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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要生个孩子可不那么简单。
我说这里头包含着一定的讽刺意味：有些人在他们性生活的最初几年把全副精力都花在如何避孕上面（在我刚刚开始的时候，避孕套还正时兴），后来却又完全改变主意，不是不要孩子，而是像着了魔似的一心想要孩子。
是的，确实会变得像着了魔一样。而且这还会破坏婚后幸福生活最美妙的一面——使之失去了那一片率真和浑朴。我是说，那就得把自己的念头加以调节（“调节”这个倒霉的词儿总叫人联想到机器）——就得把鱼水之欢的念头调节到使之合乎各种规定、日程安排、以至战略部署（“奥尔，改在明天早晨是不是更好？”）。这，也就会引起苦恼、厌烦，最终造成恐怖。
当你发现你的皮毛知识以及你自以为既正规又卫生的种种努力在传宗接代问题上不见效时，你脑海中就会出现极度可怕的胡思乱想。
詹尼和我终于决定请专家诊断一下。在第一次谈话中，莫蒂默-谢泼德医生对我说：“奥利弗，我相信你懂得，‘不能生育’与‘丈夫气概’是两码事。”
“他懂的，大夫，”詹尼代我回答。虽然我从未提起过，但詹尼心里明白，万一我们不能生育——哪怕只是可能不育——那对我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她的语气不是还隐约流露出一种祈求的意味吗？如果查出机能不全的现象，她但愿问题出在她自己的身上。
不过医生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把道理原原本本向我们解释清楚，让我们作好万一的准备，然后又说，很可能我们俩都没有问题，不久便能成为令人羡慕的父母。当然，我们俩都得接受一系列的检查。整套体检，一应俱全。（我也不想把这类全面检查一个个项目的可借名称再在这里说一遍。）
星期一我们做了检查。詹尼是白天去的，我是下了班去的（我已经在法律界干得非常投入，忙得不可开交）。谢泼德医生打电话通知詹尼星期五再去一趟，说是他的护士出了点差错，有几个项目他要重新检查一下。詹尼把复查的事告诉我时，我就怀疑医生已经发现她机能不全。我想她也怀疑到了这一层。所谓护士出了差错云云，完全是老一套的托词。
当谢泼德医生打电话到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来找我时，我几乎已经可以肯定了。他要我下班回家时顺便到他的诊所去一下。一听这不是三边谈话（“今天早些时候我跟巴雷特太太谈过了，”他说），我就确信无疑了。詹尼不可能有孩子了。虽然如此，奥利弗，先还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死；记得谢泼德提到过好像有矫正手术之类的办法。但我心里乱得要命，要这样硬捱到五点钟可不是办法。我回了个电话给谢泼德，问能不能让我下午早些去找他。他说可以。
“你弄清楚我们的事责任在谁了吗？”我见面劈头就问。
“用‘责任’两字实在不妥当，奥利弗，”他回答。
“好吧，那么你可知道我们俩中间是谁的功能有问题？”
“知道。是詹尼。”
对此我多少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医生说这话时斩钉截铁的口气仍然使我震惊。他不再说什么，我想他大概是要我表个态。
“好吧，那么我们就领养孩子。我看，只要我们相亲相爱就好，你说对吗？”
这时他才告诉我实情。
“奥利弗，问题比这要严重得多。詹厄已经病得很重了。”
“‘病得很重’？请你讲明确一点好不好？”
“她已经为日无多了。”
“这不可能吧，”我说。
我就巴不得医生对我说这是他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奥利弗，这是真的，”他说。“很抱歉，我不得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我认定他准是出了什么差错——可能他那个白痴一样的护士又拆了烂污，把别人的x光底片或者什么检查报告拿给他了。可是他怀着最大的同情回答说，詹尼的血样已经重复验过三次。诊断上绝对没有问题。当然，他恐怕还得介绍我们——我——詹尼——去请教一位血液病专家。依他看，倒不妨
我挥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头。我需要安静一会儿。一定要安静下来理一理那一团乱麻。这时我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大夫，你对詹尼是怎么说的？”
“我说你们俩都没有问题。”
“她相信吗？”
“我想该相信吧。”
“咱们该什么时候告诉她呢？”
“到了这一步，可就要你拿主意了。”
要我拿主意！天哪，到了这一步，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医生解释道，对于詹尼这种类型的白血病，现有的种种治疗手段都纯粹是姑息性的——可能起一点缓和、抑制的作用，但治不了病。所以，到了这一步，主意就要我来拿了。治疗的事暂缓开始倒也无妨。
但在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其实只有一个念头：要命！要命！碰到了这样的倒霉事儿！
“她才二十四岁呀！”我告诉医生，当时我想必是大喊大叫的。他点点头，丝毫没有不耐烦的样子。詹尼的年龄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也明白这对我是多大的痛苦。后来我意识到总不能老是这样在医生的诊所里发呆。我就问他，该怎么办。就是说，我应该怎么办。他要我举止言行尽可能保持常态，能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我谢过他以后就走了。
要保持常态！要保持常态！
十八
我开始想到上帝。
我是说，冥冥之中存在着一个最高主宰的想法，开始悄悄地潜入我的心房。倒不是因为上帝要这样对待我——应该说，是这样对待詹尼——而我心里就恨不得对准他的面门饱以老拳，揍他一顿。不，当时我的那一种对神明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比方说，我早晨醒来看到詹尼在那里，还在那里，那时我真希望有一位上帝可以让我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让我醒来还能看到詹尼弗。这话说来真不好意思，简直太难为情了，但我确实希望如此。
我拚着命保持常态，所以准备早点等等的事我当然还是让她去做。
“你今天要跟斯特拉顿见面吗？”她问，我正在吃第二碗玉米片粥。
“谁？”我问。
“六四届的雷蒙德-斯特拉顿，”她说“你最好的朋友。在我以前跟你同屋住的。”
“哦，对。我们约好去打壁球。我想不去了。”
“扯淡。”
“你说什么，詹？”
“你还是去打你的壁球，预科生。我可不要一个不运动、光长膘的丈夫，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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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要生个孩子可不那么简单。
我说这里头包含着一定的讽刺意味：有些人在他们性生活的最初几年把全副精力都花在如何避孕上面（在我刚刚开始的时候，避孕套还正时兴），后来却又完全改变主意，不是不要孩子，而是像着了魔似的一心想要孩子。
是的，确实会变得像着了魔一样。而且这还会破坏婚后幸福生活最美妙的一面——使之失去了那一片率真和浑朴。我是说，那就得把自己的念头加以调节（“调节”这个倒霉的词儿总叫人联想到机器）——就得把鱼水之欢的念头调节到使之合乎各种规定、日程安排、以至战略部署（“奥尔，改在明天早晨是不是更好？”）。这，也就会引起苦恼、厌烦，最终造成恐怖。
当你发现你的皮毛知识以及你自以为既正规又卫生的种种努力在传宗接代问题上不见效时，你脑海中就会出现极度可怕的胡思乱想。
詹尼和我终于决定请专家诊断一下。在第一次谈话中，莫蒂默-谢泼德医生对我说：“奥利弗，我相信你懂得，‘不能生育’与‘丈夫气概’是两码事。”
“他懂的，大夫，”詹尼代我回答。虽然我从未提起过，但詹尼心里明白，万一我们不能生育——哪怕只是可能不育——那对我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她的语气不是还隐约流露出一种祈求的意味吗？如果查出机能不全的现象，她但愿问题出在她自己的身上。
不过医生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把道理原原本本向我们解释清楚，让我们作好万一的准备，然后又说，很可能我们俩都没有问题，不久便能成为令人羡慕的父母。当然，我们俩都得接受一系列的检查。整套体检，一应俱全。（我也不想把这类全面检查一个个项目的可借名称再在这里说一遍。）
星期一我们做了检查。詹尼是白天去的，我是下了班去的（我已经在法律界干得非常投入，忙得不可开交）。谢泼德医生打电话通知詹尼星期五再去一趟，说是他的护士出了点差错，有几个项目他要重新检查一下。詹尼把复查的事告诉我时，我就怀疑医生已经发现她机能不全。我想她也怀疑到了这一层。所谓护士出了差错云云，完全是老一套的托词。
当谢泼德医生打电话到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来找我时，我几乎已经可以肯定了。他要我下班回家时顺便到他的诊所去一下。一听这不是三边谈话（“今天早些时候我跟巴雷特太太谈过了，”他说），我就确信无疑了。詹尼不可能有孩子了。虽然如此，奥利弗，先还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死；记得谢泼德提到过好像有矫正手术之类的办法。但我心里乱得要命，要这样硬捱到五点钟可不是办法。我回了个电话给谢泼德，问能不能让我下午早些去找他。他说可以。
“你弄清楚我们的事责任在谁了吗？”我见面劈头就问。
“用‘责任’两字实在不妥当，奥利弗，”他回答。
“好吧，那么你可知道我们俩中间是谁的功能有问题？”
“知道。是詹尼。”
对此我多少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医生说这话时斩钉截铁的口气仍然使我震惊。他不再说什么，我想他大概是要我表个态。
“好吧，那么我们就领养孩子。我看，只要我们相亲相爱就好，你说对吗？”
这时他才告诉我实情。
“奥利弗，问题比这要严重得多。詹厄已经病得很重了。”
“‘病得很重’？请你讲明确一点好不好？”
“她已经为日无多了。”
“这不可能吧，”我说。
我就巴不得医生对我说这是他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奥利弗，这是真的，”他说。“很抱歉，我不得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我认定他准是出了什么差错——可能他那个白痴一样的护士又拆了烂污，把别人的x光底片或者什么检查报告拿给他了。可是他怀着最大的同情回答说，詹尼的血样已经重复验过三次。诊断上绝对没有问题。当然，他恐怕还得介绍我们——我——詹尼——去请教一位血液病专家。依他看，倒不妨
我挥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头。我需要安静一会儿。一定要安静下来理一理那一团乱麻。这时我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大夫，你对詹尼是怎么说的？”
“我说你们俩都没有问题。”
“她相信吗？”
“我想该相信吧。”
“咱们该什么时候告诉她呢？”
“到了这一步，可就要你拿主意了。”
要我拿主意！天哪，到了这一步，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医生解释道，对于詹尼这种类型的白血病，现有的种种治疗手段都纯粹是姑息性的——可能起一点缓和、抑制的作用，但治不了病。所以，到了这一步，主意就要我来拿了。治疗的事暂缓开始倒也无妨。
但在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其实只有一个念头：要命！要命！碰到了这样的倒霉事儿！
“她才二十四岁呀！”我告诉医生，当时我想必是大喊大叫的。他点点头，丝毫没有不耐烦的样子。詹尼的年龄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也明白这对我是多大的痛苦。后来我意识到总不能老是这样在医生的诊所里发呆。我就问他，该怎么办。就是说，我应该怎么办。他要我举止言行尽可能保持常态，能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我谢过他以后就走了。
要保持常态！要保持常态！
十八
我开始想到上帝。
我是说，冥冥之中存在着一个最高主宰的想法，开始悄悄地潜入我的心房。倒不是因为上帝要这样对待我——应该说，是这样对待詹尼——而我心里就恨不得对准他的面门饱以老拳，揍他一顿。不，当时我的那一种对神明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比方说，我早晨醒来看到詹尼在那里，还在那里，那时我真希望有一位上帝可以让我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让我醒来还能看到詹尼弗。这话说来真不好意思，简直太难为情了，但我确实希望如此。
我拚着命保持常态，所以准备早点等等的事我当然还是让她去做。
“你今天要跟斯特拉顿见面吗？”她问，我正在吃第二碗玉米片粥。
“谁？”我问。
“六四届的雷蒙德-斯特拉顿，”她说“你最好的朋友。在我以前跟你同屋住的。”
“哦，对。我们约好去打壁球。我想不去了。”
“扯淡。”
“你说什么，詹？”
“你还是去打你的壁球，预科生。我可不要一个不运动、光长膘的丈夫，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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