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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和支持共产党的新闻媒体上展开宣传。其基本内容是：
“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赢得战争，除了胜利，战争中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因此现在不是谈论推进革命的时刻。我们不能通过集体化来脱离农民，我们不能吓跑正在为我们进行战斗的中间阶层。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必须制止革命的混乱。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取代地方委员会，我们必须拥有训练有素、全副武装、指挥统一的军队。执迷于工人的部分掌权和对革命词句鹦鹉学舌将未受其益，反受其害，这将不仅会阻碍革命的发展，而且会出现反革命，因为它会产生分裂，这将是法西斯主义者用来对付我们的办法。现阶段我们不是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斗争，我们是为实现议会民主而进行斗争。谁如果想把内战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谁就是让法西斯主义得益，实际上就是叛徒，哪怕不是有意为之。”
当然，除了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性外，马统工党“阵线”与此完全不同。马统工党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这种共产党，只是最近几年来因为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在一些国家中出现的，也就是说，他们反对在表面上或实际上改变共产党的政策。马统工党中，既有退党的共产党人，也有工农集团这个早期政党的党员。从党员数量来看，这是一个小党[1]，在加泰罗尼亚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其重要性在于党员的政治觉悟非常高。它在加泰罗尼亚的据点是莱里达。它并不代表任何工会集团。马统工党的民兵主要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但真正的党员一般属于劳工总会。然而，马统工党只有在全国劳工联盟中才有一些影响。马统工党“阵线”的基本主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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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人数据说如下：1936年7月10000人；1936年12月70000人；1937年6月40000人。但这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数据，对手的估计是这些数字需要除以四。人们唯一可以肯定地说，每个西班牙政党都高估了自己党员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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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只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亦然。以‘民主’的名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就是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反对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前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很容易转化成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唯一真正能替代法西斯主义的是由工人阶级进行统治。如果你不以此为目标，要么是把胜利拱手送给佛朗哥，要么最多是从后门领进来法西斯主义。与此同时，工人必须牢牢掌握自己获得的每一个胜利。如果他们把任何东西交给半资产阶级政府，那么他们就上当受骗了。工人民兵和警察必须以现有形式保存下来，他们必须抵制任何‘资产阶级化’的行动。如果工人阶级不控制武装力量，武装力量就会控制工人阶级。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开来。”
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无法轻易加以界定。在任何情况下，泛泛而谈的“无政府主义”一词经常被用来涵括许多不同的观点。全国劳工联盟是通过各种联合形式组成的一个大集团，越有两百万成员，有自己的政治组织f。a。i。，它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但即使是是f。a。i。的成员，虽然总是和大多数西班牙人一样带有些微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色彩，也并非必然就是纯粹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从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更多的是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因为环境迫使他们参加中央政府，甚至背离了他们参加政府时主张的一些原则。不过，他们与共产党人有着天壤之别。就像马统工党一样，他们的目标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而不是实行议会民主。他们接受马统工党的“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的口号，虽然他们对此并不那么教条。大致说来，全国劳工联盟、f。a。i。主张：（1）让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来直接控制工业，如交通、纺织等；（2）由地方委员会来掌管政府，抵制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主义；（3）对资产阶级和教会采取不妥协的敌对态度。最后一点虽然最不准确，却最为重要。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大多数所谓的革命，虽然他们的原则很模糊，但他们真真切切地痛恨特权和不公正。从哲学上来看，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截然相反。实际上，在社会形式的目标方面，这种差别主要是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完全无法调和。共产党人总是强调中央集权和效率，无政府主义者则强调自由和平等。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在苏联的影响减弱时，可能超过了共产主义。在战争的最初两个月，正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力挽狂澜。尽管既无组织也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的民兵却仍以西班牙本土部队最佳战士的名声而著称。大约从1937年2月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如果无政府主义者、马统工党和左翼社会主义者一开始就有意联合起来，并执行较为现实的政策，战争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但在战争初期革命派似乎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向来就互相嫉妒；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马统工党对无政府主义持怀疑态度；而从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来看，马统工党的“托洛茨基主义”还不如共产党人的“斯大林主义”不过，共产党人的策略是推动两个党走到一起。马统工党在五月巴塞罗那代价惨重的战争中，主要是出于本能站到了全国劳工联盟一边。后来，马统工党被镇压，唯有无政府主义者敢于替他们说话。
因此，大致说来，各种政治党派力量的联盟就是这样的状况。一方面，全国劳工联盟、f。a。i。、马统工党和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代表工人控制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则代表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力量。
这时，大家就能明白了，为什么我赞成共产党人的观点，而不是马统工党的观点。共产党人有明确的行动方针，从常识来看显然是一种更好的政策，它预见到了几个月以后的事情。自然不必说，马统工党那种只顾眼前的短视政策和他们的宣传之类，全都糟糕透顶。一切都注定了必然如此。否则他们完全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群众跟随他们。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党人能够灵活适应战争的进程，而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则几乎一成不变，至少在我看来就是这样。这也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感觉。共产党人吸引中间阶层反对革命，即获得了权力，又迅速发展了党员，在人们看来他们是唯一能够赢得胜利的政党。苏联提供的武器和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部队在马德里的顽强守卫，使共产党人成为西班牙的英雄。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每一架苏联飞机都是共产党人的宣传品。在我看来，马统工党的纯粹革命主义，虽然合乎逻辑，但却不会有什么结果。毕竟，最重要的事情是赢得战争。
与此同时，激烈的党派斗争也在报纸、小册子、海报、书本上进行，攻击性的言辞无处不有。这时我看得最多的报纸是马统工党的报纸labatallaandadelante（战斗和前进），它们对加联社党的“反革命”吹毛求疵、没完没了，这让我感到它们过于自以为是，令人生厌。后来，我更自信地研究了加联社党和共产党的报纸，我觉得，马统工党和他们的对手相比，几乎无可责备。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实在缺少更多的机会。与共产党人不同，他们在国外的新闻媒体上毫无立足之地，在西班牙国内也处于罕见的劣势，由于新闻审查主要为共产党人所左右，这就意味着，如果马统工党的报纸刊登了任何所谓有破坏性的消息，那就很容易遭到查禁或课以罚金。就马统工党而言，比较公允的评价应该是：尽管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宣扬革命、反反复复引述列宁的语录和许多不相干的言论，但他们一般并不进行人身攻击。他们主要利用报纸发表文章进行论战。他们设计大幅彩色海报是为了扩大对公众的影响（海报在西班牙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人是文盲），而不是为了向自己的对手发动攻击，其内容多只是宣传反法西斯或抽象的革命。民兵们所唱的那些歌曲也属于这类宣传。这与共产党人的攻击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我只想简要说明一下共产党人的进攻方针。
从表面上看，共产党人和马统工党之间的斗争只是一种策略之争。马统工党赞同进行直接革命，共产党人则反对这样做。在这方面，涉及双方的很多问题均需论及。共产党人认为，马统工党的宣传分化和削弱了政府力量，因此加大了战争的危险。对此，我虽然始终不赞成，可仍认为这毕竟是一个好主义。但是，观测的人策略的奇特性也就显露出来了。他们开始宣称马统工党分裂政府力量并不是由于判断错误，而是故意为之。起初只是试探性地说一说，不久就大声地嚷嚷起来。马统工党被说成只不过是一帮伪装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受到佛朗哥和希特勒支持，他们的假革命政策只是支援法西斯事业的一种方式。它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和“佛朗哥”的第五纵队。这就等于说，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包括八千或一万个在前线战壕里饱尝艰辛的战士，数以百计的来到西班牙抗击法西斯主义并不惜为此牺牲生命和国籍的外国人，都只是支持敌人的叛徒。这种蓄意编造的故事，通过海报等各种方式在西班牙各地广泛传播，并在许多国外共产党人或支持者的新闻媒体上再三出现。如果我这些都搜集起来，恐怕仅引语就会塞满好几本书。
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抨击：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叛徒、谋杀犯、胆小鬼、间谍等等。我承认这令人不快，特别是想到某些人故意捏造了这些罪名。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西班牙男孩被用担架从前线抬下来，从包裹着的毯子中露出惨白的脸，再想到伦敦和巴黎那些圆滑世故的人正在写小册子证明这个男孩是一个伪装的法西斯分子，这实在令人感到不是滋味。战争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动战争的那些宣传、叫嚣、谎言和仇恨，全都出自从来不上前线作战的那些人之口。我在前线认识的加联社党民兵，我从国际纵队那里认识的观测的人，他们从没认为我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叛徒，只有远在后方的新闻记者才会对许多事情信口雌黄、妄加评论。那些人写小册子反对我们，以及在报纸上辱骂我们的人，远离枪林弹雨、泥泞沼泽的战场何止数百英里，大多悠闲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来到巴伦西亚的报馆里侃大山。除了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诽谤外，所有常习的战争材料、英雄故事和敌意的污蔑——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从不参加战斗，或战斗一旦打响就狂逃百里的人编造完成的。这场战争最阴暗的影响之一，就是让我认识到左翼新闻媒体在每一个方向都和右翼的一样弄虚作假、虚伪透顶。[1]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我们这一边，即政府这一边，这场战争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战争的宣传却让你永远无法弄清其本质。战争刚一开始，左翼和右翼的报纸就仿佛同时跳入同一个相互辱骂的污水坑之中。我们都记得，每日邮报的海报说“左派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报说佛朗哥的外国军团是由杀人犯、白奴贩子、瘾君子、欧洲各国的人渣组成。直到1937年10月，新政治家还说法西斯分子用活蹦乱跳的儿童筑成路障（这样的路障材料可真不是随手可取的），阿瑟？布赖恩特先生宣称，在忠诚的西班牙人中，要“锯掉一名保守商人的腿”是“一件平常事”写这种文字的人从不参加战斗，可能他们以为写作已经足以替代战斗。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是如此，战士打仗，记者叫唤；除了短暂的宣传旅行外，自诩真正的爱国者从不在前线的战壕里停留。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局面，这倒有时让我感到快慰无比。在下一次大战来临时，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史无前例的景象：一名弹片穿身的沙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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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把曼彻斯特卫报作为一个例外来看待。在与本书有关的工作中，我查阅了许多英文报纸的档案。在我们的大报中，曼彻斯特卫报是唯一让我对它的诚实倍加敬仰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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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记者看来，这场战争和其他战争一样喧嚣纷争。仅存的差别，是记者并不会对敌人进行最恶毒的咒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是共产党人和马统工党之间开始相互发动更厉害的文攻，而且远远超过对付法西斯主义者的激烈程度。不过，那时我并未让自己太过当真。这种党派间的长期争斗确实让人厌烦，但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内部的激烈争吵而已。我不相信这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相信双方的政策差异真的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我认为，共产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尽管反对革命向前发展，却无力把革命拉回来。
对于这一点，我有充分的理由。在这期间我一直待在前线，前线的社会政治气氛没有发生变化。在我一月处理开巴塞罗那到前线、直到四月底离开前线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也许持续到更晚一些时候——阿拉贡一带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控制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下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革命氛围一如我最初了解的那样。将军和士兵、农民和民兵仍然平等相待，每个人都拿同样的薪金，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称别人为“你”和“同志”没有老板，没有仆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律师，没有神职人员，没有卑躬屈膝，没有脱帽致敬。我呼吸着平等的空气，我甚至简单地以为西班牙各地都是如此。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只是碰巧置身于西班牙工人阶级最革命的队伍里。
所以，当政治上比我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同志告诉我，不能只根据军事态度来评价一场战争，因为这种态度仅处于革命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时，我真想嘲笑他们。总体上来看，我接受共产党人的观点，他们一针见血地说“不赢得战争，我们就不能谈论革命”；我并不接受马统工党的观点，他们也一针见血地说“我们必须前进，否则我们就会后退。”后来，我渐渐地认为马统工党的观点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至少比共产党人的观点正确，这并不完全是根据理论推导出来的。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共产党人的情况会是一个好榜样，麻烦的是他们的实际行动使人们很难相信他们是出于真正的信仰才这么做的。“战争第一，革命其次”是一个再三出现的口号，普通的加联社党民兵虔诚地相信这一口号。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打赢战争之后革命会继续下去。其次，这个口号只是一句空话。共产党人努力争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适宜的时候，而是确保它永不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权力越来越远离工人阶级的控制，随着越来越多各阶层革命人士被投进监狱，事情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每一项变动都是以军事需要为名来进行的，因为这个借口是现成的，而结果总是把工人从有利位置上赶走，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抵制重新引入资本主义制度。请注意，我并不是在对一般的普通共产党人说三道四，也没有对在马德里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数千名共产党人有丝毫的不敬。因为这些人都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党的政策。至于那些身居党内高位的人，人们很难相信他们不是在十分清醒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
然而，即使革命失败了，争取战争的胜利也是值得的。我终于开始怀疑，最终是否能因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政策而赢得胜利。几乎没有人能从中得出结论：不同的政策也许适合于不同阶段的战争。无政府主义者也许在最初两个月挽救了局面，但在某个节点之后，他们没有能力继续组织抵抗。共产党人可能在10到12月期间挽救了局面，但要赢得战争那还得另作别论。在英国，共产党人的战争主张被无可争议地接受下来，因为报纸上几乎不允许出现批评意见，因为消除革命的混乱，加速生产，部队实行军事化，这些一般路线乍听起来是现实的、有效的。但指出其内在的问题也是必要的。
要想掌控革命的每一时期的发展趋势，使战争尽可能像一次普通的战争，那就必须放弃实际存在的战争机会。我已经描述了我们在阿拉贡前线是如何被武装又不被武装的情形。几乎不用怀疑，武器被蓄意收回，以免过多的武器流入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因为他们日后会把这些武器用于革命活动。结果呢，从阿拉贡发起的强大攻势，本来可以迫使佛朗哥从毕尔巴鄂甚至从马德里后退，可是这根本没有发生。相对而言，这些也许只是一桩桩小事。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争被狭义地理解为“争取民主的战争”那就难以吸引国外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支援。如果直面这一个事实，我们就必须承认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对西班牙战争认识不一。尽管已有数万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战斗，但在他们的身后更有千百万人无动于衷。在西班牙战争爆发的第一年，据说英国公众为各种“援助西班牙”的基金捐款共二十五万英镑，其中近一半在一周内就被用于制作各种宣传海报。罢工和联合抵制等产业行动是民主国家工人阶级声援自己的西班牙同志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式。但这样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各地工党和共产党领袖都声称这是不可思议的，毫无疑问，只要他们仍在高叫“红色”的西班牙并不是“红色的”他们就是正确的。自从1914到1918年“争取民主的战争”以来就存在着一种用心险恶的声音。多年之后，这些共产党人还在劝导好战的工人：“民主”是资本主义的雅称。先说“民主是个骗局”然后再说“为民主而战”这并不是一种好的策略。由于得到大名鼎鼎的苏联的支持，他们向全世界的工人呼吁支持“西班牙革命”而不是“西班牙民主”很难相信他们不会获得反应。
但更为重要的是，采取非革命的政策手段打击佛朗哥的后方，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困难重重。到1937年夏天，佛朗哥控制的人口超过了政府，如果把殖民地计算在内的话更是远远超过政府，他控制的军队也和政府掌握的军队大致相当。众所周知，只要后方存在敌对的民众，就不得不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去驻守战略交通要道、镇压各种阴谋破坏活动等，这样就不可能向战场派遣更多的军队。然而，在佛朗哥的后方，显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佛朗哥控制的地区，无论城镇的工人，还是贫穷的农民，人们都会真的喜欢或者需要佛朗哥。事实上，伴随着每一次向右翼靠拢，政府具有的优势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摩洛哥的例子就能说明一切。为什么摩洛哥没有发生起义？佛朗哥正在企图建立声名狼藉的独裁制度，而摩洛哥人宁可接受佛朗哥的统治，也不愿接受人民阵线政府！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人在摩洛哥发动起义，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把革命置于战争之上。当然，为了让摩洛哥人相信政府这边的诚意，最重要的还是让他们真正获得解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法国人对此会感到多么快意！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战略机遇，在于打破人们对于英法资本主义的空想。共产党人的政策倾向是，尽量让这场战争发展成为一种普通的、非革命的战争，而这种政策倾向必然会使政府接连遭受重挫。像这类战争，必须要通过加强武器装备才能取得胜利，例如，最终靠的是源源不断的武器供给。苏联是西班牙政府武器的主要捐赠国。但它与意大利和德国相比，地理位置却十分不利。这一切也使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的前景也许比听起来更加虚无缥缈。
西班牙共产党反对革命的政策是错误的，我已经说明了自己的理由，但就它对战争的影响来看，我并不希望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一再希望这一判断是错误的。我希望这场战争可以以任何方式来取得胜利。当然，我们无法预料可能还会发生哪些事情。政府也许再次转向左翼，摩洛哥人也许能够团结一致争取解放，英国人也许决定收买意大利，战争也许只要直接通过军事途径就能或获得胜利，——所有这一切全都不得而知。我希望上述观点成立，时间将会证明我的这些判断是分毫不爽或谬之千里。
然而，直到1937年2月，我也根本没有看到事情是在朝哪个方向发展。我对阿拉贡前线的沉默寂静感到烦闷不已，我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反法西斯的战斗任务。我常常想到巴塞罗那的那张征兵海报，它诘问过路人：“你为民主做了什么？”想到这里，我只能回答：“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在刚刚加入民兵那会儿，我曾希望自己能够消灭一名法西斯分子，——毕竟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杀死一名法西斯分子，他们就会很快被消灭掉——可我至今也没有杀死一个法西斯分子，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也想去马德里。无论政治观点如何，军队中的每个人都希望前往马德里参加战斗。这可能意味着加入国际纵队，因为那时马统工党在马德里几乎没有部队，无政府主义者在那里的部队也不再有以前那么多了。
当然，现在人们只能待在阿拉贡前线，但我告诉每一个人，等到我们离开这里时，也许会加入国际纵队，那将意味着接受共产党人的领导。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都劝我放弃这种念头，但没有人试图进行干预。非常明显，考虑到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在马统工党内几乎不存在任何异端思想，但只要没有加入支持法西斯分子的行列，任何人都不会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受到处罚。我经常在民兵中慷慨激昂地严厉批判马统工党的“路线”却从来没因此惹祸上身。我想，对于大多数民兵来说，谁都希望成为一个政党的成员而没有任何压力。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可在马统工党遭到镇压后，我还是感到极为惋惜。
产党和支持共产党的新闻媒体上展开宣传。其基本内容是：
“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赢得战争，除了胜利，战争中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因此现在不是谈论推进革命的时刻。我们不能通过集体化来脱离农民，我们不能吓跑正在为我们进行战斗的中间阶层。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必须制止革命的混乱。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取代地方委员会，我们必须拥有训练有素、全副武装、指挥统一的军队。执迷于工人的部分掌权和对革命词句鹦鹉学舌将未受其益，反受其害，这将不仅会阻碍革命的发展，而且会出现反革命，因为它会产生分裂，这将是法西斯主义者用来对付我们的办法。现阶段我们不是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斗争，我们是为实现议会民主而进行斗争。谁如果想把内战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谁就是让法西斯主义得益，实际上就是叛徒，哪怕不是有意为之。”
当然，除了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性外，马统工党“阵线”与此完全不同。马统工党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这种共产党，只是最近几年来因为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在一些国家中出现的，也就是说，他们反对在表面上或实际上改变共产党的政策。马统工党中，既有退党的共产党人，也有工农集团这个早期政党的党员。从党员数量来看，这是一个小党[1]，在加泰罗尼亚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其重要性在于党员的政治觉悟非常高。它在加泰罗尼亚的据点是莱里达。它并不代表任何工会集团。马统工党的民兵主要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但真正的党员一般属于劳工总会。然而，马统工党只有在全国劳工联盟中才有一些影响。马统工党“阵线”的基本主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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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人数据说如下：1936年7月10000人；1936年12月70000人；1937年6月40000人。但这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数据，对手的估计是这些数字需要除以四。人们唯一可以肯定地说，每个西班牙政党都高估了自己党员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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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只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亦然。以‘民主’的名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就是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反对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前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很容易转化成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唯一真正能替代法西斯主义的是由工人阶级进行统治。如果你不以此为目标，要么是把胜利拱手送给佛朗哥，要么最多是从后门领进来法西斯主义。与此同时，工人必须牢牢掌握自己获得的每一个胜利。如果他们把任何东西交给半资产阶级政府，那么他们就上当受骗了。工人民兵和警察必须以现有形式保存下来，他们必须抵制任何‘资产阶级化’的行动。如果工人阶级不控制武装力量，武装力量就会控制工人阶级。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开来。”
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无法轻易加以界定。在任何情况下，泛泛而谈的“无政府主义”一词经常被用来涵括许多不同的观点。全国劳工联盟是通过各种联合形式组成的一个大集团，越有两百万成员，有自己的政治组织f。a。i。，它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但即使是是f。a。i。的成员，虽然总是和大多数西班牙人一样带有些微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色彩，也并非必然就是纯粹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从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更多的是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因为环境迫使他们参加中央政府，甚至背离了他们参加政府时主张的一些原则。不过，他们与共产党人有着天壤之别。就像马统工党一样，他们的目标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而不是实行议会民主。他们接受马统工党的“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的口号，虽然他们对此并不那么教条。大致说来，全国劳工联盟、f。a。i。主张：（1）让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来直接控制工业，如交通、纺织等；（2）由地方委员会来掌管政府，抵制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主义；（3）对资产阶级和教会采取不妥协的敌对态度。最后一点虽然最不准确，却最为重要。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大多数所谓的革命，虽然他们的原则很模糊，但他们真真切切地痛恨特权和不公正。从哲学上来看，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截然相反。实际上，在社会形式的目标方面，这种差别主要是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完全无法调和。共产党人总是强调中央集权和效率，无政府主义者则强调自由和平等。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在苏联的影响减弱时，可能超过了共产主义。在战争的最初两个月，正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力挽狂澜。尽管既无组织也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的民兵却仍以西班牙本土部队最佳战士的名声而著称。大约从1937年2月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如果无政府主义者、马统工党和左翼社会主义者一开始就有意联合起来，并执行较为现实的政策，战争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但在战争初期革命派似乎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向来就互相嫉妒；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马统工党对无政府主义持怀疑态度；而从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来看，马统工党的“托洛茨基主义”还不如共产党人的“斯大林主义”不过，共产党人的策略是推动两个党走到一起。马统工党在五月巴塞罗那代价惨重的战争中，主要是出于本能站到了全国劳工联盟一边。后来，马统工党被镇压，唯有无政府主义者敢于替他们说话。
因此，大致说来，各种政治党派力量的联盟就是这样的状况。一方面，全国劳工联盟、f。a。i。、马统工党和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代表工人控制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人则代表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力量。
这时，大家就能明白了，为什么我赞成共产党人的观点，而不是马统工党的观点。共产党人有明确的行动方针，从常识来看显然是一种更好的政策，它预见到了几个月以后的事情。自然不必说，马统工党那种只顾眼前的短视政策和他们的宣传之类，全都糟糕透顶。一切都注定了必然如此。否则他们完全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群众跟随他们。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党人能够灵活适应战争的进程，而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则几乎一成不变，至少在我看来就是这样。这也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感觉。共产党人吸引中间阶层反对革命，即获得了权力，又迅速发展了党员，在人们看来他们是唯一能够赢得胜利的政党。苏联提供的武器和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部队在马德里的顽强守卫，使共产党人成为西班牙的英雄。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每一架苏联飞机都是共产党人的宣传品。在我看来，马统工党的纯粹革命主义，虽然合乎逻辑，但却不会有什么结果。毕竟，最重要的事情是赢得战争。
与此同时，激烈的党派斗争也在报纸、小册子、海报、书本上进行，攻击性的言辞无处不有。这时我看得最多的报纸是马统工党的报纸labatallaandadelante（战斗和前进），它们对加联社党的“反革命”吹毛求疵、没完没了，这让我感到它们过于自以为是，令人生厌。后来，我更自信地研究了加联社党和共产党的报纸，我觉得，马统工党和他们的对手相比，几乎无可责备。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实在缺少更多的机会。与共产党人不同，他们在国外的新闻媒体上毫无立足之地，在西班牙国内也处于罕见的劣势，由于新闻审查主要为共产党人所左右，这就意味着，如果马统工党的报纸刊登了任何所谓有破坏性的消息，那就很容易遭到查禁或课以罚金。就马统工党而言，比较公允的评价应该是：尽管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宣扬革命、反反复复引述列宁的语录和许多不相干的言论，但他们一般并不进行人身攻击。他们主要利用报纸发表文章进行论战。他们设计大幅彩色海报是为了扩大对公众的影响（海报在西班牙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人是文盲），而不是为了向自己的对手发动攻击，其内容多只是宣传反法西斯或抽象的革命。民兵们所唱的那些歌曲也属于这类宣传。这与共产党人的攻击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我只想简要说明一下共产党人的进攻方针。
从表面上看，共产党人和马统工党之间的斗争只是一种策略之争。马统工党赞同进行直接革命，共产党人则反对这样做。在这方面，涉及双方的很多问题均需论及。共产党人认为，马统工党的宣传分化和削弱了政府力量，因此加大了战争的危险。对此，我虽然始终不赞成，可仍认为这毕竟是一个好主义。但是，观测的人策略的奇特性也就显露出来了。他们开始宣称马统工党分裂政府力量并不是由于判断错误，而是故意为之。起初只是试探性地说一说，不久就大声地嚷嚷起来。马统工党被说成只不过是一帮伪装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受到佛朗哥和希特勒支持，他们的假革命政策只是支援法西斯事业的一种方式。它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和“佛朗哥”的第五纵队。这就等于说，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包括八千或一万个在前线战壕里饱尝艰辛的战士，数以百计的来到西班牙抗击法西斯主义并不惜为此牺牲生命和国籍的外国人，都只是支持敌人的叛徒。这种蓄意编造的故事，通过海报等各种方式在西班牙各地广泛传播，并在许多国外共产党人或支持者的新闻媒体上再三出现。如果我这些都搜集起来，恐怕仅引语就会塞满好几本书。
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抨击：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叛徒、谋杀犯、胆小鬼、间谍等等。我承认这令人不快，特别是想到某些人故意捏造了这些罪名。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西班牙男孩被用担架从前线抬下来，从包裹着的毯子中露出惨白的脸，再想到伦敦和巴黎那些圆滑世故的人正在写小册子证明这个男孩是一个伪装的法西斯分子，这实在令人感到不是滋味。战争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动战争的那些宣传、叫嚣、谎言和仇恨，全都出自从来不上前线作战的那些人之口。我在前线认识的加联社党民兵，我从国际纵队那里认识的观测的人，他们从没认为我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叛徒，只有远在后方的新闻记者才会对许多事情信口雌黄、妄加评论。那些人写小册子反对我们，以及在报纸上辱骂我们的人，远离枪林弹雨、泥泞沼泽的战场何止数百英里，大多悠闲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来到巴伦西亚的报馆里侃大山。除了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诽谤外，所有常习的战争材料、英雄故事和敌意的污蔑——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从不参加战斗，或战斗一旦打响就狂逃百里的人编造完成的。这场战争最阴暗的影响之一，就是让我认识到左翼新闻媒体在每一个方向都和右翼的一样弄虚作假、虚伪透顶。[1]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我们这一边，即政府这一边，这场战争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战争的宣传却让你永远无法弄清其本质。战争刚一开始，左翼和右翼的报纸就仿佛同时跳入同一个相互辱骂的污水坑之中。我们都记得，每日邮报的海报说“左派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报说佛朗哥的外国军团是由杀人犯、白奴贩子、瘾君子、欧洲各国的人渣组成。直到1937年10月，新政治家还说法西斯分子用活蹦乱跳的儿童筑成路障（这样的路障材料可真不是随手可取的），阿瑟？布赖恩特先生宣称，在忠诚的西班牙人中，要“锯掉一名保守商人的腿”是“一件平常事”写这种文字的人从不参加战斗，可能他们以为写作已经足以替代战斗。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是如此，战士打仗，记者叫唤；除了短暂的宣传旅行外，自诩真正的爱国者从不在前线的战壕里停留。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局面，这倒有时让我感到快慰无比。在下一次大战来临时，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史无前例的景象：一名弹片穿身的沙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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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把曼彻斯特卫报作为一个例外来看待。在与本书有关的工作中，我查阅了许多英文报纸的档案。在我们的大报中，曼彻斯特卫报是唯一让我对它的诚实倍加敬仰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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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记者看来，这场战争和其他战争一样喧嚣纷争。仅存的差别，是记者并不会对敌人进行最恶毒的咒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是共产党人和马统工党之间开始相互发动更厉害的文攻，而且远远超过对付法西斯主义者的激烈程度。不过，那时我并未让自己太过当真。这种党派间的长期争斗确实让人厌烦，但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内部的激烈争吵而已。我不相信这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相信双方的政策差异真的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我认为，共产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尽管反对革命向前发展，却无力把革命拉回来。
对于这一点，我有充分的理由。在这期间我一直待在前线，前线的社会政治气氛没有发生变化。在我一月处理开巴塞罗那到前线、直到四月底离开前线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也许持续到更晚一些时候——阿拉贡一带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控制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下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革命氛围一如我最初了解的那样。将军和士兵、农民和民兵仍然平等相待，每个人都拿同样的薪金，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称别人为“你”和“同志”没有老板，没有仆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律师，没有神职人员，没有卑躬屈膝，没有脱帽致敬。我呼吸着平等的空气，我甚至简单地以为西班牙各地都是如此。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只是碰巧置身于西班牙工人阶级最革命的队伍里。
所以，当政治上比我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同志告诉我，不能只根据军事态度来评价一场战争，因为这种态度仅处于革命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时，我真想嘲笑他们。总体上来看，我接受共产党人的观点，他们一针见血地说“不赢得战争，我们就不能谈论革命”；我并不接受马统工党的观点，他们也一针见血地说“我们必须前进，否则我们就会后退。”后来，我渐渐地认为马统工党的观点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至少比共产党人的观点正确，这并不完全是根据理论推导出来的。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共产党人的情况会是一个好榜样，麻烦的是他们的实际行动使人们很难相信他们是出于真正的信仰才这么做的。“战争第一，革命其次”是一个再三出现的口号，普通的加联社党民兵虔诚地相信这一口号。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打赢战争之后革命会继续下去。其次，这个口号只是一句空话。共产党人努力争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适宜的时候，而是确保它永不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权力越来越远离工人阶级的控制，随着越来越多各阶层革命人士被投进监狱，事情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每一项变动都是以军事需要为名来进行的，因为这个借口是现成的，而结果总是把工人从有利位置上赶走，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抵制重新引入资本主义制度。请注意，我并不是在对一般的普通共产党人说三道四，也没有对在马德里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数千名共产党人有丝毫的不敬。因为这些人都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党的政策。至于那些身居党内高位的人，人们很难相信他们不是在十分清醒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
然而，即使革命失败了，争取战争的胜利也是值得的。我终于开始怀疑，最终是否能因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政策而赢得胜利。几乎没有人能从中得出结论：不同的政策也许适合于不同阶段的战争。无政府主义者也许在最初两个月挽救了局面，但在某个节点之后，他们没有能力继续组织抵抗。共产党人可能在10到12月期间挽救了局面，但要赢得战争那还得另作别论。在英国，共产党人的战争主张被无可争议地接受下来，因为报纸上几乎不允许出现批评意见，因为消除革命的混乱，加速生产，部队实行军事化，这些一般路线乍听起来是现实的、有效的。但指出其内在的问题也是必要的。
要想掌控革命的每一时期的发展趋势，使战争尽可能像一次普通的战争，那就必须放弃实际存在的战争机会。我已经描述了我们在阿拉贡前线是如何被武装又不被武装的情形。几乎不用怀疑，武器被蓄意收回，以免过多的武器流入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因为他们日后会把这些武器用于革命活动。结果呢，从阿拉贡发起的强大攻势，本来可以迫使佛朗哥从毕尔巴鄂甚至从马德里后退，可是这根本没有发生。相对而言，这些也许只是一桩桩小事。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争被狭义地理解为“争取民主的战争”那就难以吸引国外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支援。如果直面这一个事实，我们就必须承认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对西班牙战争认识不一。尽管已有数万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战斗，但在他们的身后更有千百万人无动于衷。在西班牙战争爆发的第一年，据说英国公众为各种“援助西班牙”的基金捐款共二十五万英镑，其中近一半在一周内就被用于制作各种宣传海报。罢工和联合抵制等产业行动是民主国家工人阶级声援自己的西班牙同志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式。但这样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各地工党和共产党领袖都声称这是不可思议的，毫无疑问，只要他们仍在高叫“红色”的西班牙并不是“红色的”他们就是正确的。自从1914到1918年“争取民主的战争”以来就存在着一种用心险恶的声音。多年之后，这些共产党人还在劝导好战的工人：“民主”是资本主义的雅称。先说“民主是个骗局”然后再说“为民主而战”这并不是一种好的策略。由于得到大名鼎鼎的苏联的支持，他们向全世界的工人呼吁支持“西班牙革命”而不是“西班牙民主”很难相信他们不会获得反应。
但更为重要的是，采取非革命的政策手段打击佛朗哥的后方，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困难重重。到1937年夏天，佛朗哥控制的人口超过了政府，如果把殖民地计算在内的话更是远远超过政府，他控制的军队也和政府掌握的军队大致相当。众所周知，只要后方存在敌对的民众，就不得不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去驻守战略交通要道、镇压各种阴谋破坏活动等，这样就不可能向战场派遣更多的军队。然而，在佛朗哥的后方，显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佛朗哥控制的地区，无论城镇的工人，还是贫穷的农民，人们都会真的喜欢或者需要佛朗哥。事实上，伴随着每一次向右翼靠拢，政府具有的优势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摩洛哥的例子就能说明一切。为什么摩洛哥没有发生起义？佛朗哥正在企图建立声名狼藉的独裁制度，而摩洛哥人宁可接受佛朗哥的统治，也不愿接受人民阵线政府！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人在摩洛哥发动起义，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把革命置于战争之上。当然，为了让摩洛哥人相信政府这边的诚意，最重要的还是让他们真正获得解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法国人对此会感到多么快意！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战略机遇，在于打破人们对于英法资本主义的空想。共产党人的政策倾向是，尽量让这场战争发展成为一种普通的、非革命的战争，而这种政策倾向必然会使政府接连遭受重挫。像这类战争，必须要通过加强武器装备才能取得胜利，例如，最终靠的是源源不断的武器供给。苏联是西班牙政府武器的主要捐赠国。但它与意大利和德国相比，地理位置却十分不利。这一切也使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的前景也许比听起来更加虚无缥缈。
西班牙共产党反对革命的政策是错误的，我已经说明了自己的理由，但就它对战争的影响来看，我并不希望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一再希望这一判断是错误的。我希望这场战争可以以任何方式来取得胜利。当然，我们无法预料可能还会发生哪些事情。政府也许再次转向左翼，摩洛哥人也许能够团结一致争取解放，英国人也许决定收买意大利，战争也许只要直接通过军事途径就能或获得胜利，——所有这一切全都不得而知。我希望上述观点成立，时间将会证明我的这些判断是分毫不爽或谬之千里。
然而，直到1937年2月，我也根本没有看到事情是在朝哪个方向发展。我对阿拉贡前线的沉默寂静感到烦闷不已，我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反法西斯的战斗任务。我常常想到巴塞罗那的那张征兵海报，它诘问过路人：“你为民主做了什么？”想到这里，我只能回答：“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在刚刚加入民兵那会儿，我曾希望自己能够消灭一名法西斯分子，——毕竟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杀死一名法西斯分子，他们就会很快被消灭掉——可我至今也没有杀死一个法西斯分子，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也想去马德里。无论政治观点如何，军队中的每个人都希望前往马德里参加战斗。这可能意味着加入国际纵队，因为那时马统工党在马德里几乎没有部队，无政府主义者在那里的部队也不再有以前那么多了。
当然，现在人们只能待在阿拉贡前线，但我告诉每一个人，等到我们离开这里时，也许会加入国际纵队，那将意味着接受共产党人的领导。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都劝我放弃这种念头，但没有人试图进行干预。非常明显，考虑到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在马统工党内几乎不存在任何异端思想，但只要没有加入支持法西斯分子的行列，任何人都不会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受到处罚。我经常在民兵中慷慨激昂地严厉批判马统工党的“路线”却从来没因此惹祸上身。我想，对于大多数民兵来说，谁都希望成为一个政党的成员而没有任何压力。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可在马统工党遭到镇压后，我还是感到极为惋惜。