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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的农场，早就风行这种八分钱的婚姻。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和老光棍们，付不起娶当地姑娘的彩礼，就去求四川来的妇女。这些四川妇女都像是随身带着一沓子人事卡片，她们随便想出一个，只要一封信回去，就召之即来，来之能婚。秀芝就是被召来的一个。她来找的是七队一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子。但等她揣着大队的证明，风尘仆仆地一站一站挪到这个农场，小伙子却在三天前翻了车，不幸身亡了。她连火葬场都没有去，也不必去，谁也不欠谁的情。她也不好意思到那一个同乡家里去，她知道那个同乡也很困难，丈夫是个残废，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个孩子。她只得呆呆地坐在七队的马圈前面，像日晷似的看着自己慢慢移动的影子。
“郭蹁子”中午提着水壶回马圈灌开水，知道了她的情况，就把一群马扔在草场上，挨家挨户地为她寻找出路。七队现在只有三个单身汉子，他们一个一个到马圈前面观看了一番，可是这个身体干瘦的矮个子姑娘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最后“郭蹁子”想起了已经有三十四五岁的灵均。
他就是这样结的婚。这就是他的罗曼史！“‘老右’结婚了！”这在生产队竟成了大事。这些疲于“抓革命”的人也乐于从派性纠缠中暂时解脱出来，全都对这个从来也不属于哪一派的、对谁也没有损害的、一直老老实实的“促生产”的“右派分子”表示了同情。人毕竟是有人性的，他们在给灵均的温暖中自己也悄悄地感到了温暖，觉得自己还没有在“损失最小最小”的革命中损失掉全部的人性。他们有的给他一口锅，有的给他几斤粮，有的给他几尺布票而且又由一个年轻的兽医发起：每家送五毛钱，给他凑出一笔安家的基金。甚至支部会议上也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统一，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按制度给了他三天婚假。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黑暗的日月里！他们俩就靠人们施舍的这点同情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
秀芝原来是个乐观的、勤快的女人。她只在家乡坝上的小学读过两年书，不能对生活抒发出诗意的感受。她来的第二天晚上，放映队在晒场上放映了列宁在一九一八。从此，华西里的一句台词就成了她的口头禅。“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她老是笑嘻嘻地这样说。她生得细眉小眼，一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像月牙儿似的弯弯的细缝，再配上她那两个小小的酒窝，倒也有一种特别的动人之处。
灵均放马，白天不在家。她一个人在中午顶着烈日又和泥又掌模子，脱了一千多块土坯。然后，把晒干的土坯一车车拉回来，在他们门前围起三面围墙，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她突然划出了十八平方米土地归自己使用。她说：“在我们老家，家家门口都有树，哪有出门就见天的！”于是，她又在野地里刨了两棵碗口粗的白杨树，以惊人的力气拖了回来，栽在院子的两边。院子围好，她就养开了家禽。她养鸡、养鸭、养鹅、养兔子，后来又喂了几对鸽子，在人们中间博得了个“海陆空军总司令”的外号。国营农场不许工人自己养猪，这是她最大的遗憾，她常躺在枕头上对灵均说，她梦见她养的猪已经长得多大多大了。
他们所在的这个偏僻的农场，是像一潭死水似的地方，领导对正确的东西执行不力，对错误的东西贯彻得也不积极，尽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压力，但秀芝也能像一株顽强的小草一般，在石板缝中伸出自己的绿茎。她养的小动物们，就和在魔术师的箱子里一样，繁殖得飞快。“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果然，一年以后，他们的生活就大变了样。他们的工资虽然还是那样微薄，但是已经能丰衣足食了。秀芝真有逆转社会发展规律的本领，在别人高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她在他们家里完成了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复辟。一切都是从秀芝手里生产出来的。她收工回来，鸡、鸭、鹅、鸽子也都跟着她回来。女儿清清背在她背上，鸡鸭鹅围在她脚下，鸽子立在她肩头；柴禾在炉膛里燃着，水在铁锅里烧着，她虽然没有学过“运筹学”可是就像千手观音一样，不慌不忙，先后有序，面面俱到。
这个吃红苕长大的女人，不仅给他带来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家庭温暖，并且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根须所汲取的营养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她和他的结合，更加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使他更明晰地感觉到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的单纯、纯洁和正当。他得到了他多年前所追求的那种愉快的满足。
董副主任宣布他的问题得到改正的那天，当他开好证明，又从财务科领出按政策规定给他补助的五百块钱回到家，把经过原原本本告诉秀芝时，秀芝脸上也放出了奇异的光彩。她在围裙上擦干净手，一张张地点着崭新的钞票。
“喂，秀芝，从今以后我们就和别人一样了！”他在屋里洗脸，朝小伙房里的秀芝高兴地叫道“喂，秀芝，你怎么不说话？你在干什么？”“啷个搞起的哟！”秀芝笑着说“我数都数不清！数了好几遍，这么多钱！”“哎呀！你这个人真是钱算得了什么？值得高兴的是我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啥子政治新生、政治新生！在我眼睛里你还是个你！过去说你是右派，隔了大半辈子又说把你搞错了；说是把你搞错了，又叫你二天莫再犯错误，晓得搞的啥子名堂哟！到底是哪个莫再犯错误！我们过去啷个子过，二天还啷个子过。有了钱才能安逸。你莫吵我，让我再好好数数。”
是的，比他小十五岁的秀芝从来没有把他看得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她永远保持着庄稼人朴实的理智。什么右派不右派，这个概念根本没有进入她小小的脑袋。她只知道他是个好人，老实人，这就够了。她在干活的时候常跟别的妇女说：“我们清清她爹可是个老实巴交的下苦人，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狼赶到屁股后头都不着急。要是欺负这样的人，真是作孽，二辈子都要背时！”是的，秀芝爱钱，平时恨不能把一分钱镍币掰成两半花。区区五百块钱，也就使她大大地满足了，使她的手指颤抖了，使她眼里闪出喜悦的泪光。可是，当她知道他父亲是个有钱的“外国资本家”时，却没有提一个钱字，只是叫他多带些五香茶叶蛋去给父亲吃。她常常对只有七岁的清清教育道：“钱只有自己挣来的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心里安逸。我买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得来的钱；我买辣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割稻子得来的钱；我给你买本本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场得来的钱”她没有什么抽象的理论，没有什么高深的哲理，然而这些朴素的、明白的、心安理得的话语，已经使他们家庭这个最小的成员也认识到：劳动是高贵的；只有劳动的报酬才能使人得到愉快的享受；由剥削或依赖得来的钱财是一种耻辱！
秀芝不会唱歌。清清满月时，他们一家三口乘进县城的卡车到全县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去照了一张“全家福”县城的街上有卖冰棍的，拖长了嗓子喊着：“冰——棍！冰——棍！”以后“冰——棍”就成了秀芝的催眠曲。她一面拍着清清，一面学西北人的口音轻轻地唱着：“冰——棍！冰——棍！”那单调的、悠远的而又如梦幻般甜蜜的歌声，不仅把清清引入梦乡，也使在一旁看书的他感到一种朴拙得近于原始的幸福，进入一种纯粹的美的境界。
王府井大街上也有卖冰棍的，但是他们不喊，坐在铺子里板着面孔，这多没有意思！他思念那如梦幻般甜蜜的催眠曲，思念那抱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乐观精神的笑靥。不，他不能呆在这里。他要回去！那里有他在患难时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在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的一切；那里有他生命的根！
个地区的农场，早就风行这种八分钱的婚姻。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和老光棍们，付不起娶当地姑娘的彩礼，就去求四川来的妇女。这些四川妇女都像是随身带着一沓子人事卡片，她们随便想出一个，只要一封信回去，就召之即来，来之能婚。秀芝就是被召来的一个。她来找的是七队一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子。但等她揣着大队的证明，风尘仆仆地一站一站挪到这个农场，小伙子却在三天前翻了车，不幸身亡了。她连火葬场都没有去，也不必去，谁也不欠谁的情。她也不好意思到那一个同乡家里去，她知道那个同乡也很困难，丈夫是个残废，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个孩子。她只得呆呆地坐在七队的马圈前面，像日晷似的看着自己慢慢移动的影子。
“郭蹁子”中午提着水壶回马圈灌开水，知道了她的情况，就把一群马扔在草场上，挨家挨户地为她寻找出路。七队现在只有三个单身汉子，他们一个一个到马圈前面观看了一番，可是这个身体干瘦的矮个子姑娘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最后“郭蹁子”想起了已经有三十四五岁的灵均。
他就是这样结的婚。这就是他的罗曼史！“‘老右’结婚了！”这在生产队竟成了大事。这些疲于“抓革命”的人也乐于从派性纠缠中暂时解脱出来，全都对这个从来也不属于哪一派的、对谁也没有损害的、一直老老实实的“促生产”的“右派分子”表示了同情。人毕竟是有人性的，他们在给灵均的温暖中自己也悄悄地感到了温暖，觉得自己还没有在“损失最小最小”的革命中损失掉全部的人性。他们有的给他一口锅，有的给他几斤粮，有的给他几尺布票而且又由一个年轻的兽医发起：每家送五毛钱，给他凑出一笔安家的基金。甚至支部会议上也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统一，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按制度给了他三天婚假。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黑暗的日月里！他们俩就靠人们施舍的这点同情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
秀芝原来是个乐观的、勤快的女人。她只在家乡坝上的小学读过两年书，不能对生活抒发出诗意的感受。她来的第二天晚上，放映队在晒场上放映了列宁在一九一八。从此，华西里的一句台词就成了她的口头禅。“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她老是笑嘻嘻地这样说。她生得细眉小眼，一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像月牙儿似的弯弯的细缝，再配上她那两个小小的酒窝，倒也有一种特别的动人之处。
灵均放马，白天不在家。她一个人在中午顶着烈日又和泥又掌模子，脱了一千多块土坯。然后，把晒干的土坯一车车拉回来，在他们门前围起三面围墙，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她突然划出了十八平方米土地归自己使用。她说：“在我们老家，家家门口都有树，哪有出门就见天的！”于是，她又在野地里刨了两棵碗口粗的白杨树，以惊人的力气拖了回来，栽在院子的两边。院子围好，她就养开了家禽。她养鸡、养鸭、养鹅、养兔子，后来又喂了几对鸽子，在人们中间博得了个“海陆空军总司令”的外号。国营农场不许工人自己养猪，这是她最大的遗憾，她常躺在枕头上对灵均说，她梦见她养的猪已经长得多大多大了。
他们所在的这个偏僻的农场，是像一潭死水似的地方，领导对正确的东西执行不力，对错误的东西贯彻得也不积极，尽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压力，但秀芝也能像一株顽强的小草一般，在石板缝中伸出自己的绿茎。她养的小动物们，就和在魔术师的箱子里一样，繁殖得飞快。“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果然，一年以后，他们的生活就大变了样。他们的工资虽然还是那样微薄，但是已经能丰衣足食了。秀芝真有逆转社会发展规律的本领，在别人高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她在他们家里完成了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复辟。一切都是从秀芝手里生产出来的。她收工回来，鸡、鸭、鹅、鸽子也都跟着她回来。女儿清清背在她背上，鸡鸭鹅围在她脚下，鸽子立在她肩头；柴禾在炉膛里燃着，水在铁锅里烧着，她虽然没有学过“运筹学”可是就像千手观音一样，不慌不忙，先后有序，面面俱到。
这个吃红苕长大的女人，不仅给他带来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家庭温暖，并且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根须所汲取的营养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她和他的结合，更加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使他更明晰地感觉到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的单纯、纯洁和正当。他得到了他多年前所追求的那种愉快的满足。
董副主任宣布他的问题得到改正的那天，当他开好证明，又从财务科领出按政策规定给他补助的五百块钱回到家，把经过原原本本告诉秀芝时，秀芝脸上也放出了奇异的光彩。她在围裙上擦干净手，一张张地点着崭新的钞票。
“喂，秀芝，从今以后我们就和别人一样了！”他在屋里洗脸，朝小伙房里的秀芝高兴地叫道“喂，秀芝，你怎么不说话？你在干什么？”“啷个搞起的哟！”秀芝笑着说“我数都数不清！数了好几遍，这么多钱！”“哎呀！你这个人真是钱算得了什么？值得高兴的是我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啥子政治新生、政治新生！在我眼睛里你还是个你！过去说你是右派，隔了大半辈子又说把你搞错了；说是把你搞错了，又叫你二天莫再犯错误，晓得搞的啥子名堂哟！到底是哪个莫再犯错误！我们过去啷个子过，二天还啷个子过。有了钱才能安逸。你莫吵我，让我再好好数数。”
是的，比他小十五岁的秀芝从来没有把他看得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她永远保持着庄稼人朴实的理智。什么右派不右派，这个概念根本没有进入她小小的脑袋。她只知道他是个好人，老实人，这就够了。她在干活的时候常跟别的妇女说：“我们清清她爹可是个老实巴交的下苦人，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狼赶到屁股后头都不着急。要是欺负这样的人，真是作孽，二辈子都要背时！”是的，秀芝爱钱，平时恨不能把一分钱镍币掰成两半花。区区五百块钱，也就使她大大地满足了，使她的手指颤抖了，使她眼里闪出喜悦的泪光。可是，当她知道他父亲是个有钱的“外国资本家”时，却没有提一个钱字，只是叫他多带些五香茶叶蛋去给父亲吃。她常常对只有七岁的清清教育道：“钱只有自己挣来的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心里安逸。我买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得来的钱；我买辣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割稻子得来的钱；我给你买本本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场得来的钱”她没有什么抽象的理论，没有什么高深的哲理，然而这些朴素的、明白的、心安理得的话语，已经使他们家庭这个最小的成员也认识到：劳动是高贵的；只有劳动的报酬才能使人得到愉快的享受；由剥削或依赖得来的钱财是一种耻辱！
秀芝不会唱歌。清清满月时，他们一家三口乘进县城的卡车到全县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去照了一张“全家福”县城的街上有卖冰棍的，拖长了嗓子喊着：“冰——棍！冰——棍！”以后“冰——棍”就成了秀芝的催眠曲。她一面拍着清清，一面学西北人的口音轻轻地唱着：“冰——棍！冰——棍！”那单调的、悠远的而又如梦幻般甜蜜的歌声，不仅把清清引入梦乡，也使在一旁看书的他感到一种朴拙得近于原始的幸福，进入一种纯粹的美的境界。
王府井大街上也有卖冰棍的，但是他们不喊，坐在铺子里板着面孔，这多没有意思！他思念那如梦幻般甜蜜的催眠曲，思念那抱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乐观精神的笑靥。不，他不能呆在这里。他要回去！那里有他在患难时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在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的一切；那里有他生命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