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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一日，阿拉伯数字是“911”美国报警电话，连三四岁的孩子都会拨的号码。九月十一日晚上9点30分，我和一伙朋友正在北京朝阳区一个西藏酒吧里消磨，突然有人告诉我们：“一架飞机撞在纽约世贸大楼上了！”我回到家是十点四十，灾难的规模已显露出来。第四天，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电子信件，讲述她从世贸大楼死里逃生的经过。让我感到最不解的，是她毫无我所设想的歇斯底里，相反，她语气平淡，实事求是，有一点历史学家的手笔了。
从灾难发生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她）在那天早晨喝咖啡时，有没有任何预感——哪怕最极微的征兆——这就是他（她）一生的最后一杯咖啡。”也许别人会认为这个问题莫名其妙，但我却驱不散它。我对一个生命在行将灭亡时的心理活动怀有极大的好奇。你也可能把好奇看成关切或担忧。
顺着那个安详地喝咖啡的形象去想象，他（她）如平时一样，带着好睡眠留下的松垮和呆钝，打开大门，拾起报童在早晨五点扔下的报纸，上面套着塑料袋，湿漉漉的一层初秋露水。他（她）在早餐桌上展开报纸，一双脚勾过对面的椅子，然后两腿跷上去；咖啡的滋味从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和半躺，和读报，和窗外的街道上过往的汽车声合在一道，才能形成的滋味。得和穿着毛巾睡衣、蓬头散发、完全不设防的妻子（或丈夫），和睡意尚浓，却深一脚浅一脚下楼来的孩子们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的滋味；这样的咖啡滋味，寻常得可以被完全忽略，是这个早晨“一切如常”的标志。他（她）大而化之，一份报已翻到了头，翻过天天出现的坏事，夜夜发生的罪孽，于是他（她）格外留恋家里的这份“无事”留恋尽管留恋，还是匆匆洗浴一新，匆匆选就服饰，匆匆告别孩子和妻子（丈夫），出门去了。他（她）走进电梯，张张面孔都是半熟脸，生活好就好在一切都是半熟的。他（她）走到自己的写字台前，打开电脑，检查一下电子信箱：某某照常又寄来一些笑话。笑语也似有所闻，就暂时略过去吧。而谁又有比笑话更重要的事呢？这时就到了八点五十五分。
我回到美国后，听了pennsyivania坠机之前，遇难者给家人打电话的事。他们已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便用最后一点时间告诉亲人们：“我爱你，再见了。”使人震惊的是，他们没有瘫软，没有魂飞魄散，电话号码也没拨乱，是勇气所致，还是心怀侥幸（说不定我能幸免）？他（她）有没有懊悔：今早上出门之前，我要多跟他（她）说几句话该多好！为什么这个早晨伪装得和任何一个早晨一样呢？
拨号的手指或许是颤抖的，嗓音也许是暗哑的，泪珠可能飞快滴落在键盘上。那些上千次按过的小数码键，最后一次亮起来；手指自己有记忆，迅速将那十位数编成队列。电话通了，却是留言机。他（她）一阵遗憾，或一阵释然，又一阵语塞。
“我爱你，再见了。”
美国人把这两句话讲烦了。讲得一片麻木，讲得小说、电影都不敢讲了。讲得有真情实感的人都不敢讲了。在它成了一种无意义呢喃之后的许多年，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早晨的美国人（也许还有非美国人）突然悟到，这两句话还有未尽的意思，还有未透彻的理解。他（她）的话仍说得很完整。已入了地狱，人反倒心定了。反正没做的事，未尽的心意是太多太多，只好随它们去了；一切未完成的，就让它们未完成吧。
而这两句话完成了一个仪式。话语带着寻常早晨的咖啡滋味，留在寻常人家餐桌的那个空缺上。
九月十一日，阿拉伯数字是“911”美国报警电话，连三四岁的孩子都会拨的号码。九月十一日晚上9点30分，我和一伙朋友正在北京朝阳区一个西藏酒吧里消磨，突然有人告诉我们：“一架飞机撞在纽约世贸大楼上了！”我回到家是十点四十，灾难的规模已显露出来。第四天，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电子信件，讲述她从世贸大楼死里逃生的经过。让我感到最不解的，是她毫无我所设想的歇斯底里，相反，她语气平淡，实事求是，有一点历史学家的手笔了。
从灾难发生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她）在那天早晨喝咖啡时，有没有任何预感——哪怕最极微的征兆——这就是他（她）一生的最后一杯咖啡。”也许别人会认为这个问题莫名其妙，但我却驱不散它。我对一个生命在行将灭亡时的心理活动怀有极大的好奇。你也可能把好奇看成关切或担忧。
顺着那个安详地喝咖啡的形象去想象，他（她）如平时一样，带着好睡眠留下的松垮和呆钝，打开大门，拾起报童在早晨五点扔下的报纸，上面套着塑料袋，湿漉漉的一层初秋露水。他（她）在早餐桌上展开报纸，一双脚勾过对面的椅子，然后两腿跷上去；咖啡的滋味从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和半躺，和读报，和窗外的街道上过往的汽车声合在一道，才能形成的滋味。得和穿着毛巾睡衣、蓬头散发、完全不设防的妻子（或丈夫），和睡意尚浓，却深一脚浅一脚下楼来的孩子们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的滋味；这样的咖啡滋味，寻常得可以被完全忽略，是这个早晨“一切如常”的标志。他（她）大而化之，一份报已翻到了头，翻过天天出现的坏事，夜夜发生的罪孽，于是他（她）格外留恋家里的这份“无事”留恋尽管留恋，还是匆匆洗浴一新，匆匆选就服饰，匆匆告别孩子和妻子（丈夫），出门去了。他（她）走进电梯，张张面孔都是半熟脸，生活好就好在一切都是半熟的。他（她）走到自己的写字台前，打开电脑，检查一下电子信箱：某某照常又寄来一些笑话。笑语也似有所闻，就暂时略过去吧。而谁又有比笑话更重要的事呢？这时就到了八点五十五分。
我回到美国后，听了pennsyivania坠机之前，遇难者给家人打电话的事。他们已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便用最后一点时间告诉亲人们：“我爱你，再见了。”使人震惊的是，他们没有瘫软，没有魂飞魄散，电话号码也没拨乱，是勇气所致，还是心怀侥幸（说不定我能幸免）？他（她）有没有懊悔：今早上出门之前，我要多跟他（她）说几句话该多好！为什么这个早晨伪装得和任何一个早晨一样呢？
拨号的手指或许是颤抖的，嗓音也许是暗哑的，泪珠可能飞快滴落在键盘上。那些上千次按过的小数码键，最后一次亮起来；手指自己有记忆，迅速将那十位数编成队列。电话通了，却是留言机。他（她）一阵遗憾，或一阵释然，又一阵语塞。
“我爱你，再见了。”
美国人把这两句话讲烦了。讲得一片麻木，讲得小说、电影都不敢讲了。讲得有真情实感的人都不敢讲了。在它成了一种无意义呢喃之后的许多年，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早晨的美国人（也许还有非美国人）突然悟到，这两句话还有未尽的意思，还有未透彻的理解。他（她）的话仍说得很完整。已入了地狱，人反倒心定了。反正没做的事，未尽的心意是太多太多，只好随它们去了；一切未完成的，就让它们未完成吧。
而这两句话完成了一个仪式。话语带着寻常早晨的咖啡滋味，留在寻常人家餐桌的那个空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