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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凡在国的时候，同家秀每每谈起黄裳的将来，总是说：“女儿生得太聪明了，便不容易嫁，工作呢，又太委屈——如果生得美还可以做明星，可又谈不上。”
要在做明星和嫁人中间寻一条路出来，的确是不容易。可黄裳办到了，那就是给电影公司写剧本。
说来也简单——那公司的导演就是曾经追求过家秀的柯先生，后来又是借着依凡的周旋把两人间的误会澄清了，但是婚嫁之事已不能再提起。男女之事往往如此，是要趁热打铁的，不可以像吃冰淇淋那样，吃了一半放进冰箱里冷置起来，搁一阵子再拿出来接着吃。感情是要一鼓作气的，过了那一节就是过了，不可以再回头。但是毕竟还可以做朋友，松松紧紧地就又有了往来。
一日柯以登门做客时，无意中看到黄裳散在书桌上的一叠剧本草稿，颇感兴趣，便看进去了。后来拿那题材拍了部片子，居然一炮打响，这就给黄裳下了定义了——原来老天把她造成这样，要她扮演的角色竟是剧作家。
那时黄裳已经从圣玛利亚女中毕业，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取中了伦敦大学，但是就在这一年欧战爆发，母亲赵依凡不知下落，黄裳的入学问题只有搁置下来，被亲友催逼着，在嫁人和工作这两条路中间动摇不已。
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惯例，女子考取了大学，不一定就读，可以找个婆家先结婚，由丈夫拿一笔钱出来资助就学，毕业回来再考虑生儿育女。要不先工作着，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才继续升学。而且就是读了，也不过是一张文凭，用以骄之亲友的。录取通知书的效用，有时候可以与之等衡，且更有一种悲剧的婉约力量。
“本来已经考取了的，成绩还好得很呢，可是”未尽之意，便都由那“可是”后的六个点笼统地概括了，往往换来一阵叹息。
黄裳的性格是有些崇尚悲剧美的。她与他弟弟的不同在于，黄帝总是自己制造悲剧给自己伤心，黄裳却是在悲剧发生后迫使自己正面以对，并把它当成一种缺憾美悲怆地接受下来。在她看来，生命就好比母亲指下的一首钢琴曲子，有激扬之调，也有低靡之音，这样才成其为美，成其雄浑完整。
这次的求学不成功也是这样，她虽然遗憾，却不愿自伤，只当它是生命曲子中的又一个低音夷然地接受了，只是在谈起时喜欢做一个惋惜的微笑，说一句“可是”也就算了。
而当她的电影桃花丝帕搬上荧屏并获得成功时，她甚至有些庆幸自己没有去成伦敦大学了。因为出名要趁早呵，如果这一步那样走了，也许以后都会一路走下去，虽然可能也有鲜花，也有掌声，但不是这一种，而且也不是在今天。那么，迟来的快乐便不会像现在这样快乐，快乐得无耻，快乐得放肆，快乐得像雷雨天的闪电，纠缠凄厉地照亮整个孤岛的夜空，给人的心留下那么深刻的伤痛一般的划痕。
但从某一方面说来，黄裳的成功其实也不能算是偶然。因为虽然在柯以这位高手的指点下，改编剧本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可是剧本故事的写作，其实是从黄裳在“鬼屋”里就有了初稿的，甚至更早，从黄裳懂事起，从她想学习写作起，从她对人性刚刚有了认识的时候起，那故事就已经在她心中了，那就是曾经陪伴她成长、并在她生命中刻下极深烙印的二姨太——楚红！
剥杏仁的楚红姨娘的形象在黄裳心中是不可磨灭的，在幽闭的日子里，日夜守护她的，就只有楚红和阮玲玉两个人，或者，准确地说是两只鬼。她们的故事被黄裳一次次玩味，咀嚼，伤怀，惋叹，渐至合二为一。当她为阮玲玉度身定作写剧本时，第一个本子就是写的楚红姨娘。而今，这个形象终于被搬上了屏幕，虽然演出者已经不可能是阮玲玉，可还是一样的成功、轰动！
后来有落选影星在接受小报记者采访时遗憾地说：“其实并不是谁演技特别好，而是那个故事本身太好了，谁出演那个角色都会红的，如果我演，只会更红。”
的确，故事实在是太凄美缠绵了——当红女伶楚玉在一次演出中被本地巨贾陈老爷看中，强娶为七姨太，从此为他一人禁院唱戏。可是无论她如何婉转承欢，恪守妇道，无奈一日为伶，终身为娼，成日为另外六位夫人唇诛口伐，凌辱于舌尖之上。以至终日郁郁寡欢，染上风寒，遂得以与医生相识，并暗生爱慕，但因为惧怕人言可畏，丝毫不敢流露。但是二姨太三姨太四姨太已经几次向老爷进谗，诬蔑楚玉行为不端；五姨太六姨太则借口探楚玉病，对医生百般挑逗；六姨太甚至偷偷告诉医生说楚玉名为戏子，实为婊子；连丫环佣仆们也都窃窃私语，百般诋毁楚玉气苦之下，病情日重，渐成沉疴。医生每日来访，悉心照料，然楚玉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原来，她一方面自知百口莫辩，一片痴心更加不敢表白，反而为了维持冰清玉洁之形象，故作冷淡；另一面又担心自己病愈即再见不到医生，所以不肯吃药。到了冬天，楚玉病入膏肓，开始吐血，而老爷却在西厢为娶八姨娘而大事忙碌。楚玉床前，只有医生一人为之奔劳。鼓乐声中，楚玉一口鲜血喷出，丝帕上点点桃花，触目惊心，医生急忙施救，然已回天无数，忍不住痛哭失声，楚玉此时已不能言，却拼尽最后一分力气以指蘸血，在手帕上画了一颗心，指指医生，又指指自己，而后一命呜呼
那是一部唯美的电影，凄艳，而精致。精致到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白，每一个布景：冒着青烟的中药吊子和西药瓶并列着，男人的西装和女人的旗袍，洋文和古诗词，耶稣像和观音台整个矛盾而参差的时代缩在一个大庭院的病榻之上，一切都在变化和改革之中，可是女人的悲哀却是永恒的。
惟一的一个小插曲是黄裳在创作中一味追求悲剧美，而柯以却提出应当赋予主人公一定的抗争精神，认为在那样压抑黑暗的封建家庭大牢笼里，主人公除了对爱情的渴望之外，更多的，应该是对自由的渴望。
黄裳不解：“这是当然的，还用问吗？她渴望爱情不正是渴望自由的一种表现？”
但是柯以仍然坚持应该加大这一部分内容，明确主题。争执的结果自然是黄裳无条件服从，于是又为台词中加了些口号性的东西，比如：“我恨哪，我恨这不平等的环境，我要打破这地狱！”等等。柯以看了，也觉得生硬，最后又都剪掉了。
此时的上海，刮起的原是一股“鸳鸯蝴蝶热”所有小说影剧，无非才子佳人，因故不得团圆，遂每日临风洒泪，对月长吁云云。黄裳之作，却既迎合了爱情悲剧的时人口味，却又独树一帜，写了一个从未开口说出的爱情故事，其悲剧性只有更加强烈感人。当演到七姨太楚玉无言泣血，在手帕上画心的时候，影院里哭声一片，小姐太太们的手帕子湿得能拧出水来，只恨不得也立刻呕两口血出来，在帕上画一颗红心才罢。
柯以到这时候才算真正赞成了黄裳，说：“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动人之处，也好，更看出旧社会的黑暗，让人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黄裳笑：“柯老师说话好像在发表救国讲演。”柯以一愣，闭紧嘴不再说话，却深深看了黄裳一眼。
整个放映期间，影院场场爆满，沪上所有大小报纸影评栏，翻开来页页都是血色红心框着四个大字桃花丝帕。黄裳是想不红都不行了，简直红上了天，连天都要烧破了，不得不下了一个多月的雨。而这雨，又给了小报文人新的灵感，撰文说这是上天在为七姨太落泪呢。
老天爷也是一位影迷，这点人们倒没有想到，因为觉得新鲜，便彼此传诵，见面就说：“看了桃花丝帕没有？没看？怎么可能？好感人的哟，天老爷都看哭了。”
一时间，互赠桃花丝帕成了情人间最珍贵的礼物，当然，那心和桃花都是用红丝线绣上去的，不是当真吐血画上去的。
才女黄裳的照片同沪上最红的女明星一起，排列在小报的娱乐版头条，被称为“最有前途的剧作家”、“沪上影坛的一颗奇葩”、“文坛耀起的一颗新星”以及其他类如“玫瑰”“夜莺”之类一切可以用来赞美女性、尤其是聪明的女性的词汇，都急不可耐地被堆砌在黄裳身上，多得她几乎有些承受不了，而黄家秀则完全接受不来。
“这份报纸上，喏，这一篇，‘最炽热的一把火’，写的是你么？”家秀迟疑地，将一张报纸隔着自己同侄女，便隔开了名人与凡人。
黄裳则痛快地答：“当然不是我，坐在你对面的才是我。”
家秀放下心来。“这还好，不然，每天有一把火还是最炽热的一把火跟我呆在一起，我可吃不消。”
黄裳提醒：“柯导演帮了我大忙，姑姑，我想着，我们要不要请他吃顿饭？”
“他”家秀托腮沉吟起来。夕阳穿过荼蘼花架照在她脸上，她的嘴角带着一丝微笑。
黄裳红了。
不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种慢吞吞的暗红，也不是百花齐放春色满园的那种娇滴滴的嫣红，而是如日初升一发不可收拾的大紫大红。
赞美和邀请几乎要将她淹没，报纸上每天都有新的人冒出来以她的朋友的身份写作我眼中的黄裳，街头巷尾到处传播着关于她的最新消息，每个人都以能与她共进午餐为荣，导演们希望可以同她合作，明星们自然更希望可以走她的路子做她新剧本的女主角，连商场老板也都拐弯抹角地找到她，希望她可以为他们新开的百货公司剪彩。
和朋友一并多起来的，是亲戚——黄坤也到上海来了，第一站就来拜访姑姑黄家秀和堂妹黄裳。
黄坤到的时候是在黄昏，天色已经暗下来，可是还不至于要开灯，而黄坤来了，就更不需要开灯，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亮得照人的眼睛。
她穿着大镶大滚的富贵牡丹全绣压金线的缎子旗袍，颜色娇艳逼人，如同为“锦上添花”那句话现身说法。虽是初到上海，脸上的化妆可全是地道的海派，眉毛拔得又细又弯，尾梢高高地挑上去又低下来，仿佛一咏三叹，唇膏只涂中间的一点点，圆而润泽，而且她眼中那种挑剔中略带厌倦的精明强干的神情也正是上海女子所特有的。惟一美中不足且暴露她真实来历的，是贪心太胜所造成的饰物夸张而琐碎——左耳眼里嵌着一只米珍珠，右耳叮叮当当一串三寸来长的绿宝坠子，颈上一挂珍珠项链之外又有一条极幼细的金链，尾端不管三七二十一附着一个纯金的小巧十字架，连两只露在旗袍外的手臂也不放过，自腕至肘一路十几只缠丝细镯子，略一动作便撞出细碎的响声，有种初生婴儿的热闹与喜庆。
可是她张口报出的，却是丧讯：“我丈夫死了，在长春被乱枪打死的，我不想再回大连了。”就这一句，此后缄口不再谈起她的婆家。而且她叮嘱黄裳，也不许向人说起她的家事，因为她在上海的身份只是黄家的女儿，是一位未婚小姐。她说：“他死了，可是我还得活着，我才24岁，有得活呢。”
黄裳惊讶，24？她明明记得这位堂姐比自己大了整整10岁，今年说什么也有三十多了，怎么才只24？但她生性不喜欢刨根问底的，既然人家说24，那就24好了。怪道堂姐这样时髦的一个人倒没有烫头发，只把额前刘海疏疏地打了一个俏皮的弯儿——原为的是卷发是太太们的时尚，小姐照例是不作兴的。
黄家秀轻轻笑了一声，说：“你倒活得很明白。”语气很平淡，听不出是讽刺还是赞美。
黄坤只作没听见，抓着黄裳的手热烈地说：“你现在名气可真大，我一到上海就听说你了，我就跟人家说：这个是我妹妹呀！我现在还记得在北京老宅咱们俩熬夜聊天的事儿，一晃都十多年过去了，时间过得可真快。我简直不老都不行，一下子就24了！”
黄家秀又轻轻笑了一声。黄坤略有些羞赧，使劲儿扭了一下身子，娇嗔地说：“姑姑可真是的，老是笑人家，笑什么呢？我不依的。”
这次连黄裳都笑了。这位堂姐，30多岁的身体，24岁的年龄，可是举止口吻却只有18岁，永远的18岁！但是她长得这么美，性格中又有一种热闹的天真，硬要说自己24，倒也充得过。反正，美人从来都是可以原谅的，就是杀了人也还一定情非得已，况且只是瞒年龄呢。
黄坤又说：“我这次来上海，是来上学的，在中央美术学院学画，老师叫陈言化，姑姑听说过么？”她嘴里喊着“姑姑”眼睛却只瞅着黄裳。
可是答腔的却还是家秀，思索着说：“倒真有一点儿印象，好象同朱曼陀有点渊源的，都是用炭精画美人儿。”
黄坤将手一拍：“可不就是朱曼陀的记名弟子么？姑姑也认得？”这回可是双眼专注，投向家秀了。
家秀微笑说：“我同你二婶哦，是和黄裳的妈妈，以前也学过一阵子画，同陈老师也有些走动的。”
黄坤恍然大悟：“难怪老师看了我，就说觉得面善，说我像她的一个熟人，我还以为是老男人勾搭小女孩的套话呢，敢情说的就是姑姑。”
家秀笑起来，这个侄女儿的时间概念糊涂得很，自己三十多了还是小女孩，人家刚刚四十岁却已经成了老男人，因说道：“陈老师可不是那样的人不过在你们眼里... -->>
依凡在国的时候，同家秀每每谈起黄裳的将来，总是说：“女儿生得太聪明了，便不容易嫁，工作呢，又太委屈——如果生得美还可以做明星，可又谈不上。”
要在做明星和嫁人中间寻一条路出来，的确是不容易。可黄裳办到了，那就是给电影公司写剧本。
说来也简单——那公司的导演就是曾经追求过家秀的柯先生，后来又是借着依凡的周旋把两人间的误会澄清了，但是婚嫁之事已不能再提起。男女之事往往如此，是要趁热打铁的，不可以像吃冰淇淋那样，吃了一半放进冰箱里冷置起来，搁一阵子再拿出来接着吃。感情是要一鼓作气的，过了那一节就是过了，不可以再回头。但是毕竟还可以做朋友，松松紧紧地就又有了往来。
一日柯以登门做客时，无意中看到黄裳散在书桌上的一叠剧本草稿，颇感兴趣，便看进去了。后来拿那题材拍了部片子，居然一炮打响，这就给黄裳下了定义了——原来老天把她造成这样，要她扮演的角色竟是剧作家。
那时黄裳已经从圣玛利亚女中毕业，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取中了伦敦大学，但是就在这一年欧战爆发，母亲赵依凡不知下落，黄裳的入学问题只有搁置下来，被亲友催逼着，在嫁人和工作这两条路中间动摇不已。
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惯例，女子考取了大学，不一定就读，可以找个婆家先结婚，由丈夫拿一笔钱出来资助就学，毕业回来再考虑生儿育女。要不先工作着，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才继续升学。而且就是读了，也不过是一张文凭，用以骄之亲友的。录取通知书的效用，有时候可以与之等衡，且更有一种悲剧的婉约力量。
“本来已经考取了的，成绩还好得很呢，可是”未尽之意，便都由那“可是”后的六个点笼统地概括了，往往换来一阵叹息。
黄裳的性格是有些崇尚悲剧美的。她与他弟弟的不同在于，黄帝总是自己制造悲剧给自己伤心，黄裳却是在悲剧发生后迫使自己正面以对，并把它当成一种缺憾美悲怆地接受下来。在她看来，生命就好比母亲指下的一首钢琴曲子，有激扬之调，也有低靡之音，这样才成其为美，成其雄浑完整。
这次的求学不成功也是这样，她虽然遗憾，却不愿自伤，只当它是生命曲子中的又一个低音夷然地接受了，只是在谈起时喜欢做一个惋惜的微笑，说一句“可是”也就算了。
而当她的电影桃花丝帕搬上荧屏并获得成功时，她甚至有些庆幸自己没有去成伦敦大学了。因为出名要趁早呵，如果这一步那样走了，也许以后都会一路走下去，虽然可能也有鲜花，也有掌声，但不是这一种，而且也不是在今天。那么，迟来的快乐便不会像现在这样快乐，快乐得无耻，快乐得放肆，快乐得像雷雨天的闪电，纠缠凄厉地照亮整个孤岛的夜空，给人的心留下那么深刻的伤痛一般的划痕。
但从某一方面说来，黄裳的成功其实也不能算是偶然。因为虽然在柯以这位高手的指点下，改编剧本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可是剧本故事的写作，其实是从黄裳在“鬼屋”里就有了初稿的，甚至更早，从黄裳懂事起，从她想学习写作起，从她对人性刚刚有了认识的时候起，那故事就已经在她心中了，那就是曾经陪伴她成长、并在她生命中刻下极深烙印的二姨太——楚红！
剥杏仁的楚红姨娘的形象在黄裳心中是不可磨灭的，在幽闭的日子里，日夜守护她的，就只有楚红和阮玲玉两个人，或者，准确地说是两只鬼。她们的故事被黄裳一次次玩味，咀嚼，伤怀，惋叹，渐至合二为一。当她为阮玲玉度身定作写剧本时，第一个本子就是写的楚红姨娘。而今，这个形象终于被搬上了屏幕，虽然演出者已经不可能是阮玲玉，可还是一样的成功、轰动！
后来有落选影星在接受小报记者采访时遗憾地说：“其实并不是谁演技特别好，而是那个故事本身太好了，谁出演那个角色都会红的，如果我演，只会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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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部唯美的电影，凄艳，而精致。精致到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白，每一个布景：冒着青烟的中药吊子和西药瓶并列着，男人的西装和女人的旗袍，洋文和古诗词，耶稣像和观音台整个矛盾而参差的时代缩在一个大庭院的病榻之上，一切都在变化和改革之中，可是女人的悲哀却是永恒的。
惟一的一个小插曲是黄裳在创作中一味追求悲剧美，而柯以却提出应当赋予主人公一定的抗争精神，认为在那样压抑黑暗的封建家庭大牢笼里，主人公除了对爱情的渴望之外，更多的，应该是对自由的渴望。
黄裳不解：“这是当然的，还用问吗？她渴望爱情不正是渴望自由的一种表现？”
但是柯以仍然坚持应该加大这一部分内容，明确主题。争执的结果自然是黄裳无条件服从，于是又为台词中加了些口号性的东西，比如：“我恨哪，我恨这不平等的环境，我要打破这地狱！”等等。柯以看了，也觉得生硬，最后又都剪掉了。
此时的上海，刮起的原是一股“鸳鸯蝴蝶热”所有小说影剧，无非才子佳人，因故不得团圆，遂每日临风洒泪，对月长吁云云。黄裳之作，却既迎合了爱情悲剧的时人口味，却又独树一帜，写了一个从未开口说出的爱情故事，其悲剧性只有更加强烈感人。当演到七姨太楚玉无言泣血，在手帕上画心的时候，影院里哭声一片，小姐太太们的手帕子湿得能拧出水来，只恨不得也立刻呕两口血出来，在帕上画一颗红心才罢。
柯以到这时候才算真正赞成了黄裳，说：“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动人之处，也好，更看出旧社会的黑暗，让人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黄裳笑：“柯老师说话好像在发表救国讲演。”柯以一愣，闭紧嘴不再说话，却深深看了黄裳一眼。
整个放映期间，影院场场爆满，沪上所有大小报纸影评栏，翻开来页页都是血色红心框着四个大字桃花丝帕。黄裳是想不红都不行了，简直红上了天，连天都要烧破了，不得不下了一个多月的雨。而这雨，又给了小报文人新的灵感，撰文说这是上天在为七姨太落泪呢。
老天爷也是一位影迷，这点人们倒没有想到，因为觉得新鲜，便彼此传诵，见面就说：“看了桃花丝帕没有？没看？怎么可能？好感人的哟，天老爷都看哭了。”
一时间，互赠桃花丝帕成了情人间最珍贵的礼物，当然，那心和桃花都是用红丝线绣上去的，不是当真吐血画上去的。
才女黄裳的照片同沪上最红的女明星一起，排列在小报的娱乐版头条，被称为“最有前途的剧作家”、“沪上影坛的一颗奇葩”、“文坛耀起的一颗新星”以及其他类如“玫瑰”“夜莺”之类一切可以用来赞美女性、尤其是聪明的女性的词汇，都急不可耐地被堆砌在黄裳身上，多得她几乎有些承受不了，而黄家秀则完全接受不来。
“这份报纸上，喏，这一篇，‘最炽热的一把火’，写的是你么？”家秀迟疑地，将一张报纸隔着自己同侄女，便隔开了名人与凡人。
黄裳则痛快地答：“当然不是我，坐在你对面的才是我。”
家秀放下心来。“这还好，不然，每天有一把火还是最炽热的一把火跟我呆在一起，我可吃不消。”
黄裳提醒：“柯导演帮了我大忙，姑姑，我想着，我们要不要请他吃顿饭？”
“他”家秀托腮沉吟起来。夕阳穿过荼蘼花架照在她脸上，她的嘴角带着一丝微笑。
黄裳红了。
不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种慢吞吞的暗红，也不是百花齐放春色满园的那种娇滴滴的嫣红，而是如日初升一发不可收拾的大紫大红。
赞美和邀请几乎要将她淹没，报纸上每天都有新的人冒出来以她的朋友的身份写作我眼中的黄裳，街头巷尾到处传播着关于她的最新消息，每个人都以能与她共进午餐为荣，导演们希望可以同她合作，明星们自然更希望可以走她的路子做她新剧本的女主角，连商场老板也都拐弯抹角地找到她，希望她可以为他们新开的百货公司剪彩。
和朋友一并多起来的，是亲戚——黄坤也到上海来了，第一站就来拜访姑姑黄家秀和堂妹黄裳。
黄坤到的时候是在黄昏，天色已经暗下来，可是还不至于要开灯，而黄坤来了，就更不需要开灯，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亮得照人的眼睛。
她穿着大镶大滚的富贵牡丹全绣压金线的缎子旗袍，颜色娇艳逼人，如同为“锦上添花”那句话现身说法。虽是初到上海，脸上的化妆可全是地道的海派，眉毛拔得又细又弯，尾梢高高地挑上去又低下来，仿佛一咏三叹，唇膏只涂中间的一点点，圆而润泽，而且她眼中那种挑剔中略带厌倦的精明强干的神情也正是上海女子所特有的。惟一美中不足且暴露她真实来历的，是贪心太胜所造成的饰物夸张而琐碎——左耳眼里嵌着一只米珍珠，右耳叮叮当当一串三寸来长的绿宝坠子，颈上一挂珍珠项链之外又有一条极幼细的金链，尾端不管三七二十一附着一个纯金的小巧十字架，连两只露在旗袍外的手臂也不放过，自腕至肘一路十几只缠丝细镯子，略一动作便撞出细碎的响声，有种初生婴儿的热闹与喜庆。
可是她张口报出的，却是丧讯：“我丈夫死了，在长春被乱枪打死的，我不想再回大连了。”就这一句，此后缄口不再谈起她的婆家。而且她叮嘱黄裳，也不许向人说起她的家事，因为她在上海的身份只是黄家的女儿，是一位未婚小姐。她说：“他死了，可是我还得活着，我才24岁，有得活呢。”
黄裳惊讶，24？她明明记得这位堂姐比自己大了整整10岁，今年说什么也有三十多了，怎么才只24？但她生性不喜欢刨根问底的，既然人家说24，那就24好了。怪道堂姐这样时髦的一个人倒没有烫头发，只把额前刘海疏疏地打了一个俏皮的弯儿——原为的是卷发是太太们的时尚，小姐照例是不作兴的。
黄家秀轻轻笑了一声，说：“你倒活得很明白。”语气很平淡，听不出是讽刺还是赞美。
黄坤只作没听见，抓着黄裳的手热烈地说：“你现在名气可真大，我一到上海就听说你了，我就跟人家说：这个是我妹妹呀！我现在还记得在北京老宅咱们俩熬夜聊天的事儿，一晃都十多年过去了，时间过得可真快。我简直不老都不行，一下子就24了！”
黄家秀又轻轻笑了一声。黄坤略有些羞赧，使劲儿扭了一下身子，娇嗔地说：“姑姑可真是的，老是笑人家，笑什么呢？我不依的。”
这次连黄裳都笑了。这位堂姐，30多岁的身体，24岁的年龄，可是举止口吻却只有18岁，永远的18岁！但是她长得这么美，性格中又有一种热闹的天真，硬要说自己24，倒也充得过。反正，美人从来都是可以原谅的，就是杀了人也还一定情非得已，况且只是瞒年龄呢。
黄坤又说：“我这次来上海，是来上学的，在中央美术学院学画，老师叫陈言化，姑姑听说过么？”她嘴里喊着“姑姑”眼睛却只瞅着黄裳。
可是答腔的却还是家秀，思索着说：“倒真有一点儿印象，好象同朱曼陀有点渊源的，都是用炭精画美人儿。”
黄坤将手一拍：“可不就是朱曼陀的记名弟子么？姑姑也认得？”这回可是双眼专注，投向家秀了。
家秀微笑说：“我同你二婶哦，是和黄裳的妈妈，以前也学过一阵子画，同陈老师也有些走动的。”
黄坤恍然大悟：“难怪老师看了我，就说觉得面善，说我像她的一个熟人，我还以为是老男人勾搭小女孩的套话呢，敢情说的就是姑姑。”
家秀笑起来，这个侄女儿的时间概念糊涂得很，自己三十多了还是小女孩，人家刚刚四十岁却已经成了老男人，因说道：“陈老师可不是那样的人不过在你们眼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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