条约。八十多岁的老兵看着一队戴相同遮阳帽的日本旅行团，心被一句痛骂憋得疼痛。
那是后话。现在我还得回到李全有的故事中来。
从另一条小路上，走来的是一支轻伤员队伍，其中有个脑袋扎在三角巾里的少年。李全友的连队奉命在岔路口停下，等伤兵的队伍先过去，似乎受降的日本兵想得很周到，让伤员最先进入他们“有吃有住”的安全环境。这个时候，李全有和小兵王浦生还是陌路人。
在四面白旗的带领下，中国战俘们沉默地走上公路。隔着十米会有一个横着长枪的日本兵押解，有时还会冒出个中国翻译，叫战俘们：“跟紧了啊！走快点！”碰到这样的汉奸，战俘队伍里总会有一两个人问他们：“日本人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
“不晓得。”汉奸会这么回答，脸跟押解的日本兵一样空白无内容。
“前头有饭吃，有水喝吗？”某战俘会问。
“那还能没有？”汉奸说。
“日本人真的不打不杀？”
“不杀！赶紧往前走！”
真有一些钻牛角尖的中国战俘，怀里揣着那些传单，他们见到汉奸，会把传单拿出来，让汉奸看看，他们抱的希望是有根据的，不是虚妄的，应该找日本人兑现。
这些跟汉奸们交流过一两句的战俘很快会成队伍里的转播站：“真不杀？”“他说不杀”“真给饭吃？”“他说给。”
传着传着，话就越发顺着他们的心愿变幻：“到前头就有饭吃了！再走一会儿就到了！日本人从来不杀战俘！”
再走一阵，吃的和住的还是无头绪，战俘们前一刻落实的心又悬浮起来，相互间再次打听：“刚才你听谁说有饭吃？”“听你说的！”“我说了吗？我是说恐怕快要发饭了”“那再找个翻译问问！”
到了上午十点多，雾开始散了，他们来到一片炸塌了的厂房外。日本军官和翻译交待几句，翻译拿着铁皮话筒对中国战俘喊话：“中国官兵们，请大家在这里稍事休息，等待上面命令。”
一个中国兵胆子很大，大声问道：“是在这里开饭吗？”
日本军官生铁般的目光指向他，所有中国战俘的心都一冷，这哪里像给饭吃给住处的样子？
他们看到两天前经过的城市现在生息全无，空得闹鬼。
翻译又领授了日本军官的意思，再次向中国战俘喊话：“开饭地点在江边，开了饭，就用轮船把你们运送到江心岛上，在那里开荒种地。日军的军需口粮，以后要由诸位来供给”
所有中国战俘都被这个交待安顿下来。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可信的交待，他们进一步看到自己的下一步，尽管饿得站不住，心情好了一些。翻译接下去又说：“在此休整时期，大家需要暂时忍耐一下，配合一下日军官兵，把手让他们绑起来”
铁皮喇叭还在饶舌，中国士兵们已经大声表示疑惑了：“好好的绑我们的手干什么？！”
“他们有枪，我们赤手空拳，还要捆我们？！”
“不干！”
一片闹事的声音起来了。
一个日本军官吼叫一声，所有刺刀一块儿进入刺杀预备动作。
中国士兵们安静了，队形缩小一点。
铁皮喇叭开始转达日本军官的意思：“捆绑正是怕大家不守纪律，失去控制，上船过江，在船上乱起来是很危险的，皇军是考虑到你们的安全。”
汉奸把嗓子都喊毛了，还是没有打消中国战俘们的疑惑。
有一个中国战俘跟翻译对喊：“把我们的手绑起来，到江边让我们怎么吃饭？”
翻译回答不上来。中国战俘们都被这句话提醒了，没错，日本人不是说到江边开饭吗？怎么又说捆绑是为了上船的秩序？都绑上怎么端碗拿馍？日本兵就这么些，人手够喂我们的吗？就是相信他们，我们该信哪句话？
日本军官凑到翻译跟前，问中国战俘又闹什么？翻译含着微笑，把日本军官前后矛盾的计划指出来。
日本军官思考了一会儿，跟翻译嘀咕一阵，翻译转身，扬起大喇叭说：“中国士兵们，中佐认为你们言之有理，他考虑欠周到。这样，大家先就地宿营，等联系好伙食供给部门，再通知大家。”
王全有和战友们被日本兵押进了工厂的空地，五千多战俘把这厂房内外塞得爆满，谁想偷点空间伸个懒腰、打个盹都不行。过分的疲惫和饥饿还是让战俘们直直坐着睡着了。他们在天暗下来时陆续醒来，没一个人还有力气从地上站起。
李全有的位置靠外围，离他一步远，就是一把长长的刺刀，他顺着那刺刀往上看，看到一张空白无内容的脸——一个十八九岁的日本兵，李全有问：“水？有水吗？”
日本兵看着他，把他当一匹骡子或一件家具看。
李全有做了个喝水的手势，心想看一个木板凳的目光也不会比这日本兵的目光更麻木了。
“喝水！”另一个中国战俘跟李全有一块儿要求，一边比划一边念叨，把两个中国字念得又慢又仔细，似乎被念慢了的中国字，就能当日本字听得懂了。
日本兵还是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好几个中国战俘都参加进来，对日本兵连比划带念叨：“水！水！水！”
李全有说：“装什么王八蛋？明明懂了！不给饭吃，水都不给喝一口！”
“水！水！”
更多的中国战俘请求。
日本军官又一声吼叫，枪栓拉开了。
中国战俘们低声议论：“早知道不该进到这破厂子里头来，跟他们拼都舞弄不开手脚！”
“要拼早上就该拼，那时肚子没这么瘪！”
“早知道昨夜里就拼，咱那么多人，那么多条枪！”
“要知道日本人就这点人，才不理它传单上说的呢！非拼了不行！”
“行了，那时候没拼，现在后悔有屌用！”李全有总结道。
翻译此刻又出现在中国战俘面前：“中国官兵们，因为后勤供给的故障，只能让大家再忍耐一会儿，渡到江心岛再开饭”
“肯定有饭吃？”
“中佐先生向大家保证！已经跟江心岛上的伙夫们说妥了，准备了五千人的馒头！”
“五千人的馒头！”中国战俘们一片议论。任何具体数字在此刻都增大信息的可信度。
“不知道一人能给几个馍？”
“能管饱不能？”
“船得走多长时间才能到岛上？”
翻译又说：“所以，船已经在江边等着了，现在请各位配合，排好队列走出来”
中国士兵们几乎用最后的体力站起身，每人都经过了三四秒的天旋地转、两眼昏黑才渐渐站稳。多数人背上和额头上一层虚汗。他们走出坍塌的工厂大门时，翻译口气轻松地说：“请大家配合，把双手交给日军捆绑，为了上船的秩序，只能请大家委屈一会儿！”
黄昏中看一柄柄刺刀似乎显得比白天密集。几十支手电筒的光柱在中国战俘的脸上晃动。汉奸继续说：“只是为了万无一失，不出乱子，请大家千万别误会！”
李全有觉得日本人的森严和汉奸的友善有点不相衬。他连琢磨分析的体力都没了。这一天的饥饿、干渴、恐怖、焦虑真的把他变成一条会走动的木板凳了。
又是一个小时的行军，听到江涛时，天上出来一轮月亮，队伍从双列变成单列，渐渐到达江边，最后一队战俘到达江边时，月亮已经明晃晃地当空了。
中国战俘们一个个被反绑两手，站在江滩上，很快就有人打听起来：“船在哪里呢？怎么一条船也没有？”
翻译官不知去了哪里，他们只有自问自答：恐怕一会儿要开过来吧，这里不是码头，不能泊船，恐怕船停在附近的码头上。
江风带着粉尘般细小的水珠，吹打着五千多个中国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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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上士名字叫李全有，小兵叫王浦生，这是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同学们第二天就知道的。小兵的兵龄才一个月，是从家门口的红薯地里直接给拉进兵营，套上军装的。套上军装当天，他得到一把长枪，一条子弹带，然后被拉到打谷场上，学了几个刺杀动作，操练了几个射击姿势，就被拉到了南京。他连一枪都没有捞到放，因为长官说子弹太金贵，都留到战场上去放吧。可是他在战场上也只捞到放几枪，就挂了彩，整个大部队投降的时候，他还不太明白他的军旅生涯已经结束了，他十五岁的一条命，也差不多结束了。
上士李全有的左腿受伤很重，挨了四刀，膝盖后面的筋被扎断了，因此这条腿像是他身体上最先死亡的一部分，无力而碍事地被他拖着。他和王浦生如何被枪杀，以及他们又如何逃生，是戴少校一再追问才问出来的，最开始，戴少校一问他，他便说：“提它呢？娘那逼，老子可没那么窝囊过！”或者说：“啥也不记得了！”直到第三天，喝了点酒，他才把事情始末告诉少校，酒当然是教堂浮财，是女人们偷出来给军人们的，那个时候军人们和女人已经处成患难知己了。
故事被戴少校讲给了法比，法比又转告了英格曼神父。等我姨妈书娟以及其他女学生听到，已经掐头去尾，支离破碎。书娟大起来，又碰见已经辞退神职的法比，阿多那多，从法比那里又听了一次李全有和王浦生的故事，那时，法比讲出来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和想象编辑的，故事不连接的地方，被他多年来掌握的有关那场战争的宏观知识填补了。并且，在法比把这故事讲给成年后的书娟之前，已经给无数人讲过，在讲述中故事不断被完善和逻辑化，所以书娟在八十年代听到老年法比讲的故事，就比较丰满，甚至文学化。
故事是这样的，李全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队在宣誓“人在城在，打倒最后一个人”之后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和总指挥部的联络。就是说，他们的长官不知道接下来去往哪里打、怎么打，也无法知道敌人的进攻方向。长官们还不知道，他们已被更大的长官出卖了，前线稍微先进些、完好些的无线电装备，此刻已经被装上车船，往后方运送。一支三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是蒋总统唯一的空中战斗力量，因此也让他当做政府侦察的敌军位置，因此炮兵失去了发射方向。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调来的，失去无线电为他们彼此联络，谁也不知道该配合谁、增援谁，有的部队只差一步就能阻止敌人破城了，但是伤亡过重，弹药耗尽，而就在他们附近的友军因为毫不了解情况，把增援的机会错过了。
在该增援友军而按兵不动的部队中，有个三十岁的老兵油子，他就是李全有，等日本兵攻破友军的阵地，从他们身边大踏步进入城市，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是一盘棋中死去的棋子。
好在天色暗下来，他们和敌人稀里煳涂地交错过去。夜里，他们被自己的长官出卖了。上尉以上的军官都天黑之后跑光了。清晨来了一架日本直升机，还有个汉奸在大喇叭里喊话：“中国士兵们，大日本皇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等着你们的是大米饭、热茶和皇军的罐头鱼肉！”到此刻，中国士兵们已经三四天没闻到大米饭的味道了。飞机围着山头转，山坡上的柏树下，都是仰着头的中国士兵。过了一会儿，飞机转回来，大喇叭里的汉奸变成了日本婆娘，用日本舌头喝了一支中国歌。飞机再次转回来时，满天都是白纸张、黄纸张、粉红纸张。中国士兵捡起那些纸张，有个别认字的人说：“这是日本人撒的传单，要咱投降！”有识字识得多的，便说：“这上面说了，保证不杀不打，保证有吃有住，还说只要抵抗就剿尽杀绝。南京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投降了，都是在受优待呢！”还有一张传单不那么客气，说日本皇军的等待不是无限的，假如到明天清晨五点还不投降，什么都晚了。
夜里，中国士兵们把各种可能性都讨论了。李全有是他们连队的班长，向排长提出，可以化整为零趁天黑逃走，能不能逃出去，可以碰碰运气。排长说：“你想到的，恐怕日本人都想到了。”另一个上士班长说：“咱拿着这些传单，要是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咱能找他评理，这些传单白纸黑字，都是凭据！这儿还印着他们司令官的名字，他敢赖不成？！”
有的传单上印着投降和投降条例：第一，把武器搜集成一堆；第二，士兵按班、排、连列成队伍，打头的举白旗——白色床单或白色衬衣都行；第三，每个士兵军官都必须把双手举过头，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日本军队提倡秩序，扰乱秩序者一律严惩。
李全有一口干粮都没有，但烟还有半袋。他装了一锅又一锅烟，想打定主意，是跟大部队一块投降，还是悄悄猫下来，或者趁天黑偷偷摸出去，如果他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跟着投降。所有弟兄都掏出烟，相互让着，又潮又冷的气息被密实的松树、柞树吐出，在夜里灌进几千个饿汉的血肉，唯有抽烟能给他们一点舒适。
他们不知道，正在此刻，比他们少十倍的日本兵在山坡下看着满坡密密麻麻的烟头上的火星，感到有些畏惧：这毕竟是一个壮大的军事集体，万一传单散布的诈降失败，是很难对付的。
李全有最终放弃了逃走和潜伏的打算。投降的结果是已知的，至少日本人的传单让他们看到朦胧的下一步，逃亡和潜伏的结果却未知。还有李全有跟他所有的战友一样，在凶吉未卜的时候，总是相信集体的决定，集体是几千人的胆量相加，就是一份毁灭的危险被几千人分承，也容易受得多。
清晨五点，中国士兵们的第一杆白旗升起。那是一个号兵举着的一条白床单。床单是一个团长逃跑之后遗忘的。床单被裁成四块，分别发到四个团里，雾刚刚起来，等中国战俘到了日本兵跟前，才发现如此悬殊的敌寡我众。昨夜要是突围应该能突出去，因为他们没有无线电设备，无法知道中国军队的全盘局势，被敌人钻了空子。
这支部队里有个命最大的，一直活到八十多，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这个老兵从全世界集中的历史资料中得知，日军在一九三七年攻打南京时多么无耻诡诈，如何早早谋划好骗局，离间中国军队，同时一支一支部队地进行诈降。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丝诚意执行日内瓦国际战俘条约。八十多岁的老兵看着一队戴相同遮阳帽的日本旅行团，心被一句痛骂憋得疼痛。
那是后话。现在我还得回到李全有的故事中来。
从另一条小路上，走来的是一支轻伤员队伍，其中有个脑袋扎在三角巾里的少年。李全友的连队奉命在岔路口停下，等伤兵的队伍先过去，似乎受降的日本兵想得很周到，让伤员最先进入他们“有吃有住”的安全环境。这个时候，李全有和小兵王浦生还是陌路人。
在四面白旗的带领下，中国战俘们沉默地走上公路。隔着十米会有一个横着长枪的日本兵押解，有时还会冒出个中国翻译，叫战俘们：“跟紧了啊！走快点！”碰到这样的汉奸，战俘队伍里总会有一两个人问他们：“日本人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
“不晓得。”汉奸会这么回答，脸跟押解的日本兵一样空白无内容。
“前头有饭吃，有水喝吗？”某战俘会问。
“那还能没有？”汉奸说。
“日本人真的不打不杀？”
“不杀！赶紧往前走！”
真有一些钻牛角尖的中国战俘，怀里揣着那些传单，他们见到汉奸，会把传单拿出来，让汉奸看看，他们抱的希望是有根据的，不是虚妄的，应该找日本人兑现。
这些跟汉奸们交流过一两句的战俘很快会成队伍里的转播站：“真不杀？”“他说不杀”“真给饭吃？”“他说给。”
传着传着，话就越发顺着他们的心愿变幻：“到前头就有饭吃了！再走一会儿就到了！日本人从来不杀战俘！”
再走一阵，吃的和住的还是无头绪，战俘们前一刻落实的心又悬浮起来，相互间再次打听：“刚才你听谁说有饭吃？”“听你说的！”“我说了吗？我是说恐怕快要发饭了”“那再找个翻译问问！”
到了上午十点多，雾开始散了，他们来到一片炸塌了的厂房外。日本军官和翻译交待几句，翻译拿着铁皮话筒对中国战俘喊话：“中国官兵们，请大家在这里稍事休息，等待上面命令。”
一个中国兵胆子很大，大声问道：“是在这里开饭吗？”
日本军官生铁般的目光指向他，所有中国战俘的心都一冷，这哪里像给饭吃给住处的样子？
他们看到两天前经过的城市现在生息全无，空得闹鬼。
翻译又领授了日本军官的意思，再次向中国战俘喊话：“开饭地点在江边，开了饭，就用轮船把你们运送到江心岛上，在那里开荒种地。日军的军需口粮，以后要由诸位来供给”
所有中国战俘都被这个交待安顿下来。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可信的交待，他们进一步看到自己的下一步，尽管饿得站不住，心情好了一些。翻译接下去又说：“在此休整时期，大家需要暂时忍耐一下，配合一下日军官兵，把手让他们绑起来”
铁皮喇叭还在饶舌，中国士兵们已经大声表示疑惑了：“好好的绑我们的手干什么？！”
“他们有枪，我们赤手空拳，还要捆我们？！”
“不干！”
一片闹事的声音起来了。
一个日本军官吼叫一声，所有刺刀一块儿进入刺杀预备动作。
中国士兵们安静了，队形缩小一点。
铁皮喇叭开始转达日本军官的意思：“捆绑正是怕大家不守纪律，失去控制，上船过江，在船上乱起来是很危险的，皇军是考虑到你们的安全。”
汉奸把嗓子都喊毛了，还是没有打消中国战俘们的疑惑。
有一个中国战俘跟翻译对喊：“把我们的手绑起来，到江边让我们怎么吃饭？”
翻译回答不上来。中国战俘们都被这句话提醒了，没错，日本人不是说到江边开饭吗？怎么又说捆绑是为了上船的秩序？都绑上怎么端碗拿馍？日本兵就这么些，人手够喂我们的吗？就是相信他们，我们该信哪句话？
日本军官凑到翻译跟前，问中国战俘又闹什么？翻译含着微笑，把日本军官前后矛盾的计划指出来。
日本军官思考了一会儿，跟翻译嘀咕一阵，翻译转身，扬起大喇叭说：“中国士兵们，中佐认为你们言之有理，他考虑欠周到。这样，大家先就地宿营，等联系好伙食供给部门，再通知大家。”
王全有和战友们被日本兵押进了工厂的空地，五千多战俘把这厂房内外塞得爆满，谁想偷点空间伸个懒腰、打个盹都不行。过分的疲惫和饥饿还是让战俘们直直坐着睡着了。他们在天暗下来时陆续醒来，没一个人还有力气从地上站起。
李全有的位置靠外围，离他一步远，就是一把长长的刺刀，他顺着那刺刀往上看，看到一张空白无内容的脸——一个十八九岁的日本兵，李全有问：“水？有水吗？”
日本兵看着他，把他当一匹骡子或一件家具看。
李全有做了个喝水的手势，心想看一个木板凳的目光也不会比这日本兵的目光更麻木了。
“喝水！”另一个中国战俘跟李全有一块儿要求，一边比划一边念叨，把两个中国字念得又慢又仔细，似乎被念慢了的中国字，就能当日本字听得懂了。
日本兵还是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好几个中国战俘都参加进来，对日本兵连比划带念叨：“水！水！水！”
李全有说：“装什么王八蛋？明明懂了！不给饭吃，水都不给喝一口！”
“水！水！”
更多的中国战俘请求。
日本军官又一声吼叫，枪栓拉开了。
中国战俘们低声议论：“早知道不该进到这破厂子里头来，跟他们拼都舞弄不开手脚！”
“要拼早上就该拼，那时肚子没这么瘪！”
“早知道昨夜里就拼，咱那么多人，那么多条枪！”
“要知道日本人就这点人，才不理它传单上说的呢！非拼了不行！”
“行了，那时候没拼，现在后悔有屌用！”李全有总结道。
翻译此刻又出现在中国战俘面前：“中国官兵们，因为后勤供给的故障，只能让大家再忍耐一会儿，渡到江心岛再开饭”
“肯定有饭吃？”
“中佐先生向大家保证！已经跟江心岛上的伙夫们说妥了，准备了五千人的馒头！”
“五千人的馒头！”中国战俘们一片议论。任何具体数字在此刻都增大信息的可信度。
“不知道一人能给几个馍？”
“能管饱不能？”
“船得走多长时间才能到岛上？”
翻译又说：“所以，船已经在江边等着了，现在请各位配合，排好队列走出来”
中国士兵们几乎用最后的体力站起身，每人都经过了三四秒的天旋地转、两眼昏黑才渐渐站稳。多数人背上和额头上一层虚汗。他们走出坍塌的工厂大门时，翻译口气轻松地说：“请大家配合，把双手交给日军捆绑，为了上船的秩序，只能请大家委屈一会儿！”
黄昏中看一柄柄刺刀似乎显得比白天密集。几十支手电筒的光柱在中国战俘的脸上晃动。汉奸继续说：“只是为了万无一失，不出乱子，请大家千万别误会！”
李全有觉得日本人的森严和汉奸的友善有点不相衬。他连琢磨分析的体力都没了。这一天的饥饿、干渴、恐怖、焦虑真的把他变成一条会走动的木板凳了。
又是一个小时的行军，听到江涛时，天上出来一轮月亮，队伍从双列变成单列，渐渐到达江边，最后一队战俘到达江边时，月亮已经明晃晃地当空了。
中国战俘们一个个被反绑两手，站在江滩上，很快就有人打听起来：“船在哪里呢？怎么一条船也没有？”
翻译官不知去了哪里，他们只有自问自答：恐怕一会儿要开过来吧，这里不是码头，不能泊船，恐怕船停在附近的码头上。
江风带着粉尘般细小的水珠，吹打着五千多个中国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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