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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从缅甸北部的曼德勒乘上火车，直接到达眉谬——该省主要的山间驻地。它位于掸邦高原的边缘。这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旅程。你是在典型的东方城市气候中出发的——灼热的阳光，沾满泥土的双手，鱼、香料和大蒜的气味，熟透了的热带水果，黝黑面庞的拥挤人群——你只能无奈地忍受和适应列车车厢里的一切。当列车在海拔四千英尺高的眉谬刚刚停下来的那会儿，你可能以为自己仍在曼德勒。但只要一走出车厢，你就仿佛踏上了地球的另一面。突然之间，你就呼吸到了有点类似英国的那种凉爽、芳香的空气，你的周围尽是绿草、蕨丛、枞树和叫卖篮子中草莓的粉黄面颊的山区女人。
在前线待了三个半月以后，重新回到巴塞罗那时，眼前的一切，使我重又想起了昔日在缅甸时的那番情景。骤然发生的和令人惊异的氛围变化，何其相似。在回巴塞罗那的路上，前线的气氛仍停留在列车车厢里：肮脏、噪音、拥挤、烂衣服、匮乏感，以及同志间的友谊和平等。在离开巴巴斯特罗时已挤满了民兵的火车，在沿线停靠的每个站台上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挤上来；有人带着一捆捆蔬菜，有人手中倒拎着尖声惊叫的家禽，有人扛上来袋口紧扎却又满地滚动的麻袋，原来里面装满了活兔子，还有人把一大群绵羊赶进车厢里，塞满了所有的空间。民兵们高唱革命歌曲，歌声盖过了列车的隆隆声，他们或者亲吻停靠站每一个漂亮女孩的手，或者向她们挥动着红黑相间的围巾。葡萄酒、茴香酒、浑浊的阿拉贡烈性酒，接连不断地你传给我，我传给你。举起用西班牙山羊皮缝制的酒袋，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酒柱喷进坐在车厢任何角落的朋友的嘴里，这可是省了许多麻烦。紧挨着我坐的是个黑眼睛的十五岁男孩子，他正在向两个面如皱革、听得入神的老年农民详细地讲述种种令人感动的前线经历，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在编造自己英雄般建树功勋的战斗经历。不一会儿，那两个老头打开随身的包裹，取出羊皮袋，给我们斟上黏稠的暗红色的酒。是的，每个人都极为开心，比我所能表述的更开心。但是，当火车穿过萨瓦德尔，驶入巴塞罗那以后，我们便陷入了似乎格格不入和浓浓敌意之中，让我们产生突然到了巴黎或伦敦的那种感觉。
战争期间，每一个在相隔几个月两次来到巴塞罗那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觉察到了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惊诧的是，不管他们是先在八月、后在一月去的，还是和我一样先在十二月、后在四月去的，大家反复议论的就是一件事：那里的革命气氛已经消失。无疑，对于任何在八月去过那里的人来说，到了街道上的血还未干掉、民兵驻进小旅馆的十二月，巴塞罗那已经变得好象是资产阶级的了，但是，对于我这样刚从英国来的人来说，它却比我事先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座工人的城市。现在，高潮已经退去。巴塞罗那再次成为普通的城市，一座因战争而多少有些凋敝和破败的城市，不再有工人阶级占优势的明显迹象。
这里人们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民兵制服和蓝色工作服已经不见了，差不多人人都穿着西班牙裁缝精心缝制的时髦夏装。大腹便便的男人、时髦的女人、豪华轿车，比比皆是。（看起来，还没有私家车，不过，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好象谁都买得起。）新的人民军——一支在我离开巴塞罗那尚不存在的部队——军官们成群结队地走动，数量多得惊人。人民军以一比十的官兵比例配备军官。军官中有一部分人曾在民兵中服过役，基本上都是以军事骨干名义从前线抽调来的，但是，大多数则是进过军校、而不愿参加民兵的年轻人。人民军的官兵关系确实与资产阶级军队的不同，但仍有明显的社会差别，薪金和制服的不同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士兵穿的是一种粗糙的褐色紧身军服；军官则穿着全套精致、收腰的卡其布制服，像英国军队中的军官制服，当然仅仅是有那么点像而已。我懒得去猜想他们二十人中有没有一个以上的人真正地参加过战斗，可他们的皮带上全都挂着自动手枪；我们在前线时，如果不是特别嗜好或花上一笔钱，就不能得到手枪。我发现，我们在街道上行走时，人们总是在注视着我们脏兮兮的样子。当然，如同所有在前线待了好几个月的士兵一样，我们的模样的确十分可怕。我意识到自己看起来像个稻草人。我的皮夹克破破烂烂，织针的军帽早就变了形，而且常常滑下来遮住眼睛，我的长靴除了开裂的鞋帮几乎什么都不剩了。我们中间的所有人，多数都是这副尊容，再加上我们浑身污垢、满面胡须，也就难怪人们总是投来惊诧的目光了。但是，真正容纳感我感到惊讶的，还是此后三个月里接连发生的许多怪事。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通过大量的迹象，我发现我最初的印象没有错。这座城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两个突出的变化决定和影响了其他事情的发生。一是人们——全体居民——对革命战争的兴趣已经丧失大半；二是社会重新回归贫穷和富有，上层和下层。
人们对战争的普遍莫不关心，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甚至是令人厌恶的程度。这使得从马德里甚至巴伦西亚来到巴塞罗那的人也感到震惊。主因也可能在于巴塞罗那远离真正的战争。一个月以后，在塔拉戈纳，我目睹了同样的情形，在这个漂亮的海滨小镇上，人们的一切依然如故，似乎从没受过任何干扰。原先遍及西班牙的民兵志愿者，从一月起逐步减少，二月，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掀起了一场参加人民军的大规模动员运动，人们热情高涨，但这次运动并没有达到征集更多士兵的目的。战争仅进行大约六个月，西班牙政府就不得不采用征兵手段，如果这是对外战争，采用这种办法也许尚在情理之中，但在国内战争中这么做就似乎太不正常了。这无疑与人们对战争偏离最初的革命目标深感失望密切相关。那些自发组成民兵队伍，并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就把法西斯赶回萨拉戈萨的工会成员，却做了大量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工人阶级掌握主动权而战。但是，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人阶级失去了对主动权的控制。普通人，特别是城市无产阶级，他们往往是被迫卷入各种内外战争的，他们也许不应因对战争存有某种冷漠而受到责难。没有人想输掉战争，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战争早点结束。这一点你无论在哪里都能觉察到。人们到处都能听到同样看似轻描淡写的评论：“这场战争——可怕，不是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早就觉察到，眼下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两败俱伤的斗争，而不是在与佛朗哥作战。对好多人来说，食物短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结果“前线”被认为是一个神话般遥远的地方、年轻人消失的地方，他们要么永远回不来了，要么就会在三四个月后兜里装着大笔钱回家休假。（民兵休假期间的薪金，通常能够提前支付。）至于伤员，即使他们仍然甩不掉拐杖，也得不到任何特殊的照顾。参加民兵已经不再时髦。商店——通常总是最能体现大众倾向的地方——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我初到巴塞罗那的时候，多数商店尽管简陋破旧，但几乎家家商店都经营民兵装备。军帽、拉链夹克衫、军用皮带、猎刀、水瓶、左轮手枪皮套等等，在每家商店的橱窗里都有陈列。现在，商店明显地精明起来，而战争却被抛在脑后。稍后我发现，我回前线所需要的装备，特别是人们在前线急需的那些东西，已经很难买到了。
与此同时，共和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反对政党民兵、支持人民军的系统宣传。形势令人难以理解。自二月起，从理论上讲，所有武装力量都已并入人民军。其实，民兵只是名义上按照人民军的政策路线改编的，薪水和委任军衔的级差很大。原则上，各个师应由混合旅改编组成，即由部分人民军和部分民兵共同组成，但实际上，唯一的变化就是把名称改换了一下。例如，把先前叫做“列宁师”的马统工党控制的民兵，改称“第29师”由于直到六月也很少有人民军开赴阿拉贡前线，因此民兵能够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但政府的宣传人员却仍坚持不懈地在每堵墙上用模版涂上“我们需要人民军”的字样，并通过政府控制的无线电和共产党报纸对民兵进行攻击，极带恶意地嘲笑他们是一批缺乏训练、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等等。人民军自然总是被描绘成“英雄的军队”听了这样的宣传，马上就会令你产生志愿奔赴战场不体面、坐等应征入伍才光荣的感觉。然而，他们对民兵在前线坚守着阵地，人民军却在后方休整训练的这一明显事实却罕有宣传。如今，重返前线的民兵队伍通过街道时，已经不再能够听到喧天锣鼓、看到彩旗飘飘的那种景象了。他们多在凌晨五点街道尚且冷冷清清的时候，被悄悄地送上火车或卡车。而人数不多的应征人民军战士开赴前线，则如同昔日一样，极其隆重张扬地穿越大街小巷，但即便是这些人，由于人们对战争的兴趣普遍减少，也很难受到多少热情欢呼。事实上，民兵部队只是在名义上同人民军是一样的，但人民军更善于利用报纸进行宣传，他们说来说去意思只有一个，任何荣誉都必须让给人民军，而所有责任都应由民兵扛着。在同一个部队里，这种一方屡受表彰而另一方倍受责难的事时有发生。
除了所有这些事以外，社会风气也有了惊人的变化——若非亲身经历你就很难相信。在第一次来到巴塞罗那时，我认为这里是一个几乎没有阶级差别和贫富差别的城市。当时的情景看上去就是这样的。“时髦的”衣服是反常的东西，没有人阿谀奉承或索要小费，服务员、卖花女和擦鞋匠直视你的眼睛，叫你“同志”我根本没有看出这是期待和虚伪的一种表现。无产阶级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但成果从未得以巩固。可资产阶级恐慌了，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自己乔装成工人。在革命的头几个月里，他们中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人，心术不正地穿上工作服，高呼革命口号，并以这种方式安全地逃过一劫。现在，一切重又恢复常态。漂亮的宾馆、饭店里，坐满了大吃大喝、一掷千金的有钱人。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工薪没有任何提高，食品价格却扶摇直上。除了价格高昂，各种商品经常短缺。当然，遭受痛苦的是穷人，而不是有钱人。富人可以毫不费力从宾馆、饭店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但在工人阶级居住区，要购买面包、橄榄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则必须排上几百码的长队。先前，我为巴塞罗那没有乞丐感到吃惊，现在却随处可见。在拉姆拉斯的熟食店门外，一群群光着脚的孩子，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店里出来的人，准备冲上去要点吃的。“革命的”称谓方式已被抛弃。如今，陌生人很少称呼你为tu*和同志，通常是先生和usted。buenosdias在开始代替salud。服... -->>
人们可以从缅甸北部的曼德勒乘上火车，直接到达眉谬——该省主要的山间驻地。它位于掸邦高原的边缘。这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旅程。你是在典型的东方城市气候中出发的——灼热的阳光，沾满泥土的双手，鱼、香料和大蒜的气味，熟透了的热带水果，黝黑面庞的拥挤人群——你只能无奈地忍受和适应列车车厢里的一切。当列车在海拔四千英尺高的眉谬刚刚停下来的那会儿，你可能以为自己仍在曼德勒。但只要一走出车厢，你就仿佛踏上了地球的另一面。突然之间，你就呼吸到了有点类似英国的那种凉爽、芳香的空气，你的周围尽是绿草、蕨丛、枞树和叫卖篮子中草莓的粉黄面颊的山区女人。
在前线待了三个半月以后，重新回到巴塞罗那时，眼前的一切，使我重又想起了昔日在缅甸时的那番情景。骤然发生的和令人惊异的氛围变化，何其相似。在回巴塞罗那的路上，前线的气氛仍停留在列车车厢里：肮脏、噪音、拥挤、烂衣服、匮乏感，以及同志间的友谊和平等。在离开巴巴斯特罗时已挤满了民兵的火车，在沿线停靠的每个站台上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挤上来；有人带着一捆捆蔬菜，有人手中倒拎着尖声惊叫的家禽，有人扛上来袋口紧扎却又满地滚动的麻袋，原来里面装满了活兔子，还有人把一大群绵羊赶进车厢里，塞满了所有的空间。民兵们高唱革命歌曲，歌声盖过了列车的隆隆声，他们或者亲吻停靠站每一个漂亮女孩的手，或者向她们挥动着红黑相间的围巾。葡萄酒、茴香酒、浑浊的阿拉贡烈性酒，接连不断地你传给我，我传给你。举起用西班牙山羊皮缝制的酒袋，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酒柱喷进坐在车厢任何角落的朋友的嘴里，这可是省了许多麻烦。紧挨着我坐的是个黑眼睛的十五岁男孩子，他正在向两个面如皱革、听得入神的老年农民详细地讲述种种令人感动的前线经历，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在编造自己英雄般建树功勋的战斗经历。不一会儿，那两个老头打开随身的包裹，取出羊皮袋，给我们斟上黏稠的暗红色的酒。是的，每个人都极为开心，比我所能表述的更开心。但是，当火车穿过萨瓦德尔，驶入巴塞罗那以后，我们便陷入了似乎格格不入和浓浓敌意之中，让我们产生突然到了巴黎或伦敦的那种感觉。
战争期间，每一个在相隔几个月两次来到巴塞罗那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觉察到了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惊诧的是，不管他们是先在八月、后在一月去的，还是和我一样先在十二月、后在四月去的，大家反复议论的就是一件事：那里的革命气氛已经消失。无疑，对于任何在八月去过那里的人来说，到了街道上的血还未干掉、民兵驻进小旅馆的十二月，巴塞罗那已经变得好象是资产阶级的了，但是，对于我这样刚从英国来的人来说，它却比我事先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座工人的城市。现在，高潮已经退去。巴塞罗那再次成为普通的城市，一座因战争而多少有些凋敝和破败的城市，不再有工人阶级占优势的明显迹象。
这里人们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民兵制服和蓝色工作服已经不见了，差不多人人都穿着西班牙裁缝精心缝制的时髦夏装。大腹便便的男人、时髦的女人、豪华轿车，比比皆是。（看起来，还没有私家车，不过，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好象谁都买得起。）新的人民军——一支在我离开巴塞罗那尚不存在的部队——军官们成群结队地走动，数量多得惊人。人民军以一比十的官兵比例配备军官。军官中有一部分人曾在民兵中服过役，基本上都是以军事骨干名义从前线抽调来的，但是，大多数则是进过军校、而不愿参加民兵的年轻人。人民军的官兵关系确实与资产阶级军队的不同，但仍有明显的社会差别，薪金和制服的不同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士兵穿的是一种粗糙的褐色紧身军服；军官则穿着全套精致、收腰的卡其布制服，像英国军队中的军官制服，当然仅仅是有那么点像而已。我懒得去猜想他们二十人中有没有一个以上的人真正地参加过战斗，可他们的皮带上全都挂着自动手枪；我们在前线时，如果不是特别嗜好或花上一笔钱，就不能得到手枪。我发现，我们在街道上行走时，人们总是在注视着我们脏兮兮的样子。当然，如同所有在前线待了好几个月的士兵一样，我们的模样的确十分可怕。我意识到自己看起来像个稻草人。我的皮夹克破破烂烂，织针的军帽早就变了形，而且常常滑下来遮住眼睛，我的长靴除了开裂的鞋帮几乎什么都不剩了。我们中间的所有人，多数都是这副尊容，再加上我们浑身污垢、满面胡须，也就难怪人们总是投来惊诧的目光了。但是，真正容纳感我感到惊讶的，还是此后三个月里接连发生的许多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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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战争的普遍莫不关心，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甚至是令人厌恶的程度。这使得从马德里甚至巴伦西亚来到巴塞罗那的人也感到震惊。主因也可能在于巴塞罗那远离真正的战争。一个月以后，在塔拉戈纳，我目睹了同样的情形，在这个漂亮的海滨小镇上，人们的一切依然如故，似乎从没受过任何干扰。原先遍及西班牙的民兵志愿者，从一月起逐步减少，二月，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掀起了一场参加人民军的大规模动员运动，人们热情高涨，但这次运动并没有达到征集更多士兵的目的。战争仅进行大约六个月，西班牙政府就不得不采用征兵手段，如果这是对外战争，采用这种办法也许尚在情理之中，但在国内战争中这么做就似乎太不正常了。这无疑与人们对战争偏离最初的革命目标深感失望密切相关。那些自发组成民兵队伍，并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就把法西斯赶回萨拉戈萨的工会成员，却做了大量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工人阶级掌握主动权而战。但是，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人阶级失去了对主动权的控制。普通人，特别是城市无产阶级，他们往往是被迫卷入各种内外战争的，他们也许不应因对战争存有某种冷漠而受到责难。没有人想输掉战争，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战争早点结束。这一点你无论在哪里都能觉察到。人们到处都能听到同样看似轻描淡写的评论：“这场战争——可怕，不是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早就觉察到，眼下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两败俱伤的斗争，而不是在与佛朗哥作战。对好多人来说，食物短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结果“前线”被认为是一个神话般遥远的地方、年轻人消失的地方，他们要么永远回不来了，要么就会在三四个月后兜里装着大笔钱回家休假。（民兵休假期间的薪金，通常能够提前支付。）至于伤员，即使他们仍然甩不掉拐杖，也得不到任何特殊的照顾。参加民兵已经不再时髦。商店——通常总是最能体现大众倾向的地方——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我初到巴塞罗那的时候，多数商店尽管简陋破旧，但几乎家家商店都经营民兵装备。军帽、拉链夹克衫、军用皮带、猎刀、水瓶、左轮手枪皮套等等，在每家商店的橱窗里都有陈列。现在，商店明显地精明起来，而战争却被抛在脑后。稍后我发现，我回前线所需要的装备，特别是人们在前线急需的那些东西，已经很难买到了。
与此同时，共和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反对政党民兵、支持人民军的系统宣传。形势令人难以理解。自二月起，从理论上讲，所有武装力量都已并入人民军。其实，民兵只是名义上按照人民军的政策路线改编的，薪水和委任军衔的级差很大。原则上，各个师应由混合旅改编组成，即由部分人民军和部分民兵共同组成，但实际上，唯一的变化就是把名称改换了一下。例如，把先前叫做“列宁师”的马统工党控制的民兵，改称“第29师”由于直到六月也很少有人民军开赴阿拉贡前线，因此民兵能够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但政府的宣传人员却仍坚持不懈地在每堵墙上用模版涂上“我们需要人民军”的字样，并通过政府控制的无线电和共产党报纸对民兵进行攻击，极带恶意地嘲笑他们是一批缺乏训练、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等等。人民军自然总是被描绘成“英雄的军队”听了这样的宣传，马上就会令你产生志愿奔赴战场不体面、坐等应征入伍才光荣的感觉。然而，他们对民兵在前线坚守着阵地，人民军却在后方休整训练的这一明显事实却罕有宣传。如今，重返前线的民兵队伍通过街道时，已经不再能够听到喧天锣鼓、看到彩旗飘飘的那种景象了。他们多在凌晨五点街道尚且冷冷清清的时候，被悄悄地送上火车或卡车。而人数不多的应征人民军战士开赴前线，则如同昔日一样，极其隆重张扬地穿越大街小巷，但即便是这些人，由于人们对战争的兴趣普遍减少，也很难受到多少热情欢呼。事实上，民兵部队只是在名义上同人民军是一样的，但人民军更善于利用报纸进行宣传，他们说来说去意思只有一个，任何荣誉都必须让给人民军，而所有责任都应由民兵扛着。在同一个部队里，这种一方屡受表彰而另一方倍受责难的事时有发生。
除了所有这些事以外，社会风气也有了惊人的变化——若非亲身经历你就很难相信。在第一次来到巴塞罗那时，我认为这里是一个几乎没有阶级差别和贫富差别的城市。当时的情景看上去就是这样的。“时髦的”衣服是反常的东西，没有人阿谀奉承或索要小费，服务员、卖花女和擦鞋匠直视你的眼睛，叫你“同志”我根本没有看出这是期待和虚伪的一种表现。无产阶级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但成果从未得以巩固。可资产阶级恐慌了，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自己乔装成工人。在革命的头几个月里，他们中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人，心术不正地穿上工作服，高呼革命口号，并以这种方式安全地逃过一劫。现在，一切重又恢复常态。漂亮的宾馆、饭店里，坐满了大吃大喝、一掷千金的有钱人。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工薪没有任何提高，食品价格却扶摇直上。除了价格高昂，各种商品经常短缺。当然，遭受痛苦的是穷人，而不是有钱人。富人可以毫不费力从宾馆、饭店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但在工人阶级居住区，要购买面包、橄榄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则必须排上几百码的长队。先前，我为巴塞罗那没有乞丐感到吃惊，现在却随处可见。在拉姆拉斯的熟食店门外，一群群光着脚的孩子，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店里出来的人，准备冲上去要点吃的。“革命的”称谓方式已被抛弃。如今，陌生人很少称呼你为tu*和同志，通常是先生和usted。buenosdias在开始代替salud。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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